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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精英、农村问题与网络政治——一个研究体系的建构与认知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晨 点击:16874次 时间:2016-05-31 20:45:24

   2015年,参加X教授的一个讲座,事后我与他交谈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从2011年开始做农村的研究,就无意间谈到了农村的一些治理,我记得他当初大概的意思是说,“农村的发展需要精英的领导”。他所说的精英治理,在当前的基层治理可以分为两类:(1)富人治村;(2)能人治村。所谓富人,就是指农村里比较有钱的,有资源的,或者外来的“大户”能够带领农民一起致富;所谓能人,就是指农村里比较有才干的,能力比较突出的农民,带领其他农民一起奔向小康社会。但是如果放在乡村精英的语境中,更多的还是应该去考虑能人治村,毕竟这与当前学界比较提倡的“新乡贤”有差不多的意思。当然,“新乡贤”也是一种乡村精英。

   

   然而,农村治理60多年来的研究,似乎更多的没有去关注精英的治理能力,他们更多的是把农村当做一个试验田,或者是通过抽取治理的模式、经验等。一方面,这个思路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套路是有相似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也深受新权威主义的影响。错了,再来,如果没有错,则推广。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站在学术的角度来说,最大的一个缺陷是贫乏理论的创新,而学术更需要在理论上有突破。不过,随着新的一辈学人的进入,这个局面现在有所改观。

   

   创新的另外一个路径就是在视角上做文章。虽然,我们学界现在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视角,但是依然没太在意和没有完成对乡村精英/乡村知识分子这个层面的解析。如果回到上文中所说的精英治理语境,我觉得是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个层面的,他们是如何带领群众的?无论是致富,还是作用农村的其他问题解决。并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往的“历史”当中,我们似乎看到,乡村精英对于中国社会的推动或破坏,是不可小觑的。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

   

   然而,现在而言,他们之所以采取集体行动的原因主要在于利益诉求,这是当前研究三农问题当中的农民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可以理解的,因为用华生的理论来说,“刺激-反应”足以解释,为何农民会在利益受到伤害以后而采取行动加以回应。但是,基层的各种行为,不能仅仅从基层去理解,还需要从大的环境去解释。毕竟,结构下的基层治理,受制于国家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比如说,上访对于国家而言,被看做是不稳定的一种因素。所以,国家治理对于上访而言,采取更多的并不是在中央的层面解决,而是层层下压,这就导致了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博弈和对抗的双方依然会是基层干部与上访群众,弄不好,则会出现“伤亡”的局面,比如村民把村干部砍死了,再比如村民自焚来以死抗争等等。

   

   窃以为,农民是理性的,但是有时候又是感性的,就抗争策略而言,他们是前者。当上访可能遭受打压,伤害等,他们会选择避开风险。由此,从原先的线下抗争,现在逐步转为了线上的抗争,例如我曾经在《农民的网络政治》一文中阐述了《红雨》一书的关注地方——麻城当地的一个农民的网络抗争,他发帖,抗议,举报···等等,把以往线下的那一套抗争转到网上,希望“被围观”、“关注”,让被举报者的丑恶行为,腐败行为在网络上传播。用舆论倒逼,并希望政府为了形象而不得不采取解决措施,等等。这套抗争的策略,非常的巧妙,但是无效。原因在于,有的政府不管,“只当没看见”。农民怎么办?他们学会了死磕,所以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举报信在网上再一次发出。

   

   总的来说,如此种种的网络政治形态,大约越来越被农民所用。但是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带头抗争的或多或少都还是“有点文化”的,故而在农村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乡村精英或者乡村知识分子,却又因利益受害,而采取网络上的抗争,这三个独立的因素在此就形成了一个体系。

   

   具体而言:

   

   首先,农村问题与乡村精英。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了。特别是当前的乡村治理模式当中,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无论是富人,还是能人,他们作为精英对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不能仅仅靠国家的政策扶持与输血式的解决。

   

   其次,乡村精英与网络政治。正如我们在上文中举例的一样,他们有点文化,有抗争意识,又通晓网络,知道抗争的技巧,故而采取互联网+抗争的思路来想方设法的对问题解决。怎么抗争是一回事,而能否得到政府的重视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了当前这样的一种抗争转型。学界却很少对其深入的研究。

   

   再次,网络政治与农村问题。无论是涉及到农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还是用互联网来解决农民的政治问题等,都需要注意,农民的问题受害才是根本。政治议题中的参与式民主(电子民主)等在中国还未适用,但是采取网络,希望把问题解决的“抗议”是当前农村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块。并且,他们有不懂的,也通过网络来获取。

   

   可以看到,他们彼此关联的,如放在一个体系(底层抗争或基层治理)里,显得更加的紧密,并且两两也是可以勾连起来加以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当前比较新的一些研究思路。与以往不同的是,抗争的主体被遮蔽起来了,风险降低了,而被解决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起之前,是否增大?还有待调查。却不能否定的是,作为网民的农民,他们现在选择网络来进行诉求利益的行为,值得我们深思,这是2000年《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之前未有过的场景。

   

   201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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