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离不开上海都市发展的整体环境，其经营地域必然随着上海都市的繁荣地域的变化发生着位移。但这种作用不是单向的，出版业经营地域的位移，也带动着都市其他行业经营地点的改变，从而也改变着上海都市的社区格局。这种地域的位移，不仅是商业的运行规律的结果，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需要所使然。出版业经营地域的改变，既是上海都市发展的地域体现，又对都市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整合作用。
一、都市的发展与出版业经营地域的位移
上海都市的发展从老城厢开始，随着华洋界限的打破，上海许多事业都由南向北迁移。从19世纪60年代，金陵路（公馆马路）、广东路、福州路、九江路、南京路，次第繁荣起来。就整个城市的繁荣地域而言，有学者认为到19世纪末，“北市”的概念逐渐形成，原来的老城厢则降为“南市”（注：李天刚：《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上海早期租界社会析论》，载《上海研究论丛》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页。），我认为是不够妥当的。租界的繁荣和老城厢的衰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到19世纪末我们说上海的商业、文化的繁荣，当然是由于租界的繁荣而称之。但“南市”“北市”的概念的形成则不是在19世纪末，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华洋杂居局面的形成就开始出现。至少到19世纪70年代，“南市”“北市”的局面已开始形成。成书于1876年的《沪游杂记》第二卷中“各货聚市”条云：
“上海货物皆有聚市之所，如绸缎在抛球场路南及东门内外；沙缎蟒袍在盆汤弄；丝茶栈居二摆渡者多；洋布呢羽在大多数情况下马路抛球场及东门内；衣庄在大东门彩衣街东街；洋广杂货在棋盘街及四马路；古玩玉器在新北门内；眼镜在新北门内；照相楼在二、三马路；钱业南市在大东门外，北市在二摆渡一带；人参药材在东门外咸瓜街；糖行在洋行街；帽铺在二马路中及彩衣街；书坊在城中四牌楼旧教场，城外二、三马路；棉花在东门外一带；米业大东门外大码头大街；木器在紫来街；旧木器在新北门外沿河城脚；竹器大东门外篾竹街；酒馆、戏馆、茶馆宝善街一带居多；冰鲜小东门码头；信局南市咸瓜街，北市二马路；税马车南在小东门外，北在大新街即石路西首；雇内河船北在老闸大桥河下，南在大东门外码头”（注：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7页。）。
这里已很明确地有“南市”“北市”的称谓了，证明“南市”“北市”的概念在此之前已经形成，而不是到19世纪末才有的概念（注：“北市”“南市”的称谓所指有二：一从贸易的角度而言，“北市”指外贸市场，“南市”指内贸市场：二是从地域的角度而言的，“南市”指租界以南的华界，特指上海老城厢，“北市”除指租界外，也指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租界以北的华界市面。葛文“南市”“北市”所指显然是从地域的意义上而言的。）。从葛元煦的这段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上海当时商业的繁荣局面、布局情况，以及上海当时行业的集中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不少行业已集中于“北市”，除洋广杂货外，照相这种较新型的行业也集中于此。经营糖业、药材、竹器、棉花等一些传统商业的仍集中在南市。许多行业如绸缎、钱庄、书坊、信局等均为南市和北市皆有。这表明当时的“北市”已很繁荣，但“南市”也未衰落。不过，总体上说，“南市”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些行业虽居其中，但也尽可能靠近租界，体现着商业由南而北的趋势。一些酒馆、戏馆、茶馆等饮食娱乐业已集中于北市宝善街一带（注：宝善街即不包括近外滩一段的广东路为中国人集资开辟并由中国人管理的街道，其早期是一个独立的华人社区。），所以，有学者说“同治年间是广东路发展繁荣的时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注：李天刚：《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上海早期租界社会析论》，载同前，第235页。）。由广东路而后向北至福州路、九江路等逐渐繁荣。
就上海出版业的经营地域来说，早期当然在南市。咸丰十一年（1861年）吴大澄记及旧书肆、古董铺、笺扇店均集中四牌楼，为愙斋经常驻足之所（注：吴大澄：《棻斋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280、281页、）。一些藏书家还常逛各家旧书店，寻觅搜购善本，如归安姚觐元即在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十五日，从抱芳阁“购得毛抄《六艺纲目》两册……其直四元。又初印《词学丛书》……直三元。林写《精华录》一元。”（注：抱芳阁，系撰者与杨守敬经常“朝搜暮获”有关书铺之一，主人为海上大藏书家鲍廷鼎（奂甫）。）姚氏还从鲍处得《图书集成叙目》、景宋刊本《管子》、毛抄《宋人小集》一类孤本名椠（注：姚觐元：《弓斋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第340页。）。时人有谓：“沪上书肆日起岁增，不但外洋刊本麇至，而累朝有用之书，及乾嘉诸老各种著述，向未刊行者，时时层见迭出”（注：李士棻：《天瘦阁诗卷》自注，见陈左高：《清代日记中的上海史料》，《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这表明直到1861年，南市四牌楼一带的包括书业在内的商业是较为发达的。传教士早期在沪设立的墨海书馆（1843年）、美华书馆（1860年）两个出版机构，最先设立的地点也都位于南市，墨海书馆在县城北门外的大境地区，美华书馆设在东门外，表明南市此时还是经营书业的首选之地。事实上，在1860年以前北市也只有1845年由大境地区迁至麦家圈（英租界山东路口）的墨海书馆。也就是说，此时上海书业的经营区域集中在南市。到19世纪70年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上引的葛元煦书中已说：“书坊在城中四牌楼旧教场，城外二、三马路”，这时书业已有两个相对集中的地区，一个在四牌楼，即今上海南市区光启路以东、东街以西的地方。另一个在二、三马路，即今九江路、汉口路一带。表明上海出版业已出现“南市”“北市”平分秋色的局面。这时在南市经营出版业还有不少，南市地域对于经营书业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吸引力。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种状况还存在。这从一些出版机构的设立情况可以看出。扫叶山房1880年在上海设立分号，首先就设在南市彩衣街。创立于1880年的文瑞楼、1883年创办的千顷堂书局及1886年创办的校经山房，开始也都设于南市。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业集中于北市，南市书业已完全衰落。上面说的扫叶山房开始设北号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原设于南市的文瑞楼、千顷堂书局都迁往北市，两者均迁往河南路以东的九江路上。这时，上海出版机构主要集中于棋盘街和福州路及麦家圈一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上海华商名簿录》中所登录的64个出版机构中，位于河南路上有20家、福州路上有15家、山东路上有11家（注：其余18个出版机构的分布情况是：九江路、汉口路、山西路各3家，江西路、四川路、宁波路各2家，派克路、公馆马路及树兴里各1家。值得注意的是位于福州路、九江路、汉口路上的出版机构多居于河南路以东区域。）。约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版机构逐渐集中于河南路以西、福建路以东、汉口路以南、广东路以北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河南路、福建路之间的福州路一带。据1935年《上海书店调查》中的261个出版机构统计，有40家位于福州路上，还有很多位于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上靠近福州路的出版机构。1939年5月，上海的245家书店中，就有92家在福州路上（注：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5页。）。1948年《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中的604家出版机构，位于福州路上的有69家。如加上临近福州路的加起来有100多家。许多书局都是纷纷迁入福州路或在这条路上设立发行所的。在这条约200米的路段上（河南路与福建路之间的福州路），有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黎明书局、百新书局、开明书局、作者书局、新民书局、博文书店、文怡书局、文化书局、大东书局、大众书局、独立出版社、世界书局、益新教育用品社、科学仪器馆、儿童书局、三一画片公司、受古书局等。如此多的出版机构，“文化街”之称号可谓不虚！另一个书业较为集中的区域在苏州河以北四川路一带，20世纪30年代，除有商务印书馆分馆外，还有新知书店、群益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水沫书店、天马书店、春野书店、南强书店、大江书铺、湖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文化书社、文华书局、祥记西书社、教育书局、光华书局、华侨图书公司、蒋春记书庄、中华图书集成公司、虬江书店、内山书店、受古书店、公道书店、刘德记书庄、经济书店等二三十家出版机构。抗战胜利以后这一带的出版机构更多，据1948年《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所登地址统计，有44家，称它为第二条文化街应当之无愧。此外，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也有不少，1948年有17家之多。
总体上说，上海出版业的经营地有两个走向，一从南市开始，逐步北移至河南路福州路、九江路、南京路；二是由河南路以东向河南路以西发展。最后集中河南路、福建路之间的福州路地域。这是就出版机构的集中趋势而言的，事实上散布在别的地域的出版机构也很多。即使商业相对落后的南市，也一直有新的出版机构在此建立，或原设立在北市的出版机构，为扩大经营，在此也设立分号。特别是一些经营古籍的书庄更是如此。1918年《上海商业名录》中就有大声图书局、文池堂、文胜堂、文华斋、文汇图书局总发行所、江东书局、存古斋等。
二、出版地域的集中及其规模效应
上海行业的经营地点相对集中是非常突出的。19世纪70年代，见诸记载的有前面《沪游杂记》提到的“各货居市”。20世纪30年代，郁慕侠的《上海鳞爪》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海上各种商店，不知怎样，都有聚集在那一块地方的，如石路之南是衣庄店，石路之北是桂圆店，咸瓜街是药材行和参茸店，九江路中段是民信局，十六铺口和老闸桥堍是鲜果行，正丰街是戏衣店及伶人所用的家伙店，宝善街是鞋袜店、笺扇店，望平街之北是帽子店，棋盘街和福州路是书坊店与笔墨店，三茅阁桥十呢绒店，北京路和黄浦滩是银行，宁波路和天津路是钱庄，十六铺南和新闸桥是米行，十六铺外滩是木行，南京路是钟表店和银楼，昼锦里是化妆品店，小花园是女鞋店，南市豫园是象牙店，民国路是海味行和水烟行，小东门是鲜鱼行，南市里马路是陶器店，北四川路和霞飞路是西服店，北京路是西式木器店和旧货店，二马路是颜料店，抛球场和小东门新北门是皮货店，天潼路是蛋行”（注：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2、22-23、146、205页。）。
这些行业在上海的特定地域内集中，有着各种原因，概言之，是各地域的独特优势所使然。
出版业也不例外，前面所说的20世纪30年代出版业集中的两个区域——福州路、苏州河以北的四川路就是如此。正是这两个地域的独特优势，吸引着出版行业向此处集聚，在形成一定的规模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更加强烈地吸引着同行业者，同时带动着相关行业的发展，并在此地域对都市起着整合的作用。
苏州河以北的四川路，即今四川北路。1945年以前称为“北四川路”。这条路为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一分为二，1899年扩张后的公共租界北界即在老靶子路略北处，老靶子路以南的北四川路属租界内道路，而以北则为“越界筑路”。由于“越界筑路”是租界、华界共管之地，又往往成为两不管地带。加之，北四川路又是各国侨民（尤其是日本侨民）混杂居住之地（注：1922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北四川路底建立，故此后北四川路的老靶子路以北段成为日本侨民集中居住的地区。），管理更为棘手。这就为各派政治团体在此地段活动提供了难得的便利条件。自清末以来各种政治团体在此活动不断，如秋瑾在北四川路厚德里（今1545弄）创办《中国女报》并开展反清斗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借北四川路宜乐里（今新广路南段）湖北公学成立；为被清廷驱逐回国学生而成立的中国公学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开学；中共“二大”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召开；“左联”在北四川路的窦乐安路（今多伦路）成立并经常在此展开活动；中共特科设在北四川路三民照相馆（今四川北路1325号）楼上；鲁迅也利用这一地域的独特条件，定居在与北四川路相近的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开展活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20世纪30年代，这条路上集中了三十多家书籍出版机构和《心灵杂志》、《通问报》、《唤群特刊》、《福幼报》、《银星电影杂志》、《劝用国货报》等报刊杂志社，其大部分出版进步书刊，正是利用这个政治控制相对薄弱地带而在此设立的。这些出版机构在此设立后，不仅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而且也成为进步人士的一个活动地点。在成一定规模以后，不仅吸引着别的出版机构来此落户，也带动着娱乐业、商业的发展。成书于1933年的《上海鳞爪》中称30年代初的这条路为“神秘之街”。其中云：
“（北四川路）近年来市面兴旺，日增月盛，已有‘第二南京路’之誉。”“邮政总局、各银行、各书局、各信托公司、各大药房、各百货商店，都属正当商业。还有膳宿方面的大旅社、菜酒馆、西餐馆、宵夜店、点心店，也很多很多。这几种商店间有通宵营业，夜不闭户，其热闹状况可见一斑。再有娱乐方面，有电影、粤剧、平剧、跳舞，统计起来也有多家。”“除正当商业外，关于堕落一门的娼寮、赌窟、按摩院和一切不可思议的勾当，也都汇集在此”。“堕落一门的妓馆，分粤妓、日妓、俄妓、秘密卖淫和专接外国嫖客的咸水妹。赌窟有花会总机关（现闻已迁）、铜宝台、轮盘牌九，而新发明的按摩院也有数家。形形色色，可说已集其大成，足够荡子、淫娃徘徊其间，快活逍遥了。”又云：“一条北四川路，人们目为神秘之街，因为这条路上的玩意确实很多，不论玩的、喝的、嫖的、赌的，色色俱有，且都带些神秘色彩，故曰‘神秘之街’，可以当之而无愧了。”时人关乎这条路的竹枝词云：“怪诞离奇接踵兴，四川北路最摩登。许多事业难宣布，赢得人间神秘称。”（注：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2、22-23、146、205页。）
如果说北四川路文化街主要是因政治弱控的原因而形成，那么福州路文化街的形成则是另一种情况。福州路旧名布道街，又称四马路，因位于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以南的第四条马路而得名。1865年，工部局正式命名为福州路。这条路与广东路不同，实行西式管理，设有路灯、下水道等市政设施。池之澂的《沪游梦影》说：“沟池则时加疏浚，无使淤泥之稍积，晴则轮水奔腾，尘漠不飞，夜则电毯地球，照耀如昼”。比广东路好得多的市政设施，使福州路的娱乐业得以较快发展。1884年，刘维忠在福州路湖北路口创办新丹桂茶园，以后梨园同人相继在福建路以西地区创办戏馆。同时原来集中在宝善街（广东路东段）上海的娱乐中心逐渐西移，福州路成为茶馆、书场、戏馆最集中的街区。19世纪80年代末，福州路已很繁荣。何荫楠光绪十四年八月日记中载：“（四海升平）楼在四马路，一带皆茶室书楼以及酒肆珍味。东西驰骤，声彻云霄；而入夜则电气灯自来火，照耀如白昼，真如不夜之城，靡丽繁华，至此已极”（注：何荫楠：《鉏月馆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第352页。）。到光绪末年，福州路的书馆、茶坊、菜馆、妓院已明显多于其他地方。就书馆而言，“四马路已是书馆林立”，有角楼、小广寒、江南第一楼、海上一品楼、荣华富贵楼、品玉楼、品升楼、天乐窝等。其中，“推天乐窝为第一，每晚九点钟，座客无不密满”（注：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就茶坊而言，1908年，四马路从西边向东，有群芳化萼楼、四海心平楼、金波玉泉楼等16家，而原来娱乐业繁盛的宝善街这时也只有12家，三马路上有4家，二马路上仅1家。这时四马路的烟馆也很多，所谓“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数量达13家，而此时的宝善街才3家（注：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福州路的妓院数量更是惊人，1910年的《上海指南》载：“长三其家多在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野鸡多在福州路胡家宅（按：今福州路湖北路一带）、南京路香粉弄一带，夜间多在四海升平楼、福安、易安、同安、永安、五龙日升楼各茶肆啜茶，或伫立于路旁，招徕游客，及更深夜静，或行人稀少地方，则动手强拉游客”。到解放前夕，今726弄的新会乐里（1997年拆除）不过百步的短短一条石库门弄堂内就有在册妓院达151家，妓女587人，占当时上海妓院总数的1/5强。这里的妓院档次较高，基本上以“长三堂子”为主（注：胡根喜：《老上海四马路》，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50页。）。
鳞次栉比的茶楼酒肆、书场、妓院，使福州路人气骤旺，也为书报业提供了无限商机，来此经营书报业者络绎不绝。报业在1910年前主要集中于四马路惠福里、广西路宝安里小花园和望平街（山东中路附近）。
1897至1908年间，《苏海汇报》、《游戏报》、《演义白话报》、《笑报》、《选报》、《新世界学报》、《经世文潮》、《大陆》、《同文沪报》、《时报》、《警钟日报》、《南方报》、《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宪报》、《神州日报》、《舆论日报》等报刊先后在四马路惠福里创办，1910年以前这里是报业最繁荣的地方。1907至1908年在广西路宝安里小花园先后创办的报刊有《笑林报》、《花世界》、《上海》、《风月报》、《国华报》、《阳秋报》、《官商日报》、《嫏嬛杂志》、《医学报》、《国魂报》、《浦东同人会报》、《春申报》等，1910年又有《天铎报》在此创办。
望平街最早办的报纸是开办在山东路197号的《申报》，后有1893年的《新闻报》，1899年迁入的《中外日报》。1907年后，报业逐渐集中于望平街。1909年许多新办的报纸都直接在望平街觅址，如《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启民爱国报》等皆是。原来不在此的也纷纷向此处迁移，如《舆论时事报》于1909年4月迁入（注：由原《时事报》和《舆论日报》合并而成。），《神州日报》1911年7月迁入。至1911年7月，在望平街及附近集中的报馆已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立报》、《中外报》、《启民爱国报》等（注：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望平街报刊在20世纪20年代仍很兴盛，登记在《上海商业名录》中的，1920年还有12家。1925年的有15家报刊通讯机构（注：1920年《上海商业名录》中有《小日报》，地址在望平街。1925年的《上海商业名录》未见有《小日报》登记，但此时的《小日报》未停，1927年的《上海商业名录》中有《小日报》登载，且地址仍在望平街。故此年的《小日报》也应计算在内。这样，1925年望平街一带的报刊至少有16家。）。即使在1927年，这里仍有18家报刊通讯机构（注：《上海商业名录》，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不过到20世纪30年代，已呈衰落之象。郁慕侠说：“福州路之望平街，从前人们都称它‘报馆街’，因为这一条街道虽短而报馆很多，全沪的各大报馆差不多尽在于此。不过到了现在，关的关，迁的迁，所存在者只有《申报》、《晨报》、《民报》几家。《时报》和《时事新报》早已将编辑印刷部分迁到小花园及江西路去，望平街上仅设一发行机关和编辑部”（注：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这些报刊在福州路沿线的集中，与福州路上繁荣的娱乐业有着直接的关系。众多的茶馆酒肆、妓院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对资源的共享和信息的互通皆有好处，也为报业，尤其是小报提供了较大的销售市场，大大有利于书报的发行。妓院、茶楼酒肆本来就是中国文人消遣的常去处所，在那里抽烟、叉牌，与佳人对饮，尽享逸情闲趣。真所谓：“何处开心，抽鸦片烟，叉麻雀牌。看青莲阁上，一灯对吃，小花园里，连副三台。双马车来，一家春去，叫倌人悄说衷怀。”（注：《汪穰卿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福州路上较多等级的长三妓女更能满足文人墨客的需求。访艳、品艳不仅是他们的情致所在，也为不少报纸提供了满足市民的素材。一时间，“花国总统”、“状元”等的选举热闹非常，有些文人专门撰写“花讯”、“花经”。这些“花讯”、“花经”当然也成为茶楼酒肆必不可少的谈资。同时，茶楼酒肆和妓院也是报纸的重要销售市场。这些都促使了上海小报的兴盛，单是1896至1910年间创办的就至少有《世界繁华报》、《游戏报》等32种（注：阿英：《晚清小报录》，载《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山版社1958年版，第49-89页。）。在知其地址的25家报纸中，有20家在福州路及邻近地带，尤其集中于望平街和广西路小花园。广西小花园，这里正是福州路上距离妓女最集中的会乐里最近的地方。后来，望平街不少报纸都迁移到广西路小花园，应该与这里的妓院、茶楼酒肆众多有关。正如阿英所说：“若果不谈这些‘风月’‘勾栏’，这些小报在当时就不会存在了，就失却物质基础了。这正说明了这类小报，是半殖民地生活，和封建地主生活结合起来所孕育的，具有特征的报纸。也正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的买办阶级、洋场才子、都会市民和官僚地主一些没落的生活形态。这些报纸，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注：阿英：《晚清小报录》，载《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山版社1958年版，第50页。）。有些为避开报头的控制，则干脆以这些地方作为报纸的发行渠道。不仅报纸，一些书籍也利用这一途径，如“野鸡大王”徐敬吾就在下等妓女丛集之处的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开一小书铺，贩卖大量禁书到各家茶馆中出售（注：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福州路出版业的兴盛，与书刊在此处的互动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也有着很大关系。从地址上说，此处的许多报刊、书局办公地点可以相互利用。如1904年创办的《时报》就设在广智书局的楼上，1897年创办的《笑报》附设在《苏海汇报》内，1902年《苏州白话报》馆址设在文翰斋内，《鹤立报》址设在游戏报馆内；《女铎报》设在广学会内，《妇女时报》设在《时报》内等；其他出版机构附属的报刊更是如此，1918年《上海商业名录》中登录在商务印书馆年内就设有《小说月报》、《少年》等9种杂志。从发行上说，一些没有发行所的报刊社、书店可让别的机构代为发行。沈知方在自己没有营业门面时，其书籍由大东书局代为发行，周瘦鹃编辑的《乐观》杂志由福州路中国图书公司经销等都是借助别人的门面发行。从出版物上说，可以产生联动作用。许多出版社附设报刊，也有的报刊附设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在民初就有号称中华“八大杂志”的《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术界》；商务印书馆附设的杂志更多，每月最多时刊行20种以上；神州国光社发刊有《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等。有些更是报有书、书有刊，如《时报》馆附设有正书局，有正书局又出版《余兴杂志》、《小说时报》、《佛学丛报》等几种杂志。这种报刊的互动，繁荣着这里的出版业。如鸳鸯蝴蝶派的许多小说先在报纸连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后，再出版单行本，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发行量。租用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报馆、书店地址，不仅减少了前期的资金投入，也为其扩大影响，提高本书刊的发行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再者，由于书、刊、报的集中，导致许多印刷机构来此落户，为出版物的制作提供了便利。
三、结语
综上观之，上海近代出版行业的集中社区，或因社区的政治弱控而形成；或因社区的先进设施而引起商业、娱乐业的盛集，由此所产生的大量的信息和便利的发行条件，而吸引着出版业向社区的集聚。出版业的集中，必然导致印刷机构、刻字行、古玩店向此地的发展。同时也必然拉动商业、餐饮业、娱乐业的同步发展。这种集聚在特定社区产生规模效应后，此社区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从而产生更大规模的集聚。各业之间的互动，伴随着这种过程的始终。当然，清政府威信的跌落，一些文人对科举兴趣的丧失；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文人入仕的通道被堵死后，大批文人来沪借出版业而谋生；晚清上海市民阶层的兴起都是此地出版业兴盛不可或缺的外部原因。
出版行业的集中，进一步带动着相关的商业、娱乐业的发展，形成都市独特的繁荣社区。这些社区的许多行业虽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各时期的盛衰情况也不一，一些已难觅踪影，但有些直到今天仍依稀可见。即使今天走近福州路，您仍然能感受到它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鳞次栉比的文化用品商店门类非常齐全，从文房四宝到电子文具，可以说应有尽有。有人统计，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文化商店有46家（注：胡根喜：《老上海四马路》，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此外，刻字店、印刷店也有不少（注：近现代上海绝大部分的出版机构是同时经营文化用品的，也有一些兼营印刷业、刻字业。可以说，这些行业在那时是出版业的一部分。）。出版业这种异常活跃的文化活动，对社区的其他行业产生着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从而整合着这些社区的文化，使其成为都市文化的一部分，并对都市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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