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邹农俭（1957－），男，江苏无锡人，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农村社会学和社会结构研究。
一、人为“造”中产阶层的主张
我们在分析发达同家的社会结构时发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度，社会结构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形态，也就是说所谓的“中产阶层”或曰“中间阶层”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上层和底层群体都是少数。如现在的美国，中产阶层已经占到总人口的80％，中产阶层成了“大众”的代名词。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崛起同样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至上个世纪末，中产阶层人数已经占到总人口的65％。作为发展中大国之一的印度，近年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改革的进程，中产阶层的人数大幅增加，目前已有两亿人加入进了中产阶层的行列。可以肯定地说，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必然造就出一支中产阶层的队伍来，“橄榄型”社会结构确实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一大成就。如果工业化过程没有产生相应的中产阶层，那这样的现代化模式就要打上问号了。
而且，“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能够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因为社会中的多数人中产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收入稳定、生活有保障的，所以，人心思安定，社会结构内部矛盾钝化，上层、中层、下层人群之间有了缓冲地带，成为一个比较稳定、成熟的社会。而对照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形态还是所谓的“金字塔型”的，即上层群体是少数，中层群体规模不大，下层群体数量特别多。有专家形象地说，该壮大的还没有壮大起来，该缩小的没有小下来，上层与下层之间落差较大，占多数的下层群体劳动方式落后、生活艰难，不能成为社会模仿的对象，中产阶层的人数只占不到1／5，能量有限，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这样的社会结构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意义特别重大。而我国现在正在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在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能够造出一个数量很大的中产阶层来，由“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转变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如果哪一天我们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也就标志着我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这样也就有了人为“造”中产阶层的理论主张。请看如下这些说法：“合力打造中国中产”[1]，“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关键要看中产阶层是否庞大，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尽早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产阶层的壮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也谈培育与壮大中产阶层”[3]。甚至将造就中产阶层的规划定得非常具体，每年要增加多少多少人、扩大多少多少比例，“以培育中产阶层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未来17年内，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培育中产阶层和建设较高标准、较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壮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就是要在保持现有中等收入者19.07％比例数的基础上，按照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促进中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使中等收入者比例达到40％。最低收入和中等到偏下收入者由64.15％降低到40％。”[4]“有一个说法，美国的中产多，占总人口的80％，因此美国社会保持了比较长久的繁荣稳定。所以有人计算，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层人数每年增加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而这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中国社会秩序就稳定了。”[5]
这些主张好像是在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是社会不稳定之源，我们现在正是坐在火山口上，待到庞大的中产阶层出现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造出来了，一切就好了，就万事大吉了。“中产阶层将撑起中国的未来”[6]，于是，就要人为地造就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来。
人为“造”中产阶层的主张，似乎从执政党的重要政策：“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找到了理论依据。殊不知，我党的这一重要政策指向，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其一，这三句话是一个完整的表述，说明现阶段执政党对收入分配的基本态度是什么，而不宜将三句话中的某一句拿出来加以放大，对这一政策主张不应割裂地理解。其二，这一政策表述只是就收入而言的，现阶段应当强调共同富裕，使更多的人能够富裕起来，中等收入的人应当多起来，低收入的人数减少、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是说要“造”哪一个阶层。
笔者觉得现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已经形成了一股要人为地“造”出一个中产阶层的趋势，要强制将“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捏成“橄榄型”的结构。这样一种人为地“造”，与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优势相结合，比如说：行政推动，从上到下加以组织，非常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一层一层的指标化考核，就有可能将事情办坏，甚至可能导致极为可怕的社会后果。因此，有必要对中产阶层的形成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对人为地造中产阶层的理论主张作深刻的反思。
二、国外中产阶层是怎样形成的
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产阶层占多数是个不争的事实，现代化的社会当然与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有必然的联系，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有充分的依据。但我们要问，“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庞大的中产阶层能否通过政策导向、行政手段人为地“造”出来？
让我们来看看国外中产阶层是怎样形成的。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成功的国家，随着17世纪一系列的革命、改良和18世纪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个以工商为业，经济力量雄厚的阶级得以成长起来，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但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均衡，少数贵族和大资产者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所以尽管在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中产阶层的数量和比重并没有显得十分突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产阶层的兴起才成为一个十分醒目的现象。这一时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失业率很低，福利国家面貌逐渐形成，社会相对安定，产业结构的升级取得实质性成果，传统产业部门的煤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等逐渐衰退，新兴的服务业等发展较快，同时，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68年时全部非体力工作者的比例为33.48％，1978年为37.35％，1986年是42.63％[7]，这期间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开始成为影响劳动者收入的重要因素，工资收入主要体现为教育收益和与劳动者就业的行业和部门有关，所以产业结构的升级为中产阶层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规模开始萎缩，主要原因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在整个产业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少数掌握高科技的专业人员从中产阶层中分离出来，获得了高额利润，这些人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财富分配和社会生活的上层、新贵。原来中产阶层中的一部分因跟不上知识、技术的更新换代而成为中产阶层的下层，甚至淘汰出中产阶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引发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使原来中产阶层中的一部分蓝领失去了依托的产业，收入迅速下降，甩出了中产阶层行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也是使中产阶层数量减少的一招，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就业人员被解雇，其中有一部分人因长期无法重新找到工作而退出了中产阶层之局。所以工业化造就、壮大了英国的中产阶层，信息化、全球化等因素又使中产阶层分化了。
美国是一个现代化非常成功的国家，自20世纪以来，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型国家到现代化国家的转变，现在进入到所谓的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在美国，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起自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跃居世界首位，工业生产的各个门类全面发展，以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也很快成长起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就业比较充分，劳动者的收入大幅增加，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也有了物质基础，国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1992年人均国民收入23240美元，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13886美元。家庭消费用于食物支出的份额下降了，而用于住房、汽车、娱乐、服务、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重大幅上升，1983年美国共有23000万人，注册的小汽车有1.3亿辆，也就是说不到两人就有一辆小汽车。住房方面，全美8391万户家庭，住房达9.352万所，平均每户占有一套房子还多。电冰箱、电视机在70年代就已普及。在中产阶层人数壮大的同时，中产阶层的构成也有所变化。19世纪初期，中产阶层的主体是所谓的农夫，这些人既从事农业，又经营农产品加工、包装、地产、棉花、商业，甚至铁路、金融。到了20世纪，美国的中产阶层则以依靠薪水生活，以知识和技术提供服务的白领人群为主。“现在美国中产阶层的主体是雇佣劳动者。在美国，现在构成白领阶层的主要是办公室职员、推销员、教师。美国中产阶层已从以资产为特征衍化为以职业为特征。从事运输、信息、市场营销、金融、贸易的白领阶层的扩大与科技的高速发展有很大关系。据调查，在美国社会中专业和技术人员在1940年有390万人，到1964年上升到860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3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专业与技术人员人数自1950年以来已增长近300％，达到210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5。专业与技术人员将日益扩大而处于主导地位，成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构成。”[8]在美国，中产阶层就是普通大众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的范畴。
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在十余年的时间内，印度形成了一个两亿多人口的中产阶层群体，开始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化。印度中产阶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起自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在经济体制上由过去混合经济模式转向政府主导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放宽对私营经济的控制和限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让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扩大进口，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80年代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到了90年代经济改革的力度更大，私营企业可以进入更加广泛的领域，取消了大部分工业的许可证制度，改革公营企业，出售一部分公营企业的股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外资进入印度，加速经济国际化、外贸自由化。经历这十余年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私有化改革，印度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印度重视高新技术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信息技术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特别是软件产业，增长速度仅次于美国，现在占全球市场的1／5多。此外，印度的卫星、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原子能发电技术、海洋勘探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在调整收入结构方面，主要是减轻个人税负，提高所得税免税额，减轻工薪人员的税收负担，享受额外的财富税免税优惠。印度十分重视教育亦很值得称道，到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列世界第一，1999年印度的教育支出占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这些做法使得经济快速发展，就业人口增加，从而从根本上减少了贫困人口，提高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准。高新技术的较快发展，直接造就出一批技术型、知识型专业人员，中产阶层的人数大为增加。减轻个人税负，使得绝大多数人得到实惠。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教育水准。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印度造就出了一批人数较多、具有自身特质的中产阶层来。
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是工业化、现代化是造就中产阶层的根本动力。只有工业化，才能使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大量涌现，从而使相当多的人拥有充足的财富成为可能，社会的中产阶层化才有物质条件。二是经济结构的变革。经济结构的演化，多种形态经济结构的形成，高新技术的产生并普及，直接导致劳动者分工分业的充分展开，社会成员就业的普遍化，知识、技术直接服务社会并产生巨大的效益，白领阶层出现并形成规模才有依托的基础。三是中产阶层的生成有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只有社会成员整体素质提高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了，中产阶层才会脱颖而出。这其中，普遍性的就业、教育程度的整体提高、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社会福利扩大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庞大的中产阶层的造就、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过程的自然结果，是经济结构合理变革、社会结构良性变迁的必然归结。人们注意到了“橄榄型”社会结构的积极作用，但充其量我们只能在形成这种社会结构的“过程”上着点力。如果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迅速“造”出一个中产阶层来，用行政推动的办法来“捏”出一个“橄榄型”的人群结构来，其结果恐怕将事与愿违，甚至会留下极大的后遗症。
三、“造”中产阶层的方法论错误
可见，中产阶层的形成伴随于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阶层的成长是这个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写照。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结果的形成，有着一系列相关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只有这个过程完成了，结果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而我们现在的一些理论主张和政策措施是把注意力放在直接造就这个结果上，希望这个结果早点出现，并运用多种方法强制性地来推出这个结果来。所谓的“造”中产阶层、运用行政力量来推动“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就是这个意思。
人为地造中产阶层为什么不行呢？这样做违背了什么方法论原则呢？人为地去造中产阶层在实践中将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呢？
第一，只追求社会结构结果的做法违背了事物演化的基本规律。“橄榄型”社会结构，或者说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社会，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自然演化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出现，经历了非常丰富、十分曲折的过程，而我们现在将注意力放在追求这个结果上，却不去考虑实现这个结果的过程、支撑条件，这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可行的。所以正确的方法论应当是，把握事物演化的基本规律，重视事物变化的过程、环节、步骤、次序，步骤把握住了、顺序对了、措施得力了、过程完成了，理想的结果就会水到渠成。而不是将目光盯在结果上，想尽办法去制造这个结果，最终扭曲了事物演化的基本规律。
第二，人为地造中产阶层是缘木求鱼的做法。现代中产阶层都有其产业基础，也就是说，中产阶层范畴包括的这些人是依附于一定产业的，他们是有职业的。职业是中产阶层的依托基础，一个庞大的特定群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具体人群就业的表现形态。劳动者这张“皮”必须附在特定的“毛”上，现在我们强调要增加“毛”，可是“皮”在哪里呢？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的形成，是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的写照，只有知识经济已经普及，知识、技术替代了劳动力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庞大的中产阶层出现才有扎实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有个耦合关系，而且一般地经济结构的变动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过分强调社会结构的变革，而忽略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会造成两者之间的脱节、断裂，就必然出现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说我们希望早日出现一个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群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能尽早形成，那么就应当把注意力放在中产阶层依托的这个基础上。扩大这个基础、强化这个基础，这样也许有些用处，而不是将重点放在直接“造”一些人群上。通常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包括了社会管理者、专业人员、技术人员、三资企业雇员，还有律师、分析师、咨询师、营养指导师等自由职业者，试问这些人是能随便增加的吗？如果我们人为地扩大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的队伍，随意增加这些人的收入，那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制造一个没有产业依托的、缺乏支撑条件的中产阶层必然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假如我们靠政策推动，硬是人为地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那这个中产阶层也是不值得模仿的，它绝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反而会成为社会的累赘。原因就是合理的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层应当是在公平的制度环境中成长、提炼出来的。
第三，人为地将“金字塔型”的结构捏成“橄榄型”的结构是一种想象。从形态上看，似乎金字塔式的结构扩大中间部位就能改变形态，向橄榄型的状态转变。好像一个泥塑的模型，用手就可以随意去捏的。实际上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改变金字塔式的结构，应当收缩底部，整体抬高底部才能起到作用。因为中间部位的人是从底部遴选出来的，中产阶层的后备军是普通大众。从实践上看，我们只有将注意力放在普通大众身上，扩大就业、增加多数人的收入、提高全体人的教育水平等举措才能从金字塔的底部中提炼出一批中产阶层的成员来。
第四，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提法容易造成误解。被误解成是努力扩大现有中产阶层人群，提高现有中产阶层人员的待遇，使这些人莫明其妙地提高了社会地位，这样势必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搞乱社会成员之间应有的正常秩序，破坏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关系。在当前，我们应当理顺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建立不同阶层、群体之间良好的利益协调关系，使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各就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些方面事关社会稳定有序、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
第五，运用行政手段去造中产阶层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使得社会出现畸形化。比如，过分扩大公务员队伍，公务员随意提高待遇，既直接加大了行政成本，又使得社会认知出现了偏差，导致社会上过多的人纷纷想法挤当公务员。不少公务员岗位都要研究生学历，甚至要求有博士学位，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一般而言，创业者、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应当得到社会的推崇，是社会的楷模，这样，这个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才能更加健康。比尔·盖茨受人尊敬，因为他推动了时代的进步，改变了人类历史，他的精神激励人们更加发奋地去创业，这样的社会氛围是健康的。得诺贝尔奖的人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的精神成为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这种精神驱使更多的人去为人类社会作贡献。而普通的公务员不应过度成为社会模仿的对象，社会各行各业，非常广阔的领域都需要众多优秀、杰出的人才去创业、去开拓、去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既是能造就出千千万万优秀人才的社会，又是能驱使众多人才能在非常广阔的领域各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时代，而不是用某种制度设定诱使过多的优秀人才去千军万马上独木桥。还有人说，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似乎造中产阶层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一大战略举措。这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小康社会的实现，必然会形成一个数量可观的中产阶层。而如果只去追求中产阶层造成了没有，到了那一天中产阶层的庞大队伍是有了，或许其背景未必就是小康社会了。
第六，关于社会政策重点的讨论。根据我国的国情，现在在政策主张上不是去着力培育出一个中产阶层的问题，而是应将战略重点放在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的需求上来。一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必需的、基本的公共物品。如：尽可能扩大就业，让更多的人有业可就，增加多数人的收入，让更多的人得益。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准，普及义务教育，努力增加对教育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受到高等教育，提高国民基本素质。建立、健全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数以亿计社会成员的养老、医疗、卫生、工伤等保障制度。建立覆盖全体人民的低保制度，反贫困计划，及时的救灾制度，还有必要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大大压缩行政成本，包括公务用车、公款吃喝等都有极大的压缩空间，省下来的钱用于以上这些方面。所以，社会政策的重点一是托底，逐渐抬高底部，使更多的人摆脱贫困。二是为全体人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公共物品。因为我国人口众多，这么多的人要人人吃饱饭、住上房、上好学，就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对一部分人的过分关照上。三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创造平等竞争的氛围。比如在经济领域，只要贯彻市场经济原则，效率自然会提高，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差距会扩大，市场会失灵，社会政策就应当重点放在对市场的矫正上，放在弥补市场的不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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