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俄罗斯 转型 调整 市场化改革 民主 集权
1991年，在对原有社会制度和体制彻底失望以后，俄罗斯别了社会主义，踏上了转型之路。纵览俄罗斯20多年来的转型历程，跌宕起伏，令人深思。1990年代，走在转型道路上的俄罗斯一路下行，几近滑向深渊。正如刚刚担任总统不久的普京所说，“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①但进入新世纪后，困难重重的俄罗斯出人意料地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此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交替担任总统，俄罗斯的发展势头一直未减，一跃成为“金砖国家”之一，创造了转型的奇迹。
从经济持续大幅下滑到持续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②“在1999年～2009年间，俄罗斯GDP累计增长62.6%，年均增长6.9%，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年均4.7%的增长速度。其中工业生产累计增长60%，农业生产累计增长33.4%。最具转折意义的指标是，2007年名义GDP规模已达到1.2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是1991年的110%，这一指标标志着俄罗斯经济已经摆脱危机”。③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2010年、2011年、2012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4%、4.3%和3.4%。在经济持续增长下，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切实提高。
从政治社会动荡走向政治社会稳定。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斗争不断，街头政治盛行，民族分离、分裂活动猖獗。进入普梅时期，俄罗斯的政治斗争步入文明和法治轨道，政治生活规范有序，国家统一得到维护，社会趋于稳定。
从体制机制运行不畅到有效运行。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虽然打破了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起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但新的体制机制运行效率低下，政治动荡，经济效益不高，腐败蔓延，寡头干政，两级分化。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梅当政后，新的体制机制开始有效运行，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加强，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规范有序。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完成了从衰落到振兴的过程。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十多年中，普京以及作为普京路线执行者的梅德韦杰夫及时、果断作出了十大调整。
十大调整的具体领域
在转型指导思想上，从多元思想到新俄罗斯思想。在转型之初，俄罗斯打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制定新宪法，确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思想迅速走向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迅速兴起，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一度甚嚣尘上。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认为，一方面，意识形态应是多元的，他们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共同信奉的核心价值观。普京认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④因此，普京主张用新俄罗斯思想团结俄罗斯人民，凝聚人心。他把新俄罗斯思想概括为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这种俄罗斯新思想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合成体，是团结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纽带。
在转型道路上，从西化道路到俄罗斯道路。转型之初，俄罗斯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全盘搬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经济滑坡和政治动荡的事实使普京认识到，“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会取得成功的”。经过多年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时期和叶利钦激进改革时期后，俄罗斯社会上下既对造成俄罗斯“伤筋动骨”的右翼激进自由主义政策失望和不满，又不愿意回到苏联时期没有经济活力、缺乏政治民主的集权体制下。普京得出结论：“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⑤俄罗斯的未来是人类普遍文明与俄罗斯现实的有机结合，俄罗斯的道路既体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这就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俄罗斯国情”。
在转型战略上，从激进战略到渐进系统战略。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实行了激进战略，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已使俄罗斯精疲力竭。只有幻想或那些对俄罗斯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招牌(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国家和人民都经受不起再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现在国家的忍耐力、生存能力以及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即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⑥俄罗斯当局曾一度希冀马上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民主政权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事实却是一个不成熟并存在一系列缺陷的民主政权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使他们认识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可以通过一纸命令迅速确立，但建立在新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有效运行，特别是新的民主思想的吸纳、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却远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需要一个较长的、甚至是反复的过程。俄罗斯在经过激进的、剧烈的改革后，在通过激进战略完成新的制度框架的搭建后，主要任务是消化前期的改革成果，深化改革，系统筹划，精密测算，整体推进。统筹考虑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的配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配套，战略、策略和步骤的配套，目标、原则和措施的配套。
在所有制结构上，从大规模私有化到稳步私有化与改组、改造国有企业并举。俄在改革之初推行的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连俄“私有化之父”盖达尔都承认，俄的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西方金融大亨索罗斯也多次批评俄罗斯是“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1996年，俄着手制定了新的私有化法，该法对旧的私有化法作了修改和补充。普梅当政后，进一步调整私有化的政策，停止大规模的私有化，有选择地对单个企业私有化;私有化的重心由数量转向质量，把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作为私有化的目标;取消给本企业职工的优惠;按市场价格对私有化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把私有化对象扩展到不动产范围;扩大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关在私有化方面的权限;未经审核及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国资本不得参与私有化活动，对于已经卖出的重要企业国家将其赎回。俄还注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加以改组、改造，将保留的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企业，这类企业为社会所必需，但其经营按市场原则是无效或低效的，它们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费靠国家预算提供拨款。为了提高管理效益，国家有关部门同官办企业领导人签订合同，确定目标责任制。另一类是公司化企业，保留的国有企业中除官办企业外的所有企业都属于这一类。它们被改组为股份公司，国家掌握其股票的控股额(占有50%以上的股份)或区段额(占有25～59%的股份)，实行控股或参股。对国有股份的管理主要实行委托管理，即按照商业条件将国有股份转给个人或组织来管理，由他们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中代表国家。
在经济体制上，从自由市场经济到社会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之初，俄罗斯一度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效果很不理想。因此普京认为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加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力”。但普京又认为，“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制，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⑦普京认为，一般而言，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但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力。国家要平等对待一切经济主体，在统一经济空间方面发挥保障作用。普京主张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显而易见，俄罗斯新的领导人想带领俄罗斯走一条既要国家宏观调控又要自由市场的道路，即社会市场经济之路。
在政治体制上，从西方民主到主权民主。在转型之初，根据西方的主权在民的原则，俄罗斯套用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产生了较大的混乱。普京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出了“主权民主”概念。“主权民主”对内强调民主的可控性，在发展民主自由时注重恢复法律秩序。在他们看来，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最终既压制国家，又压制公民，而使自由和民主消失殆尽。面对转型以来俄罗斯社会的混乱状态，普梅扭转了忽视法律秩序的倾向，“坚持唯一的专制——法律专制”;⑧ 对外强调俄罗斯的自主性，它是依据俄罗斯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由本国自主确定的民主，有权决定本国的政策，可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任何方式来维护这种权利，使之不受外来的压力。“主权民主”有效回应了国内外民主倒退的指责，有利于维护俄罗斯的稳定和主权。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从联邦制到适度中央集权制。在俄罗斯联邦独立的过程中，为了同联盟中央进行斗争，俄联邦领导人无原则地怂勇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利，谋取利益。叶利钦甚至对地方领导人说，“你们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这导致俄联邦境内地方分立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尽管不久之后俄联邦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维护联邦统一，但地方分立、分离势力已经坐大，难以剪除。除了车臣公开宣布独立外，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对联邦中央的越权行为。叶利钦之后，普梅对俄罗斯联邦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第一，将俄罗斯按地域原则建立由共和国、边疆区、州、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组成的7个联邦区。第二，把国家元首在地区的全权代表制改为国家元首在联邦区的全权代表制，扩大和加强全权代表的权力，而此前俄联邦总统驻地区全权代表权力较小，仅仅发挥监督、协调作用，只是扮演总统委派的观察员的角色和中央与地方联络官的角色。第三，在立法方面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力。第四，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政治权限，并使之法律化、制度化，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既要确保国家的统一和对地方的调控能力，又要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建立中央适度集权的新的联邦体制，这既完善了联邦体制，巩固了国家统一，也表明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开始向中央适度集权方向发展。
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从培育公民社会到注重建设强大国家。在转型之初，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俄领导人把国家看成是产生很多错误的源头，并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矛盾、冲突的，主张控制国家，极力压缩国家权力，造成国家软弱无力，无政府主义泛滥。普梅一方面认识到，公民权益是否得到维护是民主社会的标志，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为此，他们要求规范政党行为，转变工会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另一方面，针对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国家政权软弱的问题，普梅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⑨普梅时期，俄罗斯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根本对立的观点，强调国家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在建立强大社会的同时，首先要建立强大国家，强化国家的权威，增强国家控制能力，实行可控民主，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限制西方与俄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将私有化的媒体重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强化对舆论媒体的引导控制。
在转型内容上，从经济政治改革到文化社会建设。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其有效运行需要营造相应的文化环境。在民主制度和体制建立之初，俄罗斯整个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由于缺乏妥协、合作的政治文化，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互不相容，互相争斗，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直至爆发暴力流血冲突，政局动荡不安，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样，由于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文化， 俄罗斯的经济领域一度充斥着欺诈、假冒伪劣、三角债、偷税漏税等现象，经济运行成本过高，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持而难以有效运行。普梅执政后，着手为俄罗斯寻求新的思想价值，凝练、总结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为核心的俄罗斯新思想，高度重视宽容、信任、合作、妥协、节制、调和、适度、平衡、认同等政治文化的培育，强调平等、诚信、契约、自由、独立、自主等市场经济文化的养成。他们坚信，只有在全社会确立相应的文化精神，并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运行。
俄罗斯的改革首先选择了市场化、民主化，但是市场化、民主化很快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两极分化、腐败现象严重、犯罪率显著上升、灰色经济盛行、社会心理一度比较激进。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思想混乱、人心不稳、矛盾加剧，干扰、阻碍甚至破坏了经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其成效一般会通过社会反映出来，成功的经济改革会促进社会发展，反过来社会发展也会促进改革的深化，两者会产生良性循环，反之会相互阻碍。在经济政治改革后，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社会改革成为转型的必然选择.。普梅采取一系列措施，在社会政策制定上，预防强势集团干政，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在社会分配政策上，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公平分配。在社会利益的维护上，培育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维护公民个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转型重点上，从制度确立到体制机制完善。在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体制的同时，还必须完善相应的运行机制。俄罗斯在转型初期，虽然建立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但它们未能高效运转，反而效率低下，甚至发生空转，其应有的功能难以发挥，主要原因在于尚未确立与基本制度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如果说制度是对系统内那些能够代表并体现该系统本质的规范体系的概括，体制一词是对系统内那些使基本制度得以实现的具体规范体系的概括，而机制一词则是对系统内各种实体、角色、规范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总体概括，它强调的是各种要素在运行中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实现政治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影响。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关系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体制机制作为制度各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渗透于制度各个方面，是制度运行的关键。由此，普梅进一步认识到，民主化、市场化不仅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建立，它们还包括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的确立。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监督制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政治参与机制及其运行机制，在联邦制下建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结合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国家、社团、个人之间纵横交错的政治信息传递与沟通机制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确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建立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宏观调控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刺激生产发展的价格体制及其机制，公平的竞争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维护稳定的社会保障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等。
十大调整的重要现实意义
上述十大调整，表明俄罗斯经过多年的转型探索，已经告别西化道路和发展模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体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其核心包括五个方面：(一)俄罗斯新思想;(二)强大国家;(三)混合经济; (四)公民社会;(五)主权民主。上述五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它们互相联系，互相支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既反映了俄罗斯转型的发展方向，又体现了俄罗斯新社会的基本特点。
普梅的调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作出的新选择。从俄罗斯的历史看，俄罗斯是一个兼具东西方特点的国家，其传统文化以其整体性、国家性而闻名，特别是在20世纪，“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质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⑩从现实看，普梅认为，由于民主自由是人类主流政治文明，因此俄罗斯的改革方向是基本正确的，但激进的改革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俄罗斯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经过激进的改革后，俄罗斯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消化前期的改革成果，深化改革，进行具体的体制机制建设和完善工作，巩固新制度，保障政治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重振大国雄风。
普梅对俄罗斯转型作出的十大调整，是继1991年叶利钦改革以来的又一次新的重大改革。纵览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转型，可以初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叶利钦时期(1991～1999)，该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打破传统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第二阶段为普梅时期(2000年至今)，该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在新制度框架下确立完善新的体制机制，以巩固新制度。如果说叶利钦的改革给俄罗斯带来的是第一次转型，主要是制度的变革，那么普梅调整给俄罗斯带来的则是第二次转型，是从俄罗斯的实际出发，实行体制机制的变革。从这两个阶段的关系看，普梅对俄罗斯转型作出的十大调整，并非是对叶利钦改革的全面否定，而是在继承叶利钦的改革成果、坚持俄罗斯新制度的基础上，对俄罗斯的改革道路、发展模式、战略策略和改革内容的深化。面对第一次转型产生的严重挫折，普梅认为，叶利钦的改革领导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走上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俄罗斯应当继续走下去。但叶利钦在俄罗斯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和激进战略使俄罗斯伤筋动骨，必须予以调整。当普京被人问及他的执政与叶利钦执政之间的关系时，他坦承，一方面，他是在以叶利钦为首的前任政治领导者创建的基础上发展着国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显然生活在发展，而不是静止不动的”。普梅经过深入反思和慎重考虑，对转型作出了重大战略调整。
普梅对俄罗斯转型作出调整的直接动因在于叶利钦时期的改革遭遇重大挫折。因为经过1990年代的十年转型，俄罗斯经济下滑、政治动荡、社会分化和思想混乱，表明第一次转型存在严重问题，迫切需要对转型进行重大调整，进一步采取新的改革举措。进而言之，普梅调整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要确保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良性运行，维护并巩固新制度。因此，如果说第一次转型是解决新制度的建设问题，那么第二次转型则是要结合俄罗斯的国情，解决新制度的运行问题，妥善处理好思想解放与统一思想的关系，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改革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等。新制度的良性运行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在制度内部，建立与新制度相适应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在制度之间，形成新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新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融通耦合、协调运行的局面;三是在制度之下，产生良好的绩效，具体包括：在政治制度之下实现了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在经济制度之下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在思想层面实现了思想统一和文化繁荣，在社会层面实现了社会和谐和民众幸福。新制度能否良性运行是衡量一国转型是否成功的关键，因为打破旧制度可能比较容易，而建设一个新制度则相对困难。一些人以为，打破了旧制度就意味着转型成功、万事大吉，这一认识实际上犯了理想主义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不止一次在历史中重演，不少国家和地区因此陷入了转型困境，不能自拔。普梅对俄罗斯转型作出十大调整，有效地解决了转型以来俄罗斯新制度运行不畅、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成功地扭转了俄罗斯经济滑坡、政治动荡、国力下降、社会不满的不利局面，初步实现了俄罗斯的振兴。当然，2012年，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新一轮“王车易位”后，面对反对派的抗议示威、严重的腐败、经济增长下降、民众不满情绪增长等新的压力和挑战，普梅已经着手重组权力体系，推进能源现代化和再工业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转型以来俄罗斯的调整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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