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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魏波 点击:309次 时间:2014-05-22 16:32:58

  现代性建构是社会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变迁,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各个层面都存在不同的困境,它们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形成一种系统困境。

   

   一、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推进,社会高度分化也高度融合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现代性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同形成变迁的动力系统,它是探索和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因而并不存在统一或唯一的模式。不过,这其中也存在某种普遍性的方向和内容,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建构社会系统新的结构与框架(Framework),即基于法治之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基于保护公民权之上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基于自治之上的公民社会以及基于对传统文化改造之上的文化意义世界等。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广阔视野看,上述转型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总的说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系统整体上依然缺少实质性的突破,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新的系统框架。[1]

   

   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

   

   以现代性建构为主题的社会系统转型是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情境,这一进程正遭遇重重矛盾,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相互掣肘、彼此制约形成结构性的瓶颈,导致改革与发展陷入困顿。裴敏欣认为中国的转型被困住了,这表现为政治改革的迟滞、官员腐败的泛滥、社会矛盾激化等等。[2]在权力缺少有效制约、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成为体制性问题,在个别偶然事件的背后都存在普遍的制度性因素。官民矛盾趋于尖锐并成为最突出的矛盾直接引发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质疑。随着权利意识、法治观念的增强,民众从个体维权上升为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吴忠民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特点是“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3]但是民生需求的满足都与政治相关,政治诉求也在民生需求满足的基础上不断积聚。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主政治转型步履蹒跚;经济发展方面虽然早就看到了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局限,但还是重复了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文化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流派论争此起彼伏,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依然找不到出路。上述各种矛盾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传统以较低成本即可实现的社会运行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现代性建构陷入系统困境。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系统性困境,还因为困境是全面而非片面的、整体而非局部的,各种困境是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一些历史难题盘根错节成为痼疾,这是系统整体的问题而非某一方面的孤立原因所致。从发展层面看,急功近利导致片面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成就也被系统的各种“短板”所抵消;从改革层面看,缺少系统协调是一大弊病,最复杂的难题都堆积下来。同时,各种困境不是偶发、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交织构成复杂的矛盾体系,导致现代性建构的社会转型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系统困境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不论是客观上各种力量的博弈还是各种主体的适应都在影响着系统格局。积弊多年、盘根错节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片段的、枝节的问题的解决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只有从系统整体构思才行。

   

   系统困境呈现为某种程度上的“死锁”状态

   

   系统性的困境表现出结构的失衡和功能的失调。系统的顺利运行依赖于各个要素和环节能够相互衔接、协同配合从而实现系统的最优功能。一旦系统的某个或某些要素和环节出现“失调”,就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行导致系统功能下降、失去部分功能直至系统崩溃。系统的运行机制出现卡壳,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不再顺畅而是被某种力量控制而动弹不得会出现“死锁”(Dead

   Lock)状况。[4] 从自然系统、生命系统到社会系统都存在相同的系统运行原理。在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系统的许多方面被卡住而陷入某种程度上的“死锁”困境。从发展层面看,虽然经济依然沿着惯性继续发展并克服了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发展方式依然没有实现转型,随着环境、资源、国际市场、国内民众需求等各种约束条件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政治发展的滞后一直是一块短板;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与生态建设既有市场的强力渗透,既面临发展的空间受限也受到资本的支配而出现扭曲;在资本和权力的支配、渗透和异化中,人的精神、信仰、价值观乃至生命出现普遍异化。这些问题相互缠绕,彼此之间既有积极的相互支持更有消极的相互挤压、钳制。破解死锁的一个选择是改革,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可是自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改革乏善可陈,举步维艰。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重心甚至是主要领域,可是深层改革越来越触及权力深处,政治体制改革的搁置也让经济改革止步不前;文化教育体制改革同样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僵化控制而无力迈进,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反而为商业所渗透而遭遇新的阻力;公民社会的发育受到制度性的阻力而发育迟缓。尤其是,在改革发展中形成的利益与权力结构呈现“固化”的趋势。结果,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处在无法改变现实的结构冲突中。

   

   二、系统困境形成的机制

   

   是什么让中国的转型陷入系统困境?“这就是中国国情”是一种流行的解释。分析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需要追溯到背后的运行机制,找出关键性的因果联系。变迁中的问题与矛盾呈现系统性特征,各种矛盾也是社会系统各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后果也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形成一些盘根错节的历史难题。

   

   利益、制度与文化等多要素的作用

   

   系统困境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整体性不适,其根源也在于系统自身。制度、文化与人自身的种种局限是形成现代性困境的基本变量。经济改革不断遇到政治改革滞后形成的制约。庞大的官僚制度、盛行的潜规则以及在改革中形成的各种新规则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凸显权力与利益交换、以权力代替法律的制度体系,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强大阻力。文化则是利益深处的观念因素,各种陈腐僵化与封闭的观念与现实的利益结构相结合成为阻挠改革的保守因素。制度和文化最终体现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身上,人们力图挣脱历史的束缚,却发现每前进一步都遇到自身的阻力。这样,现实生活中的制度、文化、人的种种局限作为强大的“约束性力量”催生了“内耗机制”,阻挠甚至窒息了社会的创新。僵化的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思想上的钳制所剥夺的是人的心智,创造的火花被熄灭、创新的激情被销蚀。传统制度下的利益格局和观念系统异常牢固,这种胶着状态已经在表层的繁荣与和平景象下埋下了隐患。由此造成的最大问题不是阻碍一般知识创新或者社会发展,更形成了阻碍探索创新的“场”,变革也就难以迈出实质性步伐。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中国人表现出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集体意志,可是在自己内部又为各种内部矛盾所困扰,在文化和制度安排中经常可见的是对人创造力的压制。

   

   权力结构的深层制约

   

   在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中,政治权力的困境是一个焦点。现代性的成长本来内含着对传统权力结构的瓦解,从而在意识上也冲击了传统的权力崇拜而导向对公民权利的肯认和保护。在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的分权、市场的兴起和思想的启蒙都指向了弱化政治权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突破了传统社会狭隘的社会流动渠道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一度产生了淡化权力的价值观。事实是,几千年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庞大的官僚体制培育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机制,政治权力成为塑造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心理的核心因素,这种传统依然在延续。改革开放虽然放弃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仍然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权力依然支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能力的增强,政府权力也不断扩张,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和渗透也就更强。“金钱是好东西”是商品社会的核心价值,“权力是个好东西”从传统社会到今天依然是社会的真实逻辑,尤其是当二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时,人们都清楚地看到权力是获得各种利益的最佳途径,因此千方百计地向权力靠拢,对权力的崇拜不是弱化了而是增强了,启蒙运动所批判的种种权力崇拜导致的奴性人格在继续延续。这种观念一旦与现实的利益与权力相结合,便生成强化既有体制的保守力量而阻挠改革的进程。

   从这一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可以看到社会矛盾在逐步发生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提出了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诉求,这与政治改革的滞后形成矛盾并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关键矛盾。长期以来,“落后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被视为“主要矛盾”,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众对民主的需求与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它既是阻碍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障碍,也是扩大提升民众的自由权利的阻力。这时,克服这一矛盾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枢纽。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发展、知识与文化创新、公民社会形成等都有着直接的支配力。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也会导致低效率、大浪费、腐败等。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不止是经济系统自身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最大的阻力依然是政治。权力的膨胀使市场经济改革导向某种畸形的结构,也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对于社会生活来说,权力的膨胀压制了社会自身的发育,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被挤压。社会建设集中于政府通过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但是并没有让民众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政治权力的高压机制在“维稳”的旗号下不断强化,社会发育的空间受到巨大限制,社会创新十分困难。从人的自我成长看,回归体制内、追捧权力重新成为社会价值表的首选项。现实的秩序和利益比任何的道德说教都更为有力,人在它们面前的屈从是天性使然,这也使得国民人格依然深受传统的影响,现代人格并没有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更新。权力的膨胀也成为文化发展的直接阻力,意识形态的控制只能靠强力灌输,构成对国民精神和思想的禁锢,导致全民创造力受到抑制,使思想和文化领域难以有创新的氛围与机制。可见,政治权力作为一种核心的支配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环节,成为阻滞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因素;政治改革的滞后也成为现代性建构中的一块短板,制约着整个变革与发展的进程。这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众诉求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关键矛盾。

   

   路径依赖与延迟效应

   

上述机制形成之后,“路径依赖”形成的历史惯性使得矛盾越积越重。社会变迁的初始条件对于社会演变进程有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对于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而言,初始条件不仅包括数千年传统所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也包括二十世纪不断革命和改良所改造和创设的新遗产,尤其是1949年后确立的计划经济、城乡分离等依然深刻影响当下中国。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也包括了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等等。社会发展并不存在既定的、必然如此的甚至唯一的方向,而会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走向不能确定的未来,对于初始条件和历史过程的研究则是认识现实与探讨未来发展的基础。当下的系统性危机既可以追溯到数千年的社会文化结构,同时又是近代以来社会变革遗留下来的诸多矛盾所致。由于存在“时间延迟”现象以及路径依赖,这些初始条件和历史遗产依然存留于现实中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变迁,形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变”与“不变”相互交织的复杂格局。

   快速发展的中国给世人最大的直接感触是“变”,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中不断颠覆传统,不论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变”都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在这背后还存在另一条线索,即社会生活深处的“不变”的东西。李侃如探讨了中国管理制度中的变与不变的动力,主张通过追问“什么没有改变?”揭示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力量,“阐释这些深层的历史、制度和文化力量,细致挖掘他们的动力和意蕴,然后通过这一努力所获得的认知,分析当前的问题和挑战”。[5]这种深层的力量包括传统儒家思想遗产、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二十世纪独特革命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运行模式等。这些力量依然在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形成了当代中国各种深层矛盾的根源,造成各种相互冲突的意志与方向的内在张力。中国变迁的系统困境来自于历史传承所塑造的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历经几千年的演变,中国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并塑造了当代中国人生存的场域,认识这一结构的运行机制和内在矛盾是理解当下、推动变革的条件。从社会变迁的表层看,一个半世纪里经历了推翻帝制、民主革命、工业化进程、全球化融入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变量,表层下面则是稳定的结构、机制支配着社会的演进。[6]中国社会传统的大一统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格局使社会的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格外突出,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统一的国家制度延续至今。计划经济继承并强化了大一统的思想和制度,尤其是通过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和严密的组织建设,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多元化尤其是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日渐流行,但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依然没有摆脱这种总体性的约束。于是,任何地方、局部的变革都不能不触及体制。改变现有的根基必然触及人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而遭到反对和遏制,传统和保守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似乎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改变这一格局。虽然各种批评的声音不断被传出,虽然改革的力量在增强,可是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难以逃脱的网中。从改革的实际进程看,机会主义、渐进主义的改革路线既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也带来了更复杂的后果。改革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等激进策略,而是在既有框架内采取渐进改良的路线,避开和搁置那些最难的问题。但是,这种改革发展的路线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由此积累了各种社会矛盾并使得整个改革陷入某种僵局之中。如裴敏欣认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必然推动政治民主转型,相反在强化政治合法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改革的意愿。[7]

   可见,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困顿根源于在应对环境挑战、建构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系统性不适所致。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中国社会和文化展现出强大的适应环境、变革自身的自觉意识和行动能力,在争取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基础上进一步走上了繁荣之路;这个过程又如此之艰难以至于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去克服自身的阻力。各种源于历史、扎根现实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构成一个复杂系统束缚了人创造与革新的头脑与手脚。探索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对未知世界的探险过程,因而需要在试错中不断创新。良好的机制下各个要素彼此配合从而能够鼓励、保护和支持创新;如果社会文化系统的各个要素相互掣肘、彼此制约,创新之路就十分狭窄。

   

   三、成长上限与危机关节点

   

   系统性困境的后果是全局性、长远性的,局部、枝节的变革取得的进步被大量消耗进而从整体上削减了变革的成效,系统性困境存在“时间延迟”,其负面作用常常很长时期内才显现出来,使得社会发展的代价越来越高。[8]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建构是否遭遇成长上限、面临危机?有可能走向怎样的境地?如果克服不了这种困境又将如何?

   

   社会系统运行的动态机制及其成长上限

   

   社会系统基于某种既定的结构下运行,对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分析可以推断其趋势。社会的运行常常并不遵从人的意志而是依照自己的法则,一定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结构会成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力量。一旦某种稳定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形成,这种结构会形成强大的惯性力量推动着系统的前进,即便人们认识到其中的风险和危害也难以阻挡其运行。

   由于各种不同的利益、观念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可通约性,系统之间、系统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导致系统呈现动态平衡。系统与环境以及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它在与环境的交流与适应中不断涌现新的特征。社会的发展总是处于平衡与不平衡的动态变化中,当不平衡超过一定“度”时,就会引发矛盾、带来冲突直至威胁系统的运行。在内在动力驱使下,人们面对挑战会做出积极回应来克服矛盾,实现系统新的平衡状态。虽然各种因素相互制约可以维系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常常很脆弱,一旦出现重大干扰事件,系统就可能走向失衡。随着社会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新的不平衡又会出现,形成周而复始的运动。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提出了“成长上限”的系统基模:一个组织在成长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原因形成了某种结构,成为组织成长的上限。上限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事实上没有了成长的空间,而是组织自身的缺陷制造了上限。因此,解决的出路就是扫清这些障碍,从而为组织发展创造空间。[9]国家的发展也不会永远持续,系统性困境昭示了遭遇成长上限的可能。系统动力学主张,成长上限并非是真正到了上限,而是一些内在的因素阻碍了成长,推动成长首要的不是选择积极的因素而是变革消极的因素。社会系统的演变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构成挑战。同时,危机也包含着成长的机遇,通过克服阻碍成长的因素,突破各种瓶颈,克服危机就成为迈向成长的台阶。事物的发展呈现的不是直线型的模式,而更多的是曲线型的、波浪式的。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发事物做出自我调适,在缓和矛盾中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危机一旦形成不仅不会自动消解甚至会形成自我强化的机制,各种危机相互交织、影响、推动构成一种“危机束”,这不是各种危机简单的捆绑,而是相互渗透构成的系统性危机,各种危机在相互掣肘中形成整体性危机。整体性危机是社会系统自身演化的结果,是各种矛盾积累和交织形成的巨大风险;它不仅预示着危机的严重性,更说明了其特征和趋势。系统性困境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相互掣肘的结构,导致现代性建构与社会转型陷入无力自拔的格局。即便人们从理论上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不能付诸行动予以克服,即便一部分人甚至拥有强大权力的组织也无力克服这种系统性的障碍,即便系统一些部分保持活力致力变革却无法驱动整个系统的变革并最终为系统所羁绊,这就是系统困境的特征。困境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和相互掣肘的格局,作为强大的约束性力量支配着历史主体的行动。只有从系统整体上去认识才能对危机有全面的把握。

   

   系统困境可能引发系统危机

   

   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构成当下中国的基本态势,它将导致怎样的结果?一个判断是,这些困境叠加起来形成强大的阻力,使得发展的动力大大衰减,形成发展的瓶颈与成长的上限。

   从前面对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种系统性的困境已经出现,这也可能形成系统性的危机。经济发展转型艰难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腐败横行、意识形态僵化会导致合法性危机,贫富分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会引发社会危机,文化与教育的变革不力则导致信仰与价值观的危机,如此等等汇聚起来则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近年来政府越来越像“救火队”,这一方面体现了回应民众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的自觉,同时也显现出应对复杂矛盾的被动状态。

   危机的爆发会从一个点上突破,经济危机常常是直接的诱因。经济发展的绩效成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基本来源,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失业率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必然会引发不满直至抗议。[10]面对中国发展是否会持续下去的问题,国内经济学者大都持乐观态度,刚步入起飞阶段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的发展趋势,经济持续发展成为克服诸多政治、社会矛盾的依凭。这种归纳并不能合理地推论未来的持续发展,相反,传统发展模式本身的局限、背后深层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束缚、社会发展不均衡等各种因素都会交互影响,当各种力量的均衡被打破时,增长上限可能就会到来。在走过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维系,增长的质量不能提高也会被沉重的代价所抵消。转型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转型不成功可能导致经济进入长期的低迷期。经济发展的挫折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过去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内在逻辑,即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来提高公众物质生活水平,民众满足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民生改善而容忍现实,不提出政治诉求。一旦经济发展出现挫折,这种逻辑就会面临挑战,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默契被大面积失业、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公共服务收缩、养老支付困难等所打破并引发连锁反应。国际社会的一个经验是这将带来政治合法性危机并引发政治变革。海哥德与考夫曼提出了一种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模式,探讨了拉美、亚洲的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他们认为:“无法避免经济危机或不能成功地进行调整提高了威权政体转型的可能性,并降低了威权领袖控制政治变革进程的能力,包括他们退出的条件。”[11]这个结论可以得到人们日常经验的验证,经济危机对威权体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社会冲突加剧,变革的声音和力量释放出来。这时能否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克服危机也是对政治合法性的考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稳定都与经济的停滞、发展缓慢存在正相关的关系。[12]从历史上看,周期性的农民起义首先来自于“寡”——经济凋敝、赋税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最终只能揭竿而起。在社会转型期,期望值的高企与现实的差距导致社会心态失衡,由此形成集体性的不满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起来,“不均”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从网络民意可以看出,社会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转型期的阵痛需要找到合理途径予以缓解。

   

   危机扎根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

   

现有秩序有强大的惯性,既有发展模式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们还会顽强地坚持下去并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稳定和繁荣。现有体制也有较强的调整适应机制,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济,通过改善民生等缓解社会矛盾,通过对民众不满作出迅速反应、查处腐败官员等体现出对民众意见的尊重。但是,这种微调难以从整体上克服面对的系统困境甚至会积累和加剧矛盾。系统性困境和危机需要从整体上予以突破才能克服。从当下中国现实看,经济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社会与政治依然总体稳定,在此条件下进行主动的改革是走出困境、避免危机的上策。但是历史是不能重复的,机遇常常失去了便不再出现。修修补补可以维持但却不能根本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可能是将矛盾引到不可收拾、无力自拔的地步甚至导致系统崩溃,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多年前许多国际上的学者预言中国将会走向“崩溃”,事实却是中国依然保持强大的活力。今天依然还可以不断听到“狼来了”的呼声,可是人们似乎陶醉于中国发展的成就而想当然认为危机不会发生。对此,需要从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深层结构去认识。

   几千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十分稳定,朝代更替只是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的一个新开始,没有什么能够冲破整个系统开拓新的生活。现代性建构意味着对这一传统社会和文化系统的颠覆与重构,通过引入新的观念、制度和习惯等因素来冲击原有系统、重建新文明。但是这一进程同样又陷入了系统性的困境,导致中国的变革与转型极为艰难而曲折。费正清在深研中国历史的基础上说道:“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13]这一判断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回首历史不禁令人感慨。具体到经济改革,吴敬琏提出,中国在改革中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经济体制,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坚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14]

   这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处潜伏的结构性、机制性的风险。风险的预警扎根于现实之中,随着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加剧,因无法形成共识而不断激化矛盾,最终可能导致剧烈冲突。胡永泰认为中国走向繁荣之路未必是平坦的,如同一辆飞驰的列车,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有可能出现转折点甚至出现崩溃(Crash),作者认为,可能出现的失败有三类,一是硬件失败,经济结构的断裂,如银行体系危机、财政危机等引发的高通胀等;二是软件失败,国家治理的缺陷导致广泛的社会失序阻碍经济发展,如高增长伴随的不公平加剧等;三是动力供应的失败,由于自然资源与环境局限以及来自国际的压力等引发。[15]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保持快速增长大都保持乐观态度,这更多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认可。面对复杂多变的矛盾,没有什么能绝对保证这条道路的平坦。相反,持续发展恰恰需要正视和解决种种复杂问题,避免犯大的错误、出现大的风险。[16]

   

   四、中国问题的多面性与自我反思机制

   

   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会不会导致系统紊乱甚至崩溃?这种可能是否存在?对此不能建立在主观的自信之上,而要分析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事实。社会既定的利益与权力结构等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形成某种超越人的意志的客观运动趋势,认识这种客观运动趋势并避免不好的方向,则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体现。

   

   中国问题的多面性

   

   从现实看,尽管矛盾丛生、冲突不断,中国社会依然保持了稳定。高柏提出,“中国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重大谜题”,从国家建构思路去看,中国面对全球化挑战做出了积极回应,以实用主义原则推进变革,结果形成了具有六面特征的“魔方式的国家”: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型、改进的社会主义、掠夺型以及法团国家(Corporatist State)。[17]这种多视角的观察范式有助于理解中国“谜题”的复杂性。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可看到其强大的包容性,当下体制存在自我调适和修复机制,表现出强大的韧性。[18]社会系统是一个自组织、自适应系统,各种历史主体面对环境挑战会本能地采取行动适应环境。从政治层面看,当代中国的国家实力强大,政府也建立了缓和矛盾、力图平衡满足各种利益诉求的机制,而强大的国家机器使社会不满和反抗难以形成挑战。从经济层面看,经济发展正在实现千百年人们渴望的小康梦想。从社会文化层面看,传统社会的结构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基于家庭之上的底层社会存在有效的自组织系统,家庭提供了社会稳定的最坚固的砖石,每当春节到来几亿人的有序流动便是生动的诠释。从国民性角度看,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忍耐力,千百年“儒道释”所主张的哲学理念不是斗争、抗议、冲突而是和谐、自然、忍让,苟且偷生、忍辱负重成为普遍的生存方式。市场经济让人们在追逐现实功利中沉醉,对国家和政治的淡漠使政治变革的热情和组织能力都在减弱。不过,当下中国体制的适应性存在保守性、缺少创造力,这意味着以付出较大社会代价为条件。当社会的物理与心理环境缺少足够的回旋空间时,代价便会转化为矛盾和冲突的源泉。可见,当下中国既有强大的维护现有平衡和秩序的稳定因素,也有打破平衡与秩序的由各种结构性矛盾导致的潜在的危机。既不能对稳定与繁荣过于乐观,因为潜在的威胁十分严重;也不能推断危机已经到来,因为两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平衡。当这种平衡被打破、各种韧性社会关系也变成了刚性冲突时,变革便提上了日程。

   

   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机制

   

   现代性建构面临系统困境并正在遭遇成长上限、处于危机关节点,这是社会变迁的客观走向,也是历史主体的理性自觉。危机也预示着转折的可能,克服危机意味着现代性建构与社会转型在重大问题上实现质的突破。如果不能跨越当下的危机就可能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停滞不前。尼采说,人是一个有病的动物。套用此话说,社会也是“有病的”有机体,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在现代性成长进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面对各种疾病,生物体通过新陈代谢的自我更新机制保持了生命活力,社会也是如此。现代社会在产生各种矛盾的同时也培育了自我更新和改良的机制,现代性的反思性便是具体体现。通过思想、知识、制度和行动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现代性不断发现和批判自己内在的矛盾和困境,进而提出变革的议题和行动,在自我改良中构筑了良性发展的机制。

   现代性成长中孕育了各种冲突,当然冲突并不都是消极的,它也会激发社会主体的潜在能量并推动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福利的增加。科塞认为冲突具有积极的一面,通过施加压力以获得革新和创造,阻止了社会系统的僵化。[19]同时,许多时候冲突以破坏和毁灭为代价,在这种毁灭与创造、破坏与建设的辩证运动中现代性得以成长。社会各种矛盾引发的系统危机并不以人的意志与愿望为转移,它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强力。各个不同层面的矛盾聚集、交织、激化最终会形成系统性的整体危机,当各个阶层都无法继续照旧生活下去、各种利益关系无法再调和时,国家发展和社会成长的上限不仅会导致停滞更可能激化矛盾引发危机,这既是社会系统的高度危险也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实质性变革,发展不仅积累着物质财富也积累着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力量。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和思想的快速传播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自由、民主、法治的信念深入人心并成为普遍认同的社会意识,民众争取利益、参与社会和政治决策的意愿与能力在增长。快速成长中的社会与现实秩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当然这也可能是引发历史变革的契机。

   面对矛盾和冲突,政府充分认识到危险并采取了积极的改革策略调整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以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加大政策力度平衡城乡、地区差距,加大经费的投入提高“维稳”能力,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社会冲突、化解了社会矛盾并实现了总体上的社会稳定。但是,这种应对还是策略性、补救性、治标性的,而非战略性、预防性、治本性的变革。这是由现实的权力与利益格局、意识形态观念系统以及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它们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和惯性塑造了当下应对挑战的能力。变革的被动乏力根源于政治体制的僵化和现存利益结构的固化。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还形成累加效应。以暴力维持稳定固然可以图一时之快,但却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并加剧了政治冲突。面对复杂矛盾,应对策略没有从系统整体中寻找到突破口,无法跳出原有的思维和体制框架。要走出被动“维稳”的局面需要从系统整体上寻求创新突破。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毛病,通过“望闻问切”去诊断其病机病理并提出疗治的方案。《黄帝内经》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20]赶在危机到来之前推进改革,这才是“治未病”的方略。

   

   (魏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释:

   [1]  从横向与类似国家的转型比较来看,中国在推动社会转型与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变革中也明显迟滞,经济发展并不能替代相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制度性框架的建构。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转型最为迅捷,很快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二战”后的民主改革则确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韩国在经历了殖民地历史之后也走上了民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道路,其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都展现了强劲的动力。同处东亚儒教文化圈,中国与日韩的差距令人深思。

   [2]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p.7-16.

   [3]  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教学与研究》2010年3期。

   [4]  “死锁”是指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进程在执行过程中因争夺资源互相等待,若无外力作用,它们都将无法推进下去,此时称系统处于死锁状态。这是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概念,在社会系统中也可以借鉴。

   [5]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6]  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中建构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模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由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和宗法家族在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中形成一种“一体化结构”,这个系统通过周期性动荡维持了这种“超稳定”特征。他们在《开放中的变迁》中又运用这一模型解释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认为超稳定系统在开放条件下出现对旧意识形态的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更替。这时,社会又可能通过新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组织起来,从而建立其新一体化结构。(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这种演变的走向形成的格局依然深受传统的影响,这是系统运行的普遍规律。

   [7]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p.25-28.

[8]  美国两大智库设立了一个共同项目研究中国问题,在研究报告《账簿中国》中提出如下问题: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还是走向崩溃?这包括:中国高速增长的真正源泉究竟是什么,什么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中国在转型中会走向民主化还是失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隆国强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9]  [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郭进隆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10] 2011年从突尼斯与埃及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冲突,进而引发了中东地区众多国家的反政府示威游行等。究其原因共同的因素是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政治腐败,民众渴望改变现状,各国相互影响引发了某种程度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11] [美]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页。

   [12] 胡鞍钢等:《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1期。

   [13]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4] 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何迪、鲁利玲编:《反思“中国模式”》,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5]  Wing ThyeWoo.”AssessingChina’S Capability of Manage the High-Probability Risks to Economic Growth:Fiscal”,Governanceand Ecological Problems. Power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Chinese State. Edited by Keun Lee, Joon-Han Kim and Wing Thye Woo.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75-99.

   [16] 《复杂社会的崩溃》运用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分析了作为复杂系统的文明走向崩溃的内在规律。社会本身是复杂的,随着文明自身的发展这种复杂性日渐增强,由此带来了整个系统机制的演变。其中,由于投入成本不断增加、边际收益递减,文明越来越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社会需求,无力应对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挑战,最终走向崩溃。有理论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崩溃模式:一种是恐龙型,如同恐龙一般,作为庞然大物拥有强大的权力不可一世,但是同时也因其强大没有敌手而变得适应力下降,最终走向集体性灭绝;一种是奔驰列车型,如一辆高速奔跑的列车,加满了档,开足了马力,却失去了控制,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其前进,即便前行道路上有障碍物也停不下来,直至走向最后的深渊。[美]约瑟夫•泰恩特:《复杂社会的崩溃》,邵旭东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

   [17] BaiGao.TheRubik’S Cube State: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LisaKeistered.,Work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of Transition.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09.

   [18] 对此一些学者以“韧性威权”(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描述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李成分析了当今中国权力转移的三种现象:弱领导、强派系;弱政府、强利益集团;弱政党,强国家,这使得“韧性威权”变得脆弱,选择民主才是出路。(Cheng Li.The End Of CCP’s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A Tripartite Assessment of Shifting Power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11, September 2012,pp. 595-623.)

   [19] [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20] 《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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