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香港因为行政长官普选陷入激烈争论之际，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就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发表了白皮书。白皮书作为官方的正式文件，一方面要系统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的经验以及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表达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自然也包括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立场。
白皮书针对两个现实问题：行政长官普选和排斥内地倾向
中央在这个时候就香港问题发表白皮书，既有现实考虑，也有长远打算。现实考虑主要针对香港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目前争论最激烈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二是近年来出现的“排斥内地”甚至主张“公民自决”等极端倾向。
针对前者，中央在白皮书中再次明确阐述“港人治港是爱国者治港”的立场，而且针对香港不少人主张“爱国者治港”不是基本法上的规定，白皮书明确提出爱国是适用于香港公职主体的法律标准。针对后者，中央不仅回顾和总结了中央支持香港经济发展和保持繁荣的一系列措施，而且特别强调继续推动内地与香港的交流合作。整个白皮书在阐述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时，无疑是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展开的。
回归初期中央治港采取放任不干预政策
白皮书的发表不仅针对香港眼前的实现问题，而且体现了中央治港的长远打算。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央不断调整治港思路和治港策略。
回归初期，中央在香港问题上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一方面，由于回归之前中央对香港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缺乏研究，对于中央对如何治理香港也没有成熟的想法，基本上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保持不变”的思路，放任香港按照过去的惯性发展，以便摸索和积累经验。
另一方面，回归之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形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思路，而香港回归初期，中央希望加入WTO，急需要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放任不干预政策。
然而，香港回归之后，香港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内地经济崛起和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接踵而至，这种放任不干预政策绥靖政策已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以来，中央成立港澳协调小组，开始经济谋划中央对香港的治理。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明确将香港问题纳入“治国理政”的范畴。
中央治港政策调整：多做少说
2003年以来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主要是从外部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比如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香港经济发展，通过人大释法和决定解决了困扰香港的普选问题等。尽管如此，放任不干预政策导致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中央甚至内地的学者专家在香港问题上发表言论就变成了“干预”香港高度自治。因此中央有意无意地限制政府官员和内地学者在香港问题上公开发表言论，限制内地媒体报告和讨论香港问题。中央在香港问题上也保持低调，做的多，说的少。
这种放任政策导致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 和《基本法》的理解出现了偏离甚至错误的倾向，中央对港政策的善意得不到积极回应，以至于香港社会形成了“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局面。中央给的好处统统都要，但反中央、反内地的声音却愈来愈高涨。比如香港社会反自由行的声音很高，可特区政府真要限制自由行，零售业和旅游业马上就消受不了。内地的老百姓对这点很不满，广东省和深圳市各级地方政府也抱怨不断。香港的现实以及内地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反弹，都促使中央调整其治港政策。
中央治港政策的再调整：“软实力”的运用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意识到在香港问题上，不仅要做，而且要说。“说”并不是要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而是要让“一国”之内两地官员、学者、专家和市民的思想交流正常化。在中央看来，这显然有助于澄清在“一国两制”问题上香港媒体长期宣传而形成的片面观点。
由此，从2013年以来，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明确放弃了以往的低调策略，而是采取高调。乔晓阳、张小明和李飞等中央高层官员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主动阐述中央的立场，并与香港各界展开交流和对话。
而新成立的全国港澳问题研究会也积极组织内地学者专家就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发表言论，与香港社会各界形成有效的交流和互动，试图矫正香港媒体在“一国两制”问题上“重两制”而“轻一国”的倾向。而在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陷入激烈争论之际发表白皮书，实际上中央积极向香港市民、内地民众和国际社会系统阐述中央的立场。
如果说2003年以来，中央在香港问题上充分运用经济和政治的“硬实力” (hard power)，那么从2013年以来，中央在运用“硬实力” 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软实力” (soft power)，在香港问题上争取话语权。
由此，相信中央在香港问题上会愈来愈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内地学者就香港问题与香港学者展开对话和交流也会进一步正常化，内地媒体对香港问题的讨论也会和香港媒体形成有机的互动。
可以说，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正从法律、经济和政治上的“一国”建构，逐步转向文化、思想上的“一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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