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时心情有点沉重。有位战略研究者将笔者列为在战略上配合“霉里奸”和潜在的“汉奸起义”，实为汉奸和国内外反对派的代理人。严格地说，迄今为止，中国当代史的研究领域仍然是一个禁区。笔者在草根网开通不久，在“左与右”十二文中写着：多年来，有一个愿望是，找一个切入点，对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潜存的世界图景作一“清算”， 并以《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为题分篇将1949年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与思考；这项工作的本业应该是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界以至于各界的专家教授研究人员，跟我这位农民是不搭架的，今天回顾头来看，应是一个缘份与命运的巧合。在“左与右”十二文中已经介绍了自己的思考与学术进路或者说思考与学术的动机。看来，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作点说明。
笔者的头脑中有一个观点：世界上不存在也不能存在一种理论，一种方法能解决所有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注定是非唯一的；寻找单一理论、单一方法解决问题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上，中国草根网底线就在这里。这是笔者开通草根网博客的理由。笔者是2011年5月份才涉足互联网博客的，先后开通的有新浪、天涯社区、风凰、网易、共识网、爱思想等。在这些网上笔者的不少文章不能发布。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通草根网博客的。草根网能够一文不漏地发布笔者的文章，使笔者感受到赶上了一个互联网的好时代。如果有500个多元化思想者团结在草根网这个平台上，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精神力量，在500后加一个0，再加一个0-------那将是精神领域的一颗原子弹！？
笔者一直有一个企图，就是试图走进思想者们的心灵世界，企图触及思想者们的灵魂与利益而展开言说。既然有人认为笔者是在战略上配合“霉里奸”和潜在的“汉奸起义”，实为汉奸和国内外反对派的代理人，也就需要在这里作一特别的说明：自“1989年63+1”以来，笔者除了接受可爱的故乡的人民政府“发展战略征文”奖金以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基金会提供的研究基金，因23年停止对外公开发表文章，因此，迄今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提供的“稿费”。除了可爱的故乡的人民政府授予笔者十大优秀青年以外，也不曾参加过任何团体包括学会研究会组织。笔者家中尚有年纪八十有余老父母（农民），儿子在念大学。笔者与爱人的法律身份是农民。为了日常生活，孤孤单单一人来到佛山，必须艰难地赚到每一笔钱。有关问题笔者已在“左与右”十二文中说得明明白白了。
当初，笔者之所以取《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为题目，是因为，在笔者的潜意识中，肯定左与右双方都存有一个事关中国的未来走向的合理内核，这当然用不着写明；笔者关注的是他们的理想化的理念的激进性与推行手段的极端保守性的內在矛盾问题，也就是要把双方的局限性揭示出来。我乐意接受蒋百科先生对笔者的“左与右=曲路浚”的评论。批判自己改造自己！这是笔者草根网博客上的宣言。今天看来，这个批判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
——对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用不着隐满，这是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批判的一种学术策略。
笔者这一代人（60后）对1980年代那个学术取向的大环境是比较了解的。到了1990年代却成了1980年代启蒙主义与199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转换这一话题了。直到今天很少有人思考这一问题，这个“对立一与转换”恰恰为1990年代高层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地铺平了意识形态的道路？！这正是高层所期望的。
从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现代性”的话语，逐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与此相应，与“现代性”针锋相对的后现代主义比1980年代以更快的速度传入。20世纪80年代，笼罩在中国思想理论界上空的依然是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但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式的启蒙下，中国思想理论界中隐含着一股涌动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潜流，且这股潜流越过“8963+1” 的险滩，并在20世纪90年代喷薄而出，为中国思想理论界增添了色彩。据考证，后现代一词1980年第1期的《建筑学报》就出现了。这之后，1981-1983年期间，建筑界几家杂志陆续登载了介绍了西方后现代建筑和思潮的文章。大约在同期，在外国文学译介领域，后现代主义也被淡及。不过这些早期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介绍者，并不真正了解后现代与现代主义的区分，往往把后现代视为现代主义的后期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关注的是西方新思想同中国当代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后现代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关注。1985年以后的思想理论界已具有后现代性的言说，只是人们一股脑地把他们纳入当时的“文化热”中。后现代思潮，在西方是对启蒙主义传统的解构和反动。可是，在中国，却是以“8963+ 1”政治风波作为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断裂的基本前提，来宣布启蒙主义的死亡与后现代主义的延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中，隐含着一股涌动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潜流，但并没有对启蒙传统做任何有力的分析与解构。后现代主义的延生后，其中心策略是所谓的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与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转换。跟着其后的是，第三世界文学、中华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显流，这对于推动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大百科全书式的启蒙的人来说，尤如播下龙种收回跳蚤。这个策略迎合着1990年代高层的心理。最直接的证明是，“居庙堂之高” 者也以宏扬民族文化、倡导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的名义，直接参与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大合唱中； “居庙堂之高” 者在推行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策层面，为各种不同的保守主义定下基调，默许甚至怂恿保守主义性质的言说。
笔者在《民主在中国：呼唤全法性的政治独立派——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四十八）》批评了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们。但是，这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除了“心动”以外，还有为了理想而不怕牺牲的“行动”。而到了1990年代的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风行的时期，已不见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了，但也有一批有“心动” 而无“行动” 的韬晦派、喜说空话的虚浮派等幻想家们了！？
当西方讨论“后现代性”的时候，我们究竟应当形成什么样的现代性？我们能否依据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来达到“扬弃”现代性的目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否可以超越现代性，直接进入后现代性？如果将上面的问题转换为自1920-193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人们稍微作一点联想，就可以发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个没有经过现代化充分展开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存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中国近现代的绅权运动、国民运动、人权运动、宪政运动的历史轨道，在这里不见了，中国当代史上的“大跃进”、“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民主与现代化能在“改革”中“除名”吗？这些历史主题被巧妙地“转换”为1990年代以来高层所推行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上。
中国近现代以至于当代，就跌到在我们自己对西方人解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接受上——这决定着中国究竟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与走什么样的资本主义道路问题，1990年代以来几乎“成功”地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转换”了中国近现代以至于当代本来应有的历史主题！？
在笔者的当代史视野中，前十七年（1949-1966）既为“文革” 又为“改革” 播下了种子！这颗种子在传统中国的土壤中发芽成长分别结出“文革” 与“改革” 的不同的果子。笔者自然是“文革” 与“改革”同时批判者——不能用“文革”否定“改革”，也不能用“改革” 否定“文革”！？从那里寻找突破口呢！？这是笔者思考的思维支点与线路。笔者的生年是1963年，出于情感，首先“聚焦”在“五一九运动”族、“文革老三届”以及“后文革族”三代人的起初是左倾理想主义的青年的历史命运——一直努力着偿试不同的途径走进他们这些具有历史与心灵的双重苦难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聚焦”人世间的苦难的历史，企图为当代中国史引回中国近现代史的绅权运动、国民运动、人权运动、宪政运动以至于民主与现代化的历史轨道！？
因为笔者深信：历史，有时也是人生的一个缩影，那里跌到就从那里爬起！？
从这一视角，一切对于笔者的批判与批评都表示欢迎！
前面已经讲到，为了日常生活，笔者孤孤单单一人来到佛山，必须艰难地赚到每一笔钱。因此时间不充许笔者同博友们“互动”，只能写下此文，期望得到更多的博友们的宽容、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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