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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张友国 林培源 点击:15706次 时间:2014-09-22 14:38:02

 威权主义又称为威权政治。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沃格林将其“作为一个负面意义的、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概念提出”[1](18)。其中,威权政治体制的概念由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于1964年首次提出并对之作出界定,用以指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政治概念包含的范围更大:“传统贵族政治、大陆帝国、法西斯国家、殖民地、军人政权等,几乎历史上的所有非民主政体均被包括在威权政体之中”[2](139)。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的具有压制性的政权”[3](274-275)。国内学者萧功秦也认为“广义的威权主义内涵颇接近于家长制主义”[4](69)。笔者认为,威权政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政体,它本身既有一些传统政治的内容,同时也带有民主政治的某些特征。在当今世界,中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是实行威权政治体制的典型地区,而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是这两个地区中实行威权政治的代表性国家。

  一、两国威权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

  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虽然位于不同的地区,但两国均采取威权政治体制,并且表现出以下三种主要的共同特征:

  (一)两国的政党体制呈现一党独大的特征

  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按政党的数量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的研究方法。两党制是指两个同等规模的政党争夺职位,双方各有几乎相等的机会赢得足够的选民支持,已取得垄断性执政权的体制。多党制指两个以上的政党互相竞争,通常通过联合阵线组成政府体制。然而,在一些多党制中,相互竞争的政党中的某一个政党有时也会主动去赢得足够的支持以组成一个本党独揽的多数派,因此,一党执政和联合执政可以交替进行。[5](450)

  在哈萨克斯坦,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基本内容之一的政党制度历经近20年的变迁,已经基本形成了多党制原则下的一党独大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领袖的祖国之光党掌控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反对党对哈萨克斯坦国内社会政治议程的影响力日渐下降”[6](46)。2007年8月,哈萨克斯坦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祖国党(后更名为“祖国之光”党)在大选中独领风骚,赢得议会88.41%的高票支持,囊括议会下院107个议席中的98个议席,祖国党在哈萨克斯坦议会独大已成定局。[7](205)祖国党现在已经成为维护政府正常运转和总统依靠的最重要力量,成为名副其实的执政党,这和它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有关。按照纳扎尔巴耶夫的说法,哈萨克斯坦“今后几年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祖国党的政治意愿和工作成果”[8](32)。由此可见,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体制呈现一党独大的特征。

  新加坡实行自由选举和西方政党制度,除共产党外,允许其他多种政党存在,但形式上的民主制并不能掩盖其实际上的威权统治。例如,虽然法律上是多党制,但是实行对大党有利的小选区制,禁止共产党利用执政优势,采取合法手段,对反对派进行限制,控制反对党的发展,反对党势力长期微弱,不成气候,使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这种制度既给予国民表达意志的自由和机会,也使权力更为集中。创建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新加坡1965年建国至今的历次大选中,都以绝对优势获胜,一直保持一党单独执政。

  (二)两国的政治体制呈现出强人政治的特征

  强人政治可以说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性现象,“在现代化起步的特定阶段,其存在具有某种合理性,它可以在相对混乱复杂的环境下迅速稳定社会秩序,确立国家的权威,并依靠国家权力聚合松散而微小的社会力量,使之释放出超倍的能量,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9](117)。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体制中充分体现出强人政治的特征。

  哈萨克斯坦总统在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的同时,还通过垂直的行政权力体系不断巩固其对地方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同时,纳扎尔巴耶夫是一位具有突出的个人魅力、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鲜明政治主张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对西方式的民主发展道路及其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移植的现实性有自己的认识。他坚持认为,建国之初最重要的是确保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并迅速摆脱社会经济危机,为此,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以及一个强势国家政权的存在必不可少。所以在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选择的是一个非党派控制的中央政府,以及一个可以置身于“社会、政党、议会和权力的所有机构之上,协调和引导他们的活动的总统”[10](108)。由此可见,哈萨克斯坦的威权政治体制中存在明显的强人政治色彩。

  作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对威权政治体制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软弱的领袖是不能在政治权力的角斗场上生存的,在处理复杂与棘手的问题时必须使用有效的“大棒子政治”,因此特别强调“无论领导作风如何,有时是必要挥动大棒子的,这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决定被遵守。”[11](234)1992年11月李光耀出席菲律宾商业大会,他在演说中说:“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要的是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11](354)他还指出,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在美国是有效的,但是在东方国家很难取得成效,“如果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也采用这种体制,造成每件大事都时常发生相持不下的局面,我不相信它们会有今日的成就”[11](358)。正是由于新加坡威权政治体制中存在强人政治的特征,它才会在社会、经济等各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三)两国的政治体制体现出精英治国的特征

  精英的概念只因没有一个能够涵盖那些与体制、国家和社会中的政治生活相关现象的单一而又严密的界定,因而往往认为是不严谨的。帕累托首先提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精英由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所有人组成。50年底以来,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精英的研究大量增加。人们尤为关注的精英集团就是政治领袖,包括“革命精英”[拉斯韦尔(Lasswell)和勒纳(Lerner),1965年、企业事业首领、高级官僚、军事首脑和知识分子。[5](211~212)

  迄今为止,哈萨克斯坦政党的建立主要是基于社会新旧精英之间的博弈及精英集团内部的分化,并围绕着是否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的长期统治划分为支持总统的政党、温和的反对派和反对派政党。作为一个对国家主要资源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强势总统,在纳扎尔巴耶夫周围形成了多个具有强大势力的精英集团,即“亲总统的精英”,包括总统家族成员主导的利益集团,与总统家庭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型金融家、企业家团体,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传统宗族势力。这些精英对纳扎尔巴耶夫的执政没有质疑,并根据与总统及家庭关系的远近获得不等的“红利”[6](49)。“非总统圈子”的精英集团是组织反对派政党和温和反对派政党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于国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贵”阶层和在“亲总统精英集团”内部斗争中失势而出走的力量。[6](49)“非总统圈子”的“新贵”阶层大部分是金融业、工商业精英,主要是得益于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私有制立法等。因此,哈萨克斯坦精英阶层的内部斗争以及相应的分化对哈萨克斯坦政党格局的变化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

  新加坡是倡导精英治国的典型,在新加坡威权政治统治之下存在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门知识和专门特长的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所组成的精英领导集团。这个集团具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能够通过权力部门控制主要生产部门和企业,支配多种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但仅仅如此,都还无法获得经济增长,只有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们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3](281)李光耀一贯公开主张新加坡必须由少数最优秀的精英来主宰和治理。在他看来,“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却对国家的存亡有生死攸关的关系。”[12](488)他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要想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公民,并由一个精英领导层来治理,就能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获得良好的发展,这是新加坡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在这里,“精英统治的形式是完成民主政府巨大责任的手段”[13](374)。

  二、两国威权政治体制的差异性

  虽然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体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两国的威权政治体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差异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两国威权政治体制的历史背景不同

  哈萨克斯坦威权主义与该地区历史上出现的传统宗法制中央集权和苏联一党制中央集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在中亚历史上,中亚各族曾先后建立过西突厥汗国、帖木儿帝国、察合台汗国、乌兹别克汗国等强大政权,形成了以汗王为首,传统贵族、地主、商人及宗教上层等共同组成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主义的中亚宗法制政体[14](161)。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公众看中的经常是作为公众象征的国家首脑,而不是法律。主要的是看领袖是怎么说的,而不是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对于在集权主义的国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15](176)由过去的崇尚权威变为今日的崇拜领袖,纳扎尔巴耶夫被称为“领袖中的领袖”[15](173),可以说这是纳扎尔巴耶夫权力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苏联成立后,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的一员,在苏联治下的70余年里,哈萨克斯坦始终处在苏联中央集权领导之下,政治上没有任何自主权,完全听命于苏联。哈萨克斯坦虽然从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但长达70年的苏联统治所决定,哈萨克斯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俄罗斯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英国统治者的长期集权的历史,成为新加坡威权政治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殖民地宗主国往往将其本土的政治制度、政治形式、政治文化相应地移植到殖民地国家,“输入现代行政国家的概念”,并形成新独立国家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16](185)。自英国占领新加坡后,英国将其政治制度移植到新加坡,建立起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从表面上看,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但实际上行政权与立法权高度重叠,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与司法权之上。英王任命总督为新加坡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拥有最高行政权,并且在立法与司法方面享有最高决定权。出于英国统治的需要,总督一职全部由英国人担任,新加坡人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因此,这不同的环境和任务必须集权力于中央政府,依靠种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督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集权制度。二战以后,面对新加坡的民族运动,为缓和当时的民族矛盾,英国实行了渐进民主化的议会民主改革。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使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由集权向民主发展,逐渐形成了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框架,但集权传统并不会因为民主框架的建立而迅速消失。

  (二)两国威权政治体制的社会背景不同

  哈萨克斯坦由于受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直到哈萨克斯坦独立,传统计划经济的惯性依然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另外,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正处于外源型后发展国家阶段,“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17](8)。因此,中亚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依靠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行为,自下而上地逐步推动现代化进程,“只能通过壮大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力量,自上而下发挥领导、组织、干预、扶植、推动等不可替代的作用”[7](204),维持社会发展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繁荣和公民社会成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中亚国家独立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谋取在该地区主导地位,就积极向中亚各国推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然而,在经历短暂实践后,它引发了诸如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暴乱”之类的社会动荡。为避免重蹈覆辙,哈萨克斯坦政府不断强化总统和国家的权力。应该说,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培植哈萨克斯坦威权主义形成和存在的合法性。

  新加坡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主要是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组成的移民国家,宗教信仰五花八门。每个民族背负着各自祖先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在新加坡形成了世界宗教与文化的大观园。刚刚独立的新加坡,种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社会动荡不安。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人民行动党只有以强大的权力、统一的政策才能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种族的和谐,这成为当时新加坡政府重要的合法性基础。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对峙和争夺,使国际社会受制于冷战格局,东南亚小国新加坡根本无法应付复杂的国际形势。阿尔蒙德就曾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可能受到敌对国家的威胁或侵略,为了对付这种挑战,这个政治体系可能会感到自己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为有效的办法来组织和安排这些资源”[18](25)。对于新加坡来说,确立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是当时应付复杂国际形势最为有效的办法。

  (三)两国威权政治体制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

  比较政治学认为,“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19](15),由此可见政治文化在国家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所谓政治文化,根据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人的解释,是指“作为被内化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某一特定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的特定分布”[18](17)。

  哈萨克斯坦威权主义同其传统伊斯兰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作为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思想体系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伊斯兰政治文化,基本满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官僚等级的社会实践需要。根据这种教义,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伊斯兰运动反对任何党派组织,主张政教合一,要求其信徒对世俗事务采取积极的态度。“这又使得总统包揽权力的行为在这些国家易于被国民接受”[20](72)。正是上述文化因素影响,使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总统独揽大权、操控议会的行为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从而为哈萨克斯坦威权主义运行提供文化支撑。此外,哈萨克斯坦还经过了沙俄与苏联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俄罗斯权威主义、村社主义的政治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俄罗斯真正具有现代文明价值意义的是其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的村社组织。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称俄罗斯文化的根基是‘土壤村社精神’[21](33)。由此可见,“无论是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倾向,抑或俄罗斯传统文化对中亚各国的影响,都使中亚各国的政治文化体现出对权威的服从性特征”[22](19)。

  新加坡主要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是海外唯一的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儒家文化的思想意识渗透到该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23](71),其核心是信奉贤人政治、精英治国的“大一统”思想。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大多是有着中华文化传统而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因而他们对政治民主的理解是东西夹杂的。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推进的”[24](43)。尽管英国在新加坡进行了140年的统治,仍然无法抹去东方文化的底色,“因为大多数华人移民是在殖民统治的中后期涌入的,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时间并不长”[25](611)。可见,“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正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张扬”[26](21)。而“1982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释”[27](102-104)及“1990年制定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28](263)可谓是更为明确的注脚,“威权政治的施行和巩固奠定了文化心理上的深厚基础”[1](20)。新加坡人“一方面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以避免相互倾轧中财富被剥夺,这就使他们把一元的绝对权威的政治领导看成是自然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们畏惧这种严厉的权威,避免与猛虎般的政府权威发生摩擦。”[29](232)新加坡的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新加坡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这就构成了威权政治的文化根源”[26](22)。

  三、两国威权政治体制的比较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虽然都实行威权政治体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二者依然存在许多区别。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一)正确处理政治模式与本国国情的关系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万能的政治模式。各国只有根据本国国情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模式,这样才能促进本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曾经深受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吸引,并引入激进的改革方案,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纳扎尔巴耶夫宣称“拿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与譬如英国相比是不合适的”,[30](102)“血泊和混乱中的民主,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我们民主的基础是政治、社会和民族间关系的稳定”[10](125)。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的转轨,是从苏联传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向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转变过程,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7年著书写道:“目前,我们不能按照西方标准把哈萨克斯坦评定为民主的抑或权威主义的国家。这种或那种评定,都没有充分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和其他的根据。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的改革的民主方向提出异议。”[10](113)同样的,新加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本国具体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发,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威权政治发展道路,迅速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二)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从一定意义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是不断找到本国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观念的最佳结合点的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以本国政治文化为背景,放眼世界进行吸收和借鉴。

  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它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所需要的是一种“带有家长制倾向的东方式民主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和三权分立、选举、政党制度都必须有统一权威的解释和领导。“这种政治模式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上都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成功典范”[24](44)。任何一个新政权都是从旧政权中脱胎而出,虽然旧的统治方式已经被摈弃,但它仍然对新的政权结构及其公众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加入苏联之前,哈萨克斯坦一直处于落后的传统宗法制社会。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各方面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此后的70年,哈萨克斯坦一直处于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领导之下,“原苏联的政治统治模式对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建构民主政权的形式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20](71)。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我们的民主化要符合西方国家民主的传统和原则及东南亚主导国家的经验,也要符合我们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公众的传统。”[31]哈萨克斯坦在充分肯定民主化发展方向的前提下,结合自己国情,进一步推动威权主义,并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各国政府权力,以强大国威和国力保持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避免政权颠覆、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

  (三)正确处理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随着世界局势的深刻变革,应该说,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过渡是可能的。在2008年2月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纳扎尔巴耶夫宣称:“现阶段,以祖国之光党为主要政党的模式可以被看作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的最佳模式。这一模式允许所有其他政党参与选举,可以进入议会和参加全部的政治进程。对于新政党的产生和抒发自己的意见不存在任何障碍。”[32]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接受《远东经济评论》访问时就曾说:“一个需要在各方面同他人竞争的新世界中我们不能一直依赖一个家长式的政府,如果你观察新加坡,你会了解到政府正尝试尽量退避,让新加坡公众能有更多空间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意。”[33](653)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两国的威权体制不断成熟和巩固,领导人对其的驾驭也更加得心应手。两国实行的威权政治体制,确实比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更能直接反映各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实际,更好维护社会稳定。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往往出现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的发展,而当出现恶性循环之时,要跳出这种循环的怪圈绝非易事。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着既定路径往前走,起初的制度选择会提出强化此制度的刺激性与惯性”[34](123)。因此,两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在威权秩序下缓慢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近年来两国的政治民主化的步伐一直在加快,但孕育和滋养威权政治的土壤犹在,因此可以预见,在民主机制的载体中,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本质特征将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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