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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资中筠 点击:337次 时间:2014-12-14 22:39:09

 我从50年代初到文革开始的十几年中,一直供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亲历了世界和平运动内部的一些事,特别是中苏从亲密战友到主要敌人的过程,如今凭记忆记述下来,也是那段历史的吉光片羽。

   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统战组织

   “世界和平理事会”(简称“世和”)成立于1949年,是在“冷战”背景下苏联领导的国际统战组织,在当时聚集世界名流,也极一时之盛。其建制俨然一个小联合国。理事会的主要成员是欧洲各国共产党及其“统战对象”。法、意两国共产党力量最大,在本国议会是第一大党,德国虽然分裂为两个国家,但在和平运动的代表团是合起来的,当然以东德为主。英共虽然力量较小,但英国地位重要,而且是工党执政。所以理事人数依次为法、意、英、德,然后是苏联、中国。在欧洲共产党中,法共与苏共关系最密切。“世和”的领导班子以法共为骨干,主席是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是著名的居里夫人的女婿),“总书记”历届都是法共派的。副主席为各国名人,中国是郭沫若。

   1949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立即开会,宣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成立,足见其重视。主席是郭沫若,名誉主席有约里奥-居里、毛泽东和斯大林。这样的规格,后人很难想象。我在“和大”工作期间并不知道名誉主席之事,是后来看到资料才惊讶地发现的。名誉主席实际上从未出面过,所以鲜为人知。

   以开会为业

   世和”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举行各种规模、各种级别和各种名目的会议,会议的名称视形势需要在“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国际合作”等词汇中选择。平均一年不止一次会。时间、地点、议题、范围实际上都由苏联决定。矛头当然针对美国(概括为“帝国主义扩军备战政策”)。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前,以要求禁止原子武器为主要内容。1954年苏联有了原子弹以后,则议题主要是视苏联与美国谈判斗争的需要,宣传苏联的具体方案。

   中国除了配合苏联外,也有自己的意图:那时正式建交国不多,与西方国家来往主要靠民间的名义,因此也乐得顺水推舟,利用这一场合突破封锁,广交朋友,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政策,维护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权益。所以对这一机构和活动十分重视,作为主要的对外活动。

   “世和”会议选址尽量在最接近东西方边界的地方,所以几个东欧国家首都,特别是东柏林,都是经常开会的地点,而中立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更是最佳选择,开会次数最多,我本人就去过9次。还有维也纳,由于1955年《奥地利中立条约》之前是四国占领,苏联有发言权,因此1952年书记处由布拉格搬到了那里的苏占区。各种会议中规模最大的是“和平大会”,这种“大会”与其说是为讨论问题通过决议,不如说是显示“统一战线力量”,出席的人员比会议内容重要。中国总是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正好与新政权要显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的意图相吻合。例如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的代表团规格最高,由国家副主席,同时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宋庆龄任团长,浩浩荡荡共60人。1955年赫尔辛基大会阵容最广泛,达到高潮。“反右”之后,许多“统战人物”纷纷落马,中国代表团的阵容就大不相同了。

   由于上述的大背景,“和运”离不开中苏关系,使我这个小人物得以从一个侧面亲历了中苏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的全过程。

   中苏蜜月期

   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代表团参加“世和”会议都是一切听老大哥的。我第一次参加是1954年5月下旬“柏林特别理事会会议”,称“特别”,是专门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关于朝鲜和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而临时召开的。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一出戏在两个舞台上唱”,所以特别重要。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必须经过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周恩来总理审阅。为此,代表团专门指定董越千(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做联络员来往于柏林与日内瓦之间。各国代表共300余人。会上印度代表发起,中、苏支持,发表了“东南亚和远东代表团的声明”,是为后来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团结会议”的先声。

   柏林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又于6月19―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在此间隔期间,准备接着参加下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郭沫若、廖承志、刘宁一、陆璀、李一氓、马寅初等)就不回国了,应邀到苏联访问,并到黑海边休闲胜地斯大林的故乡格鲁齐亚的索契休息,从国内来的参加下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也先到苏联来会合。我有幸与一位随团护士同往索契,得以欣赏黑海边的美丽风光。

   在黑海边休息期间,主人高规格、超热情接待,苏联人表现出特有的豪爽与好客,大宴、小宴不断,每宴必上伏特加,互相劝酒,夜夜笙歌,真如一家人。

   在此之后,1955年5月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力量大会”,可算是“蜜月”期的高潮。到会代表共1880人,来自85国,工作人员多达2000人,多数为会议东道国芬兰的年轻人,有许多学生。欧洲代表人数最多,拉美也来了不少人。苏联37人。中国实际代表约50人、工作人员17人,也是最大的一次显示国内统一战线的高潮,包括各民主党派、四大宗教和满、蒙、回、藏民族的领头人物,以及学界、文艺界知名人士,等等,阵容蔚为壮观。团长是茅盾,实际负责人照例是廖承志、刘宁一。当然少不了郭沫若。他和茅盾二人的排名前后颇令“和大”领导费了一番心思,后决定郭以“世和”副主席名义出席,不算在中国代表团内,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出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二人真的是谁也不服气谁的。

   偶然得知,此次会议预算65万美元,中国分摊12万。大概除苏联外,中国分担最多。还不包括如此人数众多的人员旅行、食宿等费用,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外汇紧张的情况下,这笔美元不算小数。足见其重视,可能也是“老大哥”所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   

   充分体现“以苏联为首”

   “世和”大政方针都来自克里姆林宫。每次大小会议无不与美苏外交中的某个回合有关,通过的主要决议内容都视当时苏联外交的需要,例如最重要的议题裁军与限制核武器,“世和”历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实际上就是历次国际裁军谈判中苏联方案的翻版。其他如德国问题等,莫不如此。“小兄弟”们只有配合。中国是“老二”,每次会前,苏联先和中国“打招呼”,交代精神;规模大一点的会,会前先开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长会,然后苏联代表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集会或个别谈话,亚洲代表由中国“分工”谈话。这样,骨干们“领会了精神”,“统一认识”,就保证苏联的意图能贯彻到决议中去,即使西方国家有个别人士不识相,有异议,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时的苏联代表从实质到形式确实是“老大”的气势。中国代表团领受的中央指示就是“一切听苏联领导,我们不熟悉”。除了政治含义外,也还有土包子初见世面,需要大哥带领的味道。从情况、国际惯例、礼仪,到介绍关系,都有所仰仗。后来中苏交恶之后,我曾听到郑森禹愤愤然说,每次开会,中国代表团虽然带去准备好的发言稿,但是在没有听完爱伦堡讲话之前,不能定稿,必须根据苏联代表发言精神修改发言稿。有一次没有这样做,就遭到责难。

   有一个例子充分说明这种关系:1951年10月,在维也纳召开“世和”理事会之前,苏联爱伦堡专程到北京传达苏方意图。他与郭沫若有一场谈话,要点是:1.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理事会很重要,希望中国理事多出席。他对上次柏林会议中国出席人员多非理事本人而为“代理事”,表示不满(按,中国的理事名单多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不负实际责任,所以实际与会者多为“代理事”);2.要中国争取马来亚、越南、日本、缅甸等亚洲代表出席,最好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去(按,这就意味着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3.要中国多宣传即将召开的莫斯科经济会议,并就此为《保卫和平》杂志写一篇文章,要在10月13日他(爱伦堡)本人回国之前写好以便带回去;4.增加中国的“世和”理事,并派人常驻书记处,现仅萧三一人兼,不够(按,随后中国即派李一氓常驻布拉格);5.召开亚洲区域会议问题,知道中国有困难,但还是希望努力实现(按,后来1955年举行了“亚洲国家会议”);6.《保卫和平》杂志中关于中国的文章多为外国朋友撰写,中国人自己的数量太少,而且用语不适合杂志的性质。

   从以上谈话可以看出完全是老大哥训话,有批评、有告诫,还布置任务,限期完成。关于亚洲代表问题,就是一种分工的交代,以后亚洲“小兄弟”主要由中国负责,据我了解,不但要争取它们出席会议,传达精神,经费也基本由中国负担。当时中国在外汇不富裕的情况下,对每次“世和”会议都要负担相当的费用,外加常年缴纳的会费也不菲。

   还曾听李一氓说过一件事:大约1954年,有一次“世和”刚开过会,苏联为配合它某次外交谈判又要在近期举行会议。李婉转向苏联“和大”负责人考涅楚克说,要体谅有些亚洲代表路途很远,来一趟不容易,是否一次会可开得长一些,少开几次。考涅楚克说下次在中国开,让欧洲代表也跑一跑,等于间接驳斥了李的会议太频繁之说。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苏共中央指示,往桌上一摆,说这是苏共中央的决定。这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李只能无言。要知道,那个时期,如果在“前线”的中国代表的表现令苏联老大哥不满,一纸诉状通过莫斯科就告到北京,等那位中国代表回国,可能已经有批评甚至处分在等着他了。

   有时苏联代表“交代精神”也口径不一。例如有一次会议,法捷也夫与中方谈话中表示中国代表不必对所有议题都发言,可以多着重谈与中国和亚洲有关的问题,而在此以前爱伦堡却要中国关注范围放宽一些,多讲亚洲和自己以外的事,两人口径不一,使中方为难。英国人蒙塔古也抱怨过,苏联对柏林问题出尔反尔,一次赫鲁晓夫讲话,说对柏林问题一定要如何如何,口气十分坚决,他们(英国和运人士)就按此做宣传,谁知不久苏联自己又变卦,与美国妥协了,令他们十分被动。

   每次和平会议都分若干小组,提出一系列决议,最后在大会一一通过。“蜜月”期间,基本上都是一致通过,最多时有几十项决议。除了苏联特别需要的问题外,每个与会代表都带来本国或本组织的诉求,例如印度要求收回葡属飞地果阿,巴勒斯坦或约旦代表要求解决难民问题(当时的提法是“要求重返家园”),1954年以前朝鲜、越南停战问题。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陆续出现支持某个非洲民族正在进行的斗争的决议,经常列入议程的有呼吁释放肯尼亚塔(肯尼亚民族运动领袖,常年为英国囚禁)、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南北罗德西亚(即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以及其他黑非洲民族的解放斗争,等等。一般说来,中国代表只关心一些主要的决议案,防止其中有违背中国立场,损害中国利益的措辞,特别是朝鲜、越南和联合国问题。关于联合国,不但中国席位问题没有解决,还在朝鲜问题上曾有决议指中国为“侵略”,因此凡有人提出某个问题通过联合国解决,中国一律坚决反对,没有妥协余地。此类问题如有意见都私下找苏联人协商,事先取得一致。至于其他问题,就跟着举手了。

   裂痕初现

实际上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中苏分歧已难以调和,但是在表面上一直维持“兄弟团结”的形象,避免公开化。以当时国际共运的准则,把内部分歧公开化就是帮助帝国主义,是大逆不道的,所以直到已经公开分裂之后,仍然互相指责是对方首先把分歧公开化。初期,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逐级传达和“学习”“中央精神”,即使在内部绝密文件中对苏联也是逐步升级的,由代号“右倾机会主义”“半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直至直接点名“苏共”。我那时既非党员,又处于最底层的一个小科员,本来对这种党内绝密情况无缘与闻,但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却最早从青萍之末感受到这一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裂痕。

   我第一次感到中苏某种不和谐是在1956年6月“世和”常委会巴黎会议上。此时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东欧发生波兹南(波兰)事件之后、匈牙利事件之前。这是一次小型会议,中国代表只有两人:胡愈之和李一氓。会议文件初稿一般是法国人起草,当然事先得到苏联人的同意。会上的主要争论问题有二:  一、主要文件草案中有一句话:“国际局势缓和在国家内部生活造成了新的条件,允许了更多容忍和自由”,这当然是指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内部的“解冻”。中国代表坚决反对这一措辞,意大利代表坚持要,苏联爱伦堡同意,相持不下,最后由法国总书记出面,把“允许了更多容忍和自由”改为“……创造了新的条件,它给各国人民打开了更多容忍和自由的道路”,勉强通过。意大利代表弃权。中国反对的理由是不该提到各国内政。以后我才理解,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反映中共和苏共以及许多西方共产党在路线上的分歧:中共首先不认同苏联对美缓和政策,也不认同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内部的“解冻”;同时主张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既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容忍和自由”之说,更重要的是在自己国内不准备实行“容忍和自由”。一年之后,众所周知的那场“阳谋”是对这一立场最好的阐述。但是我相信1956年时李一氓绝不会料到一年后的国内形势,他只是坚守中共一般的原则立场。

   二、阿尔及利亚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已经开始,法国出兵镇压。非洲代表迪亚洛(“非洲人大会”秘书长)说,如果完全不提阿尔及利亚,他回去无法向非洲人民交代。迪亚洛是温和派,并不主张武装斗争,但是作为非洲代表,他当然支持民族独立。他表示可以妥协到不点阿尔及利亚的名,只提“制止现行战争”(指法国镇压阿独立运动的战争),法国代表坚决不同意,迪亚洛退而把“战争”改为“武装冲突”,但是连这也通不过。爱伦堡对他说: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法国内政(这正是法国政府的观点,也是当时法共的立场),要把它变成国际问题,尚有待非洲朋友的努力。迪亚洛一气之下,退出会场,再也没有回到“世和”。中国代表在会下支持非洲代表的立场,但那时中苏两党分歧尚未公开化,既然在“容忍与自由”问题上已与苏联在会上表示了不同意见,对这个问题不便再公开表态。

   不久,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中苏关系处于微妙状态。一方面,要高举中苏团结的旗帜,“不给帝国主义钻空子”;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在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上,以及各自的政策已经裂痕日深,不大可能弥合。苏联出兵匈牙利,引起国际一片反对声。左派内部发生分裂,不少西方共产党员退党,其中著名的如美共知名作家法斯特等。各国共产党的不同立场在“世和”内部也表现出来。法国人仍紧跟苏联,意大利人和英国人表现一定的独立倾向,强调要照顾本国人民的情绪。尽管英共在本国力量很小,在“世和”内部还是有一定发言权。中国人在匈牙利问题上力挺苏联,唯恐苏联妥协倒退。于是在1956―1957年的几次会议上,中国代表的争论对象主要是意大利代表,苏联代表反而成为和事佬。有一次意大利代表说,我们不能跟着苏联“亦步亦趋”,中国代表起而反击,说我们就是要跟苏联“亦步亦趋”。这一表态与后来中国批判苏联“老子党”“指挥棒”的论点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我印象深刻。

   但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中苏以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还做过一些促进和解的努力,所以有时表面上还勉强维持“团结”的假象,同时把公开分歧的责任推给对方。有一次廖承志与苏联人谈话,除了摆出不同观点外,最后还把国际共运比作一支交响乐队,可以有不同的音色和声部,但都在苏共指挥下,奏同一乐曲云云。在这段期间,中国在公开批判中把南斯拉夫和法共、意共做靶子,在“世和”内坚决抵制南斯拉夫代表参加。实际上谁都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957年6月,科伦坡世和理事会是“世和”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开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除郭沫若、刘宁一、廖承志外,还包括不久以后就被打成右派的罗隆基、钱端升、孟鞠如(原国民政府驻法使馆起义人员,当时在“和大”工作)。

   此时分歧实际上已经相当明显。会前苏联考涅楚克和两位法国常委专程来华,协调立场,除与“和大”领导晤谈外,还受到周总理接见。中方坚持的原则是:和运不能不分是非、不问立场;不能怕提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不能只谈人性,造成在匈牙利问题上丧失立场;不能把苏、美,阿、以并提(这是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以色列―阿拉伯战争之后,中国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反对以色列),不能机械配合外交(当然是指苏联外交)。但是后来在科伦坡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并不是这些问题,却是考涅楚克在北京没有提出的,“废除政治犯死刑”和“良心反战”问题。

   苏方事先已与西方和平主义者达成默契,要在会上提出“废除政治犯死刑”的决议案。到会场之后才向中方亮出意图,廖承志、刘宁一坚决反对。考涅楚克又抬出苏共中央,说他来前已得到苏共中央同意。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这一招已经不灵,中方不再买账。廖、刘说自己就是中央委员,也能代表中共中央。随后决定双方都再请示各自中央,未得指示前暂不发言。莫斯科收到请示后,指示驻华大使尤金在北京见周总理,大意谓:此事考涅楚克在出发前确实得到苏共中央同意,但并不知道他在北京未与中方事先讨论,这是个错误。现在决定暂时不提此问题。已指示考,要他向中方道歉,并要他将此意见通知法国人,说服他们不提。考在科伦坡果然向中方道了歉,并要中国代表不要就此问题公开发言。但是会上还有欧洲代表坚持提出此问题,还有英国人提出支持“良心反战”问题(即反对义务兵役制,个人有权拒服兵役)。中国代表认为有必要表明立场,决定在一个小组上发言,大意谓:政治犯的范围很不明确,为什么不提现在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天天被屠杀的战士?统治者一向把革命者叫作“土匪”“叛乱分子”等等,不承认是政治犯,这种决议对他们起不了作用,但会束缚“人民政府”的手脚。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一致的,通过决议就要遵守。我们台湾尚未解放,美国还在干涉、破坏、派间谍、搞颠覆。我们尽量少用死刑,但有时不能不用……由于大部分时间讨论废除死刑问题,最后“良心反战”问题不了了之。

   考涅楚克和法国人知道中国人要在小组发言,都很紧张,专门到这个小组来听,见中国人只正面表态,没有点名批评对立面,才放心。我在会下感到对于废除政治犯死刑问题,中国代表如廖承志、刘宁一等反应十分强烈,真的动了感情。刘说,我们在国民党时期从来就没有做过“政治犯”,就是被当作“土匪”处理。在另一场合我还听一向开明的李一氓说过:我们40岁以上的共产党人能活到现在纯属侥幸,现在说什么“废除政治犯死刑”!也很愤然。所以中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惜破裂也不妥协的。可以看出,此时苏联还需要中国的支持,相比之下,他们更加不愿分歧公开化。   

   《报告》重点有二:一是把这些活动与苏联主要人物的讲话,特别是“九国情报局”的刊物上的文章以及美共的报纸、刊物对照,以证明这些活动完全是苏联操纵的;二是详细披露美国参加者个人和组织的名单、身份、背景,还分州排列,这样,对各州左派势力强弱一目了然。这一切就是作为论据,说明在美国的各项和平活动完全是美共秉承苏共意旨组织策划的,其目的就是利用美国的民主自由,鼓动人民反对美国。特别是反对原子弹运动单方面针对美国,其用心就是要解除美国武装,为苏联侵略和颠覆开方便之门。以此推理,美共当然就是苏联的第五纵队,是背叛祖国的政治组织。这份报告反映了当时美国执政者和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情绪。“恐共”是确实存在的。这也证实了我的一贯看法,50年代中期以前,共产主义处于攻势,而西方处于守势。

   我意外发现这样一份文件,首先感到惊喜,提供了我正需要的资料和另一方面的印证。至于双方对骂的内容和语调,我并不陌生。以我今天的认识,客观地说,双方的指责都有部分对,部分不对。就发动大战而言,谁也无此意图,其道理本文开始已经说明,但是双方都害怕对方有此意图,都有理论和现实根据,也不完全是为宣传;就“颠覆”而言,可以说双方都不能推脱干系。因为“冷战”就是宣传战、心理战,怂恿对方群众反对自己的政府。既是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又是意识形态之争。不过在那段时期,社会主义处于攻势,西方处于守势,与50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势迥异。在那个时期美国还举行了一系列各种名目的以和平为主题的会议,遍及工会、青年、妇女、宗教团体,而且还扩大到拉美国家。在这些活动的名单上可以看到众多著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如爱因斯坦、保林(Linus Pauline)、奥本海默等等,还有中国人熟悉的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夫妇、名作家法斯特、阿瑟・米勒等,不少名牌大学的教授也在其中。报告认为“九国情报局”就相当于过去的共产国际,名为“国际”,实际上是苏共的派出机构,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同时给各国共产党下指令,这也基本属实。从美国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认为这是共产党通过“和平攻势”进行渗透,感到压力与威胁,也并非没有根据。

   这种对骂是否起到了瓦解对方民意和士气的作用呢?我看未必,也许效果适得其反。如果一国统治者不能像原来那样统治下去――例如苏联的解体――绝不是被“敌人”骂垮的,而是内部诸多因素造成的,最主要是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在信息极度封闭的情况下,统治者的谎言能在一定的时期起作用。一旦公众知道真相,哪怕是部分的真相,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神话就会破灭。正因为如此,1956年以后“冷战”双方攻守之势开始易位。大批“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从失望到幻灭,有的退出,有的转到反面。就是还留在“和运”内部的,对苏联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因此苏共领导也意识到要改变策略和语调,更加强调要团结西方中立的和平主义人士,而毛泽东此时正日甚一日地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分歧于焉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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