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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路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曾毅 点击:3512次 时间:2015-06-25 20:04:35
 “发展主义”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盛极一时,是西方比较政治学绕不过的主流范式。威亚尔达认为,比较政治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到70年代,主要由法制形式主义(旧制度主义)和发展主义先后支配,各领风骚数十年。发展主义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研究途径:伴随着一群新的后殖民国家登上世界舞台,比较政治学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并努力创造出一种模式来帮助我们理解它们的政治演化,这种途径与模式被称为发展主义。[1]

      虽然发展主义的兴起与籍新兴发展中国家有关,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研究、国别政治研究,并不纳入本文的视野。这就涉及到一对重要概念的区分——即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发展”和作为研究范式的“发展主义”。政治发展研究,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大,几乎包含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全部政治现象。“发展主义”不同于政治发展研究,特指比较政治学中盛行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紧密联系,强调西方发展路径的示范作用。这一主流范式于七八十年代衰落了,因“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90年代又重新回归。

      本研究拟从方法论的角度,关注从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的知识脉络。新发展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在国内外都非常有限。在西方,虽然有敏锐的学者注意到它的复兴,但是深入的研究尚属缺乏;在中国,更是一派各说纷纭的景象。由于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引介得比较晚,此领域尚未成熟。不要说新发展主义,就是经典发展主义的方法论介绍也屈指可数。并且,我们对于发展主义的了解有两个盲点:在一个方向,中国学者对于阿尔蒙德、李普塞特等经典发展主义学者的观点如数家珍,但是缺乏在一个方法论脉络下理解他们的关怀和对话,对这些政治学者的著作只是“点对点”的分别理解,比如,对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发展主义的脉络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国学术界探讨鲜见;在另一个方向,尽管我们翻译引介了威亚尔达等学者的系列著作,也对发展主义作出了脉络梳理,但是由于其概论性质,尚未进行更详细的文献深描和详细论述。这对于中国学者认知、了解发展主义造成了知识上的瓶颈。至于作为学术新进展的新发展主义,中国学者的关注更是有限。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以代表人物的研究为线索,建构起发展主义方法论上的知识谱系,介绍新发展主义的知识背景(在方法论层面上与谁对话、对谁进行了继承和改进);新发展主义的核心命题;新发展主义的贡献和不足(与经典发展主义相比有什么变化、有哪些理论空间),等等。本文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新发展主义,但由于新发展主义与经典发展主义之间的密切关联,对于发展主义的回顾,同样也试图为国内的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提供知识增量。

      一、发展主义的经典命题:发展带来民主

      发展主义的序幕是由经济学家拉开的。战后美国的战略家和外交政策关注的是如何在新兴国家推动发展,降低苏联模式的吸引力。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的研究也带有很强的战略意义。而“发展”概念,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首要是“经济发展”,这就将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的面前。以学者和总统顾问华·惠·罗斯托(Walt W.Rostow)为例,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发展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他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通过若干发展阶段,从欠发达到起飞,到走向成熟,到现代性。所有国家都要经历上述各阶段,是跳不过的,是普世性的。这一过程的最后结局必然是自由、民主的。[2]总而言之,打头阵的经济学发展主义强调一个简单而普世的道理:经济发展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终极样本,经济发展会自然带来政治发展。

      发展研究很快吸引了社会学家的眼球。在政治社会学界,作为发展主义的标签性人物,李普塞特的观点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他认为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发展”和“合法性”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李普塞特的命题是:经济发展带来民主,这也构成了经典发展主义的共识。

      李普塞特认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下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和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李普塞特使用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数——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欧洲和拉美已经被分类为有不同程度民主的国家,计算了各种指数的平均值。

      首先,李普塞特对欧洲国家、英语系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稳定的民主与不稳固民主/独裁的分类。其次,李普塞特以系列指标来量化处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程度之间的关联。

      李普塞特的指标包括:财富指数、工业化指数、城市化指数和教育指数。每个指数下面又具体有测量的指标。比如,财富指数就量化为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多少人拥有一辆汽车、几千人拥有一名医生,和每千人拥有的收音机、电话和报刊书籍。毋庸赘列,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数据反映的趋势和规律是一致的,即比较民主的国家,在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上都比较高。

      至于教育指数,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李普塞特意识到,德国和法国属于欧洲教育最好的行列,但仅靠国民教育水准本身,并没有使它们的民主得到稳定。因此李普塞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认为教育多半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使他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提高他在选举时作出合理选择的能力。舆论机构向不同国家的民众提问,问他们对于反对派的看法、对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态度、对多党制与一党制的感受,结果证明,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他的结论是,教育既比收入重要,也比职业重要。他同时引用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致构成了一种与民主有政治关联的主要因素。”[3]

      至于民主的另一个社会条件——合法性问题,学界关注不多。李普塞特用“效率(Eff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两个词分别用以评价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系统。前者是指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进程;后者则包括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和决策机制以应对各种问题。他认为,一个民主社会是否能稳定发展,不仅取决于它的现代化效率,还取决于政治系统的效能和合法性。而效能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合法性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价值性的概念。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有两种:第一,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第二,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4]李普塞特认为,与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社会处理分歧的能力和方式,而这也直接威胁到民主的巩固。西方在现代国家建设上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教会或各种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第二,承认下层阶级,特别是工人,经由普遍的选举权和集体交涉权充分享有政治经济上的“公民身份”;第三,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注意到,这几个关于分歧的危机,正吻合了现代国家建构中的认同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处理这些危机,更为民主的巩固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

      我们发现,李普塞特虽然也对政治系统的效能、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但他的最重要论断仍是“经济发展—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之间的媒介就是“政治人”,亦即“经济发展—政治人—民主”。李普塞特的研究路径基本沿着“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路径。政治社会学关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是民主的温床,因此李普塞特关于民主的有利条件的探讨,最终总要落脚在“政治人宽容、妥协的态度”上,对于效能、合法性的讨论也是为了探讨什么样的条件有利于培育人与人之间宽容、妥协的态度。李普塞特的观点最鲜明地代表了经典发展主义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与民主的相伴相生关系在早期经典发展主义这里是毋庸置疑的。

      二、发展主义研究的范式化:结构-功能主义

      如果说李普塞特提出了发展主义的经典命题,那么,阿尔蒙德则将发展主义研究范式化,主导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20年之久。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试图建立一套抽象的理论模型,用一系列普世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现象。1960年,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中,阿尔蒙德与科尔曼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结构-功能理论。而鉴于学术界的批评,在1978年与鲍威尔合作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阿尔蒙德在坚持了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的同时,又整合进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发展等概念。此书中,阿尔蒙德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政治体系”。阿尔蒙德用“政治体系”代替旧术语如国家、政府、民族,等等。“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5]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环境”。而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分为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因此,结构-功能主义建立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基础之上。

      第二组重要的概念是“结构和文化”。结构是由各种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的;角色的组合就是结构。而文化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结构和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与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观息息相关。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是政治文化世俗化和政治结构分化——“一个结构上分化、文化上世俗化的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6]

      第三组重要概念是政治体系执行的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阿尔蒙德认为,所有政治结构,无论专业化程度如何,都执行着多种功能。体系层次的功能涉及到体系的维系和适应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过程层次的功能,是要求和支持的输入经过一个转换过程变成权威性政策的输出的功能。由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和政策实施四个方面构成;政策层次的功能,包括输出产品、行为、结果和反馈等。

      在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虽然包含着文化变量,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体系—过程—政策的三个层次上普世化的结构问题,即如果设计出一套满足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和政策执行七大结构与功能的制度,政治发展就指日可待了。也就是说,阿尔蒙德试图通过历史比较、其实主要是根据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抽象出一套普世主义的政治发展路径。

      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作为比较政治研究委员会(CCP)的主席,阿尔蒙德的麾下汇集了一批主流政治科学家(包括阿普特、白鲁珣、魏纳、维巴等等)。他们共同发扬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发展”的专著(如《沟通与政治发展》、《官僚制与政治发展》、《教育与政治发展》、《政党与政治发展》等等)。威亚尔达如此评价结构-功能主义的魅力:“首先,阿尔蒙德的设计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范围内的所有迥然不同的政治系统的方法,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这些政治系统的大纲;其次,它教该领域的初学者应该研究些什么:利益整合、规则的裁决等等;再次,使阿尔蒙德的方法充满吸引力的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在道德上也是善的;第四,在越战前那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时期,可以通过美国外交援助修正一国的发展中缺失的因素。面对这样一种综合各种优点于一身、极具说服力的方法,谁还能有招架之力呢?”[7]扎哈里亚迪斯也认为,“它在价值上是高度自由主义的,因为它融合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自由传统与乐观主义。……这已成为一个发展模型,肯尼迪政府要别的国家完全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它告诉发展中国家,它们为建立一个更有秩序和运转良好的体制需要做些什么。”[8]

      然而,结构-功能主义遭受的诟病也源于此。它受到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被认为是西方中心论和带有本族中心主义的强烈偏见。在阿尔蒙德的模型里,必须履行特定的功能,并按照西方早发国家的政治体系,发展出特定的组织和机构。而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传统政治现象则不被予以考虑。例如,扎哈里亚迪斯举例说,阿尔蒙德认为政党是利益整合的代言人。那么,非洲酋长的领袖角色、顾问班子以及其他传统制度就不应该被考虑,甚至要被谴责为发展的障碍。如此一来,西方型的各种制度如政党和利益集团都应该被移植到新兴国家。[9]

      第二,结构-功能主义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性,使它流于简单的逻辑流程图。由此,它忽略了理解政治发展的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比如不同的价值观及其变化、政党派别、工会、军队、农业协会、官僚结构,以及促进增长的政策。[10]

      第三,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体系理论反映的是“社会中心”路径,这个路径的适用性并非普遍的。台湾学者陈鸿瑜认为,阿尔蒙德的研究是公共政策途径,用这个路径研究非工业化国家,有两个限制因素:一是由伊斯顿提出(阿尔蒙德继承)的系统过程模式,似乎并不适宜于政府机构和结构相当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较多强调输入项,如政党、压力团体、利益表达和利益会聚的功能,但“第三世界”的情况恰好相反,大多强调输出项,人民只知道服从政府的法令,而不知道如何制订或影响决策;二是政策研究的知识背景是源于西方多元文化传统,其中心信仰乃认为政策是由政治交易过程所做成的,政策本身是竞争团体之间协调的产物。这些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背景最欠缺的。[11]

      三、发展主义的式微

      经典发展主义曾经被认为是解释发展中世界的万能良方,却最终日渐衰落。除了现实层面来自发展中世界的种种令人悲观的政治景象的直接打击之外;发展主义本身的理论特性所展示出的矛盾和局限性,也是它生命力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其中,经典发展主义的线性乐观思维、历史观的匮乏,是最受诟病的致命硬伤。

      20世纪60年代,当“经济发展理所当然带来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一统天下之时,亨廷顿却独树一帜地提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1968年,亨廷顿出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此书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之一。如若理解此书的时代背景,我们会惊叹亨廷顿的胆识和预见。当时,阿尔蒙德主持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在学术界居于权威,发展主义的信奉者不计其数,对学术和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亨廷顿却指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而经济上取得高福利水平的国家,在政治上则可能仍然是混乱而动荡的。”而造成这种暴乱和动荡的原因在于,“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12]这一洞见极大地挑战了发展主义,难怪弗朗西斯·福山在为其作序时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最终使现代化理论寿终正寝。”[13]

      关于“政治发展”,西方学者的界定一度都认为是线性单向的概念。受历史进步主义的深刻影响,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注定向前的。鲁恂·派伊(Lucian Pye)在《政治发展诸方面》中将政治发展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是平等精神。政治发展包括大众对政治运动的普遍参与和介入,还意味着法律有普遍适用的性质,政治职位的轮换应该反映其所作所为的成就水平;二是政治体系的能力。这意味着政治和政府活动的大小、范围和规模,以及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效能和效率;三是分化和专业化。[14]受阿尔蒙德的影响,用几个固定指标来界定政治发展的方式很普遍。

      西方学者在界定政治发展时,暗含了许多共同之处:一是评价是否“发展”的参照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特征,可以说,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色彩;第二,政治发展是一个被许多指标测量的,与民主、参与紧密联系的概念;第三,政治发展往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衍生物,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因变量”。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突破和批判,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一是他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独立变量,并不与经济发展相伴相生。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政治发展与现代化脱钩,转而认为,政治发展是制度化的过程。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15]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亨廷顿认为,首要的不是民主,而是秩序。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与民主化、参与相关;而政治发展则指向“秩序”。二是他提出了“政治衰朽”概念,与“政治发展”并列。这与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模式迥然不同。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是必然向前的,而亨廷顿却认为政治变迁可以在发展和衰朽两个端点徘徊。这也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现代化理论背后的历史发展观是自然主义的(线性的发展观,认为先进必然取代落后);亨廷顿则与德意志式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如出一辙(承认落后社会也有存在的理由,历史相对主义)。[16]亨廷顿列举了二战后20年间拉丁美洲大范围的军事政变,中东和亚洲的革命暴动、起义和游行,和一些国家的种族部落冲突,来描述他所谓的“政治衰朽”。[17]在“政治衰朽”的国家,政治秩序在下降,政府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遭到破坏。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败,给乐观的发展主义迎头一击。

      发展主义不仅面临着政治衰败现实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缺少历史观的发展主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缺失。在我看来,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虽然自认为是历史比较的产物,其实几乎不存在历史观。

      第一,顾名思义就知道,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的是硬制度和硬变量的重要性,以为有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就会有西方一样的政治功能,进而带来一样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未来。

      第二,结构-功能主义是行为主义革命下的产物,而行为主义又是淡化制度、历史和文化的。行为主义为什么在美国泛滥而在其他地区并不能大行其道,说到底是美国本身没有历史的缘故,以为科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相信“科学分析”就能回答一切问题。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体系-过程-政策是科学化的产物,而七种功能更是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晶”。

      第三,具体而言,就是结构层面的七种功能,即所谓的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和政策执行,也只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结果的一种“快照”,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过程。或者说,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也并不具备这些结构与功能。这样,用发达国家长期演变的结果性模式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试图让发展中国家忘记自己成长的“阶段”,忘记历史和文化,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甚至出现政治衰败。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衰落了,但其毕竟统领美国政治学20年之久,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世界观了。作为一种世界观,由于其内化式积淀,其变化是很难的,甚至具有滞后性,并且时时刻刻会表现出来。比如,发展主义在80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改革与开放以后,发展主义情绪表露无遗。当时美国学术界对80年代中国的普遍看法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西方式民主。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再次证明发展主义错了。但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威权国家的制度变迁却为发展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尽管苏联、东欧的制度突变并非都是因为经济发展导致的。

      四、新发展主义的基本命题

      20世纪末浩浩荡荡的民主浪潮再次席卷全球,新发展主义应运而生了。新发展主义在研究“民主与民主转型的条件”这个问题上,试图弥合经典发展主义的缺陷,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方法论模式。新发展主义的代表著作,有经典发展主义领军人物李普塞特的新版《民主的社会前提》,也有曾经以“政治衰朽”挑战经典发展主义的亨廷顿的《第三波》,还有本文扼取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本部分通过评介这三个代表作的内容和方法论特征,来观察新发展主义的基本命题。

      1.修正了的发展主义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一度式微的发展主义卷土重来。1959年,李普塞特的文章《民主的一些社会前提》(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曾经令他享誉比较政治学界,并树立了发展主义的理论旗帜;到了1993年,他又以《民主的社会前提(修正版)》(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重振发展主义雄风。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代表作,本文关注的仍是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哪些因素有利于民主转型和巩固?我们注意到,由于“第三波”使许多国家推翻独裁和威权政体,迈入民主时代,此时的李普塞特不仅仅关心“民主如何得以发生”,他对于“民主巩固”问题也分外地关切。他注意到,截止到1993年,世界上186个国家中的107个(过半)拥有了竞争性选举制度,并通过各种手段保障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这对于民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然而,人们不应只看到机遇,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次民主化浪潮波及的很多国家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威权文化和传统,而这种历史遗产对于民主的运作是非常不兼容的。这就引发李普塞特深入思考民主的制度化问题。哪些因素和进程对于民主巩固有利呢?他的结论是,新的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往往比较低,必须警惕它的长期稳定性。为了获得合法性,新的民主政体首要的是“效能”(Efficacy),尤其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在政治领域。如果他们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他们也能让政治有序运转;反之亦然。[18]

      与40年前一样,李普塞特同样讨论了“民主如何产生”的问题。他认为,“较富裕的社会和高福利往往与民主制度紧密相连。”接着,李普塞特通过文献回顾,详细阐述民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自从19世纪起始,就有许多政治学家注意到民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马克思主义者、经典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都承认工业资本主义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关联。熊彼特曾说过,“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摩尔也与马克思主义者如出一辙,他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no democracy)。”许多他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不过,还有一些学者对于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显得审慎得多。比如,Berger认为,虽然所有成熟民主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是市场经济,但的确有许多非民主的市场经济。Diamond认为,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用公式表示就是: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关联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典型特征)是民主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可能会催生并有利于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单单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必然会迈向民主化。市场经济无法单独构成民主的社会条件。这个判断可以得到经验支撑,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借鉴资本主义的经营、生产、运作方式,而政治体系却仍然保留了权威的传统,比如拉美国家。Waisman试图解释为什么拉美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像它的美国邻居一样为它带来民主。他的结论是,拉美国家的私有产权还远远不够催生民主。他仍然秉持了发展主义的模式化思维,认为国家限制市场的地方,会阻止自由流通,会导致自给自足,也从而催生威权主义。因此,自由市场需要民主,需要削弱国家权力,反之亦然,民主也需要市场经济。他的思路是:市场不足—限制竞争—威权主义,我们可以看出是经济决定政治的思路。然而,这样的解释仍旧深陷在发展主义的刻板思维方式中,将市场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必然决定的简单逻辑。

      李普塞特对于贫穷和民主之间的负相关深表忧虑。他认为,贫穷国家往往强调特殊主义和人际关系。在这些国家里,国家掌握大量资源,法制不行,民主难成。在李普塞特看来,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办法来削弱人情网络,市场的力量越强大,精英们向国家寻租的空间就越小。我们可以读出李普塞特思想背后鲜明的自由主义意味,仍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维,认为国家对市场和社会插手越少越好。这种线性思维反映了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即以西方(尤其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为样板,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限制政府之恶、实现民主之善的必要手段。李普塞特对于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联的认识,仍然继承了经典发展主义的线性思维,坚信“发展—民主”的万能公式,并且以西方(尤其美国)的多元主义、市场经济、代议民主为终极模板。

      除了讨论民主产生的条件之外,李普塞特还花大量笔墨探讨民主的制度化问题。这里他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是“合法性”问题。他说,“新的民主政体需要被制度化、巩固,还要变得合法。”民主转型之后,并非一劳永逸了,摆在这些新兴民主国家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有几个变量影响着民主的巩固:行政选举制度、市民社会与政党、法治与经济秩序。这几个变量往往通过影响合法性进一步影响民主的巩固。他一一论述了这些变量对于民主的影响。

      通观这篇新发展主义的代表作,我们发现,李普塞特笔下修正了的发展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仍旧坚持了经典发展主义的西方中心论主义,以“结构-功能”范式做指导,以西方发达社会的政治特征作为评判后发国家的准绳。比如,对于市民社会,李普塞特倍加关注,认为这个因素比选举制度更重要,作为“中间机制”,包括团体、媒体、人际网络,可以与国家抗衡。40年前,李普塞特的文章就集中在市民社会上,认为如果个人是原子化的并无法组织起来,就无法抵抗国家对社会的侵吞。而公民团体需要成为制度化的政党的基础。李普塞特指出,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很大一个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有没有多元化的公民团体。再比如,对于政党支持,李普塞特认为社会分化、冲突可以形成稳定的政党支持的社会基础,而稳定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才有利于民主的巩固,他举例说,印度的民主巩固与其基于种姓、语言和宗教分化的稳定的政党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他强烈的西方中心论主义,他是以西方现成的政治特征来比照后发国家的,认为西方拥有了多元市民社会、竞争性政党体制、发达的选举制度……于是后发国家也应当具备这些特征,具备这些“原料”,才能享受民主的“盛宴”。这种思路其实沿袭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范式,认为功能分化导致结构分化是普世的选择。另一方面,李普塞特特别强调分裂、冲突是政党支持的源泉,而没有意识到,民主的前提是“国家性”,没有国家认同,族群分裂只能带来国家解体和社会撕裂,如前苏联和台湾地区。同样,基于阶级不平等而导致的利益冲突,结果,如泰国,也是社会的对立和分裂,而不是利益冲突下的社会共识。

      第二,仍然坚持了经典发展主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手挽手”向前发展的乐观态度,认为政治发展需要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发展是一定的。尽管李普塞特对于第三波的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制度化问题有非常高的警惕,但他同亨廷顿的“政治衰朽”的悲观心态截然不同,仍然坚信政治发展的美好前景。

      第三,以上两点是李普塞特的新发展主义与经典发展主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之所以谓之“新”,也有其更新完善之处。我们认为,他借鉴了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很多成分,比如,借鉴了旧制度主义对于“政治因素”、对制度的重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思维方式:历史无效性、路径依赖、制度分层,等等。

      2.发展—制度安排—民主

      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John D.Stephens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是新发展主义的代表作。本书的研究议题仍是发展主义的核心问题——阻碍或有利于民主的条件。

      在进入本书之前,简单评述一下与这个命题有关的亨廷顿的《第三波》。鉴于民主化的第三波,曾给发展主义致命一击的亨廷顿,似乎也成为发展主义者了。对中产阶级力量的强调,是亨廷顿“新发展主义”的鲜明特色。他认为,经济发展使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文秘人员和售货员组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在早期阶段,中产阶级未必赞同民主的力量;不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农村的激进运动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已经不断下降,而且城市中产阶级在规模上的增加可以同工业无产阶级相匹敌。民主对中产阶级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就下降了。而这些集团也日益相信他们有能力通过选举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波兰除外)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城市中产阶级。”[19]

      我们认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连续体,中产阶级在有些国家的民主化中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很多国家的民主恰恰不是中产阶级推动的,尤其不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推动的。不仅如此,中产阶级甚至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反动者。在泰国,中产阶级要么拥护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民选政府,要么自己以“街头政治”的方式推翻民选政府。在2008年的政治动荡中,代表中产阶级的“人民民主联盟”提出新的政治模式,即泰国政府组成“30%靠大选、70%靠任命”。西方人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反动性计划”。[20]这个“反动性计划”恰恰说明,在泰国这样一个贫民居多而中产阶级为少数的国家,中产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是不愿意看到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因此,将民主与资产阶级联系的必然性是值得质疑的。[21]

      与《第三波》相比,《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的比较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更加深入细致,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新发展主义也以更加复杂的面目出现。然而该书力图在批判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解释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框架。[22]

      作者认为,以往关于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研究都过于简单化,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而20世纪以来的政治现象表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联要复杂得多。比如,二战后韩国、台湾的发展是“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拉丁美洲的智利和巴西也是权威主义政体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因此,民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联需要深入考察,本文则试图打开这个因果链上的“黑匣子”。

      已有的两种研究路径是:其一,定量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个路径往往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乐观的,即民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正相关,所以他们充满希望地认为,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也会自然到来;其二,定性的比较历史研究。这个路径强调复杂的历史秩序,认为民主的产生是早期资本主义一系列有利条件的产物,对后发国家的民主前景较为悲观。

      作者认为,发展主义的经典表述,虽然数据确凿,但是没有解释发展与民主之间具体的因果链条,更不用说对于那些反例该如何解释了,只有宏观的笼统的观察。而比较历史研究却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只是需要在开始得到理论框架的指导,否则会流于事实堆砌而失去方向。本书则要扬长避短,建立一个内在连贯一致的理论框架,用以指导事实个案。

      本书包含了大量定量跨国比较研究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与现代化理论如出一辙。现代化理论,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典型,认为在那些发达的工业化经济里,民主的功能符合工业经济发展的逻辑,于是它自然兴起。在现代化理论里,中产阶级被视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军,而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则被视为民主的敌人。而本书不同于功能主义的最大之处,在于关注行为者(个体行为者和团体行为者)制度和集体组织。本书的基本前提是,民主首先是一种权力,民主化反映的首先是政治平等的提高。基于这个假设,作者进一步认为,不同的权力平衡关系,才是决定民主是否存续的最重要条件。

      作者认为,共有三对权力关系的平衡,对于民主来说至关重要:

      第一对权力关系是阶级与阶级联盟之间的权力关系。具体说来,在阶级分析中,看哪个阶级有利于民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该阶级预期自己参与政治后带来的收益或损失(即参政动机);二是该阶级的组织力和行动能力(即参政能力)。

      从这两个因素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地主阶级是民主最不相容的敌人;不同于列宁主义学者和自由主义学者的是,作者认为,大资产阶级也会镇压工人要求的普选运动,也是民主的敌人;城市工人阶级是民主的主要推动力量,因为民主会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他们本身也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中产阶级对待民主的态度往往是模棱两可的,经常左右摇摆。所以,在特定的历史个案中,我们可以通过考察阶级联盟的结构、不同阶级的权力关系,来理解阶级力量平衡是如何影响民主的可能性的。

      第二对权力关系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结构、力量和自主性,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一对权力关系。在这里,作者把国家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像多元主义者那样,认为民主只是社会机制之间讨价还价的工具。

      第三对权力关系涉及到国际因素,考虑国家力量对比。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国难以避免外部势力影响。作者将此列为第三个考虑的权力对比关系。

      作者用早发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个案作为佐证材料,证明了以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总体性的、必然的关联,任何关联都要通过作用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来对民主产生影响。总有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的正相关作用,仅仅在自由市场与民主这个政治产品之间划等号。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民主是一个高度分化的政治形式,正好吻合资本主义带来的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作者的观点不同于以上两种认识(我们注意到,受作者批判的两种认识就是经典发展主义里的“发展-民主说”和“结构-功能说”),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与民主相关联,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改变了阶级结构,加强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削弱了上层阶级。需要注意的是,并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推动了民主,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物带来了民主。

      第二,国家力量的巩固是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国家比起市民社会较为强大,这一来由于这些地区支配阶级力量的弱小,二来由于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国家统合主义传统。

      第三,跨国力量的结构也影响着民主化。

      纵观本书所展现的方法论模型,我们发现,该书代表的新发展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借鉴了新制度主义(尤其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和思维。本书所考虑的三组权力关系,与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的分析路径不谋而合,即:阶级与阶级的关系,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23]我们发现,阶级、国家作为斯考切波的主要两个分析对象,两两之间构成了三组关系: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国家与阶级。而这三组关系正是新发展主义代表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所采纳的。

      第二,借鉴了依附论与系统论等左翼理论家的“国际依赖”观点。鉴于经典发展主义在国际因素上的欠缺招致的左翼批评,我们发现,新发展主义有意识地注意到国际因素对一国民主进程的影响。

      第三,在“发展与民主”之间增添了制度性要素,把政治因素带回来(bring politics back In)。以往发展研究往往隐含了“社会中心”的倾向,依照西方发展经验,认为经济发展自然会带来民主。而本书作者在分析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时,将“政治的”因素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包括阶级分析、权力分析、议程设置等等。作者特别指出:其一,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绝不像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承认民主化确实是一个争取权力的过程,那么我们要看从属阶级的情况,促进阶级联盟形成的条件,支配阶级对民主化威胁和机会的反应,国家的作用,以及跨国因素,等等;其二,民主的巩固和制度化与发展效应并不直接相关,却与阶级力量对比、统治者是否将民主化列为政治议程密切相关;其三,民主的启动需要复杂的阶级妥协,这也是民主是否能巩固的指标。制度设计的策略和命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大。考虑到阶级力量的不同,民主是一个脆弱的现象。民主制度最多也只能给附属阶级在集体决策中说话的权利,但同时定会保护支配阶级免受侵害,这是一种微弱的平衡,因此多数会失败。[24]

      通过梳理从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的方法论知识脉络,我们发现,第一,如果说李普塞特提出了发展带来民主的发展主义的经典命题,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则把发展主义范式化,那么,在民主化的“第三波”后,李普塞特重整旗鼓,其修正了的发展主义再放光芒。在“第三波”的鼓励下,曾经给发展主义致命一击的亨廷顿似乎也改变了立场,其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的著名论题也带有浓厚的发展主义气息。而将新发展主义研究更加复杂化的则是政治学的一批后起之秀,其代表就是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John D.Stephens。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看起来彼此独立的人物和著作,其实有着内在的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上的关联。第二,新发展主义的生命力来自其与其他流派的方法论的混合,其中历史制度主义赋予新发展主义以更强的解释力,这也将是我另一篇论文的任务。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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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张哲.泰国民主政治走上歧路?[N].南方周末,2008-09-11.
  •   [21]杨光斌.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论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J].中国社会科学,2009,(3).
  •   [22][24]参见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 & 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Polity Press,1992.pp.77-78.
  •   [23][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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