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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秦晖 点击:17560次 时间:2015-10-22 21:37:47

   地点:深圳万科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方:万科周刊  万科管理培训学院

   

   土地兼并:万恶之源?

   土地问题在我们国家是影响很大的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有很多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结论,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这些结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现在一旦有人提出,中国是不是可以搞土地私有制,马上就有人说,那怎么可以呢,搞土地私有制就会出现无地农民,然后无地农民多了,地主和农民就会打起来,就会爆发农民战争,就会天下大乱,等等。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它们当然是跟我们之前的一套说法是有关的。这套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土地高度集中,因此就有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种冲突。

   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农民基本都是佃户,共产党搞了土改之后,农民才有了土地。以前农民不是佃农就是雇农。有些人承认在传统时代有一些自耕农,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自耕农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文革期间曾经有人说,传统时代的自耕农是佃农的后备军,也就是说,他们在不断的分化当中,少数人成了地主,大多数人成了佃农。

   那么,为什么土地会那么集中呢?有些人说,是因为那时候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既然土地私有、自由买卖,那么很快便会发生两极分化,少数人发了成为地主,多数人就会成为佃户。大家知道,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1949年搞了土改以后,很多人认为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土改之后还要搞集体化,因为据说如果不搞集体化,那么小农即使再平均,他在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又会发生两极分化,因此土改后如果不继续搞集体化,那么,用我们以前的说法,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我们通过土改消灭了大土地私有制后,接着还要消灭小土地私有制。要把土地变成公有的,这样才能消灭所谓的土地兼并。

   这个说法曾经影响很大,而且三十年来影响都很大,大家知道,1978年的时候,有人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尽管这个所谓的“一夜回到解放前”并不是把土地交回了地主,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交给农民和交给地主是差不多的,因为只要交给农民,农民就会两极分化。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人再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如果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说,不仅把土地使用权,而且把土地所有权都交给农民的话,仍然会有人说,这样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要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就会发生兼并,就会发生大集中,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时代的一切弊病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点产生的。

   大家知道,这的确是中国的一个特征,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一治一乱的周期,一会儿是太平盛世,然后王朝就崩溃了,崩溃过程中就发生严重的社会爆炸,我们以前叫作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确很恐怖,而且可以说,那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全世界各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像中国这样的农民战争的。像欧洲也好,俄罗斯也好,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历史书上也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的事,但是那些规模都是很小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是能够改朝换代的。只有中国,往往就是由于王朝末年发生的社会大爆炸导致王朝重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以外,只有越南有过一次类似的,就是我们历史上说的“西山农民起义”,建立了一个西山王朝。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尽管在那些国家也有所谓的朝代,但他们那个“dynasty”我们翻成“朝代”其实就是个误解,它和中国的朝代完全不是一回事的,而且也不是在大动乱中出现的,在西方所谓的“改朝换代”,大家往往都感觉不到,换了个徽章就算改朝换代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恐怖的大乱呢?很多王朝交替期间的社会大爆炸都要死掉一大半人,造成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就是因为周期性的土地兼并,一场大乱以后,土地是比较平均的,然后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越来越集中,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一定程度就大乱一次,然后又重新达到一种平衡。

   国共为土地而战?

   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周期性的治乱,这是第三个逻辑。第四个推出的逻辑,用来解释近代的历史,尤其是解释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简单说就是国共斗争的历史。这套说法就变成了:这是一场因为土地问题闹起来的斗争。我们以前讲,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帝针对的是外国人,反封建对的就是地主,而且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这场革命中,共产党是代表农民的,是主张土地改革的,国民党是代表地主的,是反对土地改革的,因此他们就水火不能相容。按照这种说法,共产党就是因为土改,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所以才能打败国民党。

   整个这一套叙述体系,听起来在逻辑上的确是环环相扣的,可是这里面每一个话题,我们仔细分析,都会产生很多疑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之前的那一套之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有说服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仅共产党这样说,国民党中也有很多人这样说。

   内战末期国民党快要不行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很多人,如陈立夫、孙科都讲过这一类的话——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就是因为在土改上比不过共产党。大家知道孙科当年有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共产党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所以能成那么大的气候,就是因为实行了我爹(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一半。有人把它叫做“半民主义”,大家知道民生主义按照后来国民党的说法,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项,共产党搞了“平均地权”这一项,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国民党其实也没做错什么,唯一的缺陷就是“半民主义”搞得不如共产党。由于国共两党都这么讲,好像这个说法就板上钉钉了。

   不过从今天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两边都这样讲,是不是恰恰说明,这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其实是差不多的呢?正是因为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是差不多的,所以提出的解释体系也是差不多的。从这里我们想到,两者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嘛?

   孙科的那句话,使我们想到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一个说辞,当时很多人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就很不高兴,他发言时说,我们受到任何挫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和孙科的说法是一样的,孙科的这个说法,国民党听来是很顺耳的,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一党专政、独裁腐败、不可救药,那他们就会很难受,但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听先总理的话,就像林彪的那个说法,是比较好听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对两党的解释是基本差不多的,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看法,这个看法取决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首先,在民国时期,土地分配是不是平均的呢?当然应该承认,肯定不是平均的,即使在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土地分配也不是平均的,但是这个不平均有个程度问题。我们以前总是用举例的办法来讲平均不平均,比如某个大地主拥有一万亩土地,有个农民无立锥之地。但是举例子其实是没有可资比较的根据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统计手段去分析一种分配的不平等的程度。

   土地分配基尼系数:0.53

   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均经常用基尼系数,它给出了一个衡量不平均程度的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3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低于0.3就是很平等,比较少见;0.3以上就不太平等了,如果高于0.4就是超过警戒线了,属于比较严重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可以用基尼系数统计一下中国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这比起举例子要科学得多。

   改革之后的三十年,经济史研究不仅在定性研究,也在定量研究,所有研究都指向一点:我们此前的研究对土地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是有所夸大的。比如说,土改以前,党的文件中讲,中国地主占人口5%,但是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现在没有一个人是这种主张,而且大家也查不到这种主张的来源。很多人当年曾经问过杜润生先生(杜老是参加过土改的,是我们党农业问题的元老),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恶,他说不知道,他也问过毛主席,也没有问出所以然。到底是什么情况?杜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讲,土改其实可分的土地并不多,印象中地主和富农加在一起,拥有的土地可能就是一半,或者40%。我们要注意,杜老九十多岁的回忆不能当成严格的统计数据,因为当时杜老也不可能去做具体的统计分析了,这是他作为一个土改过来人的回忆,但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也认为(地主的土地)比例没有那么多。

   这里我简单讲两个数据,一是1980年时,为了搞农村改革,中央专门让统计局去摸底,他们认为土改前地主占地的比例只有38.26%,这里“土改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指的是“土改前三年”,大家知道,土改的风声传出过,很多地方的地主就赶快处理他们的土地,免得被白白分走,所以就造成很多地方找不到斗争对象,为了搞阶级斗争,当时有个说法:土改前三年内发生的地权变化是不算数的。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当时的主任郭德宏先生也做过一项研究,他说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全国地主平均占有41%的土地,但是他还说,有一个趋势,就是整个民国年间,土地分配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按照他的计算,到了土改前,(地主占地)已经降到了32.16%。这里我要讲,“地主占有土地”是一个很难科学定义的概念,因为首先“地主是谁”就有很大的弹性,我曾经搞过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地方就找不到地主,所谓“关中无地主”,土改的时候统计出来的地主占有土地,只有5%。“二华”,也就是华阴和华县,有些地方在一个区的范围内都没有划出地主来。

   我倾向于把“地主”这个概念抛开,不讲什么是地主,只讲土地分配的不均度,这个是可以用基尼系数表示的,而且不管你在政策上怎么划地主,按照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只能有一个。根据旧社会各地区的土地册籍,有人统计出了上百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数据,总的趋势是: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大于0.7或小于0.4都是很少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在0.4到0.6之间,全国的平均值是0.53。那么0.53是比较平等还是比较不平等呢?

   我们首先做横向和纵向两个比较。横向看,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农业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都比中国高,说明当时中国的土地在各国中是很分散的;如果纵向比较,发展趋势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郭德宏先生提出的“分散”有两层:一是总地权的分配越来越分散,地主富农土地不断减少,农民土地增加;二是封建性地产(用于出租的土地)的分散尤其明显,民国初年,出租土地的都是大所有者,但是到了民国末期,越来越多的小所有者出租土地。无论从纵横两方面的比较,都不能得出中国土地问题很严重的结论。

   台湾1949年后搞过和平土改,全世界公认比较彻底,实现了自耕农化,土改后它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到60年代仍然有0.46,可是中国大陆在土改以前,很多地方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就已经低于这个数字,而且有逐渐分散的趋势,比如无锡,30年代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44,到了40年代降到0.329,常熟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候,它们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低于台湾土改后的基尼系数,如果台湾0.46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被认为土改很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大陆很多地方,是不是有必要搞土改都成了问题。

   有人会问,0.53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现在的基尼系数超过0.4大家不是就认为很高了吗?但大家想想,这两个基尼系数是同一个概念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后者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而0.53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两个系数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主一般都比较富,无地的佃农和雇农一般都比较穷,但两者的相关性不是对等的关系,不能说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是0.5。

   土地分配在理论上的最高值是1,也就是所有土地都集中到一个大地主手里,其他人都一无所有,可这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假定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土地,那么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达到1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唯一的地主同时也是自耕农,自己种了所有的土地,既不需要支付工资,也不需要跟别人分成,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其他人不都饿死了嘛?世界上有无产阶级,但不可能有无收入阶级的;第二,如果大地主同时又是一个大自耕农,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剥削了。

   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则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虽然两个系数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纯经济环境下一般要低于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经验性的研究,两者在一般情况下的比例大约在0.5到0.6左右,用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0.53去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则后者只有0.2几。

   这就导致两个推论:第一,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呢?它根本就是一个桃花源;第二,当时社会的确有严重的危机,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现象,但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是土地分配不均嘛?当然不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分配的不公并不是很高,所以当时肯定有别的因素,比如政治强权的掠夺、横征暴敛。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与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没有关系,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大,可是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就不能说还是土地关系。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愿意接受哪个推论?

   国共之争无关土地

   无论根据哪个推论,我们都不能得出,中国传统时代的严重问题是土地问题造成的。那么,民国时期出现的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农民战争”),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场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当时中国人口的80%-90%也都是农民,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是农民军。关键就在于,当时他们是不是为了土地分配的问题而导致矛盾,然后激化导致战争?当然不是。

   尽管1927年后共产党就一直在讲,我们的革命是为农民争取土地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共两党的关系虽时好时坏,但我们在整个两党关系史上,看不到土地政策和两党关系的相关性,两党分歧与合作并不取决于土地政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整个期间,国共之间的关系是与土地无关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力量想跟共产党合作,主要是想跟苏联人合作,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国共关系唯一一次与土地问题有关的例子,是在北伐期间,当北伐军达到两湖以后,共产党组织农会搞了比较激进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对,主要是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反应,当时的两湖农民运动,也跟土地没有关系,基本上没有分地的行为,甚至连减租减息的行为也很少,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冲击。后来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即便发生了1941年“皖南事变”这样的冲突,两党也不打算分手,国共双方真正决定要分手,是从1943年开始的,这一年二战开始看出头绪,共产国际解散。

   从1943年到1947年国共谈判最终破裂,两党谈谈打打,谈了很多的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档案,今天能看到的多达上千万字,当时两党都谈了些什么呢?谈的最多的是底盘和军队的问题,还有建国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制度的问题。当时国共双方都赞成两个原则: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两党在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国民党认为应该先搞军队国家化,后搞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认为应该先搞政治民主化,成立宪政政府,然后搞军队国家化。美国当时做中间人,周恩来给马歇尔写了封信说,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要同时进行。

   除了这些大问题之外,还谈了很多小问题,如联合国救济物资分配等,甚至花了两年多时间讨论如何治理黄河。在这长达四年的谈判期间,积累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没有一件是谈土地问题的。那么它们争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是反土改派,那它们为何不谈土地问题呢?能够说它们后来闹掰是因为土地问题吗?国共双方在土地问题上肯定是不一致的,共产党要比国民党激进,但是当时在土地问题上,最保守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国共双方意外的第三势力。

   一派就是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相信儒家传统的乡村治理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化,学习西方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乡村建设派是非常重视乡绅自治的,而乡绅自治,在共产党看来就是土豪劣绅自治,国民党也是不能容忍的,毕竟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另一派就是自由主义者,讲究产权,反对用政府的力量重新分配财产,尤其是在农学界。民国时期的农学主要受到美国人影响,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在南京金陵大学,当时的院长是普凯,他是一个对土改完全没有兴趣的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土地的分配,他培养出一大批自由主义的农业经济学家,这些人在土地问题上比国民党保守,比如董时进先生,他不仅反对暴力土改,而且反对和平土改。虽然董先生在土地问题上保守,但在政治上长期亲共反蒋,经常批评国民党政府。

   即便在国民党内,也有各种各样的派别,有的派别在土地问题上激进,如CC系,然而这些土改激进派同时又是反共极端派,主张不择手段镇压共产党。总之,当时中国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亲疏,与土地问题没有多大关系。CC系并不因其在土地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而缓和它的反共力度;而乡建派并没有因为土改问题上比国民党保守,而比国民党更反共。那么当时各派对共产党有好感,对国民党反感,是因为土地问题嘛?当然不是,在当时的民国政治中,有一条主线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民主。当时,主张一党专政的是一排,反对一党专政的是另外一派,这派人把宪政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当时中国基本的政治分野,根本不是土改派和反土改派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独裁腐败、一党专政的维护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对立。

   国民党因何得罪农民

   大家可能会讲,这是对城里人而言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那么对农民呢?不要说当时,即便是现在,对宪政民主感兴趣的农民也不会太多,农民在国共两党之间又是凭借什么做判断呢?实事求是地讲,抗战以前,国民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没有多少,但是到了抗战期间,情况有了变化,农民对国民党的不满逐渐上升,因为抗战对国民党的财政系统造成了很大改变。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来自官盐统三税,剩下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公债,而且也都是在东南沿海卖的。但是抗战期间,东南沿海沦陷了,政府退到重庆后,财政基础就全部转到了农民那里,田赋成为了主要的财政来源,抗战1937年爆发后,国民党马上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田赋征实,收归中央,以前田赋不是中央财政收入,而是地方税,但是抗战后就改变了,国民党抗战的全部收入要从农民那里索取,而且这种索取的额度要比以前大得多,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所以抗战之后农民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厉害,而这种不满与传统时代农民的不满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朝廷不搞土改,不是因为朝廷站在地主一边对付农民,而是因为朝廷对民间社会的横征暴敛,历来中国的农民战争都是因为官民冲突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租佃冲突造成的。有人做过清末民初农民骚乱的统计,表明当时发生的与地租有关的骚乱,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在一个统计中的3648次骚乱中,真正与租佃关系有关的只有155次,绝大多数是与国家的横征暴敛有关。

   共产党方面的土改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当时每到一个地方,要发动农民诉苦,报上来都是国民党政权如何腐败,保甲长如何横行霸道,拉丁拉夫,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基本上没人谈地主收租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表明,国民党得罪农民的原因和传统朝廷是一样的,只不过,传统朝代里这个矛盾的积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国民党很快就激化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战,抗战前国民党基本上不靠从农民那里征收东西的,因为战争,国民党“提前”得罪了农民。

   但这里产生了新的问题:共产党不同样要打仗吗?不同样要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吗?国民党因为拉丁拉夫派粮派款与农民关系恶化,那么共产党为何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呢?事实求是地讲,当时共产党确实比国民党更得民心,在知识分子中,它得人心是因为它反对一党专政,在农村呢?在农村,严格的说,农民不太在乎共产党是不是搞宪政民主,但是共产党当时比国民党要清廉。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权力的腐蚀并不是很明显,比较理想主义。虽然国共都向农民要粮要钱要命,但是相对而言,国民党的农民负担比共产党要重。

   有些人可能会说:虽然国民党的统治成本高,战争费用大,但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要比共产党更大,就农民的平均负担率而言,对国民党的负担未必重于对共产党。可是当时的中国全国财政统筹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财政实际是地方化的,国民党做不到用全国的财力来支持战争。在国共争夺的地区,双方财政都是就地解决的,而在同样经济基础的地方,双方进行争夺,一般老百姓的感觉,是对国民党的负担要重于对共产党,第一国民党比较腐败,统治成本高;第二,国民党的纪律和吏治比共产党坏。

   所以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开始准备打仗时,无论是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统治地区留下的材料都表明,老百姓在两党之中对共产党的印象更好,不但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当时双方的报纸都有类似的说法,共产党的《人民日报》说:当时的富户“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少出赋”,穷人说“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能减租”。共产党不用土改就已经比国民党更得人心了,而且这时候“得人心”包括得地主的人心,如果仅仅从“得人心”的角度,我们是很难理解共产党后来为何要搞土改。不搞土改很得人心,搞了土改会不会更得人心呢?这里我们还要问:当时国共两党的斗争,得人心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史上最大投名状运动

   “得人心者得天下”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命题,但这个命题是一个道德命题,它要变成现实,需要一个制度安排的。

   世界上什么制度下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得人心者就不得天下呢?靠打仗来夺取天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吗?当然不是,只有民主制度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因为民主制度说穿了要靠选票,而选票就是民心的反映。当然,民主也有很大的毛病,我们不必把“民心”太浪漫化,老百姓是很容易被忽悠的,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也有个选民动员的问题,比如选举那一天的天气会起作用,如果那天下大雨,选情很可能改变,双方此时比拼的就不是谁得到的同情多,而是谁的铁杆粉丝多。

   但是下大雨、下冰雹,跟枪林弹雨毕竟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事,真要打仗,就不是下雨那么简单了,需要人帮你卖命的,卖命和同情完全是两个概念。民主选举和战争不同,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在于双方哪个更得人心,而在于双方动员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在于同情谁的人多,而在于为谁卖命的人多。这一点不是经济利益所能解决的问题。

   土改能不能增加共产党的民心吗?首先,土改很难增加富人对共产党的好感,那么穷人呢?当时很多穷人是很“落后”的,就是认为没理由去抢别人的东西,现在有大量的材料表明,共产党土改动员群众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假定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只要你把他的财产抢给我,就跟你走,那么这样在选举政治中会起作用,给我土地就投它一票。可是你给我土地,我为你卖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土地重要还是命重要?

   当时土改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停地复查,搞一次,说群众没有动员起来,就再搞一次,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搞一次土改后,哪怕不彻底,大头已经分掉了,假定这个地区的确土地比较集中,经过一次土改我分到了5亩地,但我没有被动员起来,那么你再搞一次复查,给我分了两厘、甚至两毫,你分给我5亩地都没能把我动员起来,再给我两毫就能把我动员起来吗?

   我们经常提到农民战争的时候,要这些人入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投名状——入伙就必须断了后路。这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土改,尤其是流血土改非常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是民主竞争中的规则,但打仗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所有土改中最血腥的是1946年、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老区土改中的流血占到整个土改中流血的70%,但是老区土改又是平分土地功能最少的一种土改。

   所谓的老区主要是指华北一带,在传统时代土地就是比较分散的,地主比较少,自耕农比较多,而且所谓的老区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已经经营过很长时间的,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虽然没有搞土改,但也还是实行阶级政策的,所谓阶级政策就是打击富人、帮助穷人,包括所谓的减租减息、公平负担,因此在抗战结束、土改之前,由于这些年实行阶级政策的结果,本来已经很分散的土地,就更分散了,因此老区土改在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土地可分,那时候的土改主要是分浮财,但是老实说,有些地区就是浮财也没有多少可分,偏偏是这些地区,死人最多。

   关于这一点,我只讲一个材料,在晋绥边区,土改是康生搞的,康生极左,因此死人很多,毛主席知道后就批评了这个现象,其实晋绥土改毛主席怎么会是后来才知道的呢?大家看看晋绥在哪里,晋绥是所有的边区中离陕甘宁最近的,而且晋绥土改中,毛岸英和陈伯达是从头到尾参与的,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能不知道吗?即便晋绥土改,也不是当时土改中流血最多的,当时晋绥土改是受到晋冀鲁豫地区土改的而影响,晋冀鲁豫地区的领导由于后来没有像康生那样遭人讨厌,所以现在谈的也比较少。

   但是晋冀鲁豫地区当时的土改确实非常可怕,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看看当时的说法,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典型村”——辉县二区南平乐村,根据相关材料,这个地区在抗战以来已经搞过很多次的群众运动了,但群众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一研究,说是还要在搞,理由是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做到平均,其中提到一个“经地”(经营地主,不出租土地而是雇工生产),经地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为搞土改而发明的。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理论中,租佃是封建关系,雇工是资本主义关系,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文件明确讲,经营地主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城市工商业一样,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要保护的,但是后来到了搞土改的时候,就发现,华北地区的地主本来就很少,地主基本上都是经营地主,所以当时就决定,经营地主和租佃地主同等看待,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提到的经营地主叫张志如,他人三口,产量21担,人均7担,比全村平均数多5.3%。5.3%就值得搞一场流血的革命吗?我得了100,你得了105.3,那么这就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吗?

   我们看下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其中提到一个经地丁国平,家里人均收成连平均数都达不到,但材料中说,不行,还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儿子当小学老师,有一笔工资,他的儿媳妇穿得干干净净,和农民有区别,阶级斗争还是会爆发的,于是就搞了(土改),晋冀鲁豫地区每个村都报了一个《群众运动各项数据统计表》,这个统计表最有意思的是,里面不仅有分了多少土地、分了多少房子等斗争果实,还有一项叫“群众打死人统计表”,这个打死人统计表和斗争果实分配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大部分老区的土改,分的土地很少,但是死人很多。

   圪针庄当时是县委亲自抓的土改点,在全村2224亩土地中,只有161亩被分掉了,也就是说土改分的土地只有7.2%,这个村本来土地很平均,几乎都是自耕农,没有什么土地可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村,100户人,就有7个人被群众打死了,那么我再看另外一个村,它有413户,土地分配也只分配了大概9%的土地,分的土地很少,但是被群众打死的有20个人,这20个人中,有14个地主、5个特务、1个恶霸。斗争过程中,将近20%的人逃亡了,国民党把他们叫做“匪区难民”,共产党的语言中把这些人叫做“还乡团”,这些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如果随着国民党的军队回来,我们可以设想,会对剩下来的人造成什么后果。

   斗争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把所有的人都立了投名状,这个时候参加共产党的斗争,对于农民来讲,就不是什么多得几亩地,少得几亩地的问题,而是生死的问题了。村民为了几亩地也许不去拼命,但为了不死于还乡团之手,当然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村,没有提到土地分配,大多数人是中农,经济分化也是很少的,但是这个村打死了25个人,其中地主只有2个人;4个人是富农;其他人都是恶霸,但也都不是富人。这个村29%的人被斗争了,斗争中产生了积极分子862个人,积极分子中还分为“真积极分子”271个,其他的是“假积极分子”和“半积极分子”。运动搞到这种程度,所有的“假积极分子”、“半积极分子”,都变成“真积极分子”了,乡村生活已经变成你死我活两大块:20%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80%的人为了防止这20%的人回来,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了。

   在国民党的档案中,怎么对待这些跑过去的20%的人?国共两党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基本上是可以对上号的,老区土改大概是死了1%的人,跑了15%—20%的人,国民党方面怎么对待这些人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若支持他们打回去,就站在了80%农民的对立面,要是不支持,就要养活他们,但国民党并无这个能力,导致他们在国统区流离失所。

   为什么当时要反复复查?而且老区土改对复查强调得非常重,复查有什么神通呢?毛主席著作第二卷土地革命时期有篇文章叫做《论查田运动》,什么叫查田运动?就是土改以后,分了土地还要不断得再搞第二次、第三次。第一次之后能分到的已经越来越少,那么复查又是怎么把群众动员起来的呢?关键在于,所谓的复查,不是再找出一些东西来分,而是流的血不够。

   晋冀鲁豫地区一位农村干部就讲,所谓的复查,无非不就是要杀光地主嘛。这个过程沾了血结了仇,乡村社会变成你死我活的两块,人们逐渐也就赞成了。因此和平分地当时是不允许的,反复复查与征粮扩军是有明显的关系的。当时的土改,尤其是老区土改,并没有多少平均地权功能,但是它的战争动员功能的确是比较重要的,等于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投名状运动。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不顾一切地去打仗。

   土改:动员利器

   从战争动员的角度,一个最好的状况是:死了1%的人,跑了百分之十几的人。但是这个分寸很难掌握,有些地区走火入魔,大部分农民都跑掉了,这时候就需要纠偏了。1948年,晋冀鲁豫地区就提出,有些地方搞得过火了。其中一个地方由于乱斗乱杀的影响,大批地富及中贫农逃往敌区,原编十个村9000多人口,跑了4600多人,也就是跑了一大半,最严重的一个村,全村1900口,跑了1200,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人都跑掉了,搞到这一步就有点过火了,没有人敢在这个村呆,连民兵都变得早出晚归。

   根据史料,“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于去年秋天就停止了当地的土改。”这里我们要注意,他说停止了当地的土改不是说不分土地了,更不是把土地交还给地主,而是不再杀人了。当时人们的印象中,仅仅平均地权是不算土改的,土改就是要流血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共之间的斗争,不是争夺人心的斗争,而是比拼动员能力的斗争,谁能动员起更多的人力物力,谁就能打赢这一仗,而战争动员,要依靠恐惧和仇恨,经济利益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因此我们可以讲,土改的战争动员功能,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就因此产生了一场争论,有人说土改是为了战争动员,有些人就反驳说,共产党搞土改其实本身是目的,因为国民党不搞,不打败国民党就不能搞土改,所以他们要打仗,共产党不是为了打仗而土改,而是为了土改而打仗。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是为了土改而打仗的。因为它跟国民党根本没有谈过土地问题,你说我要求土改国民党不让,不让我们就打,但至少要先谈嘛,国共两党连治理黄河都谈了那么多,为什么连土地问题都不谈一谈呢?但是我们不能说共产党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如果仅仅说为战争而土改,也太简单化了。

   流血土改的确对战争动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在战争需要结束后,共产党的土改仍然是很积极的,虽然流血不那么多了,比如新解放区的土改,尤其是广东,而且广东的土改直接和另外一场斗争挂在一起,叫做“反对地方主义”.

   广东尤其是珠三角这个地方有个现象:大部分土地当时属于族庙公产,私人土地比较少,尤其是珠三角的东莞、顺德、中山这些地方,族庙公产要占到60%,最多的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方的土改,说穿了就是把族庙公产分给大家。当时共产党也觉得这是需要的,认为族庙公产是封建的,但是本地的共产党一般都认为,虽然要分地,不过和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是我把你的土地抢过来,而南方要分族田,无非就是大家的土地,每个人一块,有点像1978年分公社的土地。既然是分公社的土地,我又不是去抢公社社长、生产队队长的土地,为什么要搞得你死我活呢?

   老实说这个跟觉悟毫无关系,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的乡村,已经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存在,在没有组织资源的情况下,人们是不可能造反的。所谓的死里求生,所谓的农民快要饿死了就铤而走险是不成立的,大家凭常识就知道,一个快要饿得半死的人,爬起来都困难,他还能造反吗?能造反的人,都是离饿死还有很远很远的,身强力壮的时候才能造反呢。还没有饿死为何就敢造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所谓的组织资源,通过这层动员,他能够实现组织资源的高度一元化,对于以后建立这种高强度动员的机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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