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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们的主政目标:不只是富民强县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克军 点击:1590次 时间:2015-11-24 20:49:30

  摘要:从县委书记的思想实际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执政为民、造福百姓的理念,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个人利益的谋算及声望名誉的追求。特别是对名声,一般更看重一些。

   

   县委书记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主政目标上。当他们走上这个级别不高责任重大的领导岗位的时候,不能不想到:为什么要当这个操心的“官儿”?怎样干好工作,取得较好业绩?任期内要办成哪几件大事?如何争取较好的个人前途,等等。具体说,包括四方面内容:

   

   1、工作目标

   

   每个县委书记都希望自己的治下经济和社会发展快一些、好一些,百姓的日子过得滋润一些,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一些,也希望上级领导满意一些。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把做好工作、取得业绩作为自己为官主政的首要目标。一般情况下,县委书记的工作目标主要反映在党代会或全会报告、各种会议的讲话中。根据本人的经历和对20多份县委报告的分析,县委书记向公众宣布的施政思路和奋斗目标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套话”领先。在本地主要工作思路之前,都要写上“以XX理论为指导”,“XX会议精神为指针”之类的前缀。二是调门和指标偏高。诸如:“经济建设争最快,城市建设争最优,文化建设争最好,党的建设争最强,社会秩序保稳定,各项工作争一流”;“发展有活力、城市有魅力、经济有实力”;“打造XX(省或市地名)最富特色魅力城市”;“实现经济跨越发展、事业全面繁荣、生态更加良好、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全面升级提速”。此类口号俯拾即是。五年甚至三年翻一番的超常发展目标也不鲜见。三是四六句、排比句用的较多。说发展,就有“转型发展、赶超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说“化”,就有“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信息化”、“制度化”、“规范化”。说“工程”,就有类似“1234”工程、“惠民工程”、“生态工程”、“党建工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县委书记们工作报告这几个特点,既不应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套话”表明政治立场和执政方向,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高调门有利于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四六句、排比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便于统一上下思想。早在2500年前,孙子就讲到“五事七计”首要的因素就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故“上下同欲者胜”。现代领导都要追求“上下同欲”,即建立共同的愿望、理想和愿景。县委书记担负着治理一方的重任,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帜和号令,难以形成同心协力,共建繁荣的局面。从领导者立言立威的角度看,县委书记如果善于演讲,善于宣传鼓动,善于提出与众不同的新思路,新观点,也能一定程度地提高威信。

   但是,调门过高的工作目标和浮华的文风,也存在严重弊端。某政协领导抨击说,一些地方、一些领导爱唱高调,往往不顾条件是否具备、社会是否需要,也不顾能否做到,什么都要高级、高端、高标准、高规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优、最佳,什么都要国际一流、世界一流;动不动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思路”、“新规划”,动不动就是中心、核心、龙头、高地,动不动就是集群、体系;说的、写的、唱的、吹的调子越来越高,却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抓落实或者根本没有准备落实;他们不怕做不到,就怕别人看不到、听不到。最后是报喜不报忧,更恶劣的是弄虚作假。

   有的县委书记,除了公开表明的工作目标以外,还有相对隐蔽的目标,比如,抓住上级的兴奋点,在某一方面倾注更大的心血,力求短期内有所突破,形成自己的“亮点”。比如上级领导强调修路,他就会举全县之力,打一场修路会战;上级领导喜欢抓城市面貌,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大拆大建,力求在短期内实现一年一变样。这类工作目标,有的可能写到报告中,有的则深藏在自己的头脑中,还有的要在工作运行过程中根据新情况随时补充或确立起来。

   

   2、升迁目标

   

   在公开场合,哪个县委书记都不会说自己有升迁的打算或运筹。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从上任开始就有了自己下一步的 “小算盘”。他们要考虑自己在现有岗位上能干几年,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晋升或荣转的预期,有的人还要采取各种手段来加快“进步”步伐。北方某地级市,市委书记买官卖官案发以后,所辖的10个县(市、区)的党政一把手,都给这个市委书记送过钱。少的万八千,多的三、四十万。这说明,县委书记地位特殊,是同级干部中提拔几率最多的职位,升迁欲望自然也更强烈些。升迁欲望,本无可厚非。说得高尚一点,干部升职晋位,可以更好地施展才华、实现价值,更好地为国家社会做贡献。说得低俗一点,官员提职升级,可以获得更大的荣誉、更好的地位、更多的利益。当然,处于同样环境的县委书记,有的官瘾特别大,为了往上爬,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有的对官位看得较淡,虽然有时不得不做有失原则的事情,但有个基本底线,不会为了个人升迁过多损坏百姓利益,也不会为了巴结上峰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2009年,湖南省委“原地提拔”16名县委书记为副厅级,其中有位同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有三点希望:地方发展快一点,班子运转顺一点,自己进步稳一点。”这三个“一点”,虽然很平淡,但却真实可信。

   

   

   3、名利目标

   

   中国古代的官场伦理,并不绝对排除追名逐利,往往把读书入仕、修身齐家、封妻荫子、名垂青史与济世救民、治国安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意思是,君子到死的时候,名声还没传出去,那就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屈原在《离骚》写道:“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不立”。说明他对名也很重视,

   共产党人宣称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在人生观方面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开展,名、利、私、欲等词汇,一度成为绝对肮脏的东西,“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最流行的口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青年报》从一封署名潘晓的青年来信开始,开展了一场人生观大讨论,第一次冲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使“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价值观登上大雅之堂,虽然没有动摇“大公无私”道德观的主流地位,但毕竟将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实际展示给公众,促进了思想解放。所以我认为,县委书记的名利追求,只要在法定的限度之内,不应该批判和限制。

   

   从县委书记的思想现实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执政为民、造福百姓的理念,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个人利益的谋算及声望名誉的追求。特别是对名声,一般更看重一些。如果对不同类型的县委书记加以区别的话,我们大体可以把他们分成4类:

   第一类,情操高尚型。他们真正做到了躬身为民,淡泊名利。如焦裕禄、谷文昌、王伯祥。特别在物质生活上,他们不但自己崇尚简朴,甘愿清贫,而且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不利用职务为家人、亲属谋取私利。达到这种境界的恐怕是凤毛麟角。

   第二类,公私兼顾型。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履职尽责、奉公守法,同时也力求自己及家庭生活比常人过得好一些。他们把“做好工作”作为为官主政的首要目标,能够较好地抑制享乐和发财的欲望。但也会接受下属在办公条件、出差住宿、家庭生活等方面有限度的特殊安排,或接受某些物质馈赠,从而使自己和家人过着比较体面的生活。对自己的家属、子女,可能会做一些照顾性安排。我了解了7位县委书记的夫人任职情况。其中,有3位任正科级职务,均为公安局政委;3位任副科级职务,一个任人事局副局长,一个任交警队副队长,一个任人才交流中心主任;1位任财政局副股级干部。从这几位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地借了丈夫的光。如果上级、亲属、朋友、同学有事相求,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破小规而不出大格,给予适当照顾。按党的文本要求和有关纪律条规,他们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有的甚至可能构成违纪,但不严重,当地干部群众反映也不强烈。

   第三类,重视名声型。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们具有比较强烈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他们很在意本地干部群众对自己的评价,每次讲话,都要精心准备。他们对政绩考核或各种评比的名次或可能获得的荣誉称号,都比较看重,对媒体报道,也特别关注。当然,他们之中对名声荣誉的重视程度有轻重之别,获取名声荣誉的主要途径也不尽相同。有的以自我奋斗为主,有的以务虚造势为主。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适当掩饰自己对名声的追求。但有的人在有的场合也会坦露自己的心迹。如,陕西省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候说:“从古至今,小县官也有记下来的,千古留名不一定要做多大的官,我的利的思想不严重,我还有留名的思想,你说我是私心,也算私心。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河北省张北县县委书记李雪荣在和清华大学学子交流时,谈到县委书记的苦和乐。他说:“一乐是受人尊敬,谁见了你也是笑脸。二乐是有权力运作的空间,自己的想法能付诸实施。三乐是自我价值实现后的喜悦感”。

   第四类,追名逐利型。他们之中,有的人也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取得骄人的成功,有的则作风漂浮,热衷于表面文章。但共同点是升官发财出名的欲望极强。如,原河南省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是一个集“骄、奢、淫、逸、贪”于一身、“五毒俱全”的贪官。但每逢过年过节,他都领着一大帮人,带着慰问品去看望贫困户。他把几个山区的老人请到县城逛商场,还拉着一双双干裂且布满老茧的手,动情地说:“我是卢氏人民的儿子,也是你们的儿子。”再如,原浙江省天台县县委书记周学锋,升迁后被法院以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但他在任期间的一些“语录”却让民众感慨。如,“为官一天就要做一天实事”、“人民群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爱民如父母”、“群众利益至高无上”,等等。

   

   4、安全目标

   

   县委书记一直是高风险职位。改革开放前,因贪腐落马的很少,但犯政治错误的危险比较大。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以后,县委书记们对自己的言论非常谨慎,时刻提防犯政治错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但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要求仍然很严格。县委书记们在正式场合讲话、发言,都比较循规蹈矩。即使对上级政策规定或工作部署有不同看法,一般也不会说出来,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随着“落马官员”的增多,县委书记们的“安全防范”意识也不断增强,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行为约束。有的人虽然行为比较放肆,但往往会采取更隐蔽的手法,以防止劣行败露。近年来,县委书记们特别重视群体性事件和安全事故的处理预防,以防止被问责。如果遭遇媒体或公众“舆论围剿”,即使自己有理,他们也会采取低调回避的态度,“以时间换空间”,防止因陷入矛盾漩涡而带来更大的麻烦。可以说,无论哪类县委书记,都会把安全着陆,顺利度过风险期作为重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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