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国家转型/现代政治/中国政治
中国是一个拥有很长政治文明史的国家。迄今为止，它创造的政治形态大致有两种：一是古典的，二是现代的。古典政治形态，土生土长，创造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绵延二千余年；同时，构筑了华夷秩序，创造了东亚文明圈。现代政治形态，源于西方，中国在经历了实验和探索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综合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现代政治。这是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形态，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唯一的联系是从古至今没有解体的中国社会。于是，面对现代中国政治，世人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中国现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是应该按照西方的逻辑走，还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走？这种困惑使得人们无法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现代政治及其未来的前途和方向。本文力图给出的答案是：应该从中国出发把握中国政治。
一、现代政治文明：从人类文明出发，还是从西方文明出发？
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史，人们常常用由“民主”与“独裁”组成的一双眼睛来观察和透视，并由此来简单判定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别。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的分析和判断来看，源于西方的民主化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面对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他发出了这样感慨：“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①对于这种政治变迁的未来命运，亨廷顿给出了十分自信的回答：“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②“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③在此，亨廷顿以非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民主最终一定战胜独裁，西方文明的民主一定会成为世界普遍的政治形式。然而，民主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亨廷顿坚定的信念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则是错的。民主最终一定能够战胜独裁，但战胜独裁的民主，并不都是“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从实践上看，西方国家二战后所致力的民主输出实践，许多时候传播的是西方的民主理念与制度，种下的却是分裂、冲突与战争的种子，无数百姓不得不承受民主所带来的民不聊生的代价；从理论上看，民主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但其本质却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西方只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第一个表现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蕴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而是民主所体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
有一个事实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即民主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自然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体现。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答案和理论多种多样，相对而言，马克思的回答更为深刻和科学，因为它是从人类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的。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就在于人拥有意识，而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所拥有的动物性欲望上升为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这种生命意志决定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即人不断摆脱自然与他人(社会)所带来的束缚的过程。在人尚未有充分的能力摆脱其中任何束缚的时候，人为了生存，都依附于一定的共同体，其现实存在是作为共同体成员而存在的。人的这种存在塑造了人类的古代历史。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独立生存能力的不断增强，人就逐渐摆脱了对特定共同体的依赖，获得了独立自主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这是人自我解放的一大飞跃，是人的类本质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开辟了现代历史，形成了现代社会，建构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随着个体独立所带来的私人生活的抽象，国家也从社会中抽象出来，与社会形成二元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制度就是二元存在的国家与社会相互适应的产物，以个体为单位组成的现代社会决定了现代政治制度形态选择必然是民主的。④
西方思想家往往都是从个体独立及其所决定的市民社会来解释现代民主的由来与必然性的，但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更加彻底，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肯定个体独立与现代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而将民主的内在必然性确立其上。马克思认为，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借助这第三种力量来解决自身的矛盾与冲突，因而，从根本上讲不希望作为人类的作品的国家异化为奴役人类的力量。这决定了人类在创立国家的时候，就天然地要解决人对国家的驾驭与控制，从而使国家真正掌握在其创立者，即人民手中。由此，马克思认为，国家制度是人的自由产物，这才是国家制度的本来面目。既然如此，体现和保障人的自由的民主制度，就不是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式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存在的。这样，在马克思理论中，“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⑤，存在于各国的国家制度，本质上都不过是民主制度在具体国家的具体体现，即使是君主制，其本质也不过是民主制度缺失而产生的一种变种。“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必然是本身不彻底的民主制，而君主环节却不是作为民主制的不彻底性而存在着。”⑥基于此，马克思的结论是：“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⑦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出现是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换言之，只要人的自我解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将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真理的民主制呈现为现实的制度形态。因而，现代民主制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出现，并不是西方文明创立了民主制度，而是西方社会相对超前的变化与发展，使民主制度首先在西方社会被呈现出来。
然而，西方在民主上的历史首创性，很快就扭曲了民主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普遍地要利用这种历史首创性，将西方创造的民主制度变为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其具体手段是将西方民主制度内含的价值和原则抽象为人类的普遍理性，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政治的精神与原则。在这种抽象中，不仅人从具体的人变成了抽象的人，而且使所有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文化都从具体的存在变为抽象的存在。于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将带有先验性的西方政治精神与原则标准化地注入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改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西方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将西方的民主视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⑧。于是，基于人类本质属性而发展出来的现代政治文明被彻底模式化为西方的政治文明，在这其中，其他国家与社会自然也就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与发言权，只能等待缘起西方的民主浪潮的洗礼。亨廷顿的“第三波”概念就包含着这层意思。
民主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绝对不等于民主在现代文明中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化的发展。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国家依然是现代文明建构与发展的基本单位，而国家及其所对应的社会是具体的，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自己的发展方位与议程。然而，这很简单的道理并没有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遵守，不仅代表西方文明的西方社会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具体的实践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失去自我，依附在西方的模式之下。于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不仅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直接表达，而且成为各国现代政治建设与运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西方社会将这种局面视为理所当然，并为此骄傲自豪，然而，现代政治文明却因此而危机不断，因为，民主的模式化似乎加速了民主的推广，但实际上往往成为直接摧毁国家或社会内在结构或转型进程的力量。
由此可见，现代政治文明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不应该寄托于源于西方的民主发展的第四波、第五波，而应该寄托于各种非西方模式的民主实践。民主生成方式、组织方式以及运行方式的多样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建构实践及其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世人关注和研究。
二、中国现代政治：是政治革命的产物，还是国家转型的产物？
现代政治文明是人类在寻求自我解放的实践中诞生和形成的。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之外，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即摧毁既有结构体系并创造全新的结构体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上的革命过程。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民主是在这种革命中诞生的，同样，中国现代政治也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诞生的。于是，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革命与现代政治之间有了天然的联系。很多人由此认为，中国和西方一样，其现代政治体系都是整个革命的产物。这个判断，也是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中国现代政治确实像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一样，其形成和确立都经历了革命的过程，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而中国则不是。准确地讲，中国现代政治是整个国家转型的产物，具体来说，国家转型所需要的政治革命启动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而成长中的中国现代政治则只有在有效推动和完成了社会革命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政治是国家转型的产物，因为国家转型最终是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革命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似乎是为迎接现代文明的诞生而创设，因为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革命本质上是人类为实现自我解放所形成的社会历史运动。阿伦特在其著名的《论革命》一书中就这样写道：“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十八世纪末两次伟大革命之前，革命这一现代概念并不为人所知。”⑨这里所说的“两次伟大革命”，是指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这两次革命都内生于各自的社会与历史，虽然形态与过程不同，但使命共同，即建立现代社会，创立现代国家。所以，阿伦特认为，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⑩，而其使命就是使全人类中受奴役者获得解放，从而享受自由与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从理论上说，法国大革命意义最为深远的后果，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现代历史概念的诞生。”(11)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革命所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推翻绝对君主统治，更是围绕着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而展开的全面性的社会结构变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发生在1789年至1848年之间的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并将这个时代称为“革命的年代”。他认为“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12)中国的近代革命就是在这样的革命浪潮冲击和裹挟下出现的，它属于近代以来世界革命浪潮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政治在中国的出现和西方国家一样，都是革命的产物。
革命在行动上体现为用一个新的结构替代既有的旧结构，使革命的对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革命在本质上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行动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新旧结构的更换，只不过是革命行动本身应该包含的内容与任务。由此，创新现代文明的革命应该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件：一是拥有寻求自我解放的主体力量；二是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获得有效的成长；三是拥有促进新旧社会与政治结构彻底替代的历史行动。用这三个基本要件来衡量中国的近代革命，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革命虽然属于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一部分，但革命过程所产生的中国现代政治，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而是整个国家转型的产物。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中国革命不是爆发于内生的革命主体力量为实现自我解放而孕育的革命形势与革命行动，而是爆发于古代的国家与政权在现代化冲击下所深陷的全面危机。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建构，更多的不是从解放现代性的力量出发，而是从如何使古老的国家在现代化冲击下得以维持并力图再生出发，因而，它虽然诞生于革命过程之中，但其本质不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即人实现自我解放的产物，而是实现国家现代转型的产物。
就国家转型来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它必须通过两个革命的有机统一来完成：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近代西方所发生的开启现代历史的革命，内生于西方社会的新力量、新观念以及新制度的成长，因而爆发之后很快形成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相互激荡，即所谓的“双元革命”格局。然而，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与展开来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浪潮冲击所导致的国家危机而引发的，一方面缺乏足够的内生性，另一方面主要局限于政治革命。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是政治革命在先，社会革命在后。中国的现代政治是在这个逻辑链条中选择、孕育与确立的，既要符合政治革命的规定性，也要符合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要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当年在考虑用于建立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不是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政治的终极形态来设计的，而是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来设计的。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是这样考虑和设计的：(13)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政治虽然诞生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但并不是整个革命的最终成果，因为，它自身实际上还要承担着推动第二步革命，即社会革命展开的任务与使命。而且，从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现实逻辑来看，这种政治革命所催生的现代政治体系，只有在有效推动了相应的社会革命之后，才能获得其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基础。(14)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政治体系是基于国家整体实现现代转型的需要而确立的，以暴力方式展开的政治革命是这种转型的手段与方式，它催生了中国现代政治体系，并烙上自己的烙印，但丝毫改变不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内在属性，即它不是政治革命的产物，而是国家转型的产物。如果把中国现代政治体系简单看作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产物，那么中国现代政治体系仅仅是为实现和维护一种新的政治统治而建立的政治体系，可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现代政治是要建立新社会、新国家的现代政治。
作为中国国家现代转型的产物，中国现代政治首先受益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革命行动，既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动，也包含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各种政治革命行动，因而，其选择和建构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行动。由于这种共同行动一开始就作为世界革命与发展行动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的，所以，其历史取向自然是由世界革命与发展的潮流所决定。其次，它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政治建构所围绕的轴心是国家的整体转型，以建立新社会、新国家来展开，因而，它尽管有现代政治价值与目标的追求，但其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布局与设计，最终都必须落实于中国特有的国家转型与发展的现实任务与内在要求，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政治的建设逻辑与结构模式。最后，对于中国这样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国家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也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既决定于国家转型发展，也服务于国家转型发展，因而，它能真正摆脱所谓的绝对真理、理性与正义的先验规定，在有效的自我发展中，创造出能够同时兼顾和推动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治理的中国现代政治文明。
三、中国国家转型：基于内在逻辑，还是基于外在逻辑？
国家转型是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古已有之，但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创造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自主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出现了逐渐摆脱对共同体的依赖而独立的个人，国家有了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之分。所谓的国家转型，从政治哲学上讲，就是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在马克思看来，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古代国家，国家与社会是一体的，国家就是一切，国家决定人的现实存在，决定公民权的归宿；在现代国家，基于个体的独立自主，国家与社会是分开的，社会决定国家，人的现实存在决定国家现实存在，人权是公民权的基础。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表明，任何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要经历国家转型。
和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一样，国家转型也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的现代民主就是在国家转型过程中随着现代国家的成长而出现的。国家转型和现代国家确立在前，现代民主出现在后，因为推动西方国家现代转型的制度安排恰恰不是现代民主，而是绝对专制主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历史场景，是因为西方出现现代国家之前，是处在精神归于基督帝国，而生存归于高度分散的领地与城市的境遇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欧洲社会以“民族”为单位整合地域与人民，为此发明了具有现实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的主权。主权的出现，既能将分散的整合为一个整体，又能使现实的世俗国家从基督帝国中独立出来，获得充分的现实自主。西方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由此出现，配合这种民族主权国家建构的制度自然是绝对君主制。(15)英国学者综合各方的研究后认为，西方民族主权国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六个方面颇具意义的明显进步：(1)与统一的统治体系相一致的国家疆界的确定；(2)新的立法和执法机制的产生；(3)行政权力的集中；(4)财政管理活动的变化和拓展；(5)通过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发展而出现的国家间关系的规范化；(6)常备军的引入。”(16)这样，西方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构，不仅有了自己的历史轨道，有了围绕人权、主权而形成的契约论的国家观，而且有了现代国家的架构形态以及稍晚形成的现代民主模式。由于“这些国家的兴起，凭借它们提供秩序、安全、法律和财产权的能力，构成了现代经济世界的萌生基础”(17)，所以，基于这些所提炼出来的模式化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构，和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一样，很快就成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样板。人们对西方现代民主神圣化，更加剧了西方国家现代转型模式的标杆性地位与作用。然而，西方殖民体系解体之后以及冷战结束之后，基于民族独立运动所进行的各种国家建设实践表明，西方的现代国家“根本不具有普遍意义”，那些为此而努力的国家，虽然形式不同，但结果往往是一样的，都以失败告终。(18)然而，尽管如此，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认知、考察与评判，依然是从他们的观念、经验与模式出发，这使得西方的国家转型与国家建构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范本，很自然地成为非西方国家推进国家转型和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所不得不面对的外在逻辑。
中国是有自己漫长文明史的世界大国，其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既是中国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对于中国的实践，西方学者的观念与心态多少有点矛盾，既认为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是特例，(19)但又希望中国能够按照西方的逻辑来走，实践西方的模式；既认为中国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是比较成功的，(20)但又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标准的现代国家，存在诸多的变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蒂利就认为，从历史事实看，中国“有着近三千年的连续的民族国家的经验”，“但是，考虑到它众多的语言和民族，没有一年可以被看成一个民族-国家”(21)。这种矛盾心态多少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与判断，使中国人对自身国家转型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道路和发展模式缺乏足够的信心，从而导致人们无法在理论上有效地为今天中国成功的实践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撑。
其实，只要真正回到中国自身，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客观地比较中西之间的差异，任何人都会发现，同样是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与议程来展开，因为中国的古代国家与西方的古代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国家，其中央的整合力、制度的完备性、国家的规模与质量都大大优于转型前的西方古代国家，它们所处的实际状态更是天差地别。再者，就国家转型本身而言，一个是外在冲击引发的，一个是内生的。这些差异决定了中国国家转型有自己的任务、路径、议程、方式与最终目标，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家建构中的制度选择与发展方式。仅就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基础和任务来看，西方面临的是如何将高度的分散性整合为内在的一体化；而中国面临的则是如何使传统的大一统在国家转型中延续为现代国家的一体化。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逻辑，无论如何不能基于来自西方的外在逻辑，而必须充分把握中国自己的逻辑。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由于这种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不是内生的，所以，就必须人为地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所要求的现代国家建设方向与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其内在逻辑，走出中国的路。客观地讲，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经历过两次模式化的实践，一是以西方为样板的模式化实践；二是以苏联为样板的模式化实践。这两次实践都不成功，留下的唯一财富就是促使中国人真正回到自身，寻求自己的道路。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毕竟是一个有自己历史、文化和智慧的国家，有较强的历史与文化的自觉性，有较强的国家自尊性与自主性，因而，即使在模式化实践的过程中，也时刻伴随着反模式化的思索与探索，从而能够在模式化实践受挫的时候，及时地找到自己应有的方向和路径。
所以，中国国家转型，既考虑内在的逻辑，也考虑外在的逻辑。经历了模式化实践的挫折之后，中国充分意识到：只有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才能超越模式化的简单模仿，从而能够更好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把握自身，实现中国的内在逻辑与人类发展的基本逻辑有机结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中国天人合一、顺势而为的文化信仰，中国一直将探索发展规律、把握发展规律、按照规律推动发展作为其促进国家转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哲学思想，所以，主张各国应从全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并用于指导自身发展，进行各自有效的创新与发展；主张积极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他国的错误。这是中国在上百年的国家转型与国家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基本战略理念与行动方式。
正因为中国是在尊重人类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以非常开放的心态来把握自身的发展逻辑，所以，这决定了中国对自身内在逻辑的尊重，不仅有中国价值，而且有世界意义。它至少能够给丰富多彩的当今世界贡献一种新的文明发展景象：在前现代历史中创造了独特文明成就、形成了独特发展模式、建构了特别强大国家的中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中，实现了整体转型与整体发展，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再造一个新的文明辉煌，贡献一套新的发展形态、制度形态和理论形态。
四、中国政治发展：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
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政治发展是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外在表现形式。在现代的政治逻辑中，政治发展是以民主化为取向的国家成长、制度完善和民权实践的政治建设过程，有自己的逻辑，不能特立独行，因为它时刻离不开现实经济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现实规定性和发展基础。当然，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家这个政治空间，所以，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能产生重要的作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上构成了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主体，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使得其中的任何一项发展出现问题，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在今天经济发展日益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背景下，保障国家驾驭经济发展能力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愈发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形成了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联动改革和联动发展，才创造了中国发展的成就和奇迹。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保障了中国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顺利展开。然而，尽管中国的政治处于有效的发展中，但中国特殊的国情、独特的发展道路以及国家制度形态，还是使得不少人无法从一般的经验和日常的常理中来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与可能。对于中国发展的未来，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如果中国能在巩固现实基础上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就一定有无比美好的未来；但是，在中国是否能够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人们是有不同疑虑的，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其实，中国政治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不仅是人们把握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国家转型与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是否可持续，不是先验性的问题，而是极为现实的问题，既取决于现实的条件，也取决于国家的正确作为和科学把握。因而，立于当下来应答这个问题，不是要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而是为中国政治实现可持续发展探索各种资源与战略。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实现政治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可能，其依据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进入到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在实在的空间中，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交融，全球性的市场经济机制与通则进入到中国经济生活领域；在虚拟的空间，网络经济已全面展开，汹涌澎湃，在赋予中国公民全新的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第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变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个体及其所构成的社会成为基本的权力主体，共同决定着国家与政府，影响着政党的政策方针和治理方略。这种权力结构使得民主与法治成为权力合法的根本来源。第三，随着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尤其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深入，法律已全面成为国家治理与权力运行的依据和准绳，制度已成为国家治理与运行的轴心，权威性日益提高。第四，严格的退休制度和任期制度，使得中国的国家权力不仅是开放的，而且实现了全面制度化的定期更替。权力的开放性以及权力更替的全面制度化，既保证了社会内部的有序流动和政治参与，也保证了治国理政权力的全社会配置以及治国理政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任期化。第五，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国家建设品质使得中国尽管有自己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坚持，但从不固步自封，强调开放、学习和创新是中国成长的内在动力，这使得中国社会思想、战略谋划、体制创造、政策安排等都会积极地学习和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从而保持思想理论以及战略观念的与时俱进。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已经拥有保证政治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可能。然而，这种基础与可能要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治本身，其中最核心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属性；二是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三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国家权力属性关系到未来国家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中国是实行人民民主的国家，国家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人民当家作主，其组织保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制度保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国家权力属性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有效地避免经济与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国家权力归宿的集团化、私有化，使国家权力能够时刻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领导全体人民、凝聚整个民族、服务整个国家的共产党通过其组织形式、干部制度、领导体制以及群众路线，能够有效地保证这种国家权力属性的长期不变。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就变得尤为重要。邓小平就道出了其中的真理：中国的关键在党。(22)至于安排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尽管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其本质是现代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是有效的。虽然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古典政治文明，其制度水平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今天的中国制度根本就不是中国传统制度部件的现代组装，而是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制度部件的中国组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组装这些制度部件的价值取向是民主共和。因而，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具有现代性和民主性的制度体系，只不过中国在组装其现代政治制度的时候，是从中国国家转型以及新国家的组织和运行的需要出发的，是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出发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经典原则与形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证明，正因为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建构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国情与需求，所以，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显示出高度的有效性。制度的现代性、适宜性以及有效性，必然为政治保持自身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与制度保障。
但是，客观地讲，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性、适宜性与有效性，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的规范性和完善性。从保障国家、整合国家和发展国家的角度看，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是适宜和有效的，但从治理国家、平衡国家与社会、提升国家组织与运行质量的角度讲，中国的政治制度还需要进行更为系统、更为规范、更为精细的规划与建设。正因为如此，中国在201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那么中国的政治也就拥有了巩固国家政权、巩固国家制度以及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中国政治维持和保障其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五、结论
对中国来说，几乎现代政治的所有要素都是外来的，而且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的动因也不是内生的，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保住大一统的国家。但是，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的过程与行动却是自主与自觉的，其核心体现就是将现代政治建构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紧密结合，与建立一个能够超越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新国家紧密结合。这种自主与自觉，使得中国是从中国历史、社会与文化出发，从中国国家转型与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用现代政治要素和政治原理来搭建中国的现代政治，形成了现代性与中国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所以，我们固然可以从现代的政治原理来分析和把握中国政治，但要真正把握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还是要回到中国自身。换言之，要从中国的角度和逻辑来把握中国的现代政治。在这其中要牢牢把握一条主线，这就是中国现代政治一直是在力图解决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大国实现整体转型、全体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这两个根本性的历史课题中建构起来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政治以自己独特的形态和机能，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整体转型以及人民的整体掌权。这无疑是现代人类政治文明中的一大奇迹。至于国家的整体转型与人民的整体掌权是如何具体塑造中国现代政治的，则需要另一篇论文来探讨。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序言第3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序言第5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0页。
④参见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第一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相关思想和理论。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2页。
⑨[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⑩[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11)[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1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672～677页。
(14)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9～165页。
(15)对绝对君主制的性质与结构的研究可参见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6)[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7)[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8)[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9)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很多，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强调了中国思想、观念以及思考世界的概念体系的独特性与例外性([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1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也认为“中国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例外”([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页)。
(20)[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1)[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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