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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义和美国民主的困境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郑永年 点击:16652次 时间:2016-03-24 21:04:22

  美国总统初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使得美国国内外观察家普遍感到惊讶的,是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引发的暴力行为。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特朗普举行的几次集会上,支持者和抗议者发生冲突,甚至有厮打的场面。暴力场面,和人们心目中长期建立起来的、对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民主的认同之间的差异,远超人们的预期。

   无论在美国还是其它国家,批评者大多认为是特朗普的火爆言论引发了暴力。

   自选举开始以来,特朗普根本不理会美国精英阶层早已确立起来的“规矩”,他激烈的言论,完全把美国政坛上“政治正确”的教条置于一边了。尽管招致无穷的批评,特朗普还是无所顾忌,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抗议特朗普的群体担心他会把美国带上仇恨的黑暗道路。

   不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并非没有道理。他们认为,他们比反对者更加爱国,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美国政治没有大的变革,如此走下去,就会失掉他们心目中的国家。他们因此希望特朗普这个政治局外人能够当选,对美国政治进行大的变革。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认为他坦率、真实,只是说出了他们想说但没有说出来的话。

   很多观察者感觉到暴力所折射出来的美国政治不一样了。其实,关心美国政治的观察家不应当对此有任何惊讶。几年前随着“茶党”的崛起,这一趋势已经显现,今天的局面只是表明这个趋势更加明朗化了。美国民主,诚如福山所说,已经从民主(democracy)转向为“互相否决制度”(vetocracy),即两党在国会内部毫无共识,互相否决,民主已经变质成了不让任何人做事情。总统选举所产生的暴力,只是把国会的互相否决“街头化”了而已。

   政治暴力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分裂政治,是分裂导致了暴力。的确,在芝加哥参与抗议特朗普的人,也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支持者。难怪特朗普公开指责桑德斯阵营。

   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

   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暴力表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愤怒?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仅几十年来,美国和西方的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富豪结构,即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有,生活越来越奢侈,而大部分人则越来越贫穷,生活越来越辛苦。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15年底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2015年美国福布斯富豪榜前400名上榜人物所拥有的财富,高于美国中下层民众所拥有财富的总和。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日益分化的收入差异并非是社会分化的全部,美国白人相比黑人和拉丁美裔之间的贫富差异更大。去年,美国白人的财富大约是非裔的22倍,拉美裔的15倍。

   无论是贫富差异还是种族差异等问题并非现在才产生,而是一直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这些因素过去都被解决得比较好或者被压抑下来,但现在问题解决不了,也压抑不住了。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因素。

   首先,过去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两党都受制于它。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左一点,一个右一点,但都不能离开中产阶级太远。换句话说,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为美国两党之间达成共识,创造了物质上的条件。一旦中产阶级萎缩,共识政治变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两党政治极端化的力量。

   其次,美国确立了“政治正确”的内部意识形态。美国尽管是一个自认为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并非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像种族分化、文化分化、宗教分化甚至社会分化等课题,都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因为公开的讨论会导致冲突的表面化。尽管不讨论并不表明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但美国民主政治表明,如果一个问题不被讨论,就不会成为政府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就不会被重视。这样,那些刻意不被讨论的问题就一直累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爆发出来。

   再者,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僵化。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的典范,民众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相信自己国家是最好的。除了少数冷静的学者,很少有人去反思民主政治的弊端,没有政治人物采取行动来改进民主政治的运作。相反,美国一直极尽全力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认为只要民主化,一切才会是好的。

   今天,特朗普的激进言论或许诱发了政治暴力,但促成美国中产阶级愤怒的,则是美国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美国的政治暴力表明,当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不能跟着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

   促动经济基础变革的,是全球化及其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1980年代以来,美国是全球化的主体。这一波全球化主要是由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在为美国造就了大量的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差异的加大。那些能够参与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资本家)获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没有能力参与的则成为受害者。全球化也导致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但旧的产业转移出去后,新的产业并没有及时形成,制造业的衰退影响了美国的就业结构。美国的产业向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发展,而这些产业往往不能产生中产阶级。因为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上能够为中产阶级提供工作机会的产业,也被大量缩减工作机会。这使得原来的中产阶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的工作要么被资本所“剥夺”,要么被掌握低端技术的底层(包括外国工人)所“剥夺”。而在工作被“剥夺”的同时,他们原来的生活水准也难以为继。

   全球化导致内部失衡

   全球化更是导致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失衡。民主制度的失衡可以用简单的算术来说明。今天的大众民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一人一票”,而“一人一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从“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转换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一人要得一份,其前提就是一人需要贡献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贡献一份,这个体制就不可持续。“一人一票”的民主能够保证“一人一份”,因为政治人物必须这样做,否者就得不到选票;但是,“一人一票”根本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或者说,“一人一票”的民主根本就不存在一人必须贡献一份的机制。这样的民主难以持续。

   在美国的精英民主时代,因为政治人物大多为资本所推荐和支持,他们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平衡。但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尽管资本的支持还是很重要,但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量变成了选票。这使得他们急剧向选民倾斜,而对资本不利。当资本面临不利自己的形势的时候,就会选择出走。全球化为资本创造了这个流动机会。

   全球化时代,在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中间,政治和社会是不能流动的,这使得三者之间容易失衡。政府如果实行高税收政策,资本就会跑掉;如果减少福利,依靠福利而存在的社会就会不满,政府就没有合法性。如何维持福利制度呢?西方有几个通用的办法,包括向中产阶级征税,债务(向老百姓借钱,向外国借钱),牺牲未来(照顾有选票的老人而牺牲没有选票的年轻人)等。但这些都不是长远之计。向中产阶级征税已经使得中产阶级苦不堪言,西方各国都面临中产阶级危机。大肆借债已经使得西方各国债台高筑,到了危险的边缘。通过牺牲年轻人而向老年人买选票,更使得西方年轻人感觉到毫无前途,这也是今天西方年轻人反建制的重要因素。

   这便是今天美国的局面。这个局面如何发展?这里可以借用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年出版)中的一段话:“这是开始——从‘我’到‘我们’。如果你们,这些占有人民所需要的财产的人们,可以理解,那么你们就可以保全自己。如果你们把原因从结果中分离开来,那么你们就可以知道潘恩、马克思、杰斐逊、列宁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样你们就可以幸存下来。由于对财产的占有将你们永远地停格在‘我’,所以你们永远地从‘我们’中剪除了。”斯坦贝克描绘的是经济大萧条时代贫穷阶层的斗争。今天美国所发生的则是美国民主赖以生存的中产阶级的愤怒,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斗争。这场斗争如何展开,全世界当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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