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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中韩历史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林泉忠 点击:47次 时间:2017-12-21 22:50:18

  韩国总统文在寅结束了为期四天的对华国事访问,虽然韩国舆论整体看来对总统此行评价并不高,销量最大的《朝鲜日报》更刊出力数文总统在中国如何遭受冷遇的文章,不过能在中韩关系因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风波而陷入自1992年建交以来谷底之际,成功完成了「破冰之旅」,开启了恢复中韩正常经贸与人员交流的大门,已是难能可贵,别忘了当下还是实力主义先行的「中国掘起」高峰期。话说回来,就如曾经在历史上维系了超过两千年的宗属关系,但中韩的外交关系却只有「25年」一样,两国关系如何脆弱、微妙乃至诡谲,不言而喻,而这些「历史问题」才是长期左右两国关系的潜在因素。

   笔者于今年九月造访首尔一周,并受邀在国立外交院、东北亚历史财团、高丽大学亚洲研究所发表演讲,此行最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萨德风波以来中韩关系的僵局,从中感受到韩国知识菁英对此议题的高度重视及不得其门而入的忧虑,也凸显了韩国缺乏应对中韩变局的经验,与笔者在中日关系低潮时所目睹日本的处之泰然着实有天渊之别。

   对此,笔者提出三点建言。其一,认真研究造成中韩关系急剧恶化的外交技巧上的「失误」及双方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即不仅仅需研究检讨处理对华外交的技术性问题,还包括涉及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因素,避免重蹈覆辙;其二,此次中韩关系的挫折不会是最后一次,韩国应该以处变不惊的态度应对之,将两国关系时有的矛盾、摩擦、冲突视为「常态」。

   其三,处理类似萨德的问题,可以藉鉴日本的经验,因为日本处理中日关系问题的经验丰富,包括在2012年因钓鱼台「国有化」冲突而使两国一度几近战争边缘,然而安倍政府却能在两年后与北京达成四项共识,成功扭转了两国关系处于谷底的危急局面。换言之,韩国可研究在不撤除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的同时,除了强调萨德并非针对中国,更应做出一些保证,努力消除萨德对中国产生的疑虑。

   到了十月,在韩方提出就萨德问题的「三不」承诺,即不加码就萨德系统的部署、不加入MD系统及不加入美日韩三国军事联盟,如此才让北京勉强验收,促成了12月文在寅总统的访华。

   初次以总统身份访华的文在寅为了此次访华,还做足功课。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大打「历史牌」而被部分韩国乃至日本媒体揶俞为「极尽讨好中国之能事」。文在寅抵达北京当日的13日,适逢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文总统一方面让韩国驻北京大使到南京出席相关的仪式,免除必须前来接机的惯例,另一方面发表「对于中国人经历的这起悲剧,南韩人也是感同身受」的言论,继而又在15日北京大学演讲时更进一步清晰地阐述「中国与韩国在近代史进程中曾经荣辱与共」的历史观。此番言论,显然是要表达中韩两国都在近代史上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蹂躏,努力地在历史上寻找中韩之间的连接点与相似经历。

   不过,当文总统紧接着抵达重庆,并造访「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将韩国人民在日本殖民主义压迫下寻求独立建国的历史追源于此,他在感慨那一脉相承的民族独立史及当年得到中国协助时,似乎摆错了时空,也折射出他对那段历史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微妙,缺乏细腻的理解。

   一言以蔽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基本上与中共及之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无关系,且由始至终深受「国民党」的扶持与影响,从国名采用「民国」已可见一斑。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当时中共还没有成立。直到抗战爆发,随着上海的沦陷,韩国临时政府就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往重庆而跟着迁至陪都(而不是延安)。1943年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商议如何处理日本战后的领土问题,蒋虽然在此重大会议期间对琉球立场略显暧昧,却是由始至终旗帜鲜明地主张朝鲜独立,是与会领袖中最积极的一位,当时冷战还没开始。

   二战结束,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主席、被称为「大韩民国国父」的金九离开重庆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返国后,「大韩民国」于1948年成立,亲中共的金日成等则于韩半岛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翌年中共建政,自然是承认北朝鲜,大韩民国则继续与播迁至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维持友好的关系。韩国为何迟至1992年才与中华民国断交,不仅仅彼此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上的患难之交,更有独立前国府包括在困难的抗战时期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庇护与支持那段历史情份。而这段情谊,是新建的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陈列馆解说员无法陈述清楚的部分。倘若文在寅总统明白个中之微妙,或许会有更得当的表述。

   话说回来,「历史牌」在民族主义都异常强烈的中韩两国之间并不好打,一不小心,可能惹出大祸。其实,中韩之间在过去25年来也并非只有萨德风波这个麻烦,让人记忆犹新的,就有恰恰是涉及「历史问题」的「高句丽历史之争」。2001年中国方面试图透过「东北工程」计划,将高句丽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将高句丽编入中国历史,引发韩国的强烈不满。所幸当时中国政府愿意让步,并于2004年与韩国方面达成五项谅解协议,才使该争议告一段落。

   有了此次经验,基于「顾大局」之原则,此后中国在处理与韩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上趋于谨慎,甚至在学术界都尽可能避免提及近代以前东亚在「朝贡体制」下中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时中国君临东亚两千多年,朝鲜国王一直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并向中国朝贡,此一历史许多韩国人也都视为民族的耻辱。经过甲午一役,《马关条约》签署,朝鲜才正式脱离中国的影响,并于1897年建立「大韩帝国」。在向中国朝贡的年代,朝鲜并没有自主的外交,而是以「事大主义」贯之。说到现代韩国的外交,由于脱离中国影响后的朝鲜逐渐落入日本的掌控之中,而战后又追随美国,难怪有韩国学者认为真正韩国的自主外交,当以时下始之,而萨德事件正是考验韩国自主外交的重要起点。

   中韩关系,尤其是历史关系错综复杂,而对历史的诠释又是当下主权正当性的来源,加上两国仍处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一不小心,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冲突可能在中日之上,故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都不得不如履薄冰、谨慎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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