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研究的地位，在中国向来比较尴尬。一方面，谁都不否认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意义，不否认其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另一方面，谁也不觉得新闻史研究同新闻传播有多少非此不可的关联，最多谈谈古为今用的道理。然而，真正践行古为今用的又少之又少，相反，倒是眼见许多"古人"的弯路，今人又义无反顾、乐此不疲地重走一遭。在遍地开花的新闻院系，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尤为突出。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无不认为这是一项基础功课；而另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又无不为之头疼，教者昏昏，学者沉沉。于是，对待新闻史研究，常见的情形总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就像过去宗祠里的祖先牌位，逢年过节的时候受受朝拜，平时则冷冷清清，寂寂寥寥，灰头土脸，无人过问。
问题与症结
那么，问题及其症结在哪儿呢？既然新闻史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科具有首屈一指的基础地位，那么为什么又门前冷落车马稀呢？简要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如同新闻学的其他研究一样，受益于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有三方，即业界、学者和学子。显然，业界基本不关注新闻史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同新闻实践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也确实没有多少记者、编辑、老总、制片人等，会怎么关心历史上的某份报纸、某个报人、某篇报道，这些"陈糠子、烂谷子"看上去同风风火火的新闻实践仿佛关系不大。新闻院系的学子同样如此，除了必修课、拿学分、完成培养方案等，绝大多数本科生、研究生也不觉得新闻史有什么意义，最多了解一些新闻传播的演进脉络，而且不等毕业说不定就全部交还老师了。三方里只有学者才会由于某种需要，认真而偶尔地翻检一下有关新闻史研究，就像查字典一般确认某个事项。于是，说起来地位显赫的"基础学科"，却与广大新闻人基本无关，与众多新闻学子基本无关，而仅仅成为专家学者"寻章摘句"的领域。由此一来，新闻史研究自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欲不尴尬，其可得乎。
莫非数以百万计的新闻人、数以十万计的新闻学者和学子，真的不喜欢、不需要、不关注新闻史研究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对克罗齐所谓"真的历史"或者真的新闻史，始终热情不减，青睐有加。以2006年去世的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为例，不少中国记者就坦言自己深受其影响。再如，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课题，深为目前"外宣"局面所困扰，有关方面也不惜血本展开研究，可惜成效似不显著。其实回顾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外宣工作的成败得失，就有许多值得汲取和提炼的有益内容，如外文局前局长段连成就是一座研究"富矿"，他的《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等文本及其背景就值得深入讨论。近年问世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冰点故事》(李大同)等业界人士撰写的新闻史著述，甚至成为坊间畅销书。至于许多新闻史的"警句"更是流播人口，深入人心，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等。总之，新闻史研究并非"鸡肋"，而是同新闻实践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那么，新闻史研究何以处境尴尬呢？
对此，各方已经多所论列，不乏精辟之见，比如常说的"革命史范式"及其局限。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大约十年前，笔者曾在《新闻大学》撰文，侈谈所谓"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还蒙编辑部加了"编者按"。其中，也谈到新闻史研究的问题及其根源：
横着看，是深受近世科学理性支配、以所谓"积累准确的知识"为唯一目标的实证主义史学；纵着看，是华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史官文化"。其特征或可归结为"微观·实证·事态"，即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不惮其烦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
新闻史研究的症结或可归结为对思想的抽象和对诗意的想象之轻视……在我们看来，真正的历史既不是死且不朽的"出土文物"，真正的史学家也不是矜奇炫博的"古董迷"，史学家皮雷纳说得好："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中大诗大美的眷恋，正是揭示历史进程、展现历史魅力的动力与源泉，也是新史学提倡由今及古的"倒溯"法，张扬以人为本位、以问题为主导、以想象为法门的研究立意之所在。(1996)
现在看来，这些认识不免肤浅，尚不成熟，正如编者按所指出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光见到人仍然是不够的，还应看到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并运用它来指导实践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不过，即使如此，其中对新闻史研究及其问题的感觉应该说还是恰当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知识、没思想，有专业、没文化。也就是说，新闻史研究虽有汗牛充栋、成千累万的历史知识，却没有多少耐人寻味、启人心智的思想理论；虽有考订精慎、辨析入微的专业积累，却没有什么千回百转、留韵无穷的文化蕴涵。总之，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过于受制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过于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僵死名物，而未免忽略历史与史学的鲜活要义。这大概才是新闻史研究不尴不尬的症结吧。
新史学与旧史学
为了突破这种尴尬局面，许多学人一直在积极探求，一些博士论文尤为突出，如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赵月枝等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等。笔者近年来也在艰难探索，希望走出一条新闻史研究的新路，至少希望对新闻学子能有一点启发性，甚至吸引力。比照当代"新史学"，不妨将这种不同既往的新闻史研究称为"新新闻史"。
关于新史学，已有大量研究和论述。简言之，新史学不同旧史学者主要有三点，一是更注重史学的"当代性"，二是更注重史学的"思想性"，三是更注重史学的"叙事性"。在新史学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过去，不是考古的名物，而是生生不息的人类实践和息息相通的社会运动，既包含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往昔纠葛，更体现着当下此刻的现实关怀。按照新史学的一般理解，所谓历史乃是由两面所构成，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一面是当时发生的事实，一面是后来讲述的事实。没有事实而只有讲述则属于文学，只有事实而没有讲述则属于乌有。事实固然是第一位的，没有事实便没有历史，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则在于人的讲述。任何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讲述，而不可能是已经发生、一去不返的事实。为了避免混淆，不妨将历史的两面分别称为历史和史学。历史都是一次性的，一旦发生便不可能重演，正如不能让红军再走一遍长征，而史学则是对历史的叙述、复述或讲述。除了亲历，一般所知所说的历史，说到底都是后来的讲述即史学，不可能是当时发生的一次性事实即历史。对此，法国思想家、史学家雷蒙·阿隆，在回答"什么是历史"时有一段精当的论述：
人人都知道，历史这个词，不管是在德文、法文还是在英文中，都是模糊的，它既指现实也指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在以上三种语言中都存在着一些可以对以上两种情况进行区别的词。英国人用history这个词，也用story(故事)这个词；如果想给历史一个定义，他们会说：history is the story of the dead told by the living，用法语讲：历史是活人讲的关于死人的故事。德国人区别Geschichte和Histoire这两个词：Geschichte即指现实也指我们对它的认识，Histoire则只指认识，或我们重建、讲述、撰写过去的方式。在法语中，必要时，我们可以用historiographie(历史编撰)这个词来与模棱两可的histoire形成对立，特指撰写历史的方式；但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历史理论及治史法的书往往不对历史这个词作明确的区别，轮换着使用它的两个含义，既用它指认识历史这一主观现象，也用它指假定存在的客观或客观化的现象。(2003：95-96)
将历史分为事实与讲述，分为事实性的社会实践与讲述性的史学研究，并将立足点从前者转向后者，是各种新史学的共同立意与核心观点，由此出发自然形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等命题(详见拙著《全球新闻传播史》导言)。由此出发，也就可以大致理解"新新闻史"的基本思路和学术志向。
社会史范式
那么，究竟何谓"新新闻史"呢？大略说来，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所谓社会史的范式，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不言而喻，社会史的范式有利于摆脱目前比较单一、乃至逼仄的研究思路，特别是那种一报、一刊、一社、一台的考据式研究。考据式的研究固然必不可少，可以作为新闻史研究的资料，可以成为编年史的依据，但不可能成为活生生的历史。什么是活生生的历史或新闻史呢？按照通常的理解，历史也好，新闻史也罢，无非是些"陈年老账"，是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逸闻趣事。所以，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当然没有谁有兴趣去翻检这些陈年旧账，特别是在全球化风起云涌、新媒体日新月异的时代，更没有谁有心思关心那些"断烂朝报"。其实，如前所述，如果懂得新闻史远非一次性发生的"历史"，而是不断讲述的"史学"，而这种讲述又同当下的社会情景息息相关，并且构成当代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专业认同的命脉，进而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成为影响现实、左右实践、推动学术的一大动力，那么，新闻史的形象与意义自然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社会史的范式，早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大趋势。这种范式既不同于"伟人家谱"的铺陈，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名人行止，也不同于"意识形态"的说辞，如"联共(布)党史"、"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等理论主张。社会史研究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或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类似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追求。而目前通行的新闻史研究，则主要着眼于新闻事业本身的状况，局限于报刊等媒体活动的具体层面，至多属于新闻传播的本体叙事。社会史范式的理路则有所不同，它不仅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而且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多重关联，致力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而非满眼树木，不见森林，满地珍珠，不见项链，即赵世瑜先生概括的："综合地、总体地研究某一历史现象，正是社会史的特征；或许，当人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利用社会史的范式去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军事史的时候，后面的这些学科分支也会被改造成总体史、综合史。"(1999)马敏先生的一段论述说得更加周详：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或称"新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显然，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2003：503-504)
具体说来，社会史的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可以体现为三个融合，一是新闻与社会的融合，二是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三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新闻与社会的融合，是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打通，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是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历史打通，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而不是纯粹罗列史实或纯粹讲解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是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以兼容新闻与传播的视角，透视新闻传播的纷繁图景，追索其脉络，描绘其状貌，解析其意义，探究其规律。
叙事学方法
有关史学的叙事问题，也是当代新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是后现代史学，更是将史学径直当作文学。且不管怎样看待新闻史研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新闻史研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特别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似乎总是一种刻板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某份报刊，几开几版，发行几多，刊发什么报道，产生什么影响等。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流水账，里面难以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满目多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如今尽管增加了广播、电视、网络等内容，但这一叙事模式依然如故。本来，历史是活生生的，社会是活生生，新闻更是活生生的，为什么讲述他们的新闻史却总是死板板的呢？难道真如先贤所说的，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2006年的"易中天现象"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其中透露的信息值得史家留意。这种现象也从一个方面提示人们：史学首先是一种叙事。事实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史学、脍炙人口的史学，首先都体现为生动有趣的叙事，而不是干巴枯索的说教。如果说思想是史学的灵魂，那么叙事就是史学的生命。遗憾的是，新闻史研究不仅常常丢失自己的灵魂，而且每每丧失自己的生命，最后往往只剩下一具木乃伊似的躯壳，而躯壳除了猎奇和考古的嗜好，当然不容易赢得人们的好感了。
其实，史学与叙事的关联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史不分家"，追溯起来这句话还是从古代治史传统引申而来的。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史传往往具有鲜明生动的叙事意味，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不妨当文学作品看待。比如，先秦时代的《左传》、《战国策》、《国语》、《吕氏春秋》等，无不文笔鲜活，文采斐然；司马迁甚至被毛泽东径直称为一个"文学家"(《为人民服务》)，他的《史记》更被鲁迅先生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魏晋风度和魏晋风流画像的文人笔记《世说新语》，在记人叙事上同样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等等。唐代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回答古往今来为什么有名的文人多而出色的史家少的问题时，曾将优秀史家的禀赋概括为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所谓才、学、识。学自然指学问，史家不能凿空而论，而必须言必有据。识则指见识或思想，没有思想，再多学问也难成大家。至于才则指文才或才华，史家如果没有文才或才华，那么即便学问很大，见识很高，可惜写出东西来却了无生趣，索然无味，干巴巴犹如寡妇脸，同样难成大家。可见，中国古代的治史传统对文笔、文采、文辞等叙事因素一直非常注重。
不独中国有文史不分的特征，西方以及其他文明的治史传统也同样如此。比如，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把一部《希罗多德历史》写得摇曳生姿，妙趣横生。另外，同时期的其他史学名著，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息底德)、《塔西佗历史》(塔西佗)、《长征记》(色诺芬)、《高卢战记》(恺撒)等，也无不以优美的文笔、生动的故事和出色的叙事见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专司历史的女神克利俄(Clio)不仅属于九位艺术女神之一，而且名列九位缪斯之首。以至于英国现代史学家屈维廉(G. M. Trevelyen)，为批评实证主义史学而发表文章就以《克利俄：一位缪斯》为题。当代的例子同样举不胜举，别的不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风靡天下数十年，其中除去精深的研究与独到的思想，也得益于鲜活有趣的叙事。甚至罗杰斯的传播著作《传播学史》，居然也以叙事生动、引人入胜著称。
总之，不管是社会史的范式，还是叙事学的方法，归根结底都在于激活或复活新闻史的生命力，让新闻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使学人受益，也使"报人"受益，既使新闻学受益，也使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受益，最终形成一幅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气、焕发着思想与文化魅力的"新新闻史"。当然，提出一种设想是一回事，实现这种设想又是一回事。实际上，所谓"新新闻史"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晶，不如说是抛砖引玉的瓦砾。"知我者，谓我心忧"，但愿这里的一点粗浅设想，能够成为"新新闻史"的一块小小铺路石。
【参考文献】
[1]雷蒙·阿隆：《论治史》[M]，冯学俊、马泓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2]李彬：《对新闻史方法的思考与建议》[J]，《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
[3]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A]，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J]，《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