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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危机的建构——数字时代报纸经济崩溃的文化解读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梁玲 点击:12119次 时间:2015-05-22 20:39:34

 本文原题为“Constructing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作者María Luengo,原载于Journalism Studies,2014年15卷第5期。

  关于新闻业危机的更宽广视角

  2008年以来,“危机”一词被广泛地用来形容新闻业的状态。“新闻业危机”(crisis of journalism)已经成为学界、业界以及相关国际组织讨论的主题。而且,专家学者还使用越来越夸张的词,比如“崩溃”(McChesney and Pickard 2011)、“死亡”(Pew Research Center 2008)、“致命挑战”(Starr 2009)等等,来形容这种现象,并对新闻业危机以及新闻业的“旗舰”——纸质报纸的挣扎,给出一系列的解释。

  报业的财务报表显示,报业确实出现了问题。而且,正如学者亚历山大(2013)指出的,问题并不会自动变成危机,“只有当问题超越了自身范畴,并危及整个社会的时候,问题才成为危机”。事实上,许多对这场危机在技术-经济层面的学术研究,深层的动机是出于对民主的关注,而不是单纯财务或技术方面的考量。正如麦锡尼(2013)提出的,当前新闻媒体结构的变革,与民主社会的关键要素有关,如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等。

  罗伯特·皮卡德(Robert Picard)反对短期和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他建议不要集中注意力于保护某家特殊的报纸,而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媒介组织的作用和公众对于信息的获取。另外一些学者对德国、芬兰新闻媒体的分析说明,这些国家中造成新闻业的压力与数字技术无关,而是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在西欧的市场管制放开有关。伦纳德·唐尼和迈克尔·舒德森( Leonard Downie and Michael Schudson,2009)在他们富于启发的《美国新闻业的重构》(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报告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关切。这份报告认为,目前发生在新闻业的巨变,威胁的不是新闻媒介组织的商业惯例,而是整个20世纪以来新闻产业一直努力维系并强化的独立新闻业的本质要素。

  上述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应对新闻业的危机需要从长计议。由此,文化社会学和公共领域理论拓宽了热议中的新闻业危机的技术-经济的观点,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文化框架,使得我们对于新闻业的文化、公民和民主基础方面的理解,超越了臆测和牵强附会。根据亚历山大(Alexander,2006)的观点,新闻话语是更广泛意义上独立公共领域民主话语体系的重要表达。新闻工作者的自主权受到损害的方式,与公共领域受市场、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权力侵害的方式是相类似的。保持这种自主性的努力意味着从短期来看,新闻工作者正经历着他们体制独立脆弱的时刻。尽管新闻工作者们可能成功捍卫他们的专业价值,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经受着技术与经济变革时期新闻独立性脆弱不堪一击的残酷现实。

  本文将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分析两家报纸的危机,从而窥见新闻业真正的危机何在。一家报纸是2012年5月停止印刷版出版的新奥尔良《皮卡尤恩时报》(The Times-Picayune);另一个是2012年10月,西班牙左翼国家日报《国家报》(El País)的大规模裁员。两家报纸都是当前新闻业危机的典型案例。本文试图阐释,持久的道德、新闻和公民符码在新闻业危机的形成过程当中是如何呈现和操作的,要么证明报纸经营中的经济与技术变革是合理的,要么引发新闻界和公众创造性地找到以不同形式延续新闻业民主承诺的路径。

  两个案例研究是以围绕两家日报的成本削减和大规模裁员的文章分析为基础的。《皮卡尤恩时报》的研究周期持续了2个月,从2012年5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皮卡尤恩时报》关闭的可能性开始。关键词检索在Factiva数据库生成了102篇文章和28个博客条目。对西班牙案例,采取了类似的研究方法,在Factiva数据库中搜索出76个条目,MYNEWS数据库中搜索出87个条目,研究跨度持续了2个月,从2012年10月11日《国家报》发生大规模裁员开始。文本分析使用了开放和轴向编码技术以确定“有效”编码(Strauss and Corbin 1990),也就是说,文本中使用分类法呈现和评价事件。叙事模式使得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对两个危机事件的编码和新闻话语的描述和解释成为可能。

  《皮卡尤恩时报》停止日报印刷

  2013年3月1 日,《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副主编瑞安·切特姆撰文质疑新奥尔良《皮卡尤恩时报》(Times-Picayune)新闻报道的未来。他认为大部分长篇报道在该报已经消失,更多的存量资源投向了体育和娱乐报道。据切特姆的说法,10个月前,报纸的所有者——先进出版公司(Advance Publications)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停止出版《皮卡尤恩时报》印刷版,解雇近一半的采编人员,同时扩容新闻网站(Nola.com)。先进出版公司声称,通过这些改革措施以保证地方新闻的未来。切特姆(Chittum)对此予以批评。他认为,先进出版公司对其旗下的密西西比地方报纸和密歇根地方报纸采取的类似举动极大地降低了新闻业的质量。他指出,先进公司32家报纸的网站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热词驱动的新闻议程,试图通过“24/7”的新闻方式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充满稚气的年轻记者面孔取代资深记者,并被诩为“体育记者小蜜蜂”;新闻故事被缩短以适合谷歌算法,准确性被降低只是为了迎合市场点击率。切特姆因此得出结论:“在一个历史悠久、充满独特气质的城镇,NOLA.com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外来的参观者。”

  切特姆的文章把《皮卡尤恩时报》的变化界定为原创地方新闻的终结、反民主价值(比如不透明和市场利益驱动)。切特姆的这些观点影响了许多对《皮卡尤恩时报》危机进行分析的文章。这些文章报道了《皮卡尤恩时报》的变革,并把这种变革当作事实,但事实上它们是被编码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从记者报道的事实当中抽取出来的:通过选择性的事实报道而赋予了它们分量,这些事实在叙述和分析层面反映了公民和反公民的标签符号。

  《皮卡尤恩时报》的变革,被认为是对新奥尔良新闻业与公民社区的一大威胁。2012年5月23日,大卫·卡尔(David Carr)在《纽约时报》“媒体解码”博客(“Media Decoder” blog)上爆料:新奥尔良将成为美国没有日报的最大城市,拥有175年历史,曾因报道卡特里那飓风两度获普利策新闻奖、作为城市日常生活指南的《皮卡尤恩时报》从此将失去它的日报印刷版。《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国新闻业引起的反响是迅速而巨大的。第二天,先进出版公司做出了回应,确认新公司NOLA媒体集团的成立,这家媒体集团包含了报纸和它的网站“Nola.com”。先进出版公司声称,将加强网站建设,同时将纸质版缩减为一周三期。

  Nola.com网站上的帖文解释道,印刷版的减少是考虑到报纸行业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的挑战意味着纸质版必须作出牺牲——缩减为每周印刷三期。新公司的总裁里克·马苏(Ricky Mathews)声称,许多《皮卡尤恩时报》的记者在新的组织里仍然有职业成长的机会。然而马苏也很遗憾地承认,媒体数字化的转型与发展,不可避免要裁员。

  新闻界把《皮卡尤恩时报》视为新闻业危机的一个标志。尽管它有175年杰出的新闻业历史,这家日报仍然无法在经济困境下生存。《皮卡尤恩时报》作为传统美国大都市新闻报纸的象征,它的遭遇被视为对美国新闻业致命的一击。这些文章包含了一份简短的报纸作为“社会改革者”的编年历,并强调了报纸在监督政府、揭露腐败,告知公众等方面的角色。出于以上传媒实践的考虑,以及保持新闻独立的渴望,媒介批评家和新闻记者将技术发展解读为反公民社会,并为此表现出巨大焦虑。

 高质量报纸VS“24/7”新闻网站

  在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取消日报》 (The Undoing of the Daily)中,克里斯汀·豪尼(Christine Haughney)提出了《皮卡尤恩时报》改革结果的各种可能性,暗示《皮卡恩时报》将重蹈《安阿伯新闻报》(Ann Arbor News)的覆辙。2009年先进出公司停印了旗下的《安阿伯新闻报》,改为发展网站。豪尼认为这些变革已经影响了内容。这篇报道反映了曾经在《安阿伯新闻报》工作过的记者们的观点,“网站和报纸失去了专栏、特写和调查板块”,网站的目的更多在于直击新闻本身……它想更快地获取新闻以增加流量。因此你不能对这个城镇形成更宽厚的认知。豪尼的采访对象密歇根大学奈特-华莱士新闻奖学金主管查理(Charles R. Eisendrath)认为,网站上的新闻不具可靠性:“AnnArbor.com对安阿伯(Ann Arbor)的报道多吗?不。它具有权威性吗?不。我根本不信任能够以低成本方式做出来的任何东西(新闻)。”

  新闻网站的强化,与24小时在线新闻报道相关。这两种现象与传统的讲究质量的纸质新闻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代表着对于深度报道、准确性和公共事件原创报道的严肃性。相反,网站意味着煽情的、不准确的故事零散地贴在数字门户网站上,仅仅是为了延展纸质版面的观点。

  先进出版公司的高管们被认为破坏了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以取悦24/7网站。2009年于《皮卡尤恩时报》离职,现任《圣路易斯邮报商业周刊》编辑的布莱恩·泰弗诺(Brian Thevenot)评论道:“他们希望每天生产更多的博客文章,而不考虑以更加深思熟虑的方式发布这些报道。”大卫·卡尔(David Carr)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的文章显示出,先进出版公司高管们罔顾报道水准。把资深记者排除在关键会议之外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些高管们的秘密举动。虽然,先进出版公司的管理层热衷于加速向数字媒体的转移,但这在媒体报道中并没有受到同样的赞许,当然Nola.com网站的新闻帖子除外。《皮卡尤恩时报》的传统、历史和经验与在线新闻网站格格不入。

  公民社区VS利己市场

  记者们的文章把《皮卡尤恩时报》的危机视为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奥尔良公民社区的威胁。“像新奥尔良这样一个复苏中的城市需要一份日报,那是市民讨论与对话的地方。”安妮·米林(Anne Milling)说。安妮·米林是“女人风暴”组织(Women of the Storm)的奠基人,这个民间组织致力于促进新奥尔良和南路易斯安娜重建的努力。许多文章都讨论了报纸和记者如何通过曝光政治腐败丑闻来改善新奥尔良社区。肖恩·科克汉姆(Sean Cockerham)在《水牛城新闻》(Buffalo News) 中说:“《皮卡尤恩时报》已经成为新奥尔良175年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一个美丽但却悲剧的城市,充斥着腐败、犯罪、贫困和自然灾害。”即便是被《皮卡尤恩时报》批评和谴责的政治家们,也重新认识了日报在强化公民组织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兰德鲁(Mitch Landrieu)市长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记者的奉献精神和职业精神,使我们的公民、商业和教育机构变得更强大、透明和诚实。

  在分析市民反应时,一些文章捕获到一种先验和几乎神秘主义的论调。科克汉姆 (Cockerham)于2012年6月24日在《水牛城新闻》(Buffalo News)上发表的一篇报道中举了唐纳德·吉恩·杰卡斯(Rev. Donald Jean-Jacques)的例子加以证明。此人是一名来自充满暴力街区的教堂牧师。这名教士劝教徒们为《皮卡尤恩时报》和那些即将失去工作的记者们祈祷。“他把报纸称为进步的良药,并认为很大一部分像他这样的人将会因目前的变化而被排除在外”。这篇报道指出,根据2010年凯撒家族基金会的报告,新奥尔良有36%的人无法在家上网。这种论调表明了新奥尔良居民与报纸传统意义上的“亲密关系”。

  相反,先进出版公司高层的举措,把他们自己排除在社区之外。媒体的叙述手法强调了先进公司高管们“外来”的属性。《纽约邮报》认为,先进出版公司和它的领导层已经失去了新奥尔良市民对他们极其珍贵的信任和公信力。

  在波因特研究所(Poynter Institute)网站的一篇帖文中,史蒂夫·迈尔(Steve Myer)也以相同的方式界定先进出版公司的高管们:“不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或者不生活在同一个州、同一个地区的所有者们,把这些出版物当成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商品。”

  这些变革被定义为不受支持的。许多文章的观点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加速发展导致新奥尔良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没有了纸质日报,同时这里的居民也可能处于最为松散的联系当中。年收入少于2.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当中,只有43%的家庭实现了因特网的接入,很明显,许多美国人实际上仍然需要纸质印刷信息。

  结果,先进出版公司的高管们在某种意义上将自己排除出新奥尔良的公民社会之外,他们被指责拓宽了数字平台以便他们能重新改造新闻生产并使之利益最大化,同时将琐碎的社会八卦放在优先位置。这种解读与实际相符与否并不重要: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属性,反映了对新闻民主自主性的一种恐惧。这种社会角色的解读是重要的。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在表达公民社会消亡的恐惧的同时,它也在动员社会力量探索新的保卫新奥尔良新闻的方式。除了新闻记者的文章,市民们通过Facebook的账户“拯救皮卡尤恩时报”(“Save The Picayune”)动员反对削减预算和裁员,这场抗议由 “皮卡尤恩时报公民组织”发起,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来自政界、艺术界和商界的代表。

 《国家报》危机的标签化

  技术经济的变革对报纸的核心本质构成了威胁,这一观点在分析左翼西班牙日报《国家报》(El País)遭遇的危机时同样成立。2012年12月,西班牙公众经历着一场关于报纸的现在和未来的探讨和纷争。报纸的所有者普瑞萨(Prisa)解雇了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而这被媒体高管们认为是一项纯粹的经济决定之举。然而,记者的文章,学者和其他民主批评人士却认为这项大规模裁员行动削弱了报纸的独立性。

  西班牙新闻界对这家报纸的遭遇保持沉默。西班牙主流媒体只是报道了事实。大量的文章发表在博客圈。记者们创立了一个名为“反对《国家报》大量裁员”(“Against Mass Layoffs at El País”)的博客,这在网上点燃了热烈的讨论。许多文章来自网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观点而非事实信息的流行,以及对于记者职位的偏见。在回答读者来信中,《国家报》编辑哈维尔·莫雷诺(Javier Moreno)指出:“不公平、错误,有偏见”的指责来自可信度不高的数字媒体。

  2012年12月11日,《国家报》在其评论版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题目是《致我们的读者》。这篇文章包含来自《国家报》的主管们和普瑞萨管理者们的观点:裁员是合理的,同时展示了对未来的愿景。裁员三分之一、记者示威与罢工、取消署名,被视为由“深刻的市场危机和新技术采纳”而引起的劳资矛盾。这篇文章详细说明了报纸发行与广告的全面衰退。它宣称这是这家报纸历史上第一次处于亏损,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形势会变得更加让人忧心忡忡。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其他报纸如《纽约时报》《世界报》以及《卫报》等也正在经历相同的问题。

  在这期间,该报发表了几篇报道谈及,将在线读者转变为收入方面“新闻界面临的巨大挑战”;西班牙“一个繁荣产业的终结”意味着,从危机开始已有67家媒体被关闭。执行主编朱安·路易斯·塞布里安(Juan Luis Cebrián)在圣保罗的一次演讲中说,削减成本是一场“流血的革命”,对于西班牙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日报的生存而言是必须的。当宣布裁员时,塞布里安还提到,在一个老化的新闻队伍里缺少数字化新面孔(《国家报》,2012年11月5日)。最后,在《国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管理者们驳斥了解散报纸的指责。编辑部社论文章谴责那些批评家故意把劳资矛盾与报纸的荣誉和独立性混为一谈。

  从新闻业内部问题演变为公民道德危机

  一些媒体人把这个问题视为“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读者问题,或者新媒体、新市场问题。它是一场深刻的新闻业危机和道德危机”。商业所有者、管理者、新闻编辑部和公众之间的信任正在可怕地撕裂。这是一个对品牌、读者和新闻业自身的毁灭性事件。“它不是一次解雇,而是一次解散”,即将被解职的专栏作家玛尔塔·托雷斯(Maruja Torres)如是说。这些批评将这次危机重新编码为对新闻专业主义,特别是报纸民主价值基石的威胁。

  改革计划被解读为对编辑权与经营权之间的独立性构成威胁。根据这些批评文章,在普瑞萨的大股东赫苏斯·德·帕兰科(Jesús de Palanco)去世后,致力于采编独立性的努力开始瓦解。报道指责管理方在高成本且不合时宜的兼并后欠下了大量的债务。著名的《国家报》记者恩里克·冈萨雷斯(Enric González)将此描述为“股票市场的赌博”,这场赌博迫使帕兰科(Polanco)家族失去多数控制权。普瑞萨向美国投资公司打开了大门——自由收购控股集团 (Liberty Acquisitions Holding Corp.) ,这家集团的头儿是从不居家的亿万富翁尼古拉斯·伯格古恩(Nicolas Berggruen)。从那时开始,债权银行成为普瑞萨的主要持股人。经验丰富的《国家报》前任执行主编塞布里安一年前成为普瑞萨的首席执行官,据说已经放弃了他从前的新闻实践准则。资深和著名记者对塞布里安有争议的批评在互联网和国际媒体上广为流传,他还被指责受贿。

  这些变革被认为威胁了《国家报》作为批评的、多元的和自由表达的论坛的角色作用,特别是报纸最具价值的评论版面。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专栏作家桑托斯·朱利安(Santos Juliá)的专栏文章被撤下,因为这些文章使报纸的主管和所有者们颇为尴尬。总编辑哈维尔·莫雷诺(Javier Moreno)被工会领袖指责,因为他在《国家报》新闻编辑部两天的罢工之后,使用了强力手腕促使记者们在他们的文章下重新署名。这些行动“在编辑部和主编之间制造了一种无法挽回的分裂”,一位记者在《卫报》的报道中表示:“《国家报》采编人员一致认为哈维尔·莫雷诺目前不适合总编辑的岗位”。

  普瑞萨的高管和《国家报》总编被建构为已经背离了职业新闻的理念和原则,媒体叙事法则更是把他们置身于新闻共同体的普遍规则之外。塞布里安的行为被编码为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的表现,使报社远离了它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主要角色,结果公司负债累累,并最终被外国资本接管。发生危机的两个月后,普瑞萨同意向采编人员发双倍薪水。社会和新闻业内的压力迫使塞布里安和其他管理层人员在2012年从公司拿到一笔津贴后辞职。

 结语

  文中的个案分析为从至关重要的文化视角检视新闻业危机迈出了第一步。文化编码塑造了新闻实践和体系,把它们紧密地和我们这个民主社会连结在一起。然而,在理解由于数字颠覆和经济危机而引发的焦虑时,这些文化因素并没有被充分探讨。文化编码提供了关于危机的文化解读,并从长远的角度把危机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结合起来。《皮卡尤恩时报》和《国家报》的高管们依据最近发生的技术经济变革来做出他们的决定,他们指出,这种物质条件的变化正在保护新闻业的准则。

  相反地,记者们的文章从更宽广的维度而不是从新闻业饱受市场压力的角度描述和解释管理方的行为和动机。这种解释不是新的。资本的逻辑被认为在《国家报》事件发生以前就在破坏新闻业,市场的操作手法和过程在西班牙媒体中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欧洲媒体也一样,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皮卡尤恩时报》的情况说明了一个更宽广的问题——在美国叫做“地方新闻报道的萎缩”。因此,高管和记者双方都坚持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卫广泛意义上的公民价值,尤其是新闻业的自主权。在反对普瑞萨管理者的新闻话语和声称先进出版公司的高层是外来者中,存在一条明显的平行线。

  而且,文化解读不仅仅是作为危机发生的背景,文化编码也使得理解和解释成为可能。许多文章把技术经济的变革作为新闻业危机。在美国的案例中,技术(24/7新闻网站)被看作是对新闻深度、准确性和批评特性的摧毁。相反,《国家报》的危机威胁了基本的新闻准则——新闻编辑部有别于商业考虑的自主权和表达的自由。新闻业中商业所有者的考虑,也被描述为对公民和民主价值的威胁。在美国案例中,新闻网站被典型地置于与报纸不同的位置——包括体育和娱乐信息的个性化消费。相反,报纸扮演着公共事件的公共论坛的角色。《国家报》的危机意味着,对西班牙民主具有主导地位的报纸的解散。最后,被媒体记者建构的社会意义,在新奥尔良引发了公开信、集会和示威等。许多观察者感到,公众的反应使《皮卡尤恩时报》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不得不踮着脚尖走路,非常小心。管理者不得不向公众表明,他们不会将所有被受众视为精心谋划的行动付诸实施,因为他们认识到,归根结蒂他们不仅需要肤浅的故事,还需要更具深度和批评性的文章。这种社会意义也引起许多西班牙读者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帮助失业记者提高了遣散费。

  参考文献:

  ①Alexander, Jeffrey C. 2013.“The Societalization of Social Problems: A Civil Sphere Approach to Financial Crisis, Church Pedophilia, and Media Phone Hacking.” Paper presented at Instituto Juan MarchMadrid,February 27.

  ②Alexander, Jeffrey C. 2006.The Civil Sp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Alexander, Jeffrey C.and Philip Smith. 2003.“The Strong Program in Cultural Sociology: Elements of a Structural Hermeneutics.” In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Sociologyedited by Jeffrey C. Alexander11–2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DownieLeonard and Schudson, Michael. 2009.“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

  ⑤LevyDavidand Rasmus Kleis Nielsen. 2010. The Changing Business of Journ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⑥LuengoMaría. 2012.“Narrating Civil Society: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Journalistic Autonomy.”Communication & Society25 (2): 29–56.

  ⑦Mancini, Paolo. 2013.“Media FragmentationParty System, and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18 (1): 43–60. doi:10.1177/1940161212458200.

  ⑧McChesney, Robert W.and Victor Pickard. 2011.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Lights: The Collapse of Journalism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Fix it. New York: New Press.

  ⑨OECD. 2010.The Evolution of News and the Internet. Jun. 11. http://www.oecd.org/internet/ieconomy/45559596.pdf.

  ⑩Pew Research Center. 2008.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Accessed June 202013. http://stateofthemedia.org.

  [11]Pew Research Center. 2013.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Accessed September 102013. http://stateofthemedia.org.

  [12]Starr, Paul. 2009.“Goodbye to the Age of Newspapers (Hello to a New Era of Corruption).”The New Republic4: 3.

  [13]Strauss, Anselm L.and Juliet Corbin.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CA: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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