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转型、传播学突破、传播学重建——凡此种种，关涉这一学科的何去何从，也呼唤出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面对社会重大变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焦虑，作为以信息的传播规律、传播以及关系和意义的构建等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在当今以新媒体为背景和推动力的巨大变革中，受到的考问和自责尤其惨烈。

　　传播学诞生的历史不长，充其量也不过大半个世纪。中国传播学对之的接受，则只有区区二三十年。中国传播学有关学科的反思，一直浸染在西方语境和本土消化、现实的冲击和基础的薄弱、安身立命和跨学科诉求等方面。可以说，短短时间，学科点、招生人数等风生水起，可学科建设——这里多指所谓“内涵”——则走得磕磕绊绊，有时甚至是原地踏步。

　　一般情况下，有关学科转向的思考常常会同时受制于现实的需要和学科本身的需要，传播学尤其如此。它们都离不开学科自省，由内至外，推己及人，由人及己的比较和分析。孟子有言：仁者如射，发而不中，反求诸身。我们立于最新近的时代变革，去回溯那多重的历史层面；我们也从那“层复一层”的历史沉淀，返归到对于学科前景的思考，使得传播学的“喜”与“悲”、“涨”与“落”，乃至“革新”、“拓展”与“巩固”，都能逐一逐步落于实处，获得支撑。

　　一、主流传播学的“科学基础”：弥漫与深远

　　现有关于传播学危机和转向的讨论，在许多场合下都会谈到中国传播学之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较大影响，因而缺失了多种方向和多重深度。实际上，自产生以来，作为主流学派，美国传播学内部也不断遭受着学科危机的打击，其中有些是根本性的，有的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修修补补。毋宁说，外在质疑和内部调整，也恰恰是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特色，其频率和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学科，并同时构成了学科之活力以及备受质疑的理由。对之有清楚的、条理分明的了解，应该能够提供关于特定问题的具体境遇、或相关讨论之不能缺失的内容，从而有助于“脱胎于此”的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这里围绕二战后美国传播学寻找科学基础的一个实例及其影响，对之进行简要的剖析。

　　就源头而言，美国主流传播学的科学基础与其他社会科学没有大的区别。牛顿力学作为16、17世纪物理学的最高成就，确立了科学之能够改变世界的本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将牛顿力学原理视为理性和现象统一的基础，相信借助理性和事实便可理解错综复杂的世界。19世纪之所以被人冠之以“科学时代的开始”，是因为一个新的认识的出现和巩固：“……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①这正是社会学作为一个新学科的产生时间。创始人孔德曾经更加倾向于将之命名为“社会物理学”而不是“社会学”，为的是强调它能够体现科学时代和启蒙运动的精髓。

　　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大家族。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中的一个类别——传播技术——不仅渐次脱颖而出，构筑“技术压缩时间”的常新范例，而且在发明探索的初期，便承受了社会革命的期望，或曰“传播的宗教”，一如标志通讯革命开端的电报问世时所传送的那句著名电文：“上帝创造了什么”一样。美国主流传播学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体现了与这样一种技术的独特关联，后者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大家族，成员越来越多。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降，与社会科学的主流趋势相符合，美国传播学日益注重精致的研究技术，体现经验主义的精神特征。它本身是一种新的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结果，一边忙着应对大批层出不穷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一边尝试将多种尚在发展中的方法统一起来，探讨现代传播媒介的相关问题。

　　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契机而产生的传播学战后旋即陷入了危机。危机相当程度上直接来自学科的合理性，亦即就其现有发展方向而言，它应该有着怎样独特的科学支撑，才能够“强大”得不至于“难堪”，不至于太多地落后于其他学科？或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可”？机缘巧合，也是顺理成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信息论腾飞的年代。香农在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密码分析以及建立其上的信息论研究，属于当时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的各类传播研究中的一种。它与其他一些重要的传播学早期研究比肩而立，如：霍夫兰等的军事纪录片的控制研究，拉斯韦尔的关于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甚至有评价说信息论开创了“另一种内容分析”。

　　战争为传播研究提供了紧迫性，但是对“传播”问题的重视，以至于使之趋向于学科体制化和相对独立性，是大战结束以后的事。作为传播学的发源地，美国率先就建立“传播科学”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五十年代证明是模式建立的鼎盛时期，这被视为人们在传播研究中寻求发展和统一的一个表现。……首先促使社会科学家按上述术语以模式形式来阐述他们关于传播的思想的，是数学家克劳德·香农。”②两者的契合点是：当时的传播学对于传播效果与效率的兴趣居高不下；“刺激-反应”和行为控制原理充当了行为主义传播学的心理学基础；以及组织和整理大众传播研究现有成果的日益迫切的需求。

　　信息论为传播学提供的基本概念是：信源、信宿、讯息、噪音、信道、编码、解码等等。它们频繁出现在主流传播学关于“传播”的定义中，如：“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③

　　20世纪50年代与寻找传播学“科学基础”的努力相伴随的，是这一学科在大学中的建制尝试。信息论对于传播学这一新领域在大学的立足和扩散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看。信息论诞生于40年代末，这也正是早期传播研究者“从中等职业学校的集散地中崛起”，并竭力争取高等院校的同事们的学科认同之时，信息论似乎是获得这种认同感的一个途径，似乎能够提供某种普遍的观念，后者可以超越不同类型的传播之间的差异，达到将传播的术语、概念和模式加以标准化的目的。特别是方兴未艾的大众传播，它在相当时期内以绝对“强势”压倒了其他方向的传播研究；也构成了“美国传播学”的核心部分。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大学中最早的传播研究机构和最早的授予博士学位的课程，都始于香农的信息理论发表不久。”④

　　主流传播学不乏对于信息论的思维模式的修正或补充，如针对它的直线性和缺乏反馈，先后有奥斯古德-施拉姆的循环模式，丹斯的螺旋模式，而德福勒则尝试在大众传播的有限范围内寻找“反馈”的作用。尽管香农本人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模式限于通讯工程或技术传播，但后者一旦纳入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运用领域，这样那样的偏向终将不可避免。

　　●自产生以来，作为主流学派，美国传播学内部也不断遭受着学科危机的打击，其中有些是根本性的，有的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修修补补。毋宁说，外在质疑和内部调整，也恰恰是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特色，其频率和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学科，并同时构成了学科之活力以及备受质疑的理由。

　　主流传播学对于信息论的求助迎合了战后公众关于“科学能够提供近乎任何问题的答案”的热望，并完成了特定“技术”与特定“学科”的对接。与其他科学成果相比，这个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前瞻性，因而被称为“影响最为深远的科学突破”之一：“它是我们今天对于传播的主要理解的基础，特别是新的传播技术的设计基础。信息概念，作为信息的普遍测度标准的比特，以及从香农工作中衍生出来的传播模式，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在香农之前不可能存在的方式分析传播系统。在传播学中，信息是一个中心概念，而香农的信息论成为传播学的根本范式。”⑤

　　当信息论、信息传播乃至“信息”真正成为时代的中心话语时，主流传播学对于它的补充和修正就远远不够了。或者说，它们类似于主流传播学的实证方法：当对某个问题的解释失效和力度减弱了，或原本想要证实的方法被证伪了，研究者便增加新的变量——一个一个地增加，但仍然限于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仍是在微观层面上考虑问题。在确定的“效度”之外，它们总体上缺乏或不介入宏观的视野，历史的维度和深思远见，自然也缺乏批判的精神。

　　这里不妨看一下曾获人文学科研究基金的彼得斯的观点，他在《交流的无奈》中说道，40年代后期“也许是20世纪面对communication的最伟大的时期。一个兴奋之源是信息论，最初实际上叫通讯论(communication theory)。……它给科学家提供的，是它用传统热力学术语‘熵’对信息进行的描述，这个描述令人神往；它给贝尔电话电报公司提供的，是它对信号冗余所做的技术界定；这提供了一个‘修正’频率的菜谱，使一条电话线适应更多需求；它给美国精神生活提供的，则是一整套词汇，这些词汇很适合这个国家刚刚得到确认的地位：世界军事强权和政治领袖的地位”。⑥

　　“communication”之“通讯”与“传播”的双关语，并非只是一词多用的结果，或是一种静态的、不同学科背景的术语排列或转换。从当年的“创新”来看，“大多数人总以为信息是发生在谈话过程中谈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交流，而出身于贝尔实验室的香农则对连接谈话双方的电话线路中会发生什么变化更感兴趣”。⑦如此一来，传播内容之外的“渠道”本身，经过“渠道”的“信息包扎”和“绕道而行”，数据、图像、声音之借助“比特”可统一表达的方式和标准，确定性、选择性和或然性等现、当代重大问题跃然而出。

　　概而言之，彼得斯的上述三个“提供”之中，第一个彰显现代“信息”概念的兴起：它源于国家控制的政府项目，资金、方向及人员调配等都服从于特定时期的战略战术，最终却产生了超越时空的世界性影响——这本身就具有耐人寻味的内涵；第二个预示着通讯革命的震荡，它让人想起那一条长长的链条：始于香农的信息论，“通向计算机，并最终抵达‘万维网’”；⑧第三个则表明一个在世界上有着独特地位的国家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难怪詹姆斯·凯瑞——他出版了《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在讨论美国主流传播学的“传播观”时，将之概括为建立在信息论基础上的“传递观”，并一口气连着把三个“最”给予了它：美国文化最常用的，可能也是所有工业文化最常用的，现代辞典中关于“传播”一词的最主要条目。⑨换句话说，美国的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作为先后波及世界的工业革命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业文化，“传播”一词得以在现代辞典中呈现的可能性和主要路径，如此等等，都与主流传播学的这一科学基础密不可分。

　　信息理论侧重于信息的传递与接受，或“传播规律”；它当然不是传播学的“意义”理论，数学的和通讯的信息论思想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渗透也完全不是数学家、工程技术学家香农的本意。可有谁能够否认它在当今时代构建意义的独特作用？诚如彼得斯所说：“‘信息’成为一个实体词，信息论成为描述意义的理论，又成为描述信道能力的理论。事实上，这个理论之所以令人激动，那是因为它把战争、官僚主义和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变成了一门科学技术。信息再也不是什么未经加工的数据、军事后勤或电话号码，它成了宇宙可以解读的原理。”⑩

　　作为二战后传播思想欢娱跳跃的主要场所之一，信息科学的理念和思维为传播学的“落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是所谓美国“主流传播学”的重要根基，其结果远远超出了战后传播学出于一己之念“寻找靠山”的初衷。“我们今天很难体会这一发现引起的兴奋和不可一世。那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得以享受的理性之梦，它不仅重整了高等教育，而且重整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11)于此，我们在试图超越美国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时，便需要辅以更多的理性思考，毋宁说这些思考亦是对于现有传播学的丰富和发展。或者，有些具体案例、适合于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结论、主要针对某类传播(通常是大众传播)的范式、模型和思想，已经无法“框住”新时代的传播现象，但在思想脉络的深处，重要之源奔腾汹涌，或蓄势待发，或静静流淌。

　　总之，在谈到主流传播学的控制与协调特色时，在因此而讨论传播学的学科转向时，有些问题已经无法回避：美国传播学是否只是国别和国界的问题？在国内传播学多年以特殊方式偏爱美国传播学的同时，是否还存在未被耕耘(或关注远远不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地块”？即便是被提及最多的实证方法，我们与其质疑精神、同时向“证实”和“证伪”开放，以及真正的“科学性”要求等又有多少距离？有些尚未系统纳入国内传播学的方向(如通讯革命的意义，计算机文化，从互联网到微博、微信等新一代媒体形态的理念发展，通讯、计算机、媒介融合的思维机制，等等)，是否牵连当今时代传播与社会关联的重要问题？等等。它们既是传播学建立的“原点”，是“层复一层的累积物”，也是当代新媒体环境下认识“传播”的重要性、发展传播学的必经之路。

　　二、传播学的“跨学科”：漂浮与落地

　　传播学自诞生以来，“跨学科”的特点就一直伴随其左右。它也是目前这个学科在一般层面上谈论较多的字眼，甚至可以说是有关传播学描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介绍传播学、论述学科建设或学科转向常常一再强调的问题。

　　中国现有传播学研究(如博士论文的写作)中的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是：在对某个问题的探讨中，常常以“跨学科”的名义，把许多领域都牵扯进来，而不管实际需要、整体结构、逻辑走向是怎样的。比如有人在讨论一个具体的理论或现实问题时，将“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尽收囊中，但常常流于表面；有的探索主题明显的是实证研究，却不合时宜地加入了文化研究或批判研究的视角，反之亦然。尽管各个学科可以殊途同归，即便是相互对立的观点也并非始终相互排斥、不能兼容，但正如凯瑞所说：“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12)跨学科本身是诸多学科的基本要求，社会越是发展，这一要求就越是具有普遍性。但实际上，现有传播学在这方面的随意性甚于其他学科，国内研究甚于国外研究，由此构成了传播学经常遭到诟病的原因之一。

　　有时候，“跨学科”表现在不同方法之间的不那么谨慎的移动，或者是学科内部不合时宜的“跨方法”。即将本不易兼容的“方法”置于同一主题中，甚至同一个章节的论述中，比如“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而就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内容分析”作为实证传播学方法之一，面对的是“此时此刻”的媒介文本，研究者外在于它，“文本”被视为“客观对象”，不是处于流动之中，也不存在研究者与文本的互动，以及对于文本意义的建构，后者属于话语分析的特点。话语分析是多学科使用的方法，近年来为传播学所引用，主要针对媒介话语分析和人际传播话语分析。

　　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在致力于发展话语分析的方法时，提出了四个条件：必须是一种多向度的分析方法；必须是一种多功能的分析方法；必须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必须是一种批判的方法。表面看来，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都可针对“媒介文本”或“媒介内容”，可实际立场、本质要素和运用规则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若要有相互支撑的话，不知要搭建多少座“桥梁”，而且还未见得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19世纪末，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也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杜威曾对“传播”(“交往”、“沟通”、“谈论”等)这一用语产生了多少有些类似的困惑：这是一个太平常不过的词，即便是在学科中——哲学、人种学、语言学和心理学围绕着它，都“曾经谈论得头头是道”，但传播“本身却很少被谈论”。(13)鉴于此，杜威说，我们必须首先把这个词“抽象”和“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去看看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经典论述：在一切事物中，传播是最为奇妙的；传播的果实应当被共享与参与；有了传播，事物就得到了意义，因而也就有了代表、代理、记号和含义等等。遵循同样的思路，当代传播学研究者也屡屡将“传播”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予以“剥离”和“抽象”，单独对其本身进行思考。传播作为“我们的生活中最为普遍的活动——我们对之不以为然的事物——在我们试图去了解它们时便成了巨大的谜”。(14)

　　杜威在传播革命引起社会激烈震荡之时，尝试回到“原点”，从最底部涉及传播问题。他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有关传播学的一些至关重要的“语词”，不能抱有不言而喻、信手拈来的态度，即便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我们这样做。传播学的“跨学科”不该是一个标签——最多在概括的时候可以，在使用的时候却不可以，而“概括”则通常建立在底蕴、知识与洞见的基础上。

　　自文、史、哲之后，现代社会科学就日益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例如，“构造主义”是第一个离开哲学怀抱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的心理学派别；对传播学影响巨大的社会学之必要条件建立在多学科的基础上，“事实上，只有当所有其他的科学——首先是天文学，然后是物理学，接着是化学，最后是生物学——陆续地到达实证的阶段以后，社会物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才能准备好”。(15)作为提出“社会物理学”名称的孔德之后的经典理论家，齐美尔的贡献之一是“把社会学思想的焦点从社会哲学转移到交际(交往)的科学上来了”。(16)而芝加哥学派既是欧洲人文思想与美国实用主义的过渡，也是勾连社会学与传播学的桥梁。

　　在人文社科中谈论学科的分类，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代网络社会，更是打破流动空间和固定空间、虚拟和现实、学科与学科之间壁垒分明的界限。不过，这里还用得上福柯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正是因为18世纪城市人口猛增，才产生了对于大规模集中于工厂、学校、军队、医院、监狱等空间的人群进行监督、规训和管理的需要。在此意义上，“现代城市的规训化过程就是现代人文学科的发生过程”。(17)这种学科分工的机制如今仍然明显地见于大学机构和专业的设置之中，用中国传播学的语词来说，便是近年得到大发展的学科点、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专业方向，等等。顺便说一句，福柯本人的工作涉及好几个领域：历史、哲学，艺术、文学、心理学、社会学。

　　相比之下，传播学的“跨学科”特点更加具有历史与当代的意义。如上所述，战争时期从通讯信号的数学基础上兴发的传播科学，在趋向控制与协调的过程中、在迎合时代“需要”的发展中，逐渐成为“显学”。考虑到“此传播”对深层文化意义的“彼传播”的遮蔽，跨学科的研究便另有一番迫切性。以略微“中性”的角度，施拉姆曾用“绿洲”和“十字路口”来比拟传播学；以人文学科的角度，小约翰说：“传播这一领域是许多学科用各种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题目，也吸引了不同哲学观点的学者的注意。其结果是，这就像一颗宝石在七彩灯光的照耀下慢慢转动时更显得光彩夺目一样。”(18)

　　创建传播学经验主义方向的“四个奠基人”在其学术生涯中，不同程度地都有从其他学科跨入传播学，又返回各自原有学科的经历，因而成为传播学跨学科的典型例子。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样的“跨学科”很快引起关于传播学“出路”的质疑。按照贝雷尔森上世纪50年代末的说法：传播学正在“衰落”，主要原因之一是开创这一研究的四位先驱已经或正在脱离这个学科，一些所谓新领域只是重复它们多年前涉足、并且现在已经对之失望了的东西。撇开当时其他学者的回应和对传播学学科的维护，这段历史至少告诉我们：“跨学科”也是一个使传播学容易受到责难的问题。一方面，既然有“学科”和“领域”之说，人们就要求它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一直驻守的代表人，构成体系和经得起“追问”的理论与思想，得到普遍认可的方法，创新的源泉，体现概念和学说发展的历史，等等。

　　另一方面，用不拘于门户、不特别注重学科界限的拉扎斯菲尔德的话来说，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学家，这实际上什么意义也没有。我的意思是，我始终在做同样的工作。在维也纳，它被称作心理学，而在这里，它被称为社会学”。(19)他为传播学开辟了效果研究的方向——这在国内传播学界差不多人皆知之；他把这个方向纳入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研究的总课题之中，其学术标签也因此一直发生变化。这样，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的游历，与其说是出于“跨学科”本身的推动，不如说是问题的引导：“跨学科”是问题引导的结果，而并非是前提。

　　加拿大人英尼斯被誉为是“以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的方式探索传播问题”的学者，也是借助“对历史和细节的尊重”而“以诚恳的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传播”(20)的学者。他的问题取向大致是：鉴于加拿大特殊的殖民地身份，研究加拿大的经济史，以期探索一种适合这个国家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哲学”。他沿着皮货、渔业、矿石等大宗商品贸易的足迹一路走来，著述甚丰。到了木材、纸张贸易之后，他发现了其背后衍生的印刷出版业、新闻业、大众媒介以及公共舆论的力量。后者促使英尼斯开始深入思考整个西方社会的结构，思考人类文明与传播形态变化的宏大叙事。结果便是从经济学到传播学的转变，经由《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一书的过渡，他晚年几本著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等。如此“跨学科”的结果是使传播学有了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维度，指出了一条使传播学“摆脱对自然科学模式的依赖”的路径。(21)

　　“传播”具有复杂多变的向度和过程，必须借助“跨学科”的视野才能够予以洞察和认识。开放的视野和心态顺理成章地带来了对于传播问题的参与和建构；而理论、方法或观念的融合与交替，其内在要求之一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运动，要求“能放得开收得拢，既能仰视又能俯瞰，方向能从平面的转向垂直的，同时移动脚步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22)传播学的“跨学科”既是灵动的，又是沉甸甸的，既是脱口而出的眼界和视野，又需要对之怀有“敬畏”与“诚恳”之心。它怎么都不是标签、逃遁与托词，不是“思维经济(或)省力原则”的表现。

　　三、传播学的“接纳”：被动与主动

　　传播学中的“传播”二字外延广，内涵深远丰饶，又紧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寻根问底的要求和应对现实的要求同在，充满活力。在谈到以之为基本对象的“传播学”的发展或转型时，无论如何都并非只是自家的问题，或人们常说的“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不管是以被动的形式，还是以主动的形式，它与其他学科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融合都已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与趋势。

　　学科发展和转向不是“自家的问题”—题中应有之义当是传播学的走出去，即以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态度、兼容并蓄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对此，学界内部早已达成共识，相关努力尽管不是十分顺畅，但也五彩缤纷地处于行进过程之中。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其他学科对于传播学的“接纳”——同样要么主动，要么被动，这种“接纳”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不可避免。

　　相当程度上，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已经面临了共同的问题，关注它们，既是促使传播学成熟和强壮起来，也是其他学科无法回避的使命，甚或是自身发展的必要与必然。也许，正是“问题”引导的思考会达成学科之间的真正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其他学科对于传播学的“接纳”，常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博士、硕士考生较多，其中一些完成学业之后，在高校任教，而成为来自其他学科的年轻的“传播学人”。二是因为传播学学科的组建，相关学科——如艺术、文学、出版、图书馆学等等——合并成为与传播学有关的科系，因而完成了机构意义上的“接纳”。前者有相当部分出于“就业”压力，至少初衷是如此；后者在许多情况下则是传播学在大学迅速“扩张”、“占地”的结果。除此之外，在国家各级机构设定的“研究项目”方面，也不乏有其他学科加入的团队，但整体上，仍是“各行其是”的机械组合，真正的思想方面的“融合”还不多见。目前国内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很少有人直接讨论传播和传播学的问题。而在交流的意义上，传播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缺少真正平等对话的论坛，也是不争的事实。

　　传播学之不为其他学科所待见，是有历史缘由的。在最基本的方面，传播学属于现代学科，与传统学科的磨合尽管在发达国家都经有时日，也仍然或多或少地处于“现实中的热闹”、“学科意义的薄弱”的矛盾之中；传播学在其发源地和扩散地与政治宣传、商业经营的关联，与消费社会背景下的新闻传媒“趋软”状况的关联，加之特殊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都为其他学科对之的接纳设置了“障碍”。

　　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不断把传播和传播学推向理论与现实的前沿，而不管人们是否以及如何想象与猜测。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人断言：“如果我们不能感知现代传播领域旨在为我们建立新世界这一富于创造性的革命方式，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现代。”(23)那是最早宣称“媒介形式通过影响个体‘感知’而影响社会”的麦克卢汉问世前的十多年。更早些时候，19世纪中叶的电报打开了诸多“新问题”奔涌而出的闸门，催促人们“去理解媒介如何直接干预我们的理性和感性的生活、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审美态度以及我们的集体记忆”。(24)它不仅被认为是传播学“传递论”的始作俑者，而且“代表了思想-身体之二元论的神秘性，以及在思想领域这一非物质世界所蕴藏的生命活力”。(25)换句话说，它是源于古代的身体与灵魂、此岸与彼岸、真实与幻象等问题的现代延续，或以电子为中介诠释哲学家柏拉图的“洞中寓言”的最早版本。

　　●中国现有传播学研究(如博士论文的写作)中的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是：在对某个问题的探讨中，常常以“跨学科”的名义，把许多领域都牵扯进来，而不管实际需要、整体结构、逻辑走向是怎样的。

　　世纪之交活跃于传播领域的法国学者马特拉曾自述：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许多同学一样，他“原来的研究与传播毫无关系……我不知道传播，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公法的”。(26)后来，他通过人口学和法学研究“遭遇”传播学，以至于到了“传播学研究的问题占据了我的内心，我差不多为此失去我的生命”的地步。(27)马特拉本人非常清楚传播学的现状与地位，“传播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长期以来还是不断地受到质疑。这种尴尬地位迫使传播学频频借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发展自身”。(28)

　　从不知道“传播学为何物”到“差不多为此失去了生命”，马特拉不时停下疾走的脚步，思考已有传播学本身的现状和“毛病”。比如：传播学的概念为什么那么多？各个学派为什么难以统一？为什么有关“传播”的话语常常未经审慎的评估便被追捧为一种理论？为什么传播学的历史难以呈现编年史的单纯线索？为什么有些陈腐的学说或昙花一现的语词自我标榜为权威，可又在跨学科的发现和传播学自身的积累中，最终销声匿迹？等等。若如库利所言“他人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们便可以从这一系列的质疑中，查看到自身的影子，思考那许许多多“为什么”及其缘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然也会有超出限于“自我纠错”之外的收获。

　　但也正是这个马特拉，并不因此回避传播学，或只是停留在对之“弱点”的简单批评上，而是用对“传播”问题的普遍性、现实性、远未穷尽性的洞见作为“进入”的正当理由之一。他的原话是：“传播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当时间进入20世纪末，技术的进步和实践的日益专业化，又为复调的传播音乐增添了新的华彩乐章，从而使传播成为第三个千年极具象征性的社会现象。”(29)“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还是一片处女地，一切有待开创。”马特拉本人要求“重新构筑传播空间的谱系”，他耕耘的土地是“传播学说史”、“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影视媒介研究”、“技术、文化与传播”，等等。

　　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这一事实由来已久。如果说过去的发展还不足以使其他学科对之投以真正关注的话，那么方兴未艾的网络社会则在用“大手笔”继续谱写着“大篇章”，以从未有过的力度和程度把“传播”推向中心地位，由不得对它置之不理、不为所动。所谓人类三次传播革命，最早是印刷业革命，那是信息生产的流水作业和机械化，使得读、写、算三者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文化能力。第二次传播革命贯穿于整个20世纪，从电报、电话、广播一直延伸到电视。电视对社会和个人的重要作用迫使现代人重新思考传播的性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就是在此背景下界定了电视媒介的三种意识形态功能。

　　第三次传播革命就发生在“眼前”，它将信息存储和检索与电话、电视、计算机、手机等连接在一起。在此之前，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断言为“20世纪最大的发明是电视”，有谁曾经想到世纪末的那几年，网络的全方位崛起使“20世纪最大的嬗变是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渗透”成为定论。“传播的性质”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它能否创造新型的人类社会？它能否创造社会福祉的新标准？它能否创造人民民主的新形式？或者，继续“基本文化能力”的话题：不能识别数字语言和电子格式的人，不能利用网络信息以应对生活的人，不能对网络海量信息有基本判断和选择能力的人，也就是新的意义上的“文盲”。这样，哪还容得什么学科不介入和不接纳？即便那是一种新的、创造中的“传播学”。

　　有着社会学、城市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归属”的卡斯特不愧为网络社会洞见“传播的力量”的典范。他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互联网从科研和军事真正走向商业和民众的前夜，在传播学和相关学科的大部分人对“网络传播将给社会建构怎样的未来”的问题还不甚明了时，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传播与传播学，同时带入的是自己20多年的研究问题、成果和视野。约十年之后，“这位出身社会学领域的大师，在学术地位如日中天之际，却于2003年就教于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进入了一些正统名校迄今不予认可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传播学领域的人都知道“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那可是传播学的“圣殿”啊，这里竟仍然是“名不见经传”的代表！可对于卡斯特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学术问题的连续性，以及“传播”在其当代社会研究中的不可回避性。“在我的学术历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对构成社会基石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如今，传播领域——包括在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络一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传播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因此，在过去10年，我决心进入这个领域，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一以贯之的思路。”(30)

　　在“传播”的诸多“面向”中，卡斯特取的是信息、意义和关系之“脉”。如果传播是通过信息交换而分享意义，如果限定传播过程的要素既包括传播技术、传者和受者的特性，也包括传播之参照和协商的文化符码，如果正是在信息和传播得以处理加工的社会关系中，意义才能够得到理解，那么卡斯特坚持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全球网络社会的背景下阐述和发展它们，阐述在信息时代的公共空间中，传播如何日益处于核心地位。落到他“一以贯之”的中心问题，便是：我们时代的新传播领域正在通过一种由冲突——这些冲突植根于构建社会的利益和价值的矛盾结构——所构成的多维变化过程而浮现；传播变化的每一个构成部分都代表着社会关系的表现。(31)

　　传播学何去何从？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常议常新，难免屡屡落入挂一漏万的境地，也仍将“集焦虑与希望于一身”地向未来开放。这里强调的是对于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现象和说法进行追问、潜入和思考，强调通过历史的回溯来解释当代的走向，以及当代的变革对于原有思维方式的冲击。所谓传播学的“现实土壤”不能缺少的含义是：在社会巨大而快速的结构性转型中，学科本身不能仰仗“显学”的身份一味追新逐异，而是需要理性的冷静态度，以及建立在经验、数据上的观察；另一方面，以史为鉴，传播学尤其应该避免不同角色的混淆。“当你在做研究时，你不应当担心政策后果；与此相对应，当你在制定政策时，最重要的问题应在于政策会否产生正面的效果，而不在于它是否有研究的基础……意识形态必须与科学相区别，尽管它们混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32)

　　①[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28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③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第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④⑤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388、365～38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第19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⑦T.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第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

　　⑧M.德图佐斯：《未来的社会——信息新世界展望》第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⑨⑩(12)(20)(21)(25)(26)(27)参见J.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4、19、10、117、118、164、279、283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11)潘忠党：《解读凯里(瑞)·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

　　(13)J.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0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4)(18)(22)S.小约翰：《传播理论》中文版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J.H.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第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6)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第321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17)参见于海主编：《城市社会学文选》代序言第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21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参见A.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第3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4)D.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序第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28)(29)A.马特拉等：《传播学简史》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32)参见《传播与社会学刊》与卡斯特的学术对谈：《中国、传播与网络社会》，《传播与社会学刊》创刊号，2006年

　　(31)参见M.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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