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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情结的异化: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另一种解读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春雷,易小军 点击:23582次 时间:2015-10-12 21:01:29
   在传统社会,草根情结是一种朴素的道德和价值情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草根习惯着自己的底层身份和底层生活,其圈子局限于家庭、族群稳定的关系里,地缘、血缘是这个群体紧密相联的纽带,他们按部就班地从事着本分的职业,过着安稳的生活。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草根成为一个有着多重身份、身处多重社会形态下的群体,“他们大多在农业社会土生土长,如今从事着工业社会的职业,手中使用着信息社会的新媒介工具”。[1]可以说,草根阶层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活生生的标本。生存空间的沉浮不定,身份感的长期缺失,使得草根情结悄然发生变异,草根的心理状态变得扑朔迷离、变化无端,传统原始、朴素的价值情怀掺杂进了功利、浮躁、抗争等多重情绪。在以往对草根文化的研究中,学界鲜有深入、系统地关注草根现实的心理状态,对于现代传播技术发展与转型期背景下草根情结的异化倾向,更是缺乏应有的警觉。随着媒介社会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底层社会的传播生态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人们愈益认识到草根情结的异化与之关系重大。良好的传播生态,有利于培育平衡、培育理性;反之,则可能失去平衡、引发动荡。这不仅是关系草根个体、群体心理健康的关键问题,也是牵涉传播生态乃至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突出问题。

   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从人的心理体验着眼,把“异化”界定为人在现实活动或心理活动中经受或者感觉到的压抑、无助以及受到的人的非本质力量统治的心理状态。[2](p97)在本文中,笔者把草根情结的异化界定为草根在现实社会与自身、他人、政府、社会发生矛盾时,心理发生变异后呈现出的一种心理分裂的过程和状态,它是草根个体内心体验中内含的否定性的倾向,其外在表现为压抑、消极自由、非理性和无意识等一系列分裂、失衡的心理状态的集合。草根情结的异化是多种复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底层社会传播生态作为草根现实生活和心理体验的重要场域,其现状和趋向直接关系着对草根情结的异化是诱发、加剧还是消弭和纾解。笔者以为,以底层社会的视角对草根群体心理异化的问题保持警醒,揭示底层社会传播生态及这一生态中的大众传媒对草根情结异化的深刻影响应当成为当下学术界的关注点。此外,对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考察为研究草根情结异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传播生态与心理异化间的关系,有利于增强大众传媒在纾解阶层情绪价值取向上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对促进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将有重要意义。

   一、草根情结异化的表象——基于底层社会传播方式的分析

   “传播生态”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概念,可以从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传播职能、传播效果、传播制度、媒介素养等维度来考察。在本文,笔者把对草根情结异化的研究嵌于考量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维度之一——传播方式之中,根据传播范围、传播关系、传播规模的大小可将人类传播活动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类型,这四种主要传播方式自然地把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草根情结的异化在上述四种传播类型中的表象来考察底层社会的传播生态及其对草根情结异化的影响。

   (一)自我传播——“客我”对“主我”的压迫和排斥

   自我传播即人的思维活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指出,社会中的“自我”是由“主我”(原来头脑中已存的信息)和“客我”(新进入大脑中的外来信息)互动而形成。他说:“‘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组他人的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主我’对之作出反应。”[3](p193-194)由此,自我传播的社会性、传播的双向、互动显而易见。那异化的人与自己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弗洛姆认为,这时的人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主动的作用者、自身力量的持有者,他的自我意识不是来源于他是一个能爱、能思维的个体的行动,而是源于他的社会——经济功能,他的自我价值感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市场判断标准。[2](p115-119)

   传统中,草根生活方式可能贫穷、不自由、没有新意,但却安全、稳定、不孤单,他们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是平稳的、安全的。但是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竞争日益加剧,草根阶层上升的渠道和机会急剧减少,他们深感自身沉浮不定、微不足道又无能为力,不安全、怀疑、焦虑、孤单等心理状态使他们深感尊严感、身份感的严重缺失。这一情况下,人需要通过获得一种第二位的自我感来拯救自己,这时外界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客我)成为了对自我价值评判的标准,而这种评判标准往往又是功利的、非人本的。大众传媒作为草根群体最直接最广泛使用的媒介,就极可能成为“第二位自我感”的培养“容器”,这种意义上,“主我”已经被媒介化。

   (二)人际传播——从“熟人社会”的朴素情怀到“生人社会”的信任危机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个人的很多特性都可以作为他的固定标识,比如血统、性格、爱好、所拥有的技术、财产、道德情操等等,这些特性使他在社会中拥有了稳定的社会地位和人群中的相互关系。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个人的活动领域不再固定,不停变换的工作和朋友使得个人生活在“生人社会”里,原来稳定的自我标识被打破,人的爱好、技术、行为方式这些内在特征已不再重要,人是否受人尊敬,个人的价值如何,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消费水平上。同样,是消费能力,而不是过硬的能力和高尚的情操更能体现人的存在。

   弗洛姆把异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普遍的社会纽带的消失”。“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找不到多少爱与恨;更多的是一种表面的友好,以及一种更为表面的公平。这种表面现象之后是距离与冷漠,以及许多微妙的不信任。”[2](p113)随着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草根涌入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表达的欲望急剧增长。而对信息和媒介的过度依赖,无疑会消解“熟人社会”中朴素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情怀。传统的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构建起的稳定的信息交流网络被打破,靠血统、共同的风俗习惯、道德情操维系的较封闭、稳定的人际传播纽带被撕裂,取而代之的是利己主义原则主导的个体相互分离的人际传播网络。这种人际传播网络往往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他人利用的工具。社会上频频出现的类似南京“彭宇案”好心助人却反遭讹诈的事例,正是异化了的人际传播关系的体现,其折射出的信任危机问题需要我们正视和反思。

   (三)组织传播——科层体制下的“信息无助”到“政治弱势”、“借机发泄”

   中国传统科层体制下的组织传播链上存在一种特有的信息屏蔽机制,学者孙立平把它表述为:“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机制;“这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反映逻辑。[4](p182-183)无疑,这种信息屏蔽机制在突发情况下,完全有可能成为草根群体心理异化的“导火索”甚至“火药桶”。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诉求渠道,而非制度化的诉求方式又存在“合法性困境”,使得草根极易产生利益诉求困境下的无助和无奈心理,这种心理正是政治弱势心理最主要的表现和原因。[5]草根在现实中遭遇的“信息无助”和“政治弱势”经过模仿、感染、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作用而极具传染性,局部的、个体的利益诉求受阻很容易让相同处境者产生共鸣。当群体的情绪被煽动起来时,人们的理性逐渐被盲从和偏信所代替,这种能量一旦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和释放,就有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冲突。[6]“随着他们的仇恨与破坏倾向愈积愈多,他们最终毁了自己,也毁了统治者及其制度”。[2](p14)

   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网络为草根群体在现实中遭受的“信息无助”和“政治弱势”提供了“借机发泄”的平台。当现实社会越是崇拜权力,游戏规则完全受强者和精英支配,贫富差距阶层撕裂,虚拟空间便越呈现出仇富、仇权,反智、反精英、反权贵的特性。与之对应的一个现实是,现实中如鱼得水的人物,那些处处逢源的既得利益者,在微博上往往被拍得体无完肤;而在现实中并不如意的某些草根,在网络上往往能获得一种道义上的优越感,并常常在各种虚幻的网络讨伐中大获全胜。[7]

   (四)大众传播——传统媒体缺位下的网络狂欢和价值迷失

   以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曾经是草根群体获取信息、了解社会最主要的渠道,在建构主流话语体系上占据了绝对权威。而草根阶层所处的民间舆论场则长期在主流舆论场的强势压迫下消弭、匿声,草根一度即使受到压迫也并不进行反抗,“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8](p145)而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社会进入主体多元、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阶段,当前社会普遍存在共识匮乏、信仰匮乏、权威匮乏的问题,整个社会大环境未能给民众提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媒体在提供信息、制造共识方面能力的倒退,在表达草根群体利益诉求和提供文化娱乐功能上的落魄,使得传统媒体逐渐在底层被边缘化,其在原有传播生态中的权威地位日益被极具草根性的民间话语体系冲击。“权威的特点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了的权威。”[2](p125)随着传播生态的变迁,由于传统媒体在草根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上的缺位,草根群体的心理也极易发生异化。

   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极具平民性、瞬时性、互动性的网络为草根群体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心理宣泄平台。一方面,草根通过各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实现了心理宣泄、个性彰显和话语表达。在狂欢的广场内,他们以“颠覆形象”构建起真正属于他们的草根文化,最炫民族风、江南Style……“灰常”、“神马”、“屌丝”……网络的“病毒效应”点燃了草根们对网络流行文化的顶礼膜拜。同时,草根们也通过网络表达在现实中无法诉诸的利益诉求,对官员腐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诚信缺失的不满,对精英、权贵、强者的不屑与嘲讽演化为一场场誓不罢休的“网络围堵”和“人肉搜索”。而另一方面,由于草根阶层知识文化水平、媒介素养的局限性,这种“涌入”又几乎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在群际感染下,“人们在潜意识中都在保持与公众的一致性……人们甚至没有了观念和道德的判断,只要与大家保持一致就能获得安全”。[2](p126)信息暴力、哗众取宠、网上谩骂、有色视频等都折射出全民狂欢后的行为失范和自我异化。而盲目、失控的网络狂欢行为极易导致精神与价值标准的迷失,使得草根在本就缺乏共识、信仰和标准的转型社会中迷失自我。

   二、草根情结异化的机理:基于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视角

   大卫·阿什德认为:“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的结构、组织和易接近性,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9](p2)阿什德理解的传播生态其实就是传播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这种理解肯定了传播生态或是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和指引、评价作用。媒介化后的底层社会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的一部分,它引导着草根群体的社会生活,这包括草根群体的心理状态。弗洛姆在分析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时指出人的矛盾本性成为异化发生的可能性基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人自身矛盾的外在表现。[2](p61-62)笔者认为,异化的产生固然有着人的本性的根源,但从异化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传播生态作为社会文化因素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失衡的底层社会传播生态是草根情结异化的重要场域

   底层社会传播生态是底层社会生态系统中最敏感、复杂的生态之一,它不仅是草根现实生活和心理体验的重要场域,也是草根情结异化的重要场域。就目前而言,底层社会的传播生态存在结构和功能失衡的现实状况,这一状况不仅压抑了草根情绪的合理表达,也影响了草根对事实的正确认知。

   1.传播生态结构断裂引发草根情结异化

   生态系统的基础是生态结构以及它所处的环境。草根阶层作为中国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底层,他们历来依附于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权力中心,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它们所处的传播生态也处于整个社会的“断裂层”。处于断裂状态的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环境是敏感、脆弱的,在突发性因素的直接诱导下极易成为草根情结异化的直接场域,而这一场域中的媒介极可能充当异化的“引爆器”。

   媒介资源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不均和传播地位的不平等是传播生态结构断裂的根源所在。如前所述,在底层社会,草根群体在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四条传播链上占有的媒介资源和所处的传播地位都是不平衡的。草根群体的各种传播行为中,于自我传播,草根感受不到“主我”的存在,外在的“客我”剥夺了草根的自我意识;“生人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消解了“熟人社会”朴素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情怀,草根情结的异化通过群际传染“潜移默化”的存在;政府科层体系切断了草根群体情绪表达的组织传播链,草根情结由“信息无助”异化为“政治弱势”和“借机发泄”;大众媒介的忽视与偏见切断了草根情绪表达的大众传播链,草根情结的异化丧失了最直接最迅捷的纾解机制。四种传播链的断裂阻碍了底层社会传播生态健康有序的运行发展,而失衡的传播生态又进一步反作用于草根的心理体验,使草根情结的异化极易趋向极化。

   2.传播生态功能落魄激化草根情结异化

   阿什德的传播生态更多的是传播行为和传播环境的结合,笔者认为,传播生态是一种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结构,平衡的传播生态系统除了多元化的传播者和受众、负责任的传播媒介、理性的传播行为之外,也需要多功能的传播环境。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制约着功能的发挥,而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结构失衡显然会对其功能发挥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结构上的断裂决定了其生态功能也并非是健全的。传播生态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信息传播、文化传承、社会关系协调及提供娱乐。目前的现实是:一方面,媒介虽然已经大众化,但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在底层几乎边缘化,网络等新媒体成为草根介入社会、发出声音的单一渠道,缺乏多元化的媒介格局中,不可能期望传播生态完整地发挥其功能;另一方面,媒介自身在传播信息过程中,由于其商业化趋利性,片面迎合草根的眼球,“低俗、恶俗、媚俗”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甚嚣尘上,其“向导国民”的天职已然被“眼球经济”所消费。此外,由于草根群体整体媒介素养不高,其传播参与和接受也是低水平、低层次的。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底层社会传播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功能的落伍则导致草根需求的不满,这种不满滋生着异化。

   (二)大众传媒成为草根情结异化的催化机器

   “随着信息技术介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情景,传播媒介的变化改变了社会进程、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10]大众传媒作为传播生态的有机构成,不仅是草根获取信息、了解社会最直接最广泛采用的手段,同时也是草根情结在传播生态这一场域发生异化最直接的催化机制。

   1.传统媒体的缺位使异化得以积聚并转移

   大众传媒准确及时的报道是消释矛盾、化解风险的重要保证。然而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在民众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上的缺位,不仅造成其自身公信力的下降,也使草根群体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纾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媒体这时就成了草根情结异化发生、发展的催生地。如果负面情绪长期积聚而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排解,草根必然寻求非常规的渠道和方式转移这一不舒服的心理状态,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无疑成了最合适的首选。

   2.网络媒体的赋权使异化得以释放并极化

   传统媒体的缺位使草根累积的负面情绪极易发生漂移,并最有可能通过网络赋权得以宣泄、释放。随着web2.0系列平台、SNS和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网络的出现及其在“信息中下层”①的迅速推广和普及,一个草根群体生成、联结、组合、创造新的社会网络的空间和实践已经开始,这种新媒体的实践使弱势群体在话语、经济、文化等层面有可能得到权力和能力的提升。但同时另外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在人人都可以参与信息生产、发布的网络空间,社会情绪的宣泄似乎也得以被“赋权”,然而“赋权”和新媒体技术的共谋,使得草根情绪的表达变得没有门槛,网络极易成为负面情绪发酵升级的巨大“场域”。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通过它释放、传递的负面情绪通过群际感染激化为更大的情绪潮流,在网上网下恣意“漫延、流淌”,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催化剂。

   草根情结的异化受到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深刻影响,良好的传播生态对于纾解草根负面情绪是如此重要。媒介化使局部的、个体化的风险公开化、扩大化,并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其重要后果之一就是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政治运作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11]在这种背景下,底层社会传播生态也受到媒介化和风险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建构良好的底层社会传播生态成为规避草根情结异化的重要保证。而健康的传播生态应该同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协调,共生互动,应该有利于培育平衡、培育理性,包容多样性,有利于建立判断标准,建立公共秩序,建立健康的心理成长环境。[12](p101-102)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理应在纾解草根情结异化上有更多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在底层社会,由于经济条件、文化水平、媒介素养等方面的限制,草根群体的理性意识、独立意识以及应对风险的意识和能力都较弱,如果大众传媒能提前监测、合理引导,将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有利于草根群体和谐人格、健康心理的建设。同时,“在一个混沌复杂的社会中,大众传媒在预警风险、报告风险、化解风险之外,也有可能放大风险、转嫁风险甚至制造风险”。[11]改变这种状况,大众传媒需要更加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只有真实、准确、及时、充分地报道草根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其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提供便利,才不会成为草根情结异化和社会风险的催化器。除纾解心理异化、规避风险之外,传媒还应该在理性启蒙、预警风险、报告风险、化解风险上有更多的自觉和追求,这样,大众传媒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缓冲器、化解社会冲突的安全阀。

   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特别是微博的兴起使整个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原有的传播生态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其对草根情结异化产生的影响深刻而广泛。需要指出的是,异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不只具有否定性的意义。科学评价草根情结的异化及底层社会的传播生态需要坚持价值、现实、历史、国情等多重考量维度。异化某种程度上是对既有传播生态的破坏和颠覆,从而推动新的传播生态的构建,在这种意义上说,异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传播生态的失衡也并非是造成草根情结异化的单一原因,草根内心的孤独、挣扎、厌世,对他人的不信任,对权贵阶层的抗争并非今天所特有。而新媒体的广泛介入,在催生草根价值迷失、行为失范的同时,对草根群体信息传播能力和媒介素养的提升亦有积极作用。

   异化的扬弃、传播生态平衡的实现不仅要靠摆脱外在制度的束缚和依靠经济技术力量获得生活的便利。同时,还要积极唤醒人内在的生命动力,摆脱来自内心的束缚。社会转型阶段,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高度叠加,这更加需要我们对于草根情结异化问题保持警醒态度。以人为本,即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本,并建构健康、有序、平衡的底层乃至整个社会的传播生态是应对草根情结异化问题的合理选择。

   注释:

   ①关于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的界定参见邱林川2009年出版的专著:Qiu,JackL.(2009),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The MIT Press。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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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5]李春雷,张剑波.政治弱势心理的泛化与传媒对底层社会的引导策略研究——基于“东明事件”的实证分析[J].现代传播,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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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曹林.反智反精英反强者的微博狂欢[N].中国青年报,2012-11-20.
  • [8]柴静.看见[M].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9][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M].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10]邵志择.传播生态与传播范式——评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J].新闻记者,2003,(12).
  • [11]孟建.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J].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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