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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对抗·间离:“像化”国家形象的三种认知模型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丹凌 点击:25173次 时间:2016-08-11 22:45:36
  在《认同的空间》中,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试图从传媒技术角度对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将视听文化对新型认同空间的建构作用作为关注重心。在他们看来,信息新技术正在重建信息图像空间并形成新的传播地理,这副新的媒介版图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全球性网络和国际信息流动空间形成;二是国家范畴面临着愈演愈烈的危机;三是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的区域性与地方性活动。空间与地域概念正在悄然改变——人口、文化、货物、信息的迁移、流动方式表明,现在不是主要依赖诸如海洋、河流、山脉等地理位置区隔来划分国家或民族的“自然边界”;而是越来越借重传播与运输网络及语言文化这样的象征性边界——由卫星轨道或无线电信号决定的“传输空间”——来划定在这个时代里具有决定性意义、呈现渗透性的边界。①因此,欧盟已将视听等传播业定为创造欧洲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手段。②

  一方面,媒介越来越呈现为影像的,不是全球媒介加速了影像的传播,恰恰相反,影像加速了媒介的全球扩张;另一方面,围绕影像产生了新的全球性竞争,正如莫利与罗宾斯援引弗雷歇的观点所示:“全球通信策略的中心围绕在国际‘图像业之战’和‘图像巨业’之间的斗争上。”③如果说莫利与罗宾斯20年前的判断仅仅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和一个开端,那么今天的事实足以证明以传播技术发展与市场转换为基础的“全球图像业”已经成为组合及塑造各国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核心路径,“无疆界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重构国家集体生活与文化记忆的中心机制,并促成一种新型社会群体观和虚拟疆界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包括中国)意识到影像生产和传播在表达主导政治理念、传递社会核心价值、播撒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国家形象神话等方面的潜能,并通过国家投资、政策倾斜、市场规范等手段加大对影像产业的监管、引导和参与力度。

  然而,影像的弱阐释性内在地决定了“像化”国家形象认知偏差的必然性:在公众对具体可感的影像文本进行抽象意义的提取时,他们总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予以概念化的形象重构和意义读解。社会习得、历史记忆、交往行为方式、国族利益、社会群体观等文化因素共同铸就了公众的文化心理模式——它们或者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的立场,或者体现为一种文化对抗的姿态,或者呈现为一种文化间离的心理。基于文化认同、文化对抗和文化间离这三种文化心理模式,我们可以对“影像中国”的认知模型做一个简单耙梳。这些文化心理模式影响着公众理解和阐释“像化”国家形象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知识立场、情感态度、泛化概念,以及图像和形象等。由于文化心理模式的殊异,无论是单一的影像文本,抑或影像文本序列都常常被抽取出不同的国家形象和意识形态涵义,这种意义离散和偏移阻挠着稳定的、统一的国家影像认知之形成,也限制着主导性国家形象的析出。

  一、文化认同模式与“像化”中国形象的积极读解

  文化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④,亦即文化群体内成员或文化群体外成员对包括历史、语言、宗教、民俗、惯习等在内的特定文化价值及其效用所秉持的肯定性体认态度,是认知和情感上的趋同及依附倾向。其实质是一系列客观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在主体内心世界的正面投射和影响。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既是一种分裂的力量,也是一种统和的动因。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层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⑤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抑或政治及经济相面的区划,而是文化层面的分野。因为,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不仅受制于权力结构和财富追求的驱动,更受到文化偏好、文化共性以及文化差异的深刻影响。

  认同中国文化的主体往往通过共同分享的历史感和价值观,共同认可的象征、神话、仪式和庆典,共同肯定的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民族传统和实践形式来表达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支持和理解。这种知识立场和文化态度将直接投射于“像化”中国形象的认知过程当中——导向一种积极的形象拾取和意义解读。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意味着主体对一些中国的基本存在、哲学假定、普世价值、社会关系、民族习俗、道德伦理以及生活逻辑等相面的肯定性体认。这种文化亲缘关系能够为承载中国形象的影像文本提供最“妥帖”的前理解基础和想象力沃土。

  首先,文化认同是以“熟悉”和“亲近”为逻辑前提的,因为认同总是建立在对某种文化知晓和熟识基础之上的体认。对中国文化秉持认同态度的国内外公众更容易从特定的影像文本中辨识出中国形象的组构要素及其内涵。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在巨幅山水卷轴画中徐徐展开的,这是一幅有关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宏伟长卷。在这幅意味隽永的画卷上,是否能辨识出巨幅画卷纸所指征的“造纸术”,大型汉字方阵所表征的“活字印刷术”,神奇焰火所礼赞的“火药术”,作为独舞者道具的“指南针”?是否能领略三千孔家弟子吟诵的《论语》,击缶而歌的朴拙韵律,木偶京剧的激越之音,寓意天圆地方的太极表演?是否能体味《清明上河图》的恢弘壮观,《春江花月夜》的轻盈典雅,簪花飞天仕女的优美动人,丝绸之路的艰辛伟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主体对中华文化的熟识程度。没有关于中华文化的知识积淀、缺乏对东方文明的辨识力和感受力,何以从这些文字、诗词、画卷、音乐、人物、景观的具体形象中体验那种源远流长的东方智慧?感受那方挥洒自如的东方意趣?品味那份清逸浪漫的东方韵味?最终合成观念层面的中国图式?

  其次,文化认同意味着一种价值观念的“契合”和“持存”。这种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将在“像化”中国形象的认知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筛选和概念化作用。一方面,那些符合中国价值观念的形象、元素和寓意将被主体筛选出来;另一方面,这些既定的价值观念将被统合入认识层面的整体性中国形象建构。如果说北京奥运会是中华文明精粹和中国元素典范的展演,那么它本身并不构成认知主体那里“以和为美”的中国形象,这种概念化的中国形象之所以成为众多海内外观众的共识,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中国“和文化”价值的认同和赞赏。“和文化”不仅蕴涵了中国人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的古朴哲学;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主张与人为善的交往方式;更彰显了现代中国向往和谐,主张民族融合的国族理念。

  再次,文化认同牵动着主体的情感“投入”和情感“贴近”。对于认同中国文化的公众而言,中国影像文化更易于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和意识体验,并形成积极的中国印象。2012年5月14日,7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首播,平均收视率达到0.5%,第4集《时间的味道》收视率一度达到0.55%,收视反馈超过同一时间段其他所有电视剧和综艺节目。⑥“中华饮食”跳出寻常百姓的菜篮与餐桌,掀起一股“舌尖文化”的热浪,并迅速蔓延,甚至跨越重洋,引起境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各种《舌》片的评论、变体通过大众传媒以及人际传播迅速扩散,助推了这部中华美食纪录片的广泛传播和文化影响。戛纳电影节的青睐再次印证了《舌》片的魅力,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购买播映权。台湾公视、新加坡星和都会台、香港TVB翡翠台等纷纷引进该片,并于同年7月、9月、10月高调播出。2012年10月28日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舌》片摄制组一举获得年度最高奖——“年度社团文化贡献奖”。《舌》片成功的背后不乏独特的主题元素、巧妙的布局结构、精湛的拍摄和编辑技术、先进的营销理念;更重要的是,《舌》片让“中国”以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荧幕上,一面将围绕中华饮食的人物、故事、地域特征娓娓道来,一面将这个东方大国悠长的历史、博大的文化、古朴的民族性格、现代生活的结构性变迁精巧地植入其中。于是,对于熟悉中国“味道”、具有中国情怀的国内外公众而言,《舌》片带来的就不仅是味蕾的挑逗、视觉的震撼、生活的搏动,更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复苏、文化想象的激励,以及包括乡愁、亲情、历史情怀在内的意识体验与情感召唤。它引导受众在感性形象的直接性中领略、体验、认知和认同“中国”。

  所以,对中华文化既有的文化认同常常嵌入认知主体本身的生活世界、生活空间和生活经验,演化为“像化”中国形象的正面建构因素。

  二、文化对抗与“像化”中国形象的消极读解

  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淡色中国》一文中指出:“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棘手的战略难题。短期内,中国不大可能遭受侵略。就战略层面而言,中国现在面临的首要战略问题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台湾问题等。而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从发展的策略来看,国家形象还会影响到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质量、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向中国提供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支持等。另外,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分析,这个一向内省的国家曾一度经受不住内外形象的反差之大。中国的领导人也都清醒地认识到,要保持国家的稳定,不能撇开别国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如何看待自己这些问题。由此可见,国家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中国改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⑦乔舒亚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跟不上诸多变迁的步伐”⑧,一方面,“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充斥着固执的偏见和恐惧”⑨;另一方面,“中国对自己的看法,又往往在自负与自卑之间不停摇摆,有时候充满自信,有时候又缺乏起码的安全感”⑩。我们暂且不论乔舒亚的调查与判断是否沿袭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但它至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形象”在国内外的认知偏差依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大量调查结果支持了乔舒亚的判断,不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的自我认知大相径庭,中国公众对祖国的认知也存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倾向,2014年8月著名作家阿来在川藏考察之际发出的感慨绝不是孤证:“这一路寻访,钩沉往事,观察现实,更深切感知这国土中有暗流涌动,人民物质生活长足进步的同时,却在国家认同这种最基本的信仰上发生迷茫。”(11)

  可以说,中国形象认知偏差既有中国发展与形象表达之间错位与断裂的原因,也有“内部他者”及“外部他者”对中国秉持文化对抗和敌视态度的影响。文化对抗不是简单的文化价值差异之结果,而是包含着深层的文化政治含义,它为审视和判断中国形象提供了潜在的“视角”和“框架”。大量中国形象的曲解、误读和妖魔化都是被一种对抗情绪所激励,其深层动机潜藏于主体的文化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或者根植于非连续性的历史记忆和想象,或者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差异,又或者起因于价值谱系和文化判断的断裂。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对本身即具有文化政治内涵的中国形象的一种很强的“主张”,是对理解表面上似乎如此的事物的极为必要的篡改动机和解释基础。全球化过程中,“妖魔化中国”的潜流主要有三种典型表述方式——“野蛮论”、“红色恐怖”和“大国威胁论”,它们均是文化对抗之产物。

  “野蛮论”视域下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典型表现方式。“1896年,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Company)发行了两部记录晚清重臣李鸿章访问纽约的短片,名字叫《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迄今所知,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保留在这些纪录片中的中国是一个贫弱不堪的形象,落后的生产力与严酷的生存状态令人唏嘘不已:抬轿的苦力与轿子里的权贵,进出租界的外国军队,饥饿的孩童和无家可归的难民,这些令人震惊的日常生活细节可以还原出整个社会的生存状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西方人在他们早期所创造出来的有限的影视作品中的中国与中国人以及整个民族形象多是他们片面截取和想象的。”(12)“落后”“不发达”“愚昧”“神秘”“阴暗”等等是“野蛮论”概述中国形象的代表性话语方式。从浅表层面来看,这是古代“原始”中国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留下的历史性“刻板印象”;但从本质来看,则是西方文明主导的“中心-边陲”殖民主义话语的显性表达。正如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中揭示的那样,西方知识话语范畴中的差异化社会都被标示为“原始社会”,这不是科学的创造,亦不是经验的实证,而是被西方所支配的扩张的世界的意识形态表述。在最初与波斯、印度、中国等高度发达的文明遭遇时,这些社会或者是被尊重和平等想象的;但是当这些地区去工业化,并被降到西方经济与文化的边陲时,他们很快变成了艺术爱好者的领域,成为对“辉煌的过去”的崇拜。无论是蒙恬(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德莱登(Drvden)、蒲伯(Alexander Pop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的“尚古论”抑或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imy)、休谟(David Hume)等的“进化论”,都是建立在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野蛮,我们与他们这样一种识别等级体系当中的。(13)于是,曾经“辉煌”的中国在陷入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之后,便自然被归位于“野蛮他者”的类属,成为被追忆亦被批判的“落后社会”。而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向往与崇拜,对祖国发展与进步的深度质疑与不自信也成为这种论调在国内存在和蔓延的具体体现。

  “红色恐怖”的中国形象是冷战思维最富代表性和戏剧性的结果之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分化与对峙引发了西方世界主导的与社会标识有关的国家角色定位,这在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表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红色专政”、“极权主义”、充满“不确定性”、不可信任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扩张”、“输出革命”、核威胁与扩张(14)……成为中国的另一类形象标签。民主、自由和人权等问题成为西方社会,乃至国内右翼批判中国政治与社会形态的基本维度。比如在2008年“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报道中,大量西方媒体极尽污名化之能事,质问中国的民族政策、人权问题,甚至以虚假、变造、断章取义的视频、图片来激发公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与其说这种取向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恶意丑化和曲解,不如说这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谱系浸淫的结果。因为,这种知识和文化立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内在肯定和追求,亦是对非“单向度社会”(15)抑或非“肯定的文化”(16)的一味否定和抗拒,是冷战立场的自然延伸。

  “中国威胁论”是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它透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快速发展的深层恐惧。1992年,美国学者罗斯·芒罗(Ross H.Munro)在保守派杂志《政策研究》(秋季号)上发表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将是冷战结束美国最大的潜在敌人;1994年,布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出版《谁来养活中国》,提出中国“人口和粮食威胁论”;美国国防部则将“军事威胁论”“环境威胁论”“能源威胁论”等一系列标签加诸中国;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也提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的“文明威胁论”等。(17)按照乔舒亚·库伯·雷默的说法,直至2004-2005年左右,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不被人理解的国家之一,“和平崛起”被曲解为“和平地震”,正如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态度鲜明地否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反而冠以“宏伟战略中隐含的危险逻辑”之名(18)。这种威胁论调的关键点不仅仅在于“北京共识”(19)为其他一些民族国家提供了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的指引力量,而且在于它撼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事务诸领域的资源和影响力,阻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策略和新型扩张。

  一系列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内核的文化对抗和敌视立场为中国形象的接受和认知预设了“陷阱”,致使包括影像方式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形象表达遭遇消极解读。2011年,张艺谋的史诗巨作《金陵十三钗》在国内外同时上映,尽管拥有国际化的创作团队,地道的英文翻译,甚至设置了西方背景的男主人公,但仍然遭到西方世界的票房冷遇以及主流媒体的恶评——11篇主流影评之中有8篇是负面评价。批评针对的更多不是影片的叙事结构、镜头风格、剪辑手法等审美特性,而是“中国为树立国际形象而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20)。《纽约时报》的影评人迈克·霍尔(Mike Hall)认为,《金陵十三钗》与最近的一些中国电影一样,更多展现的是充满感情色彩的爱国主义、沙文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的妖魔化。原初被设定为史诗般的(许多精彩的战斗场面以及令人震惊的场景拍摄)历史纪录,最终退化到了一个低得多的层次:政治宣传片(21)。《金陵十三钗》的遇冷绝不是偶然,一种文化抵制的立场已然预设了“敌视”的认知框架和情感态度,即使叱咤国家影坛的大腕儿级导演张艺谋也无力化解这股“敌视”力量对中国形象的曲解、误读和妖魔化。

  三、文化间离与“像化”中国形象的多维解读

  文化间离是我们对主体与“陌生化”客体的一种关系描述,它要么体现为一种空间距离的遥远,要么表现为一种经验感受的陌生,抑或是一种情感态度的疏离,相当于截然不同的“远处经验”——即陌生的人、事、物等与主体的遭遇。这种知识立场主要源于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文化价值多元性,以及仍然存续的世界地理和族群疆界等所划分的前理解逻辑。

  在以文化间离关系组织起来的“像化”中国形象认知情境中,文化的特殊性、异质性和陌生性通常带来的是两种强弱不同的认知“间离”效果;在较强的情况下,这种“间离”效果体现为排斥——因为陌生化的人、事、物多意味着与认知主体自身文化经验相异甚或相反的内容和形式,面对陌生的世界,微小的“殊异”常常招致裂变性的猜疑、不解、震惊、困惑,甚至恐惧和拒斥。这里我想援引一个小故事作为例证。在温哥华访学期间,一位来自拉丁美洲哥伦比亚的留学生在访谈中告诉我,她所在的国度有一种传统帽子,几乎人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帽子,突然有段时间传闻说中国人将介入并控制帽子的生产和销售,哥伦比亚人惊恐万状,对中国人的到来和即将被染指的传统帽业忧心忡忡。她并不能解释哥伦比亚人对“中国人”和“中国制造”的“敌对态度”,但有一点十分明确,不管传闻亦真亦假,不管中国人的介入利大抑或弊大,她所在国度的大多数公民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信任,这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他们关于中国的想象和态度。这即是说,尽管文化间离带来的拒斥不同于以意识形态差异为主导的文化抵制与敌对,但是它仍然可能演化为“像化”中国形象的认知障碍,一种根植于文化差异的不信任和无安全感之障碍。

  在较弱的情况中,这种“间离”效果体现为期待视域——陌生化的“远处经验”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新鲜事物、新异经验,能够刺激和调动部分认知主体的猎奇心理,甚至带来强烈的情感震颤。心理学原理表明,人类天生具有趋新、趋异的特性,新异事物更能够激起认知主体的关切和兴趣。在普泛的结构当中,被视为另类的文化正是自我观审的延伸。没有对抗性、威胁性信号的陌生化影像文本可能成为主体了解外围世界、更新认知体验、获取新鲜知识、满足好奇心的重要途径。但这种召唤式的认知趣味未见得会转化为“像化”中国形象的“规约性”认知图谱。一方面,文化的“间离”使认知主体难以对像化“中国形象”中的“远处意象”进行准确的辨识、分类和运演,更难以对其中的符码涵义和象征体系进行概念化的阐释。根据斯图尔特·霍尔的理论,我们不能将表征单纯理解为通过语言符号有意义地表述世界的过程,因为它是文化成员之间进行意义生产和交换的过程,意义生产是在一系列共享主题和共享表征形式运动建构的“表征范式”中完成的,尽管在表征定型化过程中,总是存在对定型化进行抵抗的反向运动,但是定型化本身仍然提供了主体解读意义的基本模式和前提。(22)另一方面,文化的“间离”使主体缺乏特定的文化认知基础和前理解框架,只能面对影像的直接性和具象性作浅表化的符码解读,也即是说,对像化“中国形象”作剥离文化语境的纯粹“视看”。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影像表达的“弱阐释性”缺陷凸显出来,而先赋的文化经验和知识立场将直接成为主体建构观念层面“中国形象”的主导性要素。我们以南京青年奥运会开幕式为例:对于与中国文化维持“间离”关系的认知主体而言,南京青奥会开幕式中的汉字不过是一种文字符码,而与这种象形文字的缘起、发展,以及相勾连的文化相脱离;青花瓷花纹不过是一种素雅的图案,跟这种瓷器所蕴含的中国艺术创造力与审美特性无甚关系;青铜器不过是一种金属物件,和它所代表的古老中华文明不相关联;丝绸之路不过是光影投射的一幅图画,至于它所联通与影响的政治、经济、文明就更无从谈起。

  因此,文化间离状况下的“像化”中国形象解读,既可能是“较强”情况下的排斥性建构,亦可以是“较弱”情况下的陌生化建构。影像的具体内涵呈现仍然是主体(前理解基础)、影像文本与认知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绝对的同一性理解实属理想状态,“自我体认”和“他者体认”并非全然取决于“国家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意图,还依赖于公众的感性知觉和理性阐释。国家形象的“像化”表达未必能按照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主观愿景在公众那里获得全面、深刻、统一的接受和理解。相反,“影像拟态的国家形象”与“公众认知的国家形象”之间常常存在偏差:一方面,“影像拟态的国家形象”需要借助真实的、具体的、直观的表象加以塑造和表达;另一方面,“认知层面的国家形象”又是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观念形式。影像擅长的是展示意象、展示景观、展示局部以及细节;但是它难以进行自我概括、自我阐明和自我升华。直观的影像表象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抽象的、复杂的观念,声音和稀疏的文字可以适当地弥补这一缺陷,然而,相比话语方式,它仍然显得具象性丰腴,抽象性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像面临着捕捉独特个性的努力与失败的命运,因为它们难以展现抽象的、概念化的、整体性的、普遍性的东西,正如罗兰·巴特所分析的那样,影像只有在唤起观众反映的时候,才能够实现生产主体所追求的时间、空间以及其他因素共同铸就的特异性。所以,在影像中可以命名和描述的“东西”都属于巴特所谓的“知面”,只有当观看者对它产生兴趣,想要去理解进而追索当中的“意义”之时,它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影像与观看者主体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影像“意义”的复苏。也即使说,“像化”国家形象必须借重于认知主体的理性解读和阐释过程来实现观念层面国家形象的拾取。

  ①②③[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6页。

  ④参见冯天瑜编《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⑤[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⑥王立影:《普通人视角的味觉审美——浅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今传媒》2012年第10期。

  ⑦⑧⑨⑩(18)(19)[美]乔舒亚·库伯·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8、20、47页。

  (11)阿来:《我对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项的三个疑问》,《四川日报》2014年8月16日。

  (12)刘继南、何辉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13)参见[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健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12页。

  (14)(17)参见李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79、85页。

  (15)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0页。

  (16)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20)杨芳、李洁:《文化输出中的文化抵抗困境与对策——基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3期。

  (21)参见王菁《一场关于〈金陵十三钗〉的口水战》,《青年参考》2011年12月28日。

  (22)[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导言第15、4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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