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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框架对大学生有影响吗——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马得勇 兰晓航 点击:16590次 时间:2016-10-08 15:36:33
   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日益受到传播学界和公共舆论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框架和框架效应的论文已经远远超过主导舆论和传播学领域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成为美国舆论学界的研究焦点。①框架理论的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揭示了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的许多微观机制,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民主体制下的民意汇集和舆论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公众的心理特性、外部信息、舆论场域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最终的民意和舆论倾向产生影响。

   中国的公共舆论曾经由官方媒体长期主导和掌控,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的商业化步伐加快,特别是随后兴起的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公共舆论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商业化报纸日益获得普通民众的信任,②而民众获取各类信息的渠道也更为多样。③传统的官控媒体尽管仍然主导着舆论方向,但是各领域的精英乃至为数众多的草根民众在舆论话题创造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2014年11月,《辽宁日报》发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对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教师“眦必中国”的现象做了报道和评论,引发知识界和舆论的热烈讨论。那么,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乃至普通公众对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公共舆论能够反映真实的民意还是成为可以由媒体、精英或者政府任意操控的政治工具?对于这些问题,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少见。为此,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对象,对精英话语的影响力进行初步的实证研究,以探索精英框架是否对大学生乃至普通公众足以产生影响。

   一、理论与假设

   (一)框架与框架效应

   “框架”是一个与议程设置理论十分相似且存在紧密关系的政治传播概念,指通过报纸、电视新闻或者个人等信息源对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议题进行界定的过程,这个界定过程框定了哪些事项与该议题相关。④它通过语言修辞、表述风格、逻辑推理、价值诉求、图片展示等方式对某一社会政治议题提供一种主导性的角度来影响公众对争议性议题的评价和判断;还通过选择性描述来凸显该议题的某个方面或属性,“以便促成人们对某一议题或问题给予定性、归因解释、道德评估或处置意见”。⑤

   学者们对框架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传播框架(frame in communication)或媒体框架(media frame),用以指称媒体、政客、精英等发言者在向受众复述某一个议题或事件时所使用的措辞、形象、短语和表述风格。比如讨论对“是否应允许三K党游行”的相关议题时,是强调公民的自由权利还是强调社会的公共秩序。这类框架也可看作是框架主体。第二类主要聚焦于框架客体的研究,一般称作思维框架(frame in thought)或个体框架(individual frame),主要研究受众相信或者偏爱一项议题中某一方面的属性,并探讨其形成原因。比如在关于“是否应允许三K党游行”的议题中,受众偏好公民自由还是社会秩序以及为何如此。⑥按照设定框架的主体,框架又经常被细分为精英框架(elite frame,即各类精英通过其话语和文字设定的框架)、媒体框架(media frame,即媒体的报道倾向和风格设定的框架)、政党框架(party frame,即某个政党按照自己的政治倾向设定的框架)、公众框架(public frame)或者受众框架(audience frame,即公众头脑中业已存在的框架)等。当某一主体设定的框架在一定时间内对框架的客体(即受众)发挥了作用,塑造或影响了受众对某个议题的看法,使之态度相比原来发生了变化,也就意味着发生了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框架效应通常具有即时性,即受众受到某一框架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效性,这种效应在框架主体渲染框架的短期时间内更为明显,并随时间推移其效应有所减弱。比如美国大选期间,各竞争政党往往利用媒体框架对公众的影响作用,企图在短时间内左右选民的态度,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但这种作用常常在美国大选结束后失去效果。

   框架效应被视为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发生的过程。首先,受众头脑中必须储存着某一考虑事项或观念,也即思维框架,比如,言论自由、社会秩序等。如果受众记忆中没有言论自由的观念,那么他就不会受到言论自由框架的影响。受众在对某一议题做出判断和评价时,这些需要考虑的因素会自觉与框架设定的属性发生联系,即当媒体框架或精英框架进入受众头脑之后,会与受众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各种思维框架产生互动,唤醒公众头脑中与媒体框架或精英框架倾向一致的思维框架,使其在受众做出判断的关键时刻占据更加显要的位置,从而改变受众关于该议题的态度。框架主体对框架客体产生影响的这一心理过程,也经常被描述为启动(priming)。可以认为,框架效应的整个发生过程中包括了启动效应。由于人的头脑中往往存在多个思维框架,哪一种能够被唤醒并产生效应可能取决于框架本身(如使用的措辞、表述方式等),也可能取决于一些外部情境。比如,“9·11”事件后,美国公众的国家安全的信念就可能被唤醒,其重要性会优先于公民自由的价值。又比如,如果一篇有关香港“占中”运动的新闻报道更多强调的是“社会秩序优先”框架,而刻意忽略“自由民主优先”框架,那么阅读该则新闻的中国公众的“社会秩序”框架就可能被唤醒,而“自由民主”框架则被掩盖。

   影响框架效应的因素基本可分为三类:一是作为主体的媒体框架或精英框架的自身特性,比如议题中框架所使用的措辞、表述方式、框架出现的频率、框架自身所内含的意识形态立场、框架来源的可信度等都会影响框架效应的强弱。⑦二是作为受众的普通公众的个体特性,比如个体党派倾向的强弱、意识形态倾向、政治知识水平都会对个体接受或拒斥哪种框架产生影响。⑧三是框架效应发生时的具体情境,比如,受众接触的框架是单一出现的(无竞争性框架),还是与其他框架同时出现(有竞争性框架);不同框架之间的强度差异,即构建出来的是强框架还是弱框架;受众在面对不同框架时是否同时伴随着辩论、交流等沟通方式。⑨现实中的框架效应是在以上三大类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当各类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框架发生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就显得非常复杂。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也发现政治信息传播机制非常复杂,其背后还隐藏着许多秘密有待揭示。在对国内中文期刊的研究成果整理后我们发现,对框架及框架效应的研究,国内仅有个别学者对该理论的国外研究状况做了文献整理,⑩而运用框架理论对中国政治传播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在国内期刊上仍十分罕见。

   (二)假设提出与议题的选择

   以美国公众为对象的许多研究都表明,框架效应确实存在。按照现有的研究成果,框架效应的产生根源是由人类的认知特性所决定的。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人们在面临收益时不愿冒险而面临损失时则倾向于冒险,是否冒险依参照点而有所不同。当公众面对某一议题时,对该议题表述的微小变化会影响到参照点的变化,或者说对议题的认知的变化,从而影响了人们对该议题的评价和判断。(11)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框架效应的产生是因为个人不可能做到全面地理解世界,因而往往会根据自己生活的经历来理解世界和合理化这个世界,即个人会利用一个解释性图式(interpretative schemas)或者基本框架(primary frameworks)来对信息加以分类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其意义。(12)以上两种对框架效应产生根源的解释意味着框架效应是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只局限于美国或者其他民主体制下的国家。那么,框架效应在当前的中国政治传播领域也存在吗?与美国有何异同?为此,我们设计了一项实验,以检验框架理论是否也适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传播现象。

   首先,我们关注的研究重点是知识精英所构建的精英框架是否会影响到普通公众的政治态度,因为在诸多的政治态度议题上,国内一直存在着是精英塑造了大众的态度还是精英迎合了大众的口味这样的争论。因此,我们从各种政治社会议题中选择了民主议题作为实验的框架议题。

   民主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无论在知识界还是政界一直存在争议。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发展思路出现了明显转换,即从发展以“公推直选”“公推公选”等形式为代表的基层民主转向发展协商民主。这一转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相较于选举式民主,协商民主才是最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当然,这种观点并不能代表学术界的所有看法。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应该发展哪种民主模式争议较多,有学者将这些争议归纳为三种:第一种可称为“选举民主优先论”,认为选举民主是大型民主体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因此应该优先发展选举民主;第二种可称为“协商民主优先论”,认为西式选举民主问题成堆,而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是更高形态的民主,因此中国要优先发展协商民主;第三种可称为“调和民主论”,认为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弥补,中国的民主发展需要将二者有效结合、协调发展。(13)

   由于民主议题在当前中国公共舆论中处于十分显要的位置,同时又存在着诸多争议,又由于针对普通民众的实验调查目前尚没有条件进行,因此,我们以大学生为实验调查对象,以测试精英框架是否可以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的看法。选择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除了研究经费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大学生被认为是舆论和意识形态争论中重点争夺的对象,而精英话语被认为在大学生价值观塑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提出假设1,假设1:精英框架会对大学生的民主态度产生影响。

   不同的精英框架在表述风格、说服逻辑、价值诉求上存在不同,而作为受众的大学生也在价值观、个人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别,因此,提出假设2,假设2:并不是所有精英框架的效果都相同,不同的精英框架会产生不同的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的存在使不少学者担心民主制度能否反映真正的民意。但是祝阿克曼(James Druckman)指出,当公众处于一个竞争性的框架之下时,比如在言论自由的民主体制下,不同框架之间会产生抵消效应,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框架效应。(14)他在之后的实验研究中也证实,当大学生处于一个存在不同框架的竞争性话语情境下,特别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大学生在经过审议(deliberation)、讨论等环节之后,精英构建的框架对学生的态度的影响就会减弱。(15)在新媒体兴起之前,中国的公共舆论场基本是一个由官方主导的高度同质化的状态,也即普通公众一般面对的是一个不存在竞争性框架的政治话语体系,普通公众很难看到和感受到不同价值和偏好之间针锋相对和竞争的情景。新媒体兴起之后,这种局面发生很大改变,唐敏和呼和那日松(Min Tang and Narisong Huhe)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单独面对互联网上一个不同于官方立场的替代性媒体框架时,其对政府的支持会被削弱。(16)但是在现实中,新媒体兴起之后的中国公众往往面对的是多个在价值和偏好上相互对立和竞争的媒体或精英框架。那么,当普通的中国公众面对这种竞争性框架时,框架效应仍然存在吗?我们认为,正如学者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当普通的中国公众在面对竞争性框架时,相比在单一框架下的情形,其效应可能会被削弱。为此,提出假设3,假设3:在竞争性精英框架情境下,精英框架的效应会被削弱。

   二、研究设计

   (一)设计和测量框架效应

   大部分的框架效应研究成果以实验为基础进行。如何测量和观察框架效应,学者总结了三种基本方法:一是将受众置于同一议题的两个不同框架下,比较受众在不同框架下产生的偏好或价值是否存在差异;二是当受众接收与自己原有价值或偏好倾向相背离的框架时,观察受众的态度与原有价值倾向的偏离程度;三是将受众分别置于基本信息相同的控制组和具有框架倾向的测试组,测量两组之间的差异。(17)实际研究中三种方法会综合使用。

   首先选取在民主议题上观点相异的两位知识精英的文章作为基本框架素材,这两个框架都有明显的倾向性并且意见相左。然后,研究者设计4种不同的问卷,基本问题完全相同,主要区别在于有无设置精英话语框架。其中,问卷1是基础问卷,除了调查问题没有提供任何知识精英的文章,即无精英话语框架,我们将其设为控制组;问卷2和问卷3被设置为单一的精英框架。其中,问卷2提供了某教授撰写的文章,核心观点是“选举不等于民主,协商民主更适合当前的中国”,设为“单一协商民主框架(简称‘协商框架’)”。问卷3提供了另一位教授撰写的文章,核心观点是“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但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将其称之为“单一选举民主框架(简称‘选举框架’)”。研究者对两篇文章均做了缩写处理。(18)在读完文章后,受访者即刻回答有关民主的问题。问卷4设置为竞争性精英话语框架,即问卷同时给出协商框架和选举框架的文章,受访者阅读后回答民主相关问题。

   需要提及的是,框架不仅可以通过文字的修饰或语义的改变来实现,而且经常通过加入图形(或图片)、甚至视频等其他形式来构建。在本研究的实验中,我们特意注明两篇文章作者的任职机构和职称信息,目的是为了让被试更容易识别其知识精英的身份。因此,本研究中的精英框架并不意味着被试仅从文章本身的文字来认知精英话语,而且也包含着从作者身份信息来识别其精英的身份。

   在本研究中,通过两种方式来测量框架效应:1.被试在阅读完给定的文章后询问其是否同意文章的观点(控制组不设此题)。如果两组被试在分别读完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后各自对该文章表现出明显的赞同倾向(两组被试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所读的文章内容),那么就可以认为被试受到了该文所设定的框架的影响。因为正常情况下对两种相反观点不可能同时都赞同,多数情况下赞同某一观点,那么就会反对与该观点相反的观点。2.被试在阅读完给定文章后,回答与文章相关的问题(主要涉及民主议题)。如果被试在相关问题的态度上与控制组、与阅读相反观点的群组或者两篇均阅读过的群体相比显示出明显的变化,则可以认为受到该文设定的框架的影响。

   为了测试被试是因为阅读了带有框架的文章之后对民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还是本来就在民主的问题上态度存在差异,特意设置与民主有关但与本研究中设置的“选举框架”和“协商框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道题目。如果被试在阅读了带有框架的文章之后对有关的民主议题上态度发生了改变,而在与框架文章无关的民主议题上没有发生态度转变,那么这将有力地支持我们的主张。

   (二)样本选取与实验调查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大学生是从某市的六所大学里选取的(选取大学生而不是普通公众主要是由于调查经费的限制)。大学生的样本并不是通过概率抽样获得的,而是采取了方便抽样方法。2014年11-12月,研究者在六所高校的一些班级中,利用课堂时间(任课教师现场协助研究者发放问卷),集中向学生随机发放四套问卷。研究者在讲解了若干注意事项后由大学生自己阅读并回答问卷。发完问卷后要求答题者独立阅读问卷,并按照问卷顺序逐题回答问题,问卷答完后当场上交。四组大学生彼此并不知道四套问卷在哪些问题上存在差异。大部分同学在10分钟左右即可答完问卷,所有答卷同学在20分钟内完成问卷。最终,研究者收集到了有效问卷共975份。这些学生在性别、专业、年级上的分布大体是:男生40.3%,女生59.7%;理工科28.3%,文科71.7%;大一学生51%,大二学生23.2%,大三与大四学生25.8%。被试学生平均年龄19.61岁。四组被试的样本数为:控制组(无框架)242份;协商框架236份;选举框架260份;竞争性框架(同时阅读两篇文章)237份。

   (三)调查的外部效度

   便利抽样往往遭遇调查结果是否具有代表性的质疑,因为抽样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比概率抽样更差。毫无疑问,如果可能,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他们的调查和研究以代表性样本(representative sample)为基础以便使其结论一般化(generalizable),但是需要指出,采取何种抽样的方法开展调查,需要考虑实际的调查条件(政治环境、研究经费等)和研究目的。科学研究不能要求所有学者都必须以非常昂贵的代表性样本为基础进行研究。即使是国际顶级的政治学期刊,也并非不刊登以便利抽样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根据学者的统计,在美国最权威的三个一般性政治学期刊中,(19)有四分之一的研究成果是以大学生为便利抽样撰写的,而在两个著名的政治学子领域期刊中,(20)以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占到了70%。(21)那么大学生样本和非学生样本的调查到底存在多大的差异呢?祝阿克曼和坎姆(Kam)对大学生样本和非学生样本的政治态度做了比较,发现两个群体在大部分的态度上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由此他们认为大学生和非大学生样本对许多政治态度的研究者来说实际非常相似。(22)在有关框架效应的研究中,研究者同样发现学生和非学生对框架的反应是相似的。(23)

   不仅如此,影响一项调查的外部效度的因素很多,抽样只是其中之一。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议程、研究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实验调查的外部效度问题。诸如调查的情境(context)、调查的时机(time)、概念的操作化(conceptual operationalization)、样本的性质等均是影响调查外在效度的不可忽略的因素。(24)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以大学生为调查或实验对象时,研究者需要考虑大学生的何种特征可能会导致在这一样本中发现的因果关系可能会异于一般人群中的因果关系。(25)

   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曾指出实验有三个目的:发现事实、与理论家对话和向王子耳语(Whisper in the Ears of Princes,意思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26)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证实并由此推论框架效应在中国人或者大学生中多大范围内存在(这是分布比例问题),而在于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框架效应是否存在于中国大学生群体之中(这是有无问题)?框架出现的情境会增强或者削弱框架效应吗?也即,本研究目的重点在于发现精英框架对当代中国大学生会产生影响这一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据或事实,而不是为了精确描述这一现象在大学生乃至全国普通民众中多大范围存在。这一目的并不一定要求样本有严格的代表性。鉴于国内以实证为基础的政治传播研究仍然十分罕见,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性研究,能够激发更多的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验证中国情境下的精英框架、媒体框架、政党框架等各种框架效应是否存在,从而弥补国内研究在这一领域的严重不足。当然,探索性研究也意味着这样的研究会存在研究方法的缺陷,结论也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检验,但不能因为这些缺陷而抹杀探索性研究的学术贡献。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研究本身是否增加了新的知识或者提出新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项研究都存在着缺陷,尤其在以理想化标准来衡量一项现实研究或实验时。

   调查本身是否被很好地执行同样也是影响调查外部效度的一大因素。根据研究者的了解,不少在中国开展的社会调查在执行方面存在问题。为此,在实验调查时,研究者与各大学的合作者一起参与了所有的问卷收集工作,并在调查中加以实时指导。这样可以尽最大可能保证调查的质量。考虑到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尚不稳定,因此该调查结果能否一般化至普通民众尚难以确定。因此,出于谨慎,本研究将把结论限定在大学生群体。

   三、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选取的四组大学生的基本社会和政治态度是否相同,我们选取了幸福感、对国家民主现状的满意度及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关注度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来检验各组的均值是否存在差异。从表1可以看出,在三个问题的态度上,参与测试的各组大学生的基础性社会政治态度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各组P值分别为0.939、0.862、0.736)。

   

   首先,从阅读协商框架和选举框架的两组统计数据看(图1、图2),大学生在阅读了《选举不同于民主》的文章后,有58.7%的被试对该文观点表示了赞同(“同意”和“非常同意”两项之和),而阅读了《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一文后,则有68.5%的被试表示赞同该文观点。由于两篇文章观点截然对立,正常情况下,如果有一半人赞同某一精英的观点,那么就不会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同时也赞同其对立立场的观点。统计结果显示,被试在阅读内含某一单一框架的文章后,会更加赞同该文的观点。根据这一统计结果,我们认为文章内含的框架发挥了作用。这一统计结果支持我们提出的假设1。

   

   图1 是否同意《选举不同于民主》一文观点

   

   图2 是否赞同《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一文观点

   

   图3 两篇文章更喜欢哪篇?

   那么两个精英框架的效应是否具有相同的强度呢?为此,我们通过两种方法进行检验。首先,我们询问同时阅读了两篇文章的被试更赞同哪一篇文章的观点,赞同比例更高者就意味着其影响力更大。其次,在阅读了内含某个单一框架的文章之后,被试在回答与之相关的问题上的态度与控制组或竞争性框架相比,哪一组在态度上的偏移更大且偏移方向与该框架的价值偏好相同,即认为哪个框架的影响更为显著。从图3可以看到,当被试大学生同时阅读了两篇文章时,赞同协商框架文章观点的受众有31%,赞同选举框架文章观点的受众有44.9%。从这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相对更为赞同选举框架文章的观点,即选举框架文章的框架效应更为明显。

   为了进一步检验我们的假设,我们分别选取了两个与本研究所选取的民主议题明显相关的问题,同时又选取了与民主议题有关但与本研究中所设的协商框架和选举框架无直接关系的两个问题来测试被试在阅读了文章之后是否受文章内容的影响。与本研究所设框架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分别是:1.“选举民主是假民主,因此中国不能搞选举式民主”;2.“协商民主比选举民主更适合中国”。两个问题都是协商框架文章中的核心观点,而选举框架文章则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与民主议题有关但与本研究中所设的协商框架和选举框架无直接关系的两个问题分别是:1.“目前中国民主发展速度是适宜的”;2.“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绝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如果前两个问题上各群组间出现差异且方向与给定的框架一致,并且后两个问题上各群组间不存在差异,那么分析结果将支持我们的假设。

   

   我们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来检验各组之间的态度均值是否存在差异。从表3和表5展示的分析结果来看,阅读了选举框架文章的被试组与控制组、协商框架、竞争性框架相比,均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且偏好方向一致。这表明选举框架的文章与协商框架的文章相比,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更强的框架效应。但是,从表5所列的“验后多重比较”(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结果来看,阅读协商框架文章的被试组除了与选举框架组存在差别外,与控制组、竞争性框架组相比,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结果显示,并不是每个精英框架都会对受众产生相同的影响。那么,对民主态度的变化是因为本来各组被试在民主态度上就存在差异还是阅读框架文章后产生的效应呢?我们分析两个与民主议题有关但与本文涉及框架无关的问题后发现(参见表2和表4),在与协商框架和选举框架无关的民主议题上,各群组被试的态度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一实验结果支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2。

   

   那么,当公众处于一个存在竞争性框架的情景下,框架效应是否依然存在?首先,我们询问同时阅读了两篇文章的被试更喜欢或更赞同哪篇文章的观点。从图3展示的统计结果来看,与单独阅读某一框架文章的情形相比,被试赞同协商框架或选举框架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赞同协商框架的比例下降了27.7%(58.7%-31%),赞同选举框架的比例下降了23.6%(68.5%-44.9%)。为了进一步检验框架效应是否被削弱,我们比较了被试大学生在同时阅读了协商框架和选举框架之后对民主的态度变化。根据表3呈现的均值比较结果,我们发现存在竞争性框架的情境下,大学生对民主的态度和没有阅读两篇文章的情境下(即控制组)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似乎表明当面对一种相互对立和竞争的话语时,受众的政治倾向又回归到初始状态。此前已有研究表明,公众在政治社会议题上的倾向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并不能简单归为政府、政党的宣传或学校、社会的思想灌输,其态度的根源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人格特征甚至是基因遗传。(27)由于普通公众在政治社会议题上的初始态度如何形成不是本文分析重点,在此不作进一步讨论。综合以上统计结果,我们认为当被试处于一个竞争性框架的情境之下时,某一单一框架的效应会被削弱。因此我们认为,各群组被试对民主态度的差异确实是因为阅读框架文章而引发。我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

   

   四、结论与讨论

   不少长期研究美国公共舆论的学者都指出,普通公众在很多议题上的态度是不稳定的,他们容易受到媒体、精英所构建的话语框架的影响,因此真正的民意或者公众偏好很难被识别出来,高质量的公共舆论很难形成。中国自新媒体兴起以来,公共舆论场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共舆论平台的多元化使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意识形态立场和不同偏好的观点相较于以往有了较大的表达空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交流也更趋频繁和直接。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有人担心普通公众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分辨这些舆论和观点,会被那些哗众取宠的各路精英所蛊惑而胡乱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有人担心舆论和观点的多元会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丧失统治地位。大学生被视为意识形态和公共舆论争夺的主要对象,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知识精英是否会对大学生产生影响?本文以框架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以民主议题为实验素材,通过实验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研究可以简要归纳为几点:(一)总体来看,精英框架效应在大学生群体中是存在的,观点相异的精英框架会增加大学生在同一议题上的态度差异。(二)不同的精英框架在大学生中的效应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选举框架的效应要更为显著,而协商框架的效应不太显著。什么因素导致两篇文章的影响力在大学生中出现差异?可能是因为文章的表述风格有差异,也可能是某篇文章内含的意识形态立场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确切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三)当大学生被置于一个竞争性框架的情境之下时,相较于他们被置于一个单一框架下的情境,框架效应会被削弱。

   如果说知识精英的一篇文章对大学生可以产生即时的影响(即引发启动效应),那么现实中长期接收知识精英话语的大学生无疑会受到其所内含的框架的影响,而各类精英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观点中不含某种框架、完全处于中立客观的情形极少。框架效应的存在给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政府了解真实民意带来了困难,引发了民意可以随意操控、民众政治参与能力低下的担忧。恩特曼(Robert Entman)曾经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如果精英可以通过塑造框架来决定向政府展现什么是‘真正’的舆论,那么真正的公共舆论到底是什么?当经验事实可以随意锻造,易受框架的左右时,即使是一个真诚的民意代表又怎能正确地回应民意诉求?”(28)然而,框架效应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大学生乃至普通公众是一张各路精英可以随意勾画的白纸。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公共舆论场,不同精英构建的框架的效应会相互抵消,舆论不至于被某一派精英蒙蔽或误导而远离真实民意。正如祝阿克曼的研究所呈现的那样,构建一个不同观点的群体之间可以辩论、交流、对话的竞争性舆论场域是抑制框架效应、推动舆论回归真实民意的有效方法。(29)本文的实验结果也显示,协商框架文章的基调虽然与官方立场更为接近,但是却不如与之相反的选举框架的影响那样显著。这一分析结果提醒我们,不应过分乐观地期待意识形态主导权可以通过加大官方的传播力度来实现。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后续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为什么与官方立场更近的精英话语反而影响力更弱?

   由于本研究只是运用框架理论对中国舆论和政治传播问题所做的初步地、探索性的分析,因此研究设计尚显粗糙,实验方法有待改进,研究结论尚需进一步检验。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调查和实验对象,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和对政治社会议题的态度尚不稳定,可能更容易受到精英框架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结论是否可推广至一般的中国公众尚不可知。何种属性的人群更易受到精英(或者媒体)框架的影响?内含何种价值(或观念)、何种文风的框架在受众中间更易产生框架效应?一个多元的舆论场域确实会削弱那些单一的、甚至是极端的价值倾向的框架的效应吗?在本研究中,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答,这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重点。

   注释:

   ①参见David Weaver,Thoughts on Agenda Setting,Framing and Prim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Vol.57,No.1,pp.142-147。

   ②参见Daniela Stockmann,Who Believes Propaganda? Media Effec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Protests in Beijing,The China Quarterly,2010,Vol.202,No.2,pp.269-289。

   ③参见Jie Lu,Acquir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Various Media Channel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rrel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3,Vol.22,No.83,pp.828-849。

   ④参见Thomas Nelson,Zoe Oxley,and Rosalee Clawson,Toward a Psychology of Framing Effects,Political Behavior,1997,Vol.19,No.3,p.222; Dennis Chong and James Druckman,Framing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7,Vol.10,p.104。

   ⑤Robert Entman,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Vol.43,No.4,p.52.

   ⑥参见Dennis Chong and James Druckman,A Theory of Framing and Opinion Formation in Competitive Elite Environment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Vol.57,No.1,pp.99-118。

   ⑦参见Thomas Nelson,Rosalee Clawson,and Zoe Oxley,Media Framing of a Civil Liberties Conflict and Its Effect on Tolera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Vol.91,No.3,pp.567-583; Rune Slothuus,Claes de Vreese,Political Parties,Motivated Reasoning,and Issue Framing Effects,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10,Vol.72,No.3,pp.630-645; James Druckman,On the Limits of Framing Effects:Who Can Fram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01,Vol.63,No.4,pp.1041-1066。

   ⑧参见Donald Kinder,Lynn Sanders,Mimicking Political Debate with Survey Questions:the Case of White Opinion on Affirmative Action for Blacks,Social Cognition,1990,Vol.8,No.1,pp.73-103; Paul Sniderman,Scan Theriault,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Argument and the Logic of Issue Framing,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icago,IL,April 15-17,1999; James Druckman,The Implications of Framing Effects for Citizen Competence,Political Behavior,2001,Vol.23,No.3,pp.225-256; Thomas Nelson,Zoe Oxley,and Rosalee Clawson,Toward a Psychology of Framing Effects,pp.221-239。

   ⑨有关竞争环境下的框架效应的综述性文章,参见Dennis Chong and James Druckman,A Theory of Framing and Opinion Formation in Competitive Elite Environments。

   ⑩代表性的论文有:聂静虹:《论政治传播中的议题设置、启动效果和框架效果》,《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5期;段锦云、曹忠良、娄玮瑜:《框架效应及其认知机制的研究进展》,《应用心理学》2008年第4期;马得勇:《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政治学研究》2016年待刊。

   (11)参见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Choices,Values,and Frames,American Psychologist,1984,Vol.39,No.4,pp.341-350; 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79,Vol.47,No.2,pp.263-291。

   (12)参见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 & Row,1986。转引自:Dietram Scheufele,David Tewksbury,Framing,Agenda Setting,and Priming: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Vol.57,No.1,pp.9-20。

   (13)参见马得勇、张国亚:《选举抑或协商:对两种乡镇民主模式的比较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6期。

   (14)参见James Druckman,The Implications of Framing Effects for Citizen Competence。

   (15)参见James Druckman,Kjersten Nelson,Framing and Deliberation:How Citizens' Conversations Limit Elite Influenc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3,Vol.47,No.4,pp.729-745。

   (16)参见Min Tang,Narisong Huhe,Alternative Framing: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Support in Authoritarian Chin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4,Vol.35,No.5,pp.559-576。

   (17)参见Dennis Chong and James Druckman,Framing Theory,pp.103-126。

   (18)读者如有需要,可向作者来信索取两篇缩写文章。两篇文章的原文信息为:王绍光:《选举不同于民主》,《领导者》总第16期,网络版参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1203099.html。王长江:《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北京日报》,2006年9月18日,网络版参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4827716.html。

   (19)三个期刊是: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PSR),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AJPS),Journal of Politics(JOP)。

   (20)两个期刊是:Political Psychology和Political Behavior。

   (21)参见Cindy Kam,Beyond the "Narrow Data Base":Another Convenience Sample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Political Behavior,2007,Vol.29,No.4,pp.415-440。

   (22)参见James Druckman and Cindy Kam,Students as Experimental Participants:A Defense of the "Narrow Data Base",in James Druckman,Donald Green,James Kuklinski,and Arthur Lupia eds.,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51。

   (23)参见James Druckman and Kjersten Nelson,Framing and Deliberation:How Citizens' Conversations Limit Elite Influence; James Druckman,Political Preference Formation:Competition,Deliberation,and the (Ir)relevance of Framing Effect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4,Vol.98,No.4,pp.671-686。

   (24)(25)参见James Druckman and Cindy Kam,Students as Experimental Participants:A Defense of the "Narrow Data Base",pp.41-57,p.53。

   (26)参见James Druckman,Donald Green,James Kuklinski,and Arthur Lupia,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6,Vol.100,No.4,pp.627-635。

   (27)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以下资料:马得勇、王丽娜:《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社会》2015年第5期;Brad Verhulst,Peter Hatemi,and Nicholas Martin,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0,Vol.49,No.4,pp.306-316; Smith,Kevin,John Alford,Peter Hatemi,Lindon Eaves,Carolyn Funk,and John R.Hibbing,Biology,Ideology,and Epistemology:How Do We Know Political Attitudes Are Inherited and Why Should We Ca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2,Vol.56,No.1,pp.17-33; John Alford,Carolyn Funk,and John Hibbiug,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5,Vol.99,No.2,pp.153-167; Dana Carney,John Jost,Samuel Gosling,and Jeff Potter,The Secret Live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Personality Profiles,Interaction Styles,and the Things They Leave Behind,Political Psychology,2008,Vol.29,No.6,2008,pp.807-840。

   (28)Robert Entman,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p.57.

   (29)参见James Druckman,Kjersten Nelson,Framing and Deliberation:How Citizens' Conversations Limit Elit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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