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终端优势，给传统新闻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话语①充斥业界与学界：将社交媒体时代或视为新闻业的“黄昏”，即将面临死亡；或视为“黎明”，②预示着大转型与新开端。然而，不论是“黎明”还是“黄昏”，其立足点都在新闻业自身，其基本前提都是职业新闻生产者与作为消费者的新闻用户之间的隔阂与对立。美国新闻学者马尔基奥尼(D.M.Marchionni)曾提出“作为对话的新闻”(journalism-as-a-conversation)概念，以其与传统的“训话式新闻”(journalism as a lecture)相对照，认为从公共新闻、互动新闻，再到参与式新闻、公民新闻，记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程度日深。③毋庸置疑，社交媒体能够为这种对话提供更多便利，增加二者之间的互动程度。但是，社交媒体有关新闻的对话只在记者和民众之间吗？民众之间的新媒体交往，就无关新闻生产吗？

　　 企鹅智酷2015年12月发布针对全国逾万网民的调查报告显示，70.2％的网民表示，过去一年要比往年更多地使用社交应用看新闻；不用社交应用看新闻的只有10.3％。调查没有说明人们阅读的新闻是什么，只重点分析“以个人账号和聚合性新闻应用为代表的自媒体+自媒体平台”获得高阅读频率。④2014年6月企鹅智库针对微信用户的调查则显示，近8成的微信用户关注了公众账号，其中自媒体和认证媒体的关注比例最高，分别为29.1％和25.4％。⑤由此推测，来自社交媒体企业自身的调查与传统媒体一样，也把社交媒体看作是新闻(自媒体和认证媒体内容)的传播渠道和平台，与人们的直接交谈和其他形式互动切割开来。然而，对于用户而言，这种切割是否符合其实际的媒介实践体验？仅仅把微信看作是新闻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就像是将其视为社交工具一样，实际上忽略了人们运用这样的新技术形式重新构筑自己生存体验的日常实践。社交媒体提供了新的交往体验，型塑了新的交往形式，而新闻活动即嵌入这样的交往过程之中，因此也必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性格特征，形成新的新闻方式。⑥

　　 孙玮从“在世存有”的角度审视微信。她指出，公众号是微信的新闻传播形式之一，而“业余的新闻生产”则存在于各种交往过程中，是“关于真相的生产”，“以嵌入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交谈为基本模式”。⑦笔者认为，可以“作为交往的新闻”来概括社交媒体新闻高度情境化的特征，因为人们不仅利用社交媒体订阅、转发自媒体内容，而且在交往中定义新闻、生产新闻；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活动就是社会交往的一个部分、一个维度，二者相互纠缠、难以区隔。因此，如果仍将社交媒体仅仅看作是新闻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就像是书籍报刊、收音机、电视机那样机械地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实质上区隔了编码和解码这两种活动及其展开的场所，就没有真正理解社交媒体的“社交”特性。这种“渠道观”实际上把社交媒体终端看作了新闻生产的“后端”，即生产完成之后的环节，忽视了传播过程之中所进行的生产；而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同步甚至一体化，正是社交媒体不同于大众传媒的独特之处。在社交媒体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本身已然模糊难辨；作为交往的新闻，与其说是专业和非专业人员或者生产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对话，不如说专业或生产者身份本身只是临时调动的机制，在各种虚实场景中转换、漂移。因此，有关社交媒体新闻的研究，需要转变思路，反思形成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理念，突破既有范式，将新闻生产置于社会交往的动态关系之中。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生产观是以一种媒体(作为技术与组织)为本位的观念，在社会生活重心转向交往的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走出以传者为中心的生产本位，不是考察如何继续在社交媒体上传递新闻产品，而是考察人们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交往中生成新闻。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交往的新闻并非社交媒体的发明。按照英国专长报道科学和技术的新闻人斯丹迪奇(T.Standage)的说法，“社交媒体”应从莎草纸算起，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大众媒体插曲”只不过区区150余年。⑧林语堂总结中国新闻舆论史，认为“仅仅通过调查古代报纸来研究中国古代的舆论显然不妥”，因而把古代歌谣、“清议”运动、宋朝的学潮等都看作是新闻舆论现象。⑨作为交往的新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当前社交媒体的新闻活动，既是对传统的回归，又是新技术条件下的超越。研究社交媒体新闻，并不是仅仅为传统新闻行业寻求应对之策，而是要探寻作为交往的新闻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

　　 本文以微信为对象，分析社交媒体新的新闻方式，借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Deleuze)和瓜塔里(F.Guattari)的“生成”概念，称之为“新闻生成”(下文详述)。选择微信进行研究，不仅仅因为微信正以迅速扩张的用户数量⑩成为当今中国第一大社交媒体，而且其设计理念和实践形式，比任何其他社交媒体更加凸显了人际交往的性质。相比较而言，微博还带有一定的大众传播痕迹。而微信的好友转发则基本在熟人之间，这种新闻活动，既是过去交往的延续，也是当下和日后线上线下交往的基础。同时，熟人之间微信交往中的新闻活动，与微信中其他内容的交往，以及线下的交往亦并行不悖，创造出新的交往空间和维度。这种新的作为交往的新闻活动体现了一种新的新闻生产范式：在交往中生成。这种理念颠覆了以往有关新闻的定义、形式和重要边界，因此，微信新闻生成并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实践形式，而是一种生产范式的更迭。传统新闻生产是与线性序列过程中处于下游的消费相区隔的生产，也是建立在机构本位基础上的中心化生产。微信的新闻生产/生成以文本间性(互文性)的方式呈现，在各种链接、评论、图片、影像、表情符号之间，在有意或无意形成的上下文之间，在不同的圈与圈之间，形成多重连接、交叉并置的互文，不断生成新的信息与世界图景，创造含混、多维的意义。微信的这种新闻生成方式，对于人们的时空感受重组、传统上定义新闻的框架边界的再造，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在分析经验材料(11)的基础上，研究微信新闻生成的基本含义，分析其互文类型与方式，探讨这种“在交往中生成”的方式对大众传播时代型塑新闻的诸多边界所带来的冲击，最后阐释这种新生成观的意义。

　　 一、从生产到生成：作为交往的新闻

　　 将人际交往中的新闻活动视为一种新闻生产，首先挑战了经典的新闻概念。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镌刻着生产者的烙印，通常只有专业机构生产并通过大众传媒发布的产品才被认定为新闻。新闻生产的组织化、专业化特征，在当前的社交媒体新闻研究中通常仍被未加批判地继续沿袭。有关微信新闻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专业新闻机构的新闻内容，比如由传统媒体组织开设的公众号；即使对非组织化的“自媒体”新闻生产的关注，也多局限于专门的公众号(体现了一种专业性)，而非弥漫于交往过程中的新闻。交往过程中传播的信息，不仅没有可供辨识的专业机构或专业性标志，而且往往被认为琐碎、无聊，甚至虚假、情绪化，比如充斥朋友圈的晒娃、晒吃，以及各种谣言、段子，因此“不配”称为新闻。

　　 任何有关定义的问题，实际上首先是“由谁定义”的问题。大众传媒通过把关的方式，为受众定义新闻；未经专业组织和从业者把关的新闻，就如同未经检疫不能销售的生猪一样，组织化和专业化成了新闻生产、流通的许可标签。不过，霍尔(S.Hall)等学者曾明确指出，大众传媒其实还只是“二级定义者”，它们“复制那些有特权接近媒介的‘可靠消息来源’的定义”，而权势机构才是原始定义者。(12)作为交往的新闻，正是对新闻的重新定义；这种定义首先打破的是定义等级制。微信新闻的两种形式，公众号新闻和弥漫于交往过程中的新闻，都失去了中心化的定义权威。微信公众号还残留了大众传播的痕迹，但其地位已被极大地弱化了。用腾讯公司微信事业群负责人张小龙的话说，就是“微信不会提供一个中心化的流量入口来给所有的公众平台方、第三方”；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更多地来自朋友之间的流转，即所谓的“二八原理”：“20％的用户到订阅号里面去挑选内容，然后80％的用户在朋友圈里去阅读这些内容”。(13)实际的比例需要实证研究，但这一说法却概括了特定现象：转发本身成为定义新闻的一种新的方式!是否转发、转发什么、何时转发、如何转发，镶嵌于好友交往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比新闻机构的生产和发布更为重要，因为好友的新闻定义最终决定了新闻的阅读。消息源、传递者和接收者原有的高低等级被极大地弱化了，至少在形式上更为平等。当然，不同来源新闻的影响力差异并不会自然消失，但是以往潜伏在媒介形式中的等级制失去了技术所支撑的结构化依附。微信新闻的第二种形式更加散乱，因而也更容易被人蔑视。但是，从新闻的基础——“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14)——来看，许多微信使用者发布的个人活动信息，毫无疑问具有新闻性。至于价值大小，则是相对于阅读者而言的变量：有些微信新闻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也不如明星八卦那般引人关注，但是在其朋友圈、聊天群里，仍然具有共同的价值。事实上，19世纪便士报的诞生，也重新定义了新闻，过去精英报纸所不齿的市井新闻开始大行其道。与之不同的是，这次社交媒体的新闻再定义，并非单方面的，更加去中心化，是人们在交往中的共同界定。英国媒介与文化学者库尔德利(N.Couldry)就曾断言：“社会交往正在改变我们‘何为新闻’的感觉”，而这是“一场根本的变革”，“堪比16世纪和17世纪‘新闻’一词的诞生。”(15)

　　 定义等级的存在是垄断性大众传媒的合理性结果，而生产与传播、消费的分离则是定义实现的操作机制。生产通常被视为先于流通和消费的一个独立环节，受到媒介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大众传播时代，这样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大众传媒的技术特性和组织机制，为新闻传播的线性、单向流程设置了框架，也导致了一种生产本位的价值取向。与生产相对的是消费。作为受众的消费者，有时被看成是“沙发上的土豆”，消极被动；有时被认为是能够积极满足自身需求的消费者(16)——不过这种需求的满足仍然是发生于新闻产品被生产、扩散之后，受众的使用与满足状况可以作为回馈过程影响新闻生产，但不能直接介入生产过程。在生产—消费二元模式中，本应具有居间连接作用的媒介也被分割了。一方面，媒介被视为生产要素之一，影响产制过程与产品内容，比如一些新闻生产研究注意到报纸和电视对于时间、空间和人员的不同要求，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新闻生产实践。(17)另一方面，媒介也被当作影响消费方式的关键因素，虽然有关大众传播效果和被动受众的研究，大多直接将媒介内容与受众行为相关联，较少关注媒介物质与形式的作用。即使社交媒体赋予受众更多的主动性和参与权，但也往往被视为消费方式的改变。加拿大新闻与新媒体学者赫米达(A.Hermida)在分析了推特的新闻传播形式变化后提出极其形象的“弥漫新闻”(ambient journalism)概念，(18)但仍然是从受众的“知觉系统”“意识模型”来阐释社交媒体的影响，并未动摇生产与消费的二分法。

　　 本文认为，新媒体尤其是微信的多维传播形态，最为突出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大众传播中线性的生产—消费模式。微信不仅提供了专业产品的新型流通渠道，给非专业生产者创造了生产、发布的自由平台，更重要的是，微信独特的互动与呈现方式，使得原本清晰区隔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可以同时展开，甚至颠倒、交错，最终使得生产、流通和消费交织融合、难以区分。为此，本文将由这些元素构成的过程统称为新闻生成，以突显其混杂融合的状况。在这一过程中，微信直接连接以往的传者和受者，将其并置甚至交换，模糊了各自的角色与身份，使交往本身具有了生产的实质与意义。

　　 “生成”(becoming)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重要概念，其本意并非否定生产，而是清除生成与存在的对立，但是由于清除了作为先验基础的存在，使得生成更具有生产性：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生成概念强调，并不是先有存在，然后通过模仿而发生变化。如果说根据存在的模仿是一种生产，那这种生产就是序列性的、进化式的，就像是由根而生的树木，仍然受到限制和封闭。相反：

　　 生成是块茎，不是一颗可分类的或系谱的树。生成当然不是模仿，不是与某物认同；它不是倒退—进步；不是对立、确立对应关系；不是生产、生产父子关系或通过父子关系生产。生成是动词，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一种黏性；它不简约或回归到“现象”“存在”“等同”或“生产”。(19)

　　 德勒兹和瓜塔里擅长运用与众不同的比喻和新概念来凸显其新思想。作为一种比喻，块茎不同于“根—树”形象。树木由根而生，是对根的模仿、认同和对应，就像是父生子一样，具有序列性、承续性，体现以一变二的逻辑。块茎不存在这种二元关系，它可以根据任何一部分、向任何方向繁殖，所以是没有主体、没有基础的多元生成。作为一种比喻，块茎的原则还意味着任意连接和异质混合，“块茎的任何一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任何其他一点连接”，(20)因此也就是非序列性、非进化式的。块茎多元繁殖、任意连接和异质混合的特性，蕴含了开放性和多种可能性。生成正是通过没有预设、没有目的地连接、混合、繁殖，在与“他者”的遭遇中获得改变。由是，生成也意味着“逃逸”和“解域”，“当一个生成的事件逃逸或者脱离它的原初领域的时候，解域就发生了”。(21)因此，生成不仅具有更为彻底的生产性，也更具有伦理性，体现了“生命的权力”。

　　 将微信的新闻生产看作是一种生成现象，首先意味着生产者与消费者区隔的消失。这并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二合一式的“产销者”(prosumer)，还意味着各种身份主体混合于同一平面所产生的异质混合与多重连接。在某一具体时刻、面临具体事件，有人提供消息，有人分析解释，有人质疑批判，而在另一场景中角色可能完全倒转。而且，微信中人们的相遇充满了偶然性，在某个朋友圈、聊天群的同步或异步交往中形成了形式各异、变动不居的连接关系，而作为社交的新闻即产生于这种混合、流动的交往之中。因此，也就不存在线性、序列的生产—消费过程。其次，微信的新闻生成是没有基础、没有本原的生产。在微信上遭遇的主体，事实上已化作一条条文本，文本之间不可预计、无穷多样的相互参照、彼此关联(即互文性)，生发出各种意义，远比文本本身的意义或者作者试图传递的信息更为丰富、多样，这是一种“在之间”的生产。最后，由于异质混合、多重连接和无本原生产，微信新闻生成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成为逃逸和解域的力量来源，同时也高度地不稳定，使既有的时空秩序和生产框架出现裂缝，边界变得含糊不清。本文接下来将深入探讨作为新闻生成方式的互文性，以及由此而给时空秩序、生产框架带来的变化。

　　 二、互文性：微信新闻的生成方式

　　 社交媒体的新闻生成是在交往中生产，无论是原创文字还是转发转帖，或者点赞评论，都生产了新的意义；而每位使用者的微博主页或者微信朋友圈、聊天群，都是独特的文本，具有新闻的特征与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意义并非仅仅来源于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文本之间的关联，以及文本所嵌入的关系和场景。所以，微信的新闻生成不再是有关文本的生产，而是一种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译“文本间性”)是克里斯蒂娃(J.Kristeva)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其核心思想在于超越文本而关注文本间的互动，以及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的是“之间性”。与习惯上视文本为静止、稳定之物不同，互文性概念揭示了文本之中总是包含其他文本的现象，即引文性：“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2)这些文本之间的对话，把历时性的承续转化成了共时性的并置，或者说从生产性转向交流性，其结果便是如法国思想家巴尔特(R.Barthes)那样宣告“作者的死亡”：不要“再把作者当做主体、支柱、来源、权威、父亲，仿佛作品是通过表达的途径从这个父亲派生出来的”，这个主体其实也就是一个文本，“是联接的材料，而不是传承的材料”。(23)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概念而确立”。(24)

　　 但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互文性并不彻底。克里斯蒂娃说：“历史和社会本身也被视为作家所阅读的文本，作家通过重写文本而将自己嵌入其中”，(25)前一个文本其实是比喻，互文性的考察最终仍然落在后一种文本之中。而大众传播时代的读者位置也始终被悬置着。巴尔特将作品与读者对话看成是“后来的文本”，后续的研究更将其纳入“记忆”问题加以研究，实际上又把共时性的互文概念重新打回历时性的序列中。微信等社交媒体把交往关系和过程痕迹化、可视化，构筑了新的“之间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交往、关系与文本紧密勾连，相互佐证或相互拆台，直观呈现又转瞬即逝，生成了更为彻底的互文性和无穷无尽的“之间性”。

　　 新闻记者的主体权威性通常远不如小说作者，新闻被视为“知晓性”知识，与“理解性”知识所需要的原创性不同，作为知晓性知识的新闻来源于其他的生产者。(26)新闻与来源之间的对话，构成了新闻互文性的第一维度。但这仍然是生产的领域，还不是巴尔特所说的互文，因为其间并无读者的位置。在大众传播时代，我们似乎只能在霍尔的“协商式代码”和“对抗式代码”，(27)在德·塞托(M.de Certeau)的战术中，找到读者的身影(第二维度的互文性)，但那是“以时间换空间”，缺乏真正平等、积极的交流。这种状况在新媒体时代被极大地改变，作者的主体权威进一步消解，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的等级次序几近消失，主体化作文本在几乎同一个平面上并置、遭遇。根据笔者的观察与访谈，微信比较独特的互文性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引文。微信的各种文本与文学作品、机构新闻产品一样，也是各种引文的编织品，而且由于作者的分散多元，其引文的多样化程度更大。有时，微信引文是新闻机构的公号文章，有时是转发现场目击者的照片或者描述，有时则是来自微信之外的文本和内容。使用者对于引文的处理方式也十分不同，通常人们会将某人的引文理解为与转发者价值、观念一致或接近的内容，但有时也可能正好相反；一些敏感话题，甚至没有评论只有转发，此时，理解其用意的恐怕只有真正的好友。正是因为微信内容生产于关系之中，所以内容的意义因关系而变化，也改变着关系，即内容与关系的相互生产。一位被访者如此描述她对内容的选择：

　　 比如说不太认识的可能他的文章就不太看，然后就一带而过。朋友的话就先关注是不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什么，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就格外关注一些他的文章或者点开看看，一些朋友圈子里不太认识的心情好的时候就点开看看，一般情况下可能就忽略过去了。

　　 新媒体引文与大众传播中引文的第二个区别是链接。如果说传统的互文是在一个平面上展开，那么链接的互文则是多维的延伸，它打开了无数的平面，这些平面之间的文本连接与互补、矛盾与互斥，形成了多重意义空间。一位访谈对象告诉笔者，其70多岁的老母亲近来通过手机微信为自己开掘了一个巨大的宝藏，她通过追索公号有关环境的新闻报道和分析文章，不断链接，形成自己有关环境问题的知识框架，俨然一个环境专家，经常要给女儿、外孙女“上课”。

　　 其次是上下文。微信新闻的生成通常是通过朋友圈和聊天群中的转发、讨论来完成。比点击链接更早进入视线的实际上是不同好友在朋友圈和聊天群中展示内容的并置，所谓刷屏即这样一种效应。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人和内容，因为同为一个使用者的朋友，而被上下连接在一起，也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意义。明星在“举国同庆”或者“举世哀悼”的时刻晒娃，遭到网友穷追猛打，(28)这并不表明网友自己整日介在欢庆或哀悼，来不及看上自己娃一眼，或许就是因为在网友的屏幕上，满目欢庆或哀悼之中夹杂的晒娃内容使其产生“同时错觉”而令其无法承受。这些个案大多发生在微博上，其上下互文的方式与微信类似，但正是因为一些微博“好友”与微博使用者没有私人交往，所以他可以不计情面加以抨击。而在微信上下文中生产的意义则往往被静默地解读，或者以温和委婉的方式回应而加入生成过程。与微博晒娃被骂不同，我的访谈对象提到阅兵时的刷屏现象，都表达了震惊与疑惑，但有些人选择了沉默(不点赞也不评论)，有些则以不同内容的链接甚至直接评论作为回应，比如转帖有关世界阅兵的历史、不同国家阅兵情形的比较等。有时，在一个聊天群里出现不同意见的转发内容，有人会特意@其赞成的人表示支持，而不一定直接否定不同意见。正是因为微信比微博更具有社交性，使其互文特点更加丰富、多样，意味深长。

　　 再次是场景的互动。人们已经注意到新闻与场景的关系问题，大多数新闻生产研究是从生产者与新闻发生场景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绘制出一个与社会权力机制高度契合的“事实之网”。(29)另一方面，“适宜于早餐桌”的宣示则表达了有关新闻阅读场景的想象。受众人类学研究专门考察了受众所处场景与媒介文本之间的关系，(30)来描绘读者的生产状况。微信的区别在于场景的移动性，这使得新闻内容与场景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复杂，甚至场景本身成为生产要素进入新闻过程，创造出更为宽广的意义。有访谈对象对于“使用的地点有没有比较特别的”问题表示不解：“有哪些人会考虑地点的问题？我还没考虑过这些问题。”有些则会指出所谓的零碎时间——那些身处边缘、被动的空间，比如开会、等候。也有人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在大会上开“小会”的情景：要好的同事之间就大会内容进行评论、商议，以协调行动，或者讨论完全无关的内容。有时场景本身成为新闻内容，进入微信群聊，比如大会的照片、内容摘要等，成为在场或不在场群成员共同关注的新闻和评论焦点。那些心在别处的使用者，用远方的场景替换了身体所在的空间，身边的关系被远方或想象的关系取代；而大会小会交相呼应的场景互动，则生发出无尽的意义，可能是共同体的再造，也可能是毁灭。但无论哪种情形，都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想象共同体”。(31)或者有如德勒兹解析文学阅读，是一种“不合时宜”：“它不是对语境的回应方式，而是将我们带离所有语境的能力”。(32)

　　 三、多元轨迹：微信新闻的时空再造

　　 德·塞托把人们的媒介使用置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高度肯定了使用/消费所具有的创造性，即所谓“生产性消费”：

　　 还有另外一种生产，它与合理的、扩张的，且集中、嘈杂、壮观的生产相对应，我们称之为“消费”。它是有计谋的、四处分散的，但是它渗入到任何地方，悄悄地、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地渗入进来，因为它通过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强加的产品进行使用的方式来凸显自己，而不是通过产品本身来显示自己。(33)

　　 在此，消费的创造与生产是通过对产品的使用来实现的，但是，这种生产不能被转化为资本，也不被承认，甚至没有自己的“专属空间”，是一种与策略相对的“战术”：“战术只能以他者的场所作为自己的场所。它成碎片状地渗入进来，无法整体地把握这个空间，也无法远离此空间”。比如阅读，读者可以在作者的空间中跨越、跳动，可以“在新闻报道中阅读自己童年的风景”，但是它没有可见性，因而只能是“寂静的生产”。(34)

　　 微信新闻生成与作为战术的消费不同，它不是边缘、从属的事物。如前所述，微信新闻生成取消了大众传播中生产—消费的对立，因此也改变了习以为常的新闻生产—消费的时间和空间范式。微信新闻生成通过可视化而获得自己的生产空间：微信将隐而不见的诸多新闻消费/阅读过程可视化，比如系统显示阅读数量、点赞、转发转帖、评论回复，等等。这些形式在传统的阅读/消费过程中大都有对应物，点赞类似于书本阅读过程中的抚掌击节、朱墨圈点，而评论则是眉批。但是，在单向的大众传播中，这些“寂静的生产”无法进入生产环节和产品形式之中。曾经流传于多人之手的书本，可能会加载各个读者的眉批、圈点，生产出作者之外的意义，然而由于人际关系的范围较小，以及书本作为物质流通的限制，其生产规模和意义终究不大，工业化生产的报纸则罕见书本的这种流传形式。如今，微信的大范围与高密度使用，把这种十分边缘的生产方式普遍化，成为许多人消费新闻内容的主要形式，许多人的新闻阅读都是在各种群和朋友圈中完成，在无数的点赞、评论之中创造意义，并加入点赞、评论—生产意义—的过程之中。他们在消费的同时亦进行了生产，消费的痕迹转变为产品进而成为他人消费的内容。

　　 事实上，这种生产性消费的可视化也就是新闻生成的空间化。微信的痕迹方式和可视化形成一个新的空间：这个新空间已然不是作者的专属空间，也不是德·塞托分配给读者的“租赁”空间，因为作者/主人已经多元、重叠，与读者/租客的身份区别也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新的空间也是融合的空间、流动的空间，生产者、消费者的混杂、交错的空间，原先空间作为隔离的用途被颠覆。一位被访者谈到一个事例：“今天早上有个小子喜欢关注台湾的媒体，是宋庆龄和宋美龄，那个后面的评论就不对了，我瞬间就把它关掉了，言论是自由的不错，但跟主流的不对。”或许这位被访者意识到，仅仅关注(在场、连接)就意味着他自身的介入(参与生产)，因此需要断然隔绝(退出)。

　　 德勒兹在说明看电影的感受时指出，感受具有生成的力量，但他强调感受作为“强度”而非“外延”的属性。外延被看成是“空间化”的组织方式，“外延性通过预设的意图和目的对世界进行测绘和综合”，(35)所以空间化在德勒兹眼中与秩序化等同，与差异性、多样化相背离。这种从时间对立面来理解空间的方式，是对空间的误解，遭到英国社会学者马西(D.Massey)的批判。马西反对将空间等同于静止、固化、封闭，强调空间也是“多样的绵延的维度”。空间因为多样性和开放性而建立“与时间的完整联系”，因此“空间体是可能性的舞台”。(36)上述分析表明，微信新闻生成的空间化并未导致意义或关系的固化、秩序化，而是产生了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也造成了不稳定性。它所包含的多重轨迹则体现了空间中的时间性。

　　 微信的生产与消费往往同时进行，却又绵延不绝，难以找寻开端，也无法终结，这与大众时代的新闻生产形成巨大反差。大众时代新闻机构的生产与受众消费的分离，部分通过时间分割而实现，最为突出的标志即截稿时间，它规定了新闻生产的周期，也预示着即将进入流通和消费的环节。不同的媒介形态和组织性质，对于出版和生产周期的要求不同，反过来又影响了新闻的形态。塔奇曼(G.Tuchman)曾指出，新闻工作者以为他们是根据内容标准对新闻进行判断和分类的，但事实上，新闻的类型化首先是依据时间进行资源分配的结果。(37)时间要素在新闻生产中的意义已近乎神话，新闻生产周期越来越短，直至生产与流通的同步进行(直播)，这往往被认为是技术革新的结果。然而，面对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自传播，传统新闻机构发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跟上作为新闻当事人随时发布消息的速度，因而“时新”本身变得不再是新闻机构的专长。比如，美国文化社会学者亚历山大(J.Alexander)就提出要从“阐释”而非“告知”或“信息”的角度理解新闻，以解救新闻业于危机中。(38)由于微信新闻生成融合了生产与消费，所以在实质上取消了截稿时间，把新闻生产、发布与消费转变成随时、任意的时间方式。

　　 其实，传统新闻生产与微信新闻生成差别的实质还不在快慢之间，而是后者不再展现出单向、序列的时间线。相反，微信新闻生成中的时间是穿插交错或平行并置的，亦即卡斯特(M.Castells)所说的“无时间的时间”。(39)人们在朋友圈或聊天群发布新闻，引发点赞、评论或转发，就像是病毒一样扩散开来。在微信的生成空间中，这些信息不必遵循某种特定顺序，可以随时开始，任意发展。对于使用者来说，他的新闻接触也是任意的，他拼凑新闻事件的图景可能颠三倒四。比如，一个人打开微信，在朋友圈看见有人讨论屠呦呦的名字来源，满心疑惑：为什么对一个人的名字那么感兴趣？然后又在聊天群里看到大家在讨论屠呦呦是所谓“三无科学家”，(40)更觉诧异：难道不应该“有”才是新闻吗？于是在聊天群里拼命“爬楼”(往上翻看之前的讨论)，或者在朋友圈不断下行，终于看到有关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于是兴奋起来，赶紧点赞，并在有关屠呦呦名字来源的转发内容下面，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以后给孩子起名一定先翻《诗经》!”这与传统媒体使用形成极大反差：报纸、电视往往假设人们每天跟随其节奏关注新闻，后续报道总是基于前面的内容；同时，为了照顾未能看到此前报道的受众，新的内容往往会简要重复最为核心的信息。受众在消费的过程中，许多人习惯了传统新闻的节奏，通常在固定时间阅读、收看新闻，以免错过重大消息；假如遗漏，传统媒介受众也会和微信使用者一样，查询过往信息，但这些已经与生产者无关了。而微信使用者“颠三倒四”的痕迹留在微信空间，这些痕迹本身就是一种生成新闻的方式。有关屠呦呦获诺奖的消息，一些微信使用者是通过所谓“刷屏”(41)而获得的，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许多朋友“同时”贴出了类似消息，极其震撼。就像是看到所有的报纸头条，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报道同一条消息，然而不同的是，微信使用者的阅读、点赞、转发、评论立刻汇入到新闻生成之中。微信的同步和异步传播并行不悖，造成了微信时间的多重维度。

　　 另外一种常见情况是，类似的消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重新转发。比如，有关赈灾捐助的号召，文本的最初生产者没有明确标注时间，事后的声明又没法复制同样的传播途径，所以每次转发时都被当作了新闻予以再生产。在笔者的一个聊天群里，一位成员转发了一条捐助消息，很快被其他成员指出，当事人在一年前已经申明不再需要捐助了，那位转发者愕然回答道：“我刚从别的群里看到的啊!”再生产这类新闻，事实上也再生产了每位参与传播过程的人的时间轨迹，以及相互的时间差。正如英国学者科勒布鲁克(C.Colebrook)分析德勒兹时所说：“新不是发生于时间之中，相反真正的时间是新本身，是对变化的永恒的生产。”(42)

　　 四、范式变化：微信新闻生成的边界重构

　　 上述新闻生成的许多现象似乎“不像”新闻。的确，微信新闻在诸多方面已经与大众传播中的新闻形式大相径庭。原先界定新闻的一系列边界与区隔，在微信上遭遇重大挑战，这些边界的模糊与重组，重新界定了微信新闻的基本含义和价值，拓展了人们对于新闻的整体理解。

　　 首先是新与旧。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看，新媒体带来了速度挑战(比如微博有关温州动车事故中的报道，微信有关天津化工厂爆炸事件的报告)，这几乎是传统媒介无法逾越的极限，因此传统媒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以时新、时效来定义自己的产品，新闻的核心价值(“新”)遭遇危机。但如前所述，新媒体真正的时间革命并非在于单一维度上的胜利，而是对于线性时间观念的颠覆。微信新闻生成的时间是多重、交错的，既有最及时迅速的快报，也有辗转多年的“旧闻”。比如有关屠呦呦“三无科学家”的报道，即她于2011年在美国获纽约拉斯克奖之后的新闻，在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再度成为“新闻”。对于微信使用者而言，这些新闻之新，不仅在于发生与发布时间的间隔，更与自己的知晓程度相关。作为一种知晓性知识，传统媒介更多的以事件状况和组织机制的协调关联进行新闻判断，但是，作为非专业的生产者，微信使用者从自身及其具体关系中判断价值，首先打破的是被垄断的时间价值体系，而不是所谓的在场优势。仅仅从在场优势来看，传统媒介还是占据一定的制高点，比如在马航飞机失联之后，国外专业新闻机构对于掌握相关信息的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使其在新闻生产中占尽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传统新闻机构的产品能够在微信新闻生成中获得较大的能见度。但是，微信新闻生成中弥漫的大量含糊不清、纠缠交错的个人时间和关系时间，使得传统新闻的时间观念被稀释、被重新定义。

　　 其次是真与假。真实被认为是新闻的生命，传统新闻机构发展出一系列的专业技巧以保证新闻真实。不过，无论是从机构还是文化视角审视，新闻能够实现的真实相当有限，至多是在事实层面上，尽力确保可验证“事实”与报道内容相一致，比如时间、地点、人物等不发生差错。这种真假判断建立在报道与事实的关系之上，暗示了报道乃事实的再现。然而，人们在微信上对于真实的追求远比这样一种再现观复杂。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有一个亲戚，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在微信上转发了各种与其专业无关的信息，许多看上去真实性大为可疑。于是，这位被访者在其中一条朋友圈内容后面评论道：“这是真的吗？”结果，亲戚毫不犹豫地答复：“管它真的假的!”对这种回答，与其理解为缺乏对于真实的判断，不如说是其判断的依据和机构化生产者的判断完全不同，她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框架为参照，与微信消息互相印证。这并非是一种再现的真实观，而是基于经验与关系的真实性建构。有一位被访者明确表达了真实性与关系的相关性：“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和自己有关的，全是原创所以真实性可靠；我不转载，转载的真实性很低。”可以说，微信带给使用者的真实感，是一种不同于大众传媒再现的真实，这是由微信这种新媒介“给予”的：“传媒构造出感知、认识和行动的范畴，在这个范畴里我们才形成与在相关形式中理解和意象的真实性的关系。”(43)

　　 第三是事实与意见。事实与意见的分离是机构化新闻生产的一项重要专业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作为专业核心的客观性原则，这项原则的实践机制则是从业者及其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分离，即所谓的中立、超然。不过，有关新闻生产的研究发现，事实与意见并不能真正分开，事实的选择与呈现方式都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而且系统地偏向于权力机构。(44)在微信上，原本作为专业原则的事实与意见的区分失去了组织与制度支持，微信不存在事实与意见分离的技术和机制，而点赞、评论、转发等谋求关系建构的设计，本身就预含了立场与态度的特殊价值。无论是公开的表态，还是隐喻地表达，或者是默默地围观，都意味着某种连接和关系，与中立、超然无关。一位被访者说道，由于视力下降，一段时间较少查看同学聊天群，也没有在群中说话，结果一位好友特意打来长途电话询问被访者是否因为某位同学的某些言论冒犯而使被访者生气不语；如是，则会要求冒犯被访者的同学亲自道歉。如前所述，由于微信圈的关系因素，不同意见之间偶有交锋，但是较少微博上的语言暴力。除了较为温和的讨论之外，微信意见时常通过所谓的事实传播而体现。再以屠呦呦获诺奖为例，希望批评现行科研制度的使用者大量转发有关屠呦呦的“三无”证据，以及衍生到有关其他院士的各种问题；而试图赞美“文革”的人，则引用或转发屠呦呦等在“文革”中的科学工作和“文革”中的其他科研成果、机制等材料。双方或许少有直接交锋，但是意见对立鲜明。

　　 第四是专业与业余。微信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专业和业余的新闻传播都被置于同一平面，专业性仍可成为一种价值诉求获得在这一平面上的显著位置，但是已然不再占据权威高地，而是面临着与其他专业性的竞争，以及专业之外的质询。所谓其他专业性，这里指非新闻采集本身的专业性。作为“知晓性知识”的生产者，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体现在新闻采集与加工过程，采访作为一种共同的实践，是其专业认同的首要来源。(45)这种基于大众传播的专业模式在分散化的新媒介实践中，首先遭遇的就是原本作为其来源的各种理解性知识生产者，以及那些被新闻媒介当作权威性基础的机构和组织，他们不再需要大众传媒的中介，可以直接进行新闻的发布与交流，新闻媒介原本的中介作用现在面临被新媒介取代的危险。与此同时，新闻专业生产者在新媒介上又采取了与其机构实践不同的策略模式，将不能在传统媒介上发布的消息，通过新媒介广泛传播。这些不能发布的内容，除了政治敏感之外，更多地是更具个人色彩的非专业写作。这些变化都淡化了微信上新闻机构的专业性色彩，使其与业余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专业性有赖于组织和行业的控制与封闭性，(46)而这样的空间分割在新媒介上也无法持续。梅洛维茨(J.Meyrowitz)曾经指出电视时代体现专业权威的前台/后台区隔的逐渐模糊，(47)在微信上，这样的区隔更加不可能，人们在多个聊天群中穿梭往来，很难说清哪个是前台、哪个是后台。面对新媒体给新闻业带来的危机，英国牛津大学新闻学者皮卡德(R.Picard)主张从“实践”而非雇佣关系来定义记者和新闻，(48)但问题是，在微信上，新闻实践的专业性本身变得模糊不清。

　　 最后是公共与私人。虽然公共与私人界限的模糊是一个反复被讨论的话题，(49)但公共性仍然被看作是新闻的一项重要品质，也是大众传播和工业化生产的基础。而在微信上，支持公共性与私人性相分离的基础和条件多不存在，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公共与私人的边界被进一步摧毁，变得流动不居。无论何种方式生成的微信新闻，都始终处于他者注视之下，而这种目光往往是经过自己精心挑选，范围大小极具弹性。在朋友圈或聊天群，人们谨慎地控制着交往边界，但是由于圈群的交错重叠，泄露又总是在所难免，此界内的交谈经常被转发至彼界成为新闻，私密的控制与公共的开放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另外，无论是在朋友圈还是聊天群，很少只涉及公共事务、没有私人话题的现象。一位被访者说：

　　 为了庆祝“建国”这个事，我们初中的一个群，群里32个人全部把头像转成了国旗。看到有人换了，大家开始换自己的，然后有一些评论发出来，在群里有说“为了庆祝国庆”。后来，这个群我们还出去庆祝了一下，国庆节那天聚了11个人吧。

　　 从国家认同到同学认同，在微信上无缝连接起来。另一位访谈对象提供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其同学群从屠呦呦获奖为国争光谈起，很快转移到同学中获得其他奖项的消息，进而互相赞美，其间过渡转换顺畅自然、毫无障碍。有些访谈对象表示，特别不喜欢别人在朋友圈中晒娃、讨论私人琐事；但也有访谈对象说，由于是熟人朋友，所以乐于关注其孩子和私人近况，由此建立关连感。其实，在微信上，私人与公共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相对于闺蜜，单位群就是公共；相对于同学，同业群就是公共。这种矛盾甚至成为困扰一些微信使用者的原因，有访谈对象就表示：“我不想在网上晒娃，同事、领导看了怎么想？我也不想总是谈自己的学术想法，这些内容跟我的中学同学有什么关系？”另一位被访者诉说了类似的问题：“我读大学发了些学术的东西，但是高中玩儿的同学学习都不太好，然后回家就被吐槽：发的东西看不懂啊。”微信朋友圈为此设计了繁复的技术方式，便于使用者管理信息可见的范围，因此微信上的公共和私人之间就有了无数大小不一的空间，把公共和私人的二元对立转变为无级变化的连续统，新闻价值大小也在范围不同的“公共”空间滑动、游移。如果再把微信使用场景的互文纳入考量，公共与私人的边界更难以区分，因为手机本身的“流动性”，“原本固定、单义的当下空间、场景，已然被转换为用以实现使用者个人需求的‘双面(或多面)舞台’”。(50)而这正是“流动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液化力量”。(51)

　　 五、结语：一种交往生成观

　　 法国政治学者斯费兹(L.Sfez)认为，定义传播的方式有三种：再现式、表现式、混合式。再现式传播是人们以主体至上的姿态“利用”技术，“再现过程需要再现者和被再现者，并利用一个既指向客观世界又指向其担保符号的中介，结果是，独有的重要权力在这两种情况下被赋予媒介”。与再现式传播相反，表现式传播“不存在主体发出者向客体接受者发送信息”的单向模式，“‘支配’的思想消失，让位于‘适应’的观点。通过使用介词‘在……里’，人类被嵌进另一种模式之中，即有机体模式”。第三种传播观念是混合式传播，“我们所有人都通过‘媒介’活动来了解我们所在世界中的事件，而‘媒介’活动也几乎摆脱不了再现与表现的重迭。这种重迭把我们导入混合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境地；在相互参照的、封闭的信息回路之外，再也不能找到一丝的真实来源”。(52)

　　 斯费兹以主体为线索定义传播带来许多洞见，如果我们把新闻生产本身也看作一种传播现象(并非只是传播的一个环节)，再现式和表现式传播观念普见于各种概念和模式当中。比如，认为媒体建构的世界，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的“再现”；或者是组织生产机制的“表现”。那么，微信的新闻过程是一种混合式传播吗？从表面上看，似乎十分相似。在这里，主体与客体、生产者与产品混合在一起，诸多界定新闻的传统边界被消解，但事实上，微信新闻生成的结果并非如混合式传播那样，“主体事实、世界事实，继而个体间的互动事实被取消”，“传播只是一个主体科学中无休止的相同重复(同义反复)”。(53)恰恰相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微信新闻生成最富有意味的实践形式是在交往、连接中生产，而非建构一种对立和隔离。也就是说，微信新闻过程并非混合式传播的“通过”，而是中介化传播的“在之间”。微信把新闻过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高度关联，为其使用者创造了多重时空，远不是一种可悲的“自我同义反复”结局。相反，这种生成带来多种可能性，具有德勒兹所说的“逃逸”和“解域”的力量。这种新的可能性不仅只是德·塞托式的“战术性”抵制，而且是对主体、新闻和新闻范式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的解域和再构造。

　　 作为“在之间”的微信新闻生成，不仅仅是机构化产品的新的行销形式，也不仅仅是通过自媒体实现个体的自我展示，尽管这些现象依然在微信中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微信中介的各种节点，包括作为主体的个体和机构，以及作为客体的文本和世界，它们本身都发生了改变。首先是主体的改变，微信主体已然不是笛卡尔那个与客体对立的主体，但也不是“只有通过客体存在”的“弗兰肯斯坦”，(54)而是一种“节点主体”，(55)他们沉浸于关系和互文之中，在多重意义的网络中重新构建自身的存在，并以这种存在来判断是否新闻、是否真实、是否具有价值。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地再以使用与满足模式来解析，不是说微信满足了既有的某种需求，而是人们在微信使用过程中，创造了新的自我，新的生存方式，原先区分需求类型所依赖的基础也已逐渐变化、消失。使用者与被使用的媒介相互构造。

　　 其次是新闻定义本身的改变。作为产品的新闻的“作者”隐没，甚至作为消费环节对立面的生产本身也被消融，人们在各种媒介与交往网络中重新界定新闻，这是一个分散的、多元的新闻定义。如前所述，原本界定新闻的各种边界在微信上遭遇侵蚀与模糊，人们对于新闻的期待也大为改变，由是，原先代表着真实、权威的机构生产者在微信上不仅变成和个体一样的普通节点，而且，机构生产者与其产品的关联本身也变得若有若无，不再清晰。当笔者追问被访者在微信中首先获得的某些新闻的来源时，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指认出来自哪个公众号，只是简单地说朋友圈或聊天群。这对于机构生产者来说，是远比广告客户流失更为严峻的挑战。

　　 最终，微信新闻生成挑战了新闻生产范式本身。大众传播的新闻生产范式，建立在线性序列时间和静止空间的基础之上，但微信软化时空边界，重组了人们的时空结构，拔除了大众新闻生产赖以维系的基本架构。微信新闻生成的范式如何影响传统新闻业需要更多经验研究，但是对于在新媒体“危机”时刻寻求融合发展的传统新闻业来说，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真正威胁：既非内容为王，也非渠道为王，而是如何以新的时空架构来定位自己的节点位置与存在方式。

　　 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新闻生成不同于传统新闻生产的特征、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时空体验重构和认知理解新闻的范式变化。并非所有的微信新闻都必然具有这些特征、带来如此变化，本文倾向于德勒兹分析电影时所采持的立场。德勒兹将电影的生成力量称为“电影化效应”：“当电影最为电影化的时候，电影的效应就得到了最佳的揭示”，(56)所以并不是所有电影都具有电影化效应。本文所讨论的新闻生成，主要是针对微信这种新媒介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形式和人们的特殊实践方式，(57)并不排除人们使用微信所进行的非生成式新闻生产行为。

　　 本文未能就微信新闻生成所带来的时空体验重构和新闻范式变化对于社会和个体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展开探讨，但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当年面对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Habermas)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批评，(58)如今公共与私人边界的进一步模糊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与公共生活？英国社会学家拉什(S.Lash)批评大众媒介的“立即性”和朝生暮死、无休无止的传播特点，导致“社会性”为“信息性”所取代，取消了人们的反思时间，从而丧失批判性。(59)那么，微信新闻生成的多重绵延和时空再造，将产生何种社会和文化影响？等等，这需要对微信的新闻生成展开更加系统化的经验研究，以探讨各种主体(包括专业生产者)的因应之道。本文希望为进一步的研究开启新的思路与方向。

　　 注释：

　　 ①比如：Luengo,M.,"Constructing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vol.15,no.5,2014,pp.576-585; Zelizer,B.,Terms of Choice:"Uncertainty,Journalism,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5,2015,pp.888-908.

　　 ②Picard,R.G.,"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vol.15,no.5,2014,pp.500-510.

　　 ③Marchionni,D.M.,"Journalism-as-a-Conversation:A Concept Expl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vol.23,2013,pp.131-147.

　　 ④王鑫：《谁更频繁用社交应用看新闻？中年人胜过年轻人》，2016年1月26日，http://tech.qq.com/original/biznext/b138.html#，2016年3月14日下载。企鹅智酷是腾讯科技旗下互联网产业趋势研究、案例与数据分析专业机构，微信由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开发、运营。

　　 ⑤企鹅智酷：《解密微信：微信平台首份数据研究报告》，2015年01月27日，http://tech.qq.com/a/20150127/018482.htm#p=1，2016年3月14日下载。

　　 ⑥需要说明的是，人们有关“什么是新闻(news)”的观念，往往受到新闻生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训话式新闻”还是“作为对话的新闻”，实际都是在言说由专业新闻机构所生产的新闻产品，此“新闻”即“新闻业”(journalism)或“新闻方式”，是作为“工艺的新闻”(journalism as a craft)。“自媒体新闻”虽然去组织化，但仍然沿袭了这种“工艺”观。本文所探讨的微信新闻活动(wechat journalism)，与这种组织的、工艺的新闻业不同，是一种“作为交往的新闻”。

　　 ⑦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⑧[英]汤姆·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⑨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王海、刘家林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⑩根据腾讯集团公布2015年财报显示，微信及WeChat月活跃账户于2015年底达6.97亿，同比增长39％。《国际金融报》2016年3月17日。

　　 (11)本文并非对微信使用进行类型化描述、分析，而是力图阐释微信特殊的新闻过程及其意义，因此并未采用严格的社会学方法收集资料。文中部分经验材料来自个人体验和日常观察、非系统性访谈，以及亲友提供的相关文本内容。为准备此文写作，笔者还对4位不同年龄的学生进行了集体访谈，并委托这4位学生对13位年龄、性别各异的普通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这些访谈全部录音并誊录。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没有引用微信的原始文本。

　　 (12)S.霍尔、S.克里契、C.杰弗逊、T.克拉克、J.罗伯茨：《作为社会生产的新闻》，杨击译，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153页。

　　 (13)《张小龙公开演说实录：微信公众平台的八大法则》，2014年12月11日，http://tech.qq.com/a/20141211/026981.htm，2016年3月14日下载。

　　 (14)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15)[英]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16)[美]理查德·布茨：《美国受众成长记》，王瀚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17)比如：Tuchman,G.:"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9,no.1,1973,pp.110-131; Gans,H.:Deciding What's New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

　　 (18)Hermida,A.:"Twittering the News:The Emergence of Ambient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vol.4,no.3,2010,pp.297-308.

　　 (19)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

　　 (20)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7页。

　　 (21)[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4页。

　　 (22)[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23)转引自秦海鹰：《罗兰·巴尔特的互文观》，《法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1-7页。

　　 (24)[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25)[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26)[美]B.罗胥克：《制作新闻》，姜雪影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27)[英]斯图尔特·霍尔：《编码/译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3-437页。

　　 (28)刘阳：《道德绑架也是绑架》，《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9日。

　　 (29)Tuchman,G.,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78.

　　 (30)比如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关于电视观众的人类学研究》，[英]罗杰迪金森等编：《受众研究读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63-275页。

　　 (3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2)[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33)[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的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34)[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的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41页。

　　 (35)[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

　　 (36)[英]多丽·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3、123、149页。

　　 (37)Tuchman,G.,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78.

　　 (38)周红丰、吴晓平：《重思新闻业危机：文化的力量——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的文化社会学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39)[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0)所谓“三无”是指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

　　 (41)刷屏又称“洗版”，也叫“洗板”“洗屏”，广义指在网上论坛、留言版、BBS以及即时聊天室、网络游戏聊天系统(公频)等短时间内同一人发送大量信息，专指重复相同或无意义的内容(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wNbL2Emvyzg0AER2Jh8-9OKnDAkdBoVyIxfQSwUwS_DTCFZmZoqRonQtuRNpQ6HggTwXN4-vefhO5apWHIxH_)。现也指多人同时发送同样信息，占据使用者的微信、微博等个人屏幕空间。

　　 (42)[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43)[德]马丁·塞尔：《实在的传媒和传媒的实在》，克莱默尔(S.Kraemer)主编：《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44)参见[美]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Shoemaker,P.J.& Reese,S.D.,Mediating the Message:Theorise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2nd ed.),White Plains,N.Y.:Longman Publishers LISA,1996。

　　 (45)Schudson,M.,The Power of New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6)Macdonald,K.M.,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1995.

　　 (47)[美]约书亚·梅罗维兹：《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48)Picard,R.G.,"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vol.15,no.5,2014,pp.500-510.

　　 (49)比如[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50)黄厚铭、曹家荣：《“流动的”手机：液态现代性的时空架构与群己关系》，《新闻学研究》(台湾)2015年第124期。

　　 (5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52)[法]吕西安·斯费兹：《传播》，朱振明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93、18、100页。

　　 (53)[法]吕西安·斯费兹：《传播》，朱振明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54)[法]吕西安·斯费兹：《传播》，朱振明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55)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56)[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57)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微信这种新媒体所具有的独特形式及其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本文并未从微信这一技术形式的设计理念进行“预言”，也不认为媒介技术单方面改变了人类行为，而是以人们的微信使用实践为基础，描述并分析嵌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微信新闻生成方式及影响，因此是一种“社会取向”(库尔德利)的媒介实践研究。其实，“技术决定论”一说预设了技术与人/社会的对立，并不恰当，如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Stiegler)所说，技术物体是一种“有机化的无机物”，而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技术性存在”，人与技术相互构造([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56页)。媒介技术具有特定的“可供性”(affordances)，人们在生活中以独特的方式实践并改造媒介([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这是本文的基本技术立场。

　　 (5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59)[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共[1]页

谢静的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