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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的研究热点回顾与趋势展望——2012国际传播文献综述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黄艾 点击:18587次 时间:2016-11-21 21:09:01
  2012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世界政治的风云突变,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纷繁复杂。国际政治舞台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全球权力的更替交迭,使中西方处于既紧密依存又相互博弈的新态势。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国际传播继续就核心问题和重要现象展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国际传播的新手段、新策略因其在全球传播权力转移中的独特作用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全球化语境:国际传播面临新挑战

  2012年,国际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崛起中的中国无疑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如何凸显“话语权”,发出中国声音,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中学者们新的关注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陈向阳认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和交融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纷繁复杂,未来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和争夺的焦点将是话语权;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利益调整期,中国经济的腾飞、与西方发展路径和政治价值观的迥异,使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发展路径受到外部质疑①,这些都给中国国际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沈国麟认为,全球化语境生成了国际传播研究中的许多可能性和新的研究对象,因而必须超越功能主义的路径,对国际传播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将其看作一种全球行动、一类文化现象和对全球化的一种想象建构②。

  对于全球化语境与大众媒体的依存关系,英国著名学者科林·斯巴克斯评析道,“全球化具有全新的特殊社会动力,因为它把相当的重点放在媒体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心的地位上……越来越多不同的学术思潮开始关注信息社会、软经济和虚拟平台等方面,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媒体,转变为构成社会真实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认为,我国当前的对外传播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从“边缘”位置步入世界传媒业的“中央舞台”,但现在所面临的更为艰巨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我国对外传播真正实现“入眼、入脑、入心”④。康何艳认为,中国自加入WTO后,更为紧密地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西方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化的驱使下极力向外扩张,并呈现出跨国经营和话语权两大优势。相比之下,我国国际传播理念较为滞后,媒体缺乏公信力,要完成“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⑤这一国际传播重大使命,任务极为艰巨。

  吕正韬认为,2012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十二五”规划和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一年,而复杂多变的国际态势和国际环境也对中国的外交智慧和国际传播力提出了重大挑战。此时,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变革、大调整进一步加深,快速崛起的中国正成为世界新变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推力。在经济、文化、信息全球化持续深入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软实力”和“话语权”建设提上更高的战略议程,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更好地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赢取心灵认同,以更好地服务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推进。⑥

  传播理念: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

  这年,国际传播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理论研究,并回到“传播理念”这一本原问题,着重探讨了“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两种理念的差异和传播观念转变的现实必要性。

  叶皓认为,“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公共外交所采取的不同理念。两种理念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对外宣传”立足于本国主体,侧重于媒介的一元性与直接性,重视信息的过滤与筛选,具有刚性;“国际传播”则立足于国际受众,重视信息公开,并侧重于媒介的多元性与间接性,因而更兼有柔性。要实现从“对外宣传”至“国际传播”的转变,就要使立足点从“以我为主”转向“以国外受众为主”,使话语体系从“中国官方语言”转向“国外受众语言”⑦。

  中国社科院姜飞博士认为,要推进中国传播理念的更新,尽快实现从“宣传理念”向“传播理念”的转型,积极思考和探索核心文化概念和价值观的确立⑧,提升国际话语权。康何艳认为,要解决我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就应该打破原有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尝试转变传播理念,真正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⑨。

  史安斌教授认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完全受制于内政外交的实际考量,结果是“形式大于内容”,缺乏能够被主流国际社会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因此对外传播的内容要实现从“现实政治”走向“观念政治”,向世界传播清晰而一致的价值观⑩。

  传播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伴随全球化语境的生成以及传播观念的转变,传播主体逐渐从“一元”发展为“多元”,而新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则使多元主体的话语表达成为现实可能。

  周庆安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民族国家对国际传播的掌控能力越来越低,更主张通过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多种行为体来实现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利益”。(11)吕正韬认为,我们在保持和加强官方话语力度的同时,要特别利用好非官方的话语源。在话语内容上,精选传播主题,做到既有宏大叙述,又有微观镜像。更多地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智库和民间大使来表达观点,传递思想,形成与官方话语互动配合的局面(12)。

  学者叶皓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上,“民间”的外交主体具有更好的亲和力和外交弹性,进退都游刃有余。国际传播的主体应从“官办”走向“民办”,思想库、国际文化名人、跨国公司、NGO组织和数量庞大的华侨、留学生都可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其拥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13)。

  关于传播主体的建构,王莉丽提出“多中心”理论。她认为,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政府、智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以及普通公众可以形成多个相互独立的行动体和舆论中心,这种多元互动的传播旨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以“多中心”开展国际传播,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地位的削弱(14),而是以政府为主导,依托于大众传媒、思想库和民众等多元行动主体发挥出强大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新媒体: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新契机

  新媒体具有传播迅速而广泛、信息海量和用户深度参与的特性,因而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新平台和新契机,它作为一支重要的传播力量在国际传播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魅力。叶皓认为,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无障碍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其凭借高度的信息扩散能力和多向互动的全通性特征,已越来越成为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争的政治博弈平台(15)。

  隋岩教授认为,现代媒体特有的海量信息集散特性、议程设置功能、公众舆论引导作用等,以及媒介承担外交任务的低烈度性,解决问题的具体性、针对性、短期性,实现内容的新闻性,较之传统外交、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具有独特的外交功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增强,作用日益显现(16)。

  沈国麟认为,新媒体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互联网在全球的应用,不仅仅改变了我们对于信息、媒介效果的认知,而其本身崭新的传播方式对于人类传播是一种颠覆和革命(17)。

  王莉丽认为,面对国际传播中新媒体化的趋势,中国应在战略布局上突出新媒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扩大基础设施规模,提升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国家网络电视台,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搜索引擎,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网络媒体,从而更有效地突破西方信息壁垒,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促进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更好地参与全球话语权争夺(18)。

  技术范式:重构国际传播秩序中心

  这年,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传播技术的变革,国际传播技术范式的转移正日益消减传播主权边界,消减并模糊传播身份,从而导致现代传播生态格局和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构。

  龙小农认为,所谓“国际传播技术范式转移”,是指新传播技术给国际传播格局带来革命性变化,改变国际传播原来的主要传播技术平台,迫使所有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传播竞争格局中采用新传播技术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他认为,自国际传播诞生以来,已发生过三次技术范式转移。这三次技术范式转移分别以当时的新媒体——报纸、国际广播和国际卫星电视为传播介质,经历了分别以“英国——英、美——美国”为主导国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变迁。

  王莉丽认为,互联网的普及正引起一场信息革命,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和网络民意号召力的迅速上升,对各国国际传播形成了两大挑战:其一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其二是政府可通过新媒体将本国的外交政策、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他国,影响其民众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19)。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融合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第四次传播技术范式转移已初见端倪(20),网络新媒体成为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在这场国际话语权的激烈争夺过程中,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宣扬的所谓“互联网自由”,到跨国媒体集团的极力扩张,美国从政府到媒体展开了全方位的博弈。美国政府一方面高歌“互联网自由”,另一方面却对国际互联网13台根服务器进行严格管控,意图在“自由”和“人权”的掩饰之下,牢牢地掌控国际话语霸权,主宰世界传播新秩序。第四次技术范式转移过程中,中国一方面要审慎应对“互联网自由”意识形态的渗透,坚持传播主权;另一方面,更应积极作为,发挥网络新媒体的独特优势,努力型塑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在重构“中心”与“边缘”的国际传播格局的博弈中赢得发展契机。

  趋势展望:超越西方经验,发展中国路径

  著名华人学者赵月枝认为,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基于本地的社会实践,因而要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勇敢地超越西方经验,发展中国路径。

  高红玲、金鸿浩认为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应扎根于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这与赵月枝教授提出的“超越西方经验,发展中国路径”这一观点相契合。

  是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开题,该课题立足于对中国传媒所处国际竞争环境与趋势的分析,聚焦于中国传媒的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能力提高的双重议题,考量新的全球脉络下国际传播的发展状况与方向,思考中国媒介所面临的种种机遇与挑战,寻求对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和发展国际传播能力的思想、战略与方案。该课题立足于顶层设计的学术视野,力求通过严谨客观的科学分析和扎实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次上提出切实的指导理念和解决方案。课题分为理论、实践两个研究方向和六大子课题。在“国际传播发展趋势研究”和“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建构研究”这两个相互交织的核心主题上,胡正荣认为,要增进对国际传播话题设置能力的研究,重点研究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抢夺国际话语权、占领道德制高点;增进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研究;增进对中国主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增进对国际传播策略的研究,尤其注重中国理念和价值观的全球传播策略,重视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研究,从布局、内容、渠道、运营等角度全方位构建现代传播体系(21)。

  关于传播体系的建构,王莉丽认为开展“全方位”(22)的国际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我国在“全方位”国际传播方面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主要在政府外交、媒体外交、文化传播三个层面展开。尤其在文化传播层面,孔子学院大力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核和根基,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文化认同(23),为中国文化以及国际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之,2012年中国国际传播大体上延续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的重大议题,并对传播理念变化、传播主体转换、技术范式变迁以及新媒体所带来的传播格局变化保持了高度关注。宏观层面,国际传播学术界聚焦于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国际传播现状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中国国际传播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国国际传播理念的变化;微观层面,研究者着眼于伴随传播观念变迁我国传播主体的多元建设,以及如何超越西方经验,发展中国路径,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并试图通过深入剖析在这一研究上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注释:

  ①吴奇志:《前瞻舆论形势,构建传播战略》,《对外传播》2012年第6期

  ②沈国麟:《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路径》,《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

  ③[英]科林·斯巴克斯著,刘舸等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

  ④史安斌:《未来5-10年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创新策略》,《对外传播》2012年第9期

  ⑤康何艳:《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的处境》,《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1期

  ⑥吕正韬:《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更好地开展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2年第4期

  ⑦叶皓:《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

  ⑧同③

  ⑨同⑤

  ⑩同④

  (11)周庆安:《当代国际传播的二重困境与策略性突围》,《中国记者》2011年第8期

  (12)同⑥

  (13)同⑦

  (14)王莉丽:《构建“多中心”、“全方位”国际传播体系》,《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

  (15)同(11)

  (16)隋岩:《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及媒介外交功能》,《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

  (17)同②

  (18)同(14)

  (19)同(14)

  (20)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

  (21)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17

  (22)同(14)

  (23)黄艾:《网络孔子学院:优势与不足》,《对外传播》2012年第9期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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