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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戴宇辰 点击:237次 时间:2016-12-21 19:50:20
   2008年索尼亚·列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就任国际传播学会(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主席之时,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所有事物的媒介化”(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①的演讲。在演讲中,列文斯通谈到了当时传播媒介研究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关系的激烈变革,“我们的研究领域已然跨越了关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二元划分,而拥抱了诸种全新的、互动式的传播网络形式”。②也就是说,媒介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列文斯通将现时代定义为“所有事物媒介化的时代”,实际上点出了一个欧洲传播与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向——媒介化转向。的确,进入新千年以来,以北欧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媒介研究学者开始陆续从“媒介研究”转向“媒介化研究”。广义上来看,媒介化指代的是这样一种趋势: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它与之相互交融,并且不断更深入地卷入各种领域的变化之中。

   随着媒介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欧洲已经出现了颇为成熟的“媒介化研究学派”。诸如Stig Hjavard、Knut Lundby、Frledrich Krotz、Andreas Hepp、Klaus Bruhn Jensen等学者近些年来不断地有著作涌出,也有大量的关于媒介化研究的论文出现在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期刊之中,主题无所不包——从宏观的理论构建到微观的个案考察(诸如政治媒介化研究、宗教媒介化研究、游戏媒介化研究等等)。可以说,媒介化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欧洲传播与社会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鉴于此,本文旨在对欧洲“媒介化研究”发展进程做出一个批判性的回顾,从而厘清“媒介化”这一概念的缘起、发展、成型以及反思与限制等等,以期能够“在所有事物媒介化的时代”为国内传播学研究开辟新的视角。

   一、缘起:从信息社会到信息化社会

   在关注信息时代变革的巨著《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中,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将信息技术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的“古腾堡星汉”(Gutenberg Galaxy)的出现为知识的传递开辟了新的方式,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卡斯特的“互联网星汉”(Internet Galaxy)正是新时期社会形态的基础构型。

   但是,如果仅仅将信息界定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信息社会”事实上只是“工业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卡斯特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与“信息社会”理论家保持距离:“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社会也没有编写技术变迁进程的剧本,因为许多因素——包括个人的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冒险进取——干预了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社会应用过程,因此最后结局如何要看复杂的互动模式(pattern of interaction)而定”。③与传统的信息社会理论相反的是,卡斯特并没有将信息之量的积累视为社会变革的最终推动力,而是认为社会与技术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辩证互动过程。在讨论新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他更为明晰地强调了这一点:“信息发展方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的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④通过界定新社会形态依赖于一种“信息化”(informational)发展方式,卡斯特将信息的“自反性”(reflexivity)作为信息化社会形态下社会变革的动力。整个社会的变革并不依赖于信息掌握的量的积累,而是相反,一种新的对于如何积累信息存储和提取信息的社会模式的出现(即信息的自反性)才能够推动所谓的时代变革。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网络社会的崛起”中的关键要素——信息,卡斯特的处理与传统的学者大相径庭。他将信息置于一种“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位置,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模式依赖于对于信息的存储、提取和处理来重新构型。也正因为此,卡斯特区分了“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和“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两组核心概念:“信息社会强调信息在社会中的角色……相反,‘信息化’这个用词表明了社会组织之特殊形式的属性,在这种组织里,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基本来源,因为新的技术条件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浮现。”⑤

   这一从“信息社会”转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实际上为媒介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媒介——或者更广义地说,信息的传递——已经开始摆脱传统传播研究中的“中介性角色”,而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构型过程。媒介化研究的学者普遍接受了卡斯特的这一理论前提,赞同整个社会已经转向为一种“信息化”(informational)的社会。他们更倾向于将“信息化”置换为“媒介化”(mediatizational)这一更为具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媒介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且以自身的逻辑塑造社会文化。

   因此,“媒介化研究”正是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趋向。“媒介”(media)或“媒介技术”(media technology)不再如传播功能主义中被置于中立的工具(tool)角色,⑥而是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正如Hjaryard所言,“媒介不再仅仅是一种互动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形塑(mould)互动发生的方式”。⑦卡斯特将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称为“真实的虚拟之文化”(a 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在媒介化学派看来,这一断言暗含出媒介所塑造的文化形态已逃脱单纯的“虚拟”(virtual)角色,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因此,对于媒介化现实的发生、演变和影响的研究就成为了媒介化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说明该学派的基本理论前提:在传统社会中,村落或者城市的构造往往依据自然和物理设施的条件,例如村落沿着河流沿岸而建,城镇沿着铁路延伸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实体性、物质性的媒介成为了构筑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在媒介化社会中,当媒介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后,社会也开始依据当前媒介与传播手段来重新组织其关联方式。正是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手段的兴起,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相互依托的“网络”(network),而个人则成为了诸条网格之间的相互关联的“节点”(nodes)。那么如何考察网络的形态,以及各个节点之间的传播逻辑,就成为了媒介化学派的关注重点。

   二、媒介逻辑:媒介作为社会的先验形式

   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佐证了传播学者的预言——媒介在新社会形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呼唤学者们革新研究范式,从而能够透过一个崭新的视角思考媒介与社会的能动关系。粗略来看,对于媒介的研究一直以来有着“形式”与“内容”的二分。主流的传播学将媒介视为一种“工具性角色”,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作为中介化手段的媒介所传递的“内容”。因此,在这种理论视域下,媒介的“内容”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诸如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等)显然是大于其“形式”本身的(媒介的“形式”只关系到传播效果的好坏、受众接受程度的深浅等等),用“媒介化学派”的话来说,这种研究是关于媒介的“中介化”(mediation)研究;比其主流学者对于“内容”的偏好,在“媒介化学派”看来,他们的研究要关注的是“媒介化”,因此媒介的“形式”是要远远大于其“内容”的,甚至于是,媒介的“形式”成为了左右社会形态的核心要素。因此他们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某种特定的“媒介形式”是如何作用于社会,并且开辟了哪种新的可能性。

   虽然着眼于“形式”,但是在媒介化研究中,这种形式绝不是僵死的形式,而更倾向于齐美尔(Simmel)所言的一种“社会综合”(social synthesizing)。在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中,他一反经典的社会学研究将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而关注于社会化的交往形式。借用康德追问“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名言,齐美尔也试图探索社会得以综合的先验条件,追问“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对于齐美尔来说,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在于一个可供经验检测的“社会本体”,而是要考察社会“各种要素本身里先验存在的条件”,通过这些条件,“各种要素现实地结合为社会的综合体”。⑧社会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个栖身其中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之中。换言之,社会是这种联结关系的体现,正是由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互动、相互作用,才形成了社会的全部样貌。对于齐美尔来说,所谓的社会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互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不是单纯地将社会看作预先存在,去探寻满足维系这种结构的客观条件。

   取道齐美尔使得媒介化研究学者找到了立足媒介形式之论断的合法性,作为社会综合的形式承担起了社会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正如Levine对于齐美尔的总结,“形式是一种综合性原则,它从原始的经验中选取适合的材料,并将其打造为具有决定性力量的联合体”。⑨从这一点出发,Altheide和Snow两位学者开始将形式社会学引入传播研究领域,提出了“媒介逻辑”(the logic of media)这一概念:

   “齐美尔认为形式是这样一种过程,社会通过它得以呈现自身。形式本身并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过程性的框架(a processual framework)。正是通过它,社会互动得以发生。媒介逻辑就是这样一种形式。”⑩

   媒介逻辑强调的是媒介形式的优先性,认为应该开展一种“由媒介本身所引起的社会制度化变革的分析”。(11)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媒介视为一种结构现实的“框架”,通过对于社会中经验性材料的“裁剪”,社会现实才能呈现自身。而所谓的“媒介逻辑”,正是这一裁剪所依据的“准则”。以媒介逻辑为研究起点,Altheide和Snow寻求的是一种研究媒介的范式转变,这也启发了后续的学者开始关注媒介对于现实的创构性作用。Kent Asp最先将“媒介逻辑”这一概念与“媒介化研究”关联起来:“媒介化正是媒介逻辑的现实”,而为了研究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必须考察“在媒介生产进程之中的系统性规则(systems of norms),而这正是媒介逻辑研究的领域”。(12)

   作为社会先验形式的媒介逻辑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某些特定的社会领域事实上依据了媒介本身的“系统性规则”来展开。因此,如何描绘这些系统性规则的作用方式,就成为了媒介研究者所关注的核心命题。Nick Couldry强调媒介的研究应该摆脱传统研究的“中介性角色”,着眼于考察“是否有特定的行动场域(fields of action)因为媒介而展开或者关闭”。(13)借用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Couldry暗示出媒介的实践本身可以能动性地开创出某些全新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等待着行动者利用媒介来适应其各个场域之互动规则。媒介事实上本身与社会处在一种相互互动的关系之中,既存在着凭借媒介介入的旧有社会空间,又存在着依据媒介建立的新型社会空间。正如“惯习”本身是一种历史性的概念,强调“历史建构成为自然”,媒介研究应该着眼于当前信息化社会中一种依据媒介实践所开展而形成的“惯习”,从而“将研究兴趣从特殊的媒介传播案例转向媒介对于当代文化和社会的结构性转变”。(14)

   三、媒介化:两种研究传统

   “信息化社会”与“媒介逻辑”等概念共同指向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媒介化研究的出现。那么如何在理论谱系中定位媒介化这一概念,就成为了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早期的媒介化研究以“媒介逻辑作为社会的先验形式”为理论内核,倾向于将媒介看作一种独立的“制度化力量”。Stig Hjavard强调:“媒介化是这样一种发展进程,社会或文化活动(诸如工作、休闲、游戏等等)中的核心要素采取了媒介的形式”。(15)为了描述媒介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影响,Hjarvard区分了两种不同层面的媒介化现状,第一种是“强意义上的媒介化”;第二种是“弱意义上的媒介化”:

   1.社会或文化活动采取了媒介的形式,它们必须通过与媒介的互动得以呈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于国际象棋电脑程序的发明,这使得象棋活动可以采用两人在一个媒介化的环境下对弈的形式呈现。另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是网上银行的发明,使得所有类型的金融活动(支付、借贷、现金流、市场信息、金融分析等等)必须通过互联网和电脑进行互动。

   2.社会或文化活动的结构和符号性内容由媒介环境所影响。它们逐渐地依赖且与其相互交融。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非媒介化产品中使用媒介化形象,例如麦当劳的汉堡。在麦当劳的消费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体验,同时还是为了与媒介所塑造的象征性环境中的影像人物(例如电影角色、卡通人物等等)互动。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是互文性话语的发展,媒介的话语与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逐渐交融在一起。例如丹麦人关于美国的知识很多程度上受到媒介话语的影响,因此,这些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话语与媒介塑造的关于美国的印象交织在一起。(16)

   在Hjarvard看来,媒介不再是传统研究中与其余推动社会变革的要素相并置的力量,而是一种独立的“制度性要素”。它可以依照其自有的逻辑(媒介逻辑)对社会环境进行重构与再表征。正如在齐美尔那里作为“社会综合”的形式一样,媒介正是成为了这种呈现社会现实的“框架”,只有通过媒介本身的表征,我们才可以获得关于社会现实本体的知识。媒介作为社会先验形式的地位使得Hjarvard将媒介逻辑定义为一种制度化的“运作模式”(modus operandi):一方面,它使得非媒介的表征形式逐渐转向媒介表征;另一方面,它也要求非媒介的行动者必须依照媒介逻辑重新组织社会行动,媒介正是社会结构的逻辑所在。社会和文化活动采取媒介的形式从某种程度上将媒介定义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准则,Nick Couldry和Andreas Hepp将这种研究取向称为“制度化传统”(institutionalist tradition)。(17)

   制度化传统固然打开了重新思考媒介化研究的空间,但也不免有走向“技术决定论”之嫌:媒介似乎可以以“自身的偏向”来影响和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18)随着媒介化理论构建的不断深入,有学者也开始自觉反思制度化传统的媒介技术至上倾向,以及其对于社会互动形式的忽略。一部分学者开始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重新思考媒介化,与“制度化传统”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社会建构传统”(social-constructive tradition)之中。这一研究取向的学者起点在于“由传播工具产生的文化环境的社会文化分析”。(19)他们并不将日常生活的媒介化视为一种“技术决定过程”,而是将其置于一种主体与传播工具的过程性互动之中。媒介化通过提供传播手段的新的可能性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人类也通过使用新型媒介,“改变了他们建构社会的方式”。(20)

   Friedrich Krotz最先使用“元进程”(meta-process)这一术语来指称媒介化的现实,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历史进程的发展逐渐由媒介及其影响的发展而推动”。(21)因此,“媒介化这一概念描绘了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媒介逐渐地与日常生活、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建构紧密相关”。为了阐明媒介化研究对于传播研究的影响,Krotz区分了三个维度的传播研究:(22)

   

   可以看出,Krotz将媒介化研究定位在高维度的传播研究之中是想强调,媒介并不是一种独立作用于社会现实的因素。相反,它本身是依托具体的现实情境来与社会环境展开互动。所谓的“媒介化”并非一种强迫一方服从另一方的逻辑(正如“制度化传统”所强调的),而是在双方互动过程之中共同建构了一种新的历史情境。在他看来,媒介化甚至可以与“全球化”“个体化”和“商业化”并置,成为影响和改变社会发展历史的四种“元进程”力量:“每一种元进程都是一种秩序性规则,使得我们将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改变关联起来,这同时也影响了其他相关的领域”,(23)而这种变迁始终是一种动态性的互动过程。

   社会建构传统启迪研究者媒介化研究中“情境”(context)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种完全脱离于具体社会情境的“媒介化”现实。也有学者试图在一个更为广义的范畴中去考察媒介化,例如Winfried Schulz一方面承认媒介逻辑对于社会现实的穿透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存在着一种与传播行为相互融合的新现实。基于此,Schulz区分了媒介化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四个影响:(24)

   1.扩展: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扩展了人类的交流能力

   2.替代:替代了一些传统面对面的交流活动

   3.融合: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的交流活动融合为一体

   4.接纳:不同行动者开始有意识地依照媒介逻辑、准则、形式和规律从事交往活动

   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Andreas Hepp尝试用“塑造力量”(moulding force)这一术语弥合制度化传统和社会建构传统之间的分歧。在Hepp看来,两种研究传统之间的分歧在于它们对于媒介的不同定位,而这一概念试图将媒介的作用归结于“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物化”(reification)两种:首先,与“制度化传统”将媒介作为一种制度要素不同的是,Hepp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类行动的“制度化”之中。借助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理论,他强调的是人类行动对于既定结构的一种习惯性回应:“制度化不仅仅强调社会活动中的某种习惯性行为,而且强调行动者对于这些行为的习惯性的交互回应”,因此,“媒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行动的制度化行为”;(25)其次,Hepp诉诸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将媒介作为一种物化的技术装置来看待。在Latour那里,“装置是参与者之行动的一种物理构型”,(26)而媒介恰恰是人类传播行为的一种物化装置,它“通过这种物化形式来对人类的行动产生影响”。(27)因此,在媒介化的现实下,媒介既是社会行动者的固定习性(制度化),又是其行动的物化实践(物化)。

   在媒介化宏观理论构建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关于媒介化的中观/微观研究也层出不穷。Hjarvard以乐高积木为例,考察了传统玩具制造商如何在遭遇电子游戏的冲击后,转向媒介化产品生产,他将这一过程命名为“从积木到比特”(from bricks to bytes)。(28)André Jansson关注了旅游经验的媒介化转变,认为“旅游和媒介消费开始共享了同一逻辑,共同作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29)Simon Cottle强调战时新闻报道的媒介化使得媒体机构反客为主,在报道中扮演了既参与又互动的角色。(30)由于西方近年来政治运动与媒介的紧密关系,大量学者开始尝试用“政治的媒介化”这一术语指称这一现象。Mazzoleni和Schulz考察了政治媒介化对于西方传统民主观念的影响和改变。(31)Jesper Strmbck则将政治的媒介化区分为四个阶段,认为媒介化使得政治机构与参与者不得不遵循媒介的逻辑重新调整其政治战略。(32)在Strmbck与Esser的另一篇论文里,他们将媒介对于政治的干预归结为“塑造政治”(shaping politics)。(33)还有诸如Stewart M.Hoover从宗教的媒介化,(34)Synne Skjulstad从时尚的媒介化等方面进行微观考察(35)……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介绍。

   四、反思: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

   随着媒介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这一概念本身的反思性的批评也逐渐增多。Deacon和Stanyer就直言“媒介化”这一概念是否过于宽泛,以至于媒介化研究究竟带来的是一种关键概念的变革还是一种“乐队花车效应”。在Deacon和Stanyer看来,媒介化这一概念就存在着“影响太过窄化”“片面孤立其他制度性要素”“媒介逻辑这一概念定义含糊”等诸多问题。(36)

   的确,在宏观层面,媒介化学派在处理媒介与社会历史变革进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太过简单,以至于他们均统一预设了媒介独立作用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之中,完全忽略了媒介与政治、媒介与经济、媒介与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勾连关系。在卡斯特那里,信息技术始终是与资本主义作为既定社会结构关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信息化社会”需要以资本本身所存在的生产性动力为前提。而到了Krotz那里,媒介化已经是由资本所推动的全球化、个体化、商业化并存的“元进程”了。也就是说,在媒介化学者那里媒介技术被视为“决定性的”,而非“生产性”或“主观意义上的”效用。这种研究倾向虽然一方面强调了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可能最终会导向一种技术乌托邦的想象,以至于走向以媒介为中心的社会本体论考察。

   其次,在中观/微观层面,媒介化研究对于具体社会场域的考察也太过绝对,无论是在“制度化传统”还是“社会建构传统”中,学者们普遍倾向于将媒介逻辑视为一种先验的社会行动法则。用媒介化学者的话来说,媒介逻辑能够“穿透”(saturate)社会机体。但是已经有学者开始反思媒介逻辑的作用效力。例如在政治的媒介化研究中,Maurer和Pfetsch就发现并非所有的政治行动者统一采纳“媒介逻辑”作为其政治行动准则。而是,“一些政治家会衡量所持有的信息对于记者的重要程度,专业化其新闻活动的安排,以此来控制新闻报道”。(37)更为显著的是,政府和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针对新闻活动中的措施来反制新闻报道,在实践中,他们并不会一味地遵从媒介逻辑。

   虽然理论的构建还不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化研究”已经作为一种传播研究的新的方式逐渐浮出水面。有学者就直言当代传播与社会文化研究正经历一轮所谓的“媒介化转向”。(38)唐士哲总结了当前传播研究对于媒介与社会这一主题理论化的三个层面:

   1.媒介的社会心理实践:媒介的内容与人的态度、认知、行为间有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关系的判定在于后者的改变上。

   2.媒介的文本实践:媒介再现的符号系统和论述是建构或维系社会意识、个人或集体的文化认同或社会认同的主要枢纽。

   3.媒介的机构实践:媒介是既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关系运作的物质性结果。

   而这三种研究恰恰“轻视了传媒实践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可能串联起社会不同场域间互动的关系”。(39)从这一点来说,媒介化研究旨在关注“哪些特定的社会行动场域因为媒介展开或关闭”,也算是填补了当前媒介与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空白之处,这也为传播学者重思媒介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在关于“媒介融合”这一主题的考察中,Klaus Bruhn Jensen开始采用媒介化的视点重新检索这一经典概念。Jensen反驳了新媒介将整合、融合旧媒介的观点,而是强调媒介融合乃是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数字技术始终是一种元技术,重新开辟了新的传播活动场域。因此,传播研究应从“作为媒介的技术”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从而考察特定的媒介与传播实践将对社会组织产生何种影响。(40)

   总之,欧洲“媒介化学派”准确地把握到了当前传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变革,从而确立了以媒介为中心的社会本体论考察。尽管在理论构建上仍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以媒介为动力的新型社会结构正逐步到来。在面临这一巨大变化的不争事实之时,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当前的任务不应仍是固守旧时的规范性基础,而是应该转向考察当前社会形态的生成矩阵(generative matrix),或言着手绘制Fredric Jameson所言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

   注释:

   ①列文斯通当时仍然用“mediation”指代媒介化,但随着媒介化研究的向前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mediatization”一词。

   ②Livingstone,S.,"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ICA presidential address 2008,"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9,no.1,2009,p.1.

   ③[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④[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⑤[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第25页。

   ⑥See Lazarsfeld,P.F.,& Merton,R.K.,"Mass communication,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In Rosenberg,B.,& White,D.M.(Eds,)," Mass Culture: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1957,pp.457-473; Lasswell,H.D.,"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37,1948,pp.215-228.

   ⑦Hjarvard,S.,From bricks to bytes: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In Ib Bondebjerg & P.Golding.(Eds.),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Bristol,UK:Intellect Books,2004,p.44.

   ⑧[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1页。

   ⑨Levine,D.N.(ed.),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xv.

   ⑩Altheide,D.L.& Snow,R.P.,Media Logic,Beverly Hills:Sage,1979,p.15.

   (11)Altheide,D.L.& Snow,R.P.,Media Logic,Beverly Hills:Sage,1979,p.7.

   (12)Asp,K.,Mediatization,"media and mediarchy," Nordicom Review,vol.11,no.2,1990,p.48.

   (13)Couldry,N.,Listening beyond echoes:Media,ethics,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Boulder,CO:Paradigm Publishers,2006,p.47.

   (14)Hjarvard,S.,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Routledge,2013,p.2.

   (15)Hjarvard,S.,From bricks to bytes: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In Ib Bondebjerg & P.Golding.(Eds.),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Bristol,UK:Intellect Books,2004,p.48.

   (16)Hjarvard,S.,From bricks to bytes: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In Ib Bondebjerg & P.Golding.(Eds.),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Bristol,UK:Intellect Books,2004,p.49.

   (17)Couldry,N.& Hepp,A.,"Conceptualising mediatization:Contexts,traditions,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vol.23,no.3,2013,pp.191-202.

   (18)[美]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Meyrowitz,J.,Medium theory,in Crowley,David J.& Mitchell,David(eds.),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p.50-77.

   (20)[美]伯格、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Krotz,F.,"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vol.3,no.3,2007,p.258.

   (22)Krotz,F.,Mediatization: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al change,in Knut Lundby(ed.),Mediatization:Concepts,Changes,Consequences,New York:Peter Lang,2009,p.24.

   (23)Krotz,F.,Mediatization: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al change,in Knut Lundby(ed.),Mediatization:Concepts,Changes,Consequences,New York:Peter Lang,2O09,p.25.

   (24)Schulz,W.,"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9,no.1,2004,pp.88-90.

   (25)Hepp,A.,"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28,no.6,2013,p.620.

   (26)Latour,B.,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71.

   (27)Hepp,A.,"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28,no.6,2013,p.620.

   (28)Hjarvard,S.,From bricks to bytes: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In Ib Bondebjerg & P.Golding.(Eds.),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Bristol,UK:Intellect Books,2004.

   (29)Jansson,A.,"Spatial phantasmagoria the mediatization of tourism exper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7,no.4,2002,pp.429-443.

   (30)Cottle,S.,Mediatized Conflict:Understanding Media and Conflict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McGraw-Hill Education,2006.

   (31)Mazzoleni,G.,& Schulz,W.,"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6,no.3,1999,pp.247-261.

   (32)Strmbck,J.,"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13,no.3,2008,pp.228-246.

   (33)Strmbck,J.& Esser,F.,Shaping politics:Mediatization and media interventionism,in Knut Lundby(ed.),Mediatization:Concepts,Changes,Consequences,New York:Peter Lang,2009,pp.205-223.

   (34)Hoover,S.M.,Complexities:The case of religious cultures,in Knut Lundby (ed.),Mediatization:Concepts,Changes,Consequences,New York:Peter Lang,2009,pp.123-138.

   (35)Skjulstad,S.,Dressing up:The mediatization of fashion online,in Knut Lundby(ed.),Mediatization:Concepts,Changes,Consequences,New York:Peter Lang,2009,pp.179-204.

   (36)Deacon,D.,& Stanyer,J.,"Mediatization:key concept or conceptual bandwagon?" Media,Culture & Society,vol.36,no.7,2014,pp.1032-1044.

   (37)Maurer,P.,& Pfetsch,B.,"News Coverage of Politics and Conflict Levels: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perceptions of two elements of mediatization," Journalism Studies,vol.15,no.3,2014,p.342.

   (38)Friesen,N.& Hug,T.,The mediatic turn:Exploring concepts for media pedagogy,in Knut Lundby(ed.),Mediatization:Concepts,Changes,Consequences,New York:Peter Lang,2009,pp.63-84.

   (39)唐士哲:《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2014年10月,第32-33页。

   (40)Jensen,K.B.,Media convergence: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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