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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传播研究的知识边界——美国《传播学刊》专刊“领域的躁动”的思想史解读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金礼 秦艺丹 点击:269次 时间:2017-01-23 22:26:54
  尽管个别研究已经有所涉及,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3年的专刊“领域的躁动”(“The Ferment of the Field”,以下简称“躁动”)在传播研究史上的意义似乎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与阐释。1980年,《传播学刊》以检视传播学这一“重要的新兴学科”的研究状况为目标,组织征文,讨论传播研究者与“科学、社会和政策决策”的关系、传播研究在“社会问题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手段与策略,①最终形成了这辑由来自10个国家的41位作者所写的35篇文章组成的专刊。专刊各作者在彼此毫无交流的情况下,就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知识角色、知识特性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行为科学取向的正统传播研究则成了几乎半数作者的批评对象。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批评,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对专刊给出了“扭转了传播研究方向”的高度评价②,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也因此重构了其传播研究的知识想象——在其临终遗稿中,专刊呈现的文化研究“修正”与批判研究“反向运动”成为他特别关注的主题。③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与行为主义正统传播学左右两翼的传播学者对“躁动”专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评价或反应。

  这一共同反应绝非偶然。作为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顶级刊物,《传播学刊》与“躁动”专刊利用建制性力量组织国际著名研究者撰文发声,通过集中讨论,淡化行为主义研究的正统性,接纳批判研究与文化研究等另类研究路径,试图推动传播研究知识边界的实质性拓展,自然会形成一定的学术反应。不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传播研究遭遇了何种知识境遇因而需要这种建制性反思,这种反思又如何回应这一知识境遇因而能够获得广泛反应?实际上,近20余年来,关于传播研究的路径多元性以及多元路径之间逻辑关系的反思性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回应着“躁动”设置的问题,顺理成章地,专刊的编辑出版理应被视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传播思想史事件。

  一、贝雷尔森的“鬼魂”:传播研究的正当性焦虑

  关于“躁动”专刊的编辑意图,主编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引言”(“Introduction”)中所正面表述的,似乎并不是全部事实。反倒是他颇不以为然地提及的贝雷尔森写于20余年前的“挽歌”(Iament)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意味特别深长。所谓挽歌,是指贝雷尔森1959年发表于《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的《传播研究的状况》(“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该文开篇即声称,“就传播研究而言,当前状况是正在枯萎”④。这一断言虽然早在《舆论季刊》同期发表的三篇回应文章中就遭到痛斥,贝雷尔森挽歌却如同一场难以醒来的噩梦,一直萦绕在众多传播研究者心头,至少当其审视传播研究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时。对此,参与“躁动”专刊的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说得极其坦白:“‘传播研究’多年处于知识关怀与学术权力的边缘,承受着贝雷尔森著名解散令(dismissal)的鞭打,痛苦不堪。”⑤与加汉姆相对照,施拉姆多年的满怀豪情便显得相当苍白可笑。1959年,施拉姆曾用其繁忙的事务性工作,如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午餐会晤、参加国际研讨会,听取学生研究情况汇报等嘲讽贝雷尔森。⑥1983年,施拉姆在“躁动”中依然如此这般去论证传播研究的繁荣。然而,一旦采纳了加汉姆的视野,就会发现施拉姆所列举的这些活动实际上与贝雷尔森的挽歌完全不相关。传播研究的边缘性与否并不取决于具体研究者是否忙碌,而是取决于它能否提供获得知识共同体认同的知识贡献。用贝雷尔森的话来说,也就是能否提供启发他人思考、吸引他人追随的伟大思想(Great Ideas)。在贝雷尔森看来,随着先驱性的一代研究者——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与霍夫兰的离去,传播研究领域创造这种伟大思想的原动力也消逝了,传播研究因而走向了枯萎。

  “引言”透露的真正信息是,格伯纳是在写给世界各地顶尖传播研究者的征稿信中,提及贝雷尔森断言。惠特尼(D.Charles Whitney)因此曾在一篇关于“躁动”的书评中,将贝雷尔森断言称为“过去的鬼魂(Ghost)”。⑦虽然现在已经无法获知征稿信的具体内容,但提及这一行为本身就表明,格伯纳希望撰稿人对贝雷尔森有所回应,而至少八位撰稿人真的响应了这一呼吁。由此可以推断,驱鬼很可能正是格伯纳发起组织这辑专刊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说是根本原因的话。显然,尽管格伯纳没有如加汉姆一般备受贝雷尔森“鬼魂”的熬煎,但他也并不像施拉姆那样对贝雷尔森轻浮地冷嘲热讽。在格伯纳看来,贝雷尔森断言是一个涉及到传播研究身份合法性的严肃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富于启发性与解释力的思想的创造问题,传播研究无论如何热闹,它实质上就只能处于知识生产与学术权力的边缘,无法摆脱贝雷尔森“鬼魂”。格伯纳关于专刊编辑意图的陈述,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驱鬼方案。在格伯纳看,对传播研究知识目标、知识角色的讨论,隐藏着产生新的传播思想的可能性。

  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动荡的匈牙利,并在青少年时代亲身体验过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统治,格伯纳对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支配与文化控制有着本能的敏感和抵制,从而使其在进入美国主流知识界之初就形成了与美国正统传播研究颇不相同的知识观与价值立场。如果说格伯纳的博士论文《传播通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956)还仅仅是试图通过整合历史、哲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控制论等领域中关于传播的理论、观点,形成对人类传播实践辩证的、一般化的理解,因此只是表现出对行为主义效果测量与理论化的一种游离的话,当其在斯迈思(Dallas W.Smythe)的帮助下任教于伊利诺斯大学进而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掌安娜堡传播学院时,格伯纳则逐渐成为了一种完全与正统传播研究相对抗的新力量。当然,建立起被称为“格伯纳模式”的《传播通论》也正是后来格柏纳式文化研究的启航之地。1992年,格伯纳接受伦特(John Lent)的访谈时表示,“格伯纳模式”在很长时间里为其提供了很好的“服务”。通过这种服务,格伯纳形成了“一切行动,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即传播”的观点,并将传播学定义为“以人与社会通过讯息进行的互动过程为关注对象的学科”,而这一学科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运用从符号学到内容分析的多种方法关注讯息、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对于传播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生产、分配讯息的大型社会机构的研究。就其根本而言,格伯纳认为,传播研究的主题是“分析与理解我们生于其中并形成我们关于生活与世界的观念与神话的日常符号环境”⑧。

  将这些表述称为正统传播研究的对抗性力量,似乎有夸大的危险。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探究格伯纳传播研究的价值立场时,这一判断就不难理解了。“躁动”专刊出版第二年,《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刊载了一篇对格伯纳的专访。访谈中,格伯纳特别强调了传播研究的价值导向(Value-oriented),他认为传播研究的理论发现应该致力于以政治自治为基础的公共政策,传播研究议题的要点因此必须是“工业社会中的自由”。这样,传播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为形成避免“文化操纵”的公共政策提供“科学基础”。基于这种考虑,格伯纳为他的传播学院设定的研究对象便被确定为“由文化的产业化以及复杂的技术应用于各种传播形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从而为社会提供管理“产业化文化”的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⑨显然,格伯纳的这种价值立场与行为主义的“价值无涉”(Value-free),存在着紧张关系。而在伦特的访谈中,格伯纳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研究总是关注公共政策而不是关心个体行为时,这种立场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说,如果个体行为被“完全地了解”,那只会增加他们被控制的可能性,因此,他的研究兴趣就在于“受政策控制、受大企业、社会及政治利益支配的文化”⑩。这样,格伯纳所谓分析、理解日常符号环境虽然看起来与拉斯韦尔等第一代传播研究者有着类似的研究对象,甚至研究手段也基本上是拉斯韦尔等人的经验主义方法,但其激发传播研究的基本理念(Idea)却已经与先驱们截然不同。

  不过,尽管自1974年起就接手编辑《传播学刊》,格伯纳传播理念的影响并不显著。格伯纳发现: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但传播研究者却并未解决自己的社会角色问题,甚至在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上仍未形成共识。贝雷尔森“鬼魂”喻示的合法性依然时隐时现。特别是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第三世界知识界开始使用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严厉批评美国的传播、文化政策与传播研究理念,主张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美国主流传播研究者则坚决抵制这一主张,激烈反对传播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其中的代表性事件,是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问题委员会对世界信息与传播结构所作的为期三年的调查及其于1980年发布的调查报告。这份“麦克布莱德报告”公布不久,有着很高学术声望的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就在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AMCR)的年会上发文,指斥这份报告不是“严肃的”社会研究,而是被包装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狂热“断言”(Assertion)。(11)普尔认为,传播是理解人类行为的一种有效途径,传播技术的发展对第三世界国家至关重要。传播新技术的使用能够“让无声者有声”,从而使“参与式传播”“自下而上的传播”成为可能。普尔强调,作为哲学家的传播研究者,应该将其自身的“政治偏向”同研究本身分离开来。普尔虽然也把价值问题看作是研究问题选择的一大标准,并用“使人民发声”作为传播技术的合法化依据,但他坚持认为研究者“理解”世界的知识贡献自然等同于改造世界,价值无涉、科学、客观的“理解”是传播研究者的天然使命。(12)普尔的这一批评文章又受到席勒(Herbert I.Schiller)的激烈批评。从传播在社会中的角色、传播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到传播研究者的社会立场,经验研究者与批判研究者针锋相对、互相责难。这起涉及传播研究身份界定的思想交锋引起了格伯纳的高度重视,他不仅邀请两位作者在《传播学刊》上正面交锋,而且开始策划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反思。“躁动”专刊应势而出。

  二、“批判的”与“折衷的”:“领域的躁动”的反思性实践

  格伯纳1974年主编《传播学刊》是刊物发展史也是建制性传播研究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查菲(Steven H.Chaffee)与罗杰斯曾将其称之为刊物的“激进式重建”,认为这一事件反映了刊物内部传播研究“学科边界的发展”。(13)在与默顿的通信中,格伯纳曾详细讲述了这一“重建”的意图和目标,声称要在“最广阔的跨学科意义”上致力于传播研究,以确立刊物之于传播研究发展的知识领导权。(14)为此,格伯纳还准备组建一个包括默顿、霍尔、哈洛兰(James Halloran)等人在内的特约编辑团队。不过,这次“重建”只是刊物的主题议题从言语传播(Speech)转向了大众传播,研究路径的多元性还停留在计划层面,刊物总体上依然延续着经验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作为标志性事件,“躁动”专刊将传播研究的社会角色、基本问题关怀与实现社会角色、社会关怀的研究方法作为反思对象,“批判”成为专刊中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麦克切斯尼发现,“躁动”专刊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作者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研究者;米勒(Katherine Miller)的著名教科书则提到专刊的前52页就有两篇关于批判理论的论文,而在接下来的310页中则用了86%以上的篇幅呈现关于批判研究的观点分歧。(15)格伯纳刊尾结语中的一句话,集中表达了刊物高度关注批判研究的基本态度:假如马克思还在世的话,他的主要著作就很可能会被命名为“传播”而不是“资本”了。(16)被称为“行政研究”的正统传播研究第一次以相当负面的整体形象出现这本重要专业内刊上。

  传播研究“批判”与“行政”的二分法,始于拉扎斯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论传播的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41)。这篇发表于流亡美国的德国批判学者所办刊物《哲学与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如其发表这一行为本身所表明的,主张两种知识立场的合作、融合、相互补充。尽管拉扎斯菲尔德表示,“行政研究的方法应用与当前急迫的经济社会问题相关的前瞻性项目,将会改进共同体的生活”(17),一些批判研究者对此却高度怀疑。在“躁动”专刊中,席勒、斯迈思等人的批判立场就非常坚决。

  此前与普尔的“一对一”交锋中,席勒就指出,依照现有传播技术的组织、运作方式,人民接受到的只可能是各种商业化的促销信息。对于那些基本需求如食物、医疗等尚自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传播技术带来的只可能是灾难。因此,与此相关的真正问题,只能是批判性地分析当前的社会制度、权力结构。传播研究如果不是在改变世界,就是在维护世界的现状。继续这种价值立场,席勒参与“躁动”专刊提交的论文再次强调技术-产业变革与信息革命进一步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消费对生产的依附关系,而大量研究项目却在理论、模式、概念、方法等方面都有缺陷,它们“倾向于合法化、强化既有体系与既定秩序,它倾向于强化第三世界在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依附性,而不是促进其独立”(18)。因此,席勒认为,探究生产与权力伴生关系的批判研究在信息时代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相似的价值立场,加拿大批判学者斯迈思直接将行政研究看作是一个脏词。他与其合作者直言,“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特定倾向,要么批评并试图改变既有政治经济秩序,要么保卫并强化这种秩序,想在其中保持科学‘中立’的惯常姿态是一种妄想”。既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与问题及所用研究技术的选择有着高度的关联性。行政研究关心“如何使组织的行为更有效率”的问题,隐含的意识形态就是支持或者至少不会严重干扰现状。(19)

  不过,质疑行政研究的价值立场或意识形态倾向的同时,批判研究也面临着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指控,因而不得不更为认真地澄清自己的问题与方法。按照看待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相互关系的不同态度,这种澄清在“躁动”中有着强调两者对立对抗的激进主义与主张两者调和补充的折衷主义两种主张。前者如斯迈思,主要在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在问题选择、研究方法的运用及意识形态倾向三方面的对比中界定批判研究,(20)席勒描述批判研究的一些共同特征也是在与行政研究的比较中表现出来的。(21)例如,席勒认为,批判研究不同于行政研究关注媒介产品的个人消费和影响,而是更看重信息产品的生产。它努力去理解权力尤其是那些与传播过程与信息流通相关的权力的来源与行使情况,并努力去显示关于社会过程与社会体制认知的持续变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这些澄清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梅洛迪(William H.Melody)等人对批判研究的批评:“它‘批判研究’的主要目标不是社会问题,而是行政研究。”(22)但这一批评却又表明了批判研究的理论表述之于传播研究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即它实质上是一场针对作为传播研究正统的行政研究展开的反思性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激进的批判研究与哈洛兰、格伯纳等人的折衷主义似乎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坚持传播研究的“批判性”这一前提,折衷主义承认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致力于消解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二元对立,并认为后者作为一种手段应以始终服务于前者为目的。认识到社会传播与媒介运作情景的复杂性、每种特定观点和概念框架只能呈现部分社会现实,哈洛兰认为,每一种研究方法应为其他研究方法留下了空间。以一套相互补充的研究,进行传播研究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唯一”富有成效的方式。因此,哈洛兰的批判折衷主义立场可以表述为,传播研究应具有明确的价值追求、应促使社会变革,但却必须是基于对过去、当前现实的“系统的”“准确的”观察、描述与分析。(23)事实上,哈洛兰认为,“承诺”“社会关怀”“将研究结果用以促进社会变革的愿望”等不仅给予研究以“动态品质”(Dynamic Quality),而且更赋予研究本身以正当性。格伯纳则试图去解构科学与人文、量化与质化、个体分析与社会分析的二元对立而强调双方的各自价值。批判性作为首要前提主要表现为,通过提供“公共可验证的”程序检验重要的理论命题、对抗“专制权威”,实现对经验主义研究的价值论证。格伯纳主张传播研究“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应该“促使研究在解释社会传播之中与社会传播自身的动态权力关系方面更富于创造力”。(24)总的来说,这些折衷的批判研究一方面关注制度、权力、意识形态等批判研究的经典议题;另一方面,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很少有人去反对经验、量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躁动”专刊的整体而言,不把研究方法本身作为衡量一项研究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相当广泛的共识。(25)在这些折衷主义者看来,传播研究的根本目标是为实现传播的民主化提供知识支持,量化手段在研究中对人类与社会经验的化约、变形虽然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问题,但由此形成的有限理论未必不能服务于这一目标。在这一根本目标之下,由凯瑞与怀特(Robert A.White)等人的文化研究形成了折衷主义的另一翼。

  凯瑞不足三页的短文涉及的主题是文化研究的“激进话语”(Radical Discourse)。从米尔斯、里斯曼、英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四人的研究实践中,凯瑞发现了一套不同于正统传播研究的话语。这套话语从传播与大众媒体的角度处理美国文化与政治的更大问题,批判、激进、非实证,但又与美国生活的脉动、步调、结构紧密相连。(26)这套话语的核心是权力及其言语协作(Verbal Coordination)的问题,直面“社会不仅在传播中、由传播结构起来,而且更由权力与支配关系结构起来”这一基本事实。借用雷蒙德·威廉斯“作为生活方式的整体”的文化观,凯瑞认为,关于大众媒体的思考不能孤立地思考问题(如暴力、色情、儿童等)、制度(如政治、经济、家庭等)或实践(如电影制作、对话、广告等),而应该将它们置于“最广大的语境之中”。另一方面,怀特的文化研究通过将信息接受者对信息的“自由而负责的寻找”作为传播的起点,试图摆脱“信源—接受者”模式暗含的信源支配信息及渠道“威权偏见”(Authoritarian Bias),对传播再定义,以达到为信息及传播渠道的广泛接触、对传播政策的公共参与提供逻辑基础。(27)

  三、传播研究的一致性建构:“后躁动”时代的知识边界重塑

  当反思成为主题,被指为“行政研究”的正统传播学者也并非没有检视自己的学术领地。这种检视或反思尽管明显区别于批判或折衷主义的反思,但就其关心传播研究的知识身份而言,却并不一定就背离了格伯纳的编辑意图。在专刊的卷首论文中,施拉姆就对传播研究未能形成议题“集中而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从而能够“统一”(Unify)传播研究者的学术思考而倍感忧虑。(28)如果说萦绕在格伯纳心底的贝雷尔森“鬼魂”指的是传播研究启发性理念缺失的话,施拉姆的心底也并非没有一个令其难以释怀实际上也未必没有格伯纳深切的贝雷尔森“鬼魂”:传播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真的存在吗?在其接近40年的后半生,施拉姆多次编汇文选(其早年的两部著名教科书都不是独立完成、主题连贯的著作,而是对他人著作的文选汇编)、撰写教科书、撰写传播研究史,根本目的就在于整合传播研究的已有知识,以建立一种统一的、以传播为核心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当统一成为问题,在施拉姆看来,传播研究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正当性也就不可能不是存疑的。

  然而,施拉姆的梦想注定充满坎坷。统一意味着边界的清晰与内含的一致性(Coherence),或者也可以说,通过大体界定体现一致性的某些特征,明确传播研究的共同知识诉求。如果说“躁动”因为通过批判行政研究的问题预设和价值立场粉碎了施拉姆建立在行为主义经验性研究基础上的统一企图,专刊引发的持续性反思更使“传播”这一核心发生动摇。专刊出版次年,克朗凯特(Gary Cronkhite)在《演讲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撰文称,“领域的躁动”在其“令人误解”但也“令人期待更多”的标题下,对“领域”与“躁动”的界定都非常狭隘。就领域而言,克朗凯特认为,专刊忽略了面对面人际传播(包括关系传播、小群体传播、公共演讲)、传播社会心理学、信息的认知处理以及语言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符号学、语用学)等研究领域而将“传播”窄化为“技术中介化的公共传播”(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Public Communication),甚至这个技术中介都集中体现为电视媒体;就“躁动”而言,克朗凯特认为,专刊仅仅涉及了由批判理论引发的“社会批评”而忽略了“修辞批评”与“审美批评”。(29)惠特尼1985年的书评则通过分析凯瑞、康斯托克(George Comstock)的“在场的缺席”,批评专刊的传播研究知识边界想象,从而对其作出了进一步的拓展:凯瑞所代表的美国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康斯托克代表的心理学研究传统在专刊中均未获得认真呈现。(30)

  比较起来,彼得斯对“躁动”专刊的批评表现得更为彻底。在对传播研究建制化与其知识贫困的相关性讨论中,彼得斯指出,施拉姆等人的“统一”仅仅是建制层面上的,概念“传播”的使用只不过体现了思考者建制上的忠诚,而不能激发知识创造。作为概念的传播及其所指的领域,“知识”与“建制”实现了异文合并(Conflation),“知识”在“建制”的焦虑下丢失了。(31)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众多传播理论并未被用在“传播”所指的建制性领域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因为这些理论地理上分布于大学的其他系部。显然,“传播”不能既将所有相关理论称为“传播”,而又宣称自己是建制性的“学科”或“领域”。基于这样的认识,彼得斯对“躁动”专刊表示了极大的失望。他认为,进行争论的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双方均未对“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作出反思,而是将“传播”的存在当作了确定的前提。

  而且“躁动”的建制性反思还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意外后果。正如卡乌里(Anandam P.Kavoori)等人所指出的,“躁动”的参与者或多或少都有着将社会科学与文化-批判研究的差异与分歧“意识形态化”的倾向,相关各方几乎都是在自己的话语体系内进行分析与批评,坚持某种研究路径的知识正统性。(32)论辩的“意识形态化”带来了“躁动”后传播领域内各种研究取向的割据分立与边界的自我封闭,从而在整体上处于一种“创造性的混乱”状态。研究者更为顽固地坚持自己对研究焦点问题、研究方法的理解。传播研究自我反思的隐喻所唤醒的,实际上是对“分歧”与“冲突”的过度关注。“躁动”专刊出版后不久的1983年11月,正值国际传播学会(ICA)策划其1985年的年会主题。考虑到“躁动”之后越来越明显的“多样性焦虑”,策划者确定了“超越争论:范式对话”的年会主题,希望调和各研究路径之间的“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状态,超越“表面的差异与极化”,形成对差异的真正理解。但这一推动对话与整合的尝试却收效甚微,所谓对话实际上仅仅是将实际操作的研究纳入一些“合法化框架”之中,以使理论及方法论的多元性稍微“秩序化”。(33)不过,也正是从这届年会开始,一些研究者积极响应年会主题的呼吁,超越正统化、意识形态化偏见,“同情的理解”各种传播研究路径的知识关怀,沟通“传播”这一共名之下的各种研究,寻求其内在一致性,并以这种一致性为基础,实现传播研究诸种知识的融合、贯通。其中,克雷格(Robert T.Craig)的一系列努力尤其引人注目。

  克雷格反思传播研究虽然直接起因于“躁动”专刊——实际上,在其反思性活动的早期,克雷格几乎都是将“躁动”作为整体列为参考文献,但却能够跳出“躁动”中“行政-批判”两分法思维,独辟蹊径理解传播与传播研究,并将传播称为一种“学科”。克雷格说,将传播研究称为学科这一行为本身,就在强调各种研究传统或多或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强调其典型产品在研究对象、问题设定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这种一致性或家族相似性,在克雷格看来,就是各种传播研究均在“通过批判性反思培育传播实践或传播技艺”(34)。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克雷格对“实践”进行了颇富启发性的解释。克雷格认为,“实践”实际上具有两种意义,因此也就有了两个序列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两个序列的“实践性学科”。两种实践,其一是对应于传播研究、发生于生活世界中的传播行为,如人际交流、公共讲演、媒介化传播等;其二是传播研究本身作为实践,方法论则是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序列传播理论。作为实践性学科,克雷格认为,两个序列的传播理论都“与实践有着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都有着“对实践的详细技术描述”并都通过“对实践的一系列一致而普遍化的重建,突显实践的内在原则、价值及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矛盾”(35)。克雷格说,正如作为第一序列实践性学科的传播研究培育着传播技艺,作为第二序列实践学科的方法论培育着作为第一序列实践学科的传播研究技艺。

  从这些发表在1985年ICA年会的观点开始,克雷格参与《传播学刊》1993年的另一辑反思性专题、参加讨论美国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传统,不断探索着传播研究的知识品性,最终于1999年形成了以传播研究各知识传统的“对话性的辩证一致性”(Dialogical-dialectical Coherence)为核心观点的理论模型,为调和传播研究多种研究路径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理解传播研究的知识身份提供了一种基本解释框架,并获得广泛认同。(36)

  为建立这一理论模型,克雷格首先确立了两项原则:作为元模型(Metamodel)的建构主义与作为元话语(Metadiscourse)实践的传播理论。元模型的观念与1980年代两个序列的说法相联系,克雷格声称,传播的第一序列模型是以强调传播过程中某些特定方面的方式看待传播,第二序列模型也就是元模型强调这些模型的特定方面。建构主义作为元模型,就是扬弃作为传递的传播观,把传播置于广阔的文化与思想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它强调传播理论的反思性,认为传播理论虽然源于一定文化条件下普通人对传播所作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一经形成,又会或强化或改变日常的思考与实践。传播理论帮助创造了那些它给予解释的现象。克雷格认为,以建构主义为元模型,打开了一个多种传播理论对话、互动的理论空间,从而使传播理论在保持其开放多元性的同时成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元话语的观念则进一步发展了作为实践性学科的观点。所谓元话语即关于话语的话语,也就是那些支持我们把有关传播的各种话语当作话语看待的常识性信念(Commonplace Belief),既不将其视为建制性学术权力争夺的工具,也不视为意识形态争斗的场域。这种元话语又可以分为实践性元话语与理论性元话语,前者内在于传播的社会实践,后者则通过将各种传播理论理解为各自在其相对抽象、明确论证、规范性的观念化过程中完成传播实践理论重建的理论活动,讨论各种理论的相对优点,促进传播研究各知识传统的积极对话,以建立传播理论的实践相关性与理论相关性,实现传播理论的一致性建构。

  新出教科书对克雷格解释框架的广泛接受,(37)在很大意义上表现出对传播研究的一致性追求取代知识规范或价值取向的正当性成为传播研究知识身份建构的主题,传播研究的边界问题也获得了重新界定。作为一门与特定社会实践(传播)具有密切关联性的知识领域,社会实践的快速发展与高度流动性无疑会使传播研究的知识边界与知识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与重建之中。从《传播学刊》“领域的躁动”以来的知识反思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启示或许是,我们可以一直质疑、一起建构,而不必焦虑。

  ①The Editors Introduc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4.

  ②[美]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③Schramm,W.,Chaffee,Steven H.,Rogers,Everett M.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A Personal Memoir,Thousands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7,pp.111-120.

  ④Berelson,Bernard.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23,1959,p.1.

  ⑤Garnham,Nicholas.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Materialis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p.314.

  ⑥Schramm,Wulber.Comment,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23,1959,p.7.

  ⑦(30)Whitney,Charles.Ferment and the Field,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2,1985,p.134,p.40.

  ⑧Lent,John A.Interview with George Gerbner,in Lent,John A.(ed.).A Different Road Taken: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pp.92-94.

  ⑨See Ledger,Marshall.The Dean of Communications,Pennsylvania Gazette,1984,pp 19,18.

  ⑩Lent,John A.Interview with George Gerbner,in Lent,John A.(ed.).A Different Road Taken: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p.95.

  (11)Rogers,Everett M.The Empirical and the Critical School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Yearbook 5,1982,p.132.

  (12)Pool,Ithiel de Sola & Schiller,Herbert I.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An Exchang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1,1981,pp.15-23.

  (13)Chaffee,Steven H.& Rogers,Everett.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dvanced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in Schramm,W.,Chaffee,Steven H.,Rogers,Everett M.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A Personal Memoir,Thousands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7,p.174.

  (14)A letter from Gerbner to Merton,1973.6.15,see George Gerbner Archives,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http://web.asc.upenn.edu/gerbner/archive.aspx?sectionID=91.

  (15)Miller,Katherine.Communication Theories:Perspectives,Processes and Context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p.75.

  (16)Gerbner,George.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ritical-In One's Own Fash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358.

  (17)See Lazarsfeld,Paul.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9,1941,p.8.

  (18)(21)Schiller,Herbert I.Critical Research in the Information Ag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253.

  (19)(20)Smythe,Dallas W,& Van Dinh,Tran.On Critical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ve Research:A New Cri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117,p.118.

  (22)Melody,William H.& Mansell,Robin E.The Debate over Critical vs.Administrative Research:Circularity or Challeng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110.

  (23)Halloran,James D.A Case for Critical Eclectis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273.

  (24)Gerbner,George.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ritical-In One's Own Fash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256.

  (25)See Whitney,D.Charles.Ferment and the Field,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2,1985,pp.139-140.

  (26)Carey,James W.The Origins of the Radical Discourse o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312.

  (27)White,Robert A.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Transition to a New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299.

  (28)Schramm,Wilbur.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A Retrospective View,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4.

  (29)Cronkhite,Gary.Book Review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Vol.70,1984,p.471.

  (31)Peters,John D.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13,1986,pp.540-541.

  (32)Kavoori,Anandam P.& Gurevitch,Michael.The Purebred and the Platypus:Disciplinarity and Site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3,1993,pp.173-174.

  (33)Dervin,Brenda,Grossberg,Lawrence,O'Keefe,Barbara J.,and Ellen Wartella Introduction,in Brenda Dervin(el al.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Vol.1,1989,pp.13-17.

  (34)(35)Craig,Robert T.Communication as a Practical Discipline,in Brenda Dervin(el al.eds)Rethinking Communication,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Vol.1,1989,p.119,p.99,p.105.

  (36)Craig,Robert T.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Communication Theory,Vol.9,1999,pp.119-161.

  (37)See Craig,Robert T.Pragmatism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Vol.17,2007,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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