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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闻学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单波 林莉 点击:276次 时间:2017-01-23 22:27:59
  近十多年来,由全球化、网络化引发的全球媒介转型成了引人注目的话题。各类不同程度的媒介转型引发研究者强烈的追问:商业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是否会导致全球趋同?新闻商业模式的变迁会对民主产生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专业主义才能够服务于不同的社会?是否存在一套普遍的媒介伦理规范?跨国新闻实践如何适应不同文化、政治、经济的需要,实现全球对话?本文所关心的是,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比较新闻学发生了哪些变化?为此,本文以2011-2015年的英文文献为对象展开分析。

  本文界定的比较新闻研究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中新闻理念或新闻实践的比较,比较的对象需要具备以下两个要素:第一,新闻学中核心概念、理念或实践;第二,受到宏观层面(政治体制、市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环境、世界格局等因素)影响而在不同国家中呈现出相似性或差异性。以此筛选出69篇比较新闻学文献。这些文献在问题、概念、方法、观点和框架上都具有明显的创新精神及批判意识,表现出比较新闻学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一 比较新闻研究的范式

  比较新闻学/比较媒介研究已经达成某种共识:反对不加反思地将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理论直接运用到另一文化中,默认理论的纯粹普遍主义观( universalism),同样也反对过分强调理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从而封闭与其他文化对话的可能。

  怎样才算作比较研究呢?一个奉为经典的回答来自艾德斯坦(A.Edelstein),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中某项共同行为的比较就是比较研究”[1]。布鲁姆勒(J.G.Blumler)等人随后扩展这一定义,认为“当比较对象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地理或历史(空间或时间)所决定的不同系统时,才算是比较研究”[2]。如今,这种强调共同或差异的比较研究走向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表述,埃瑟(Frank Esser)和汉尼茨(Thomas Hanitzsch)认为,比较研究至少包括两个对象的比较,这两个研究对象都受到宏观层面(体制、文化、市场等)影响,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领域既有理论框架中的要素,比较分析必须置于某一理论框架中,必须阐明情境因素如何造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3]。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言论,例如,曼奇尼(P.Mancini)和哈林(D.C.Hallin)提出“将情境的作用理论化,正是比较分析的全部意义”[4]。在这里“情境”弱化了比较的化约风险和绝对化风险,凸显了比较的丰富性与相对性,表现出比较的后现代意义,即走出自我中心,走向平等对话。

  埃瑟进一步在目标与策略层面深化了对于比较的理解。他提出比较研究的五大目标:提供对于某一体制或文化的情境性描述,以提高我们理解传播的能力;辨析比较研究中的功能等价物,也就是确定什么是可比的,什么是不可比的;建立不同类型和模式;对各种相似性和差异性做出解释;预测未来新闻业的发展方向。为了达成这些研究目标,他提出六大研究策略:在研究中加入各种变量,特别是那些可以表现外力影响的变量;研究外部变量与内部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跨国力量与本土力量的协商;在必要的地方加入去国家化的案例;采取多层面的比较研究,包含国家层面的,国家内层面的以及超国家层面的;用更具有理论想象力的框架取代民族国家研究;采用多元方法论和多元理论的视角。[5]显然,这样的目标和策略为超越中心论、绝对论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虽然可以使差异性和相似性的认知更加精细化,但由于缺失比较的对话性目标,使得认知的工具理性比较突出。如果要弥补认知的价值理性,还需要搭建比较新闻学研究的多样性对话框架。汉尼茨联合18个国家的学者展开研究,建构出一个具有文化多样性意义的功能等价物——“新闻文化(journalism culture)”,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新闻机构角色认知、新闻的认识论和新闻伦理意识形态。新闻机构角色认知包括三个维度:干预主义(记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事特定人物并推广特定价值观)、权力距离(是热衷于挑战权力,还是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个合伙人)、市场定位。新闻的认识论呈现出两个维度,即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是相信自己可以而且应当剥离事实与价值,还是相信所有的新闻再现都不可避免地经过筛选),经验论与推论的对立。新闻伦理意识形态包含两个维度:绝对论与相对论的对立(是强调专业伦理的普遍性,还是强调伦理选择依赖于情境),高度理想主义与低度理想主义的对立(是强调善的结果需要通过正确的行为取得,还是认为未来达成更大的公共利益可以牺牲部分)。[6]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比较认知策略。

  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补充,尼尔森(Rasmus Kleis Nielsen)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新闻传播研究之间互相借鉴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比较政治学是一个绝佳的榜样,这个领域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路径交织,它们用大量的量化研究来分析比较不同国家各种政治行为的变量,同时也有对政治制度、福利体系和生产规制等宏观领域的纯粹质化的比较研究。”[7]他们建议,比较研究应该以经验为基础,观察不断变化发展的媒介体制,改变此前比较新闻研究狭隘的个人维度,转向宏观层面的制度性问题。

  二 媒介体制去模式化:挑战和超越《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体制是比较新闻学最早出现的核心议题之一。哈林和曼奇尼出版《比较媒介体制》之后,对它的质疑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最近五年更是集中出现。有人检验他们提出的四个维度,有人通过微观层面(新闻记者的角色认知或新闻文本)的比较来论证宏观层面的媒介体制分类是否成熟,也有人把媒介体制比较延伸到西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诸如以色列、亚洲、东欧等等。

  布鲁格曼(Michael Brüggemann)等人以欧盟公开数据为基础,用哈林和曼奇尼的方法对西方国家媒介体制的四个维度进行重新检验。他们发现“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和“专业化程度”这三个维度具有高度内在统一性,是比较媒介体制的有效变量,而“国家角色”却不是,因为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公共广播、所有权管制和传媒补贴,北美和西欧各个国家在这三个层面的分布不同,不能保证比较的概念同一性。[8]由此,他们建议将最后一个维度从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中分离出来。

  有两项经验研究分别证实和证伪了哈林和曼奇尼提出的三个媒介体制模式。其中之一是埃瑟和温布里希特(Andrea Umbricht)对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报纸政治新闻的比较分析。这六个国家的选择就是按照哈林和曼奇尼的三种模式,英国和美国属于英美传统,法国和意大利属于极化地中海传统,德国和瑞士属于法团模式。他们在这六个国家中分别选取全国报纸、地方报纸和周报一份,随机选择从1960年到2013年的政治新闻,共得到6 525份样本,测量样本中的三大指标:意见导向、客观性和负面性。他们发现三种政治新闻报道风格:美国式的理性新闻分析模式(客观性指标高,同时也多表现为解释性报道)、意大利式的极化报道模式(负面性指标高,同时也多表现为意见导向)以及德国式的带有观点的新闻发布模式(新闻和观点比例均衡)。[9]在检验了媒介体制和文本话语的相关性之后,他们发现这三种报道风格正是由其相应的媒介体制所决定的。这个研究从微观新闻文本证明了:相同的媒介体制导致相同的新闻操作惯例和媒介产出。

  而阿尔贝克(Erik )等人的研究结论却完全相反,他们对丹麦、德国、英国和西班牙四个欧洲国家的政治记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询问他们“政治记者是谁”、“你们和政治家保持何种关系”、“你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不同政治报道模式对公众认知和情感会产生什么影响”。从记者的回答中,他们归纳总结出三个维度:接近政治的方式是僧侣式的还是实用主义的;和政治保持公平关系还是党派关系;记者角色是以信息为主还是以娱乐为主。分析数据表明,各个国家记者的职业自治和角色认知是不同的,但是都受到政客—记者关系的影响,如果记者感受到强烈的政治压力,那么就会从专业主义走向犬儒主义。一个理想新闻业需要的媒介体制由五个因素构成:高度专业主义,低度政治平行性,强大的广播体系,适度的商业化与竞争。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并不支持哈林与曼奇尼的三大媒介体制模式。[10]

  当研究者探寻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模式时,普遍发现哈林和曼奇尼所提出的模式和比较维度完全不适合。例如,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存在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也不存在欧洲国家中的党派制度和新闻专业规范。在以色列“国家安全”对媒介体制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1];而在巴尔干半岛,民族语言、国家认同和文化传统认同对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工具性的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媒介制度[12]。另外,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转型上呈现出巨大差异,媒介市场与国家关系也呈现出多元面向,例如在巴尔干国家,自我审查在苏联时期意味着规定自己不要公开谈论特殊话题(除了用伊索寓言作为隐喻之外),在今天则意味着修正内容以适应当下可盈利的特殊环境[12]。对于同一个事实,不同国家的人们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表述。奥斯热洛斯卡(Dobek-Ostrowska)在论述卡钦斯基总统垄断公共媒体时,认为国家对媒体的干预削弱了民主[13];赵月枝提出,中国媒介制度具有并不独立的商业化和无法保障的专业化特点,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不可以照搬西方世界的三种模式,“在中国,虽然党营媒体模式仍旧在结构上占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数字化和社会化传播的时代中,也许我们需要超越一个简单的模式,在政治工具化、商业工具化、工具主义、专业主义和大众参与的压力之间的张力中来理解中国媒介制度。”[14]

  虽然哈林和曼奇尼当年一直强调三种模式的经验性而非规范性,但当它们被拿来验证比照其他国家的新闻实践时,不知不觉中成了规范性的东西。汉弗莱斯(Peter Humphreys)提出“去模式化”的想法,他认为“模式化”具有明显局限性,将经验套入模式难免牵强附会,与其花费时间精力寻找恰当的分类,不如深入个案,全面分析政治、法律和经济因素如何对媒介体制产生影响。[15]或许“去模式化”就是比较媒介体制背后更有价值的工作,事实上,媒介制度的多元性留给学者丰富的想象空间[16]。媒介体制在整合和转型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动力,它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形成过程需要详细地辨别和分析。

  三 新闻记者角色认知去西方化:反思专业主义与新闻教育

  早期比较新闻记者研究以专业主义为背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麦克劳德(Jack M.McLeod)等人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记者调查,欧盟“媒介与民主项目(Media and Democracy Project)”和韦弗(David H.Weaver)等人的全球记者文献汇编。这些研究都将专业主义视为一套既定的职业特征,可以量化为一系列指标:个体的角色认知、职业态度、价值观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具有明确政治民主价值取向。近五年,人们开始对“专业主义”一词抱以警惕态度,研究对象也从个体层面转向结构和文化层面,反思专业主义的形成,尤其在新闻教育的初始阶段,反思美国式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最具有反思意识的无疑是韦斯伯德(Silvio Waisbord)在2013年出版的《改造专业主义:全球视野中的新闻》(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Journalism and New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该书重建新闻专业意识的全球对话框架,倡导以全球比较的视野来认识新闻专业主义。作者先是辨析了人们公认的新闻“专业”的标准模式——社会信托模式,接着分析新闻专业理性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多种新闻专业文化的杂交过程(hybridization)。韦斯伯德得出的结论是,专业主义不应当被视为某一特定职业所必须具备的某些特征,而是该职业获得自治及司法审判权(jurisdiction)的过程。[17]因为,但凡从职业逻辑出发进行思考,就必然导向某种终极价值,例如某种行为对于民主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要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那会怎么样?而当我们从当事人主体出发,追寻他们如何取得职业自治能力,如何处理将各种关系制度化,那么“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变得具有全球包容性,可以作为比较新闻研究中具有“功能等价性”的基础概念。

  另一项全面调查新闻记者角色认知的是韦弗在2012年出版的《21世纪全球记者》(The Global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这一项目延续了作者在1998年出版的《全球记者》,当时作者调查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共计20000名记者,这次他调查了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共计29000名记者。其中,有些项目沿用当年的问卷,有些项目增补新的调查问卷和访谈。促成作者再次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媒介经济压力、各种职业的人参与到新闻工作中以及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这些现象给“谁是新闻记者”以及“新闻记者应该具备什么资质”带来了新的问题。作者追问,结构转型对新闻专业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变迁如何改变了新闻专业的人口分布和组成,这种变化对职业观和职业态度有什么影响。作者对记者的调查分六大区域,即亚洲记者、澳洲记者、欧洲记者、北美记者、南美记者和中东记者。作者将记者分别按照年龄、性别、就职组织大小、婚姻状况、民族身份、受教育程度和新闻学教育比例进行统计,涉及他们对职业自治的理解、职业满意度、对新闻业的忠诚度、职业价值、角色认知、新闻报道伦理,这些指标可以作为新闻记者比较研究的基本资料库。时隔13年,再度收集新闻记者的数据,韦弗认为几乎很难证明出现了一种全球新闻文化的趋向,记者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提出这个基本的结论之后,作者认为比较研究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要回答“那又如何(so what)”,也就是这些价值观是否影响以及到底如何影响全球记者的新闻实践[18]。

  和1998年出版的《全球记者》类似,这本书以单一国家地方新闻记者的调查问卷和数据统计为基础资料,再进行二手比较,容易导致比较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降低,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为跨国比较而设计的。然而,此书不失为关于全球新闻记者最全面的资料汇总,它也仍然是比较新闻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考文献。

  专业主义并不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且也并非职业角色规范的单一来源。平塔克(Lawrence Pintak)对阿拉伯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新闻记者的调查发现,他们是通过伊斯兰哲学价值来认识新闻职业,而不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伊斯兰记者的角色观念来源于伊斯兰教义中的说真话、追寻正义和公共利益信条[19]。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新闻专业主义自西方向东方蔓延成为全球普遍价值观的观点,同时也证明,新闻职业观的形成除了受到全球标准的影响之外,还受到本地价值观,诸如文化、政治风气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

  这一结论在一系列新闻学学生职业观形成的研究中得到多次呈现。尼格伦(Gunnar Nygren)和斯蒂格布朗德(Karin Stigbrand)对五个国家(波兰、俄罗斯、瑞典、爱沙尼亚和芬兰)527名新闻学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四个问题:“成为记者的动机是什么”、“从能力和性格特征的角度来看,你们如何定义专业身份”、“学生眼中的记者理想和价值观”、“如何看待记者和政治、公共关系、商业的关系”。答案显示在这四个问题上,中东欧和北欧每个国家的学生都呈现出多种维度的回答。整体来看,中东欧学生的批判意识较弱,对政治身份和名望的期待较强,他们更看重社会网络关系能力;而北欧的学生则具有较强的批判意识,对金钱的欲望更强烈,他们更重视自我激励能力。作者认为,这种差异是由媒介体制所决定的,中东欧国家政治平行性较高,而北欧国家的专业程度较高。这项研究同时也证明了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单一性的,而是复数形式的,它包含某些普遍性的价值观,也受到各个国家的文化遗产、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20]与此同时,马拉多(Claudia Mellado)等人调查了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墨西哥、西班牙、瑞士和美国的新闻学学生的职业意识。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学生对于专业化的认识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巴西和智利学生认为记者扮演公民导向的看门狗角色,而澳大利亚、瑞士和美国学生更倾向于认同消费者导向的职业角色,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学生既有公民导向,又不拒绝臣民导向。作者认为这种差异与媒介体制有关。[21]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记者影响了新闻生产。这一发现促使马拉多继续探究新闻记者的角色认知问题,追问角色认知如何反映在新闻内容之中。两年后他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认为新闻记者角色认知(role conception)问题应当转变为新闻记者角色表现(role performance)问题,并给出量化标准:记者声音(即记者干预程度,是旁观者、解释者、建议者还是当事者);权力关系(是看门狗还是忠诚的守护者);受众取向(是服务于一般人还是提供娱乐信息还是服务于公民)[22]。

  也有学者从政治学与公共关系的角度分析职业角色的影响。默勒(Peter Maurer)和费奇(Barbara Pfetsch)对八个欧洲国家的政治精英和记者进行了调查访问,追问政治吞并(意指政治媒介化与媒介政治化)对媒介自治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发现,媒介体制的结构差异在政治吞并过程中扮演重要的中介因素,在极化多元主义媒介体制中表现得最明显。[23]徐贤贞(Hyunjin Seo)对报道六方会谈的韩国、美国和欧洲记者调查之后发现,越是坚信参与者身份的记者,越是容易受到信源的影响,特别是易受政府操控。[24]

  四 多元化和同质化的新闻报道

  自李普曼提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图景”以来,新闻报道与公共知识一直是新闻学领域关注的问题。比较新闻学在这个议题上的贡献,除了通过比较个案之间的异同性以检验既有理论框架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由新闻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差异性报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差异性公共知识,消除偏见与误解。

  常被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新闻的软化。既有的理论假设是,在商业化和技术化的时代潮流中,传统大众媒体为缓解压力提供越来越多的娱乐化、碎片化和过度简化的信息,这将会给我们的公共知识带来严重影响。奥尔堡(Toril Aalberg)等人搜集了11个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希腊、挪威、哥伦比亚、印度、日本、韩国)商业电视台和公共广播电视的国际新闻报道,并在这些国家中展开民意调查。他们发现三种现象:第一,越是市场导向的媒介体制和电视台,国际新闻越少;第二,由商业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中,更关注软新闻而非硬新闻。主流电视台报道的国外新闻非常有限,而且受到国家利益和地理接近性因素的影响;第三,硬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公民外交知识呈正相关关系[25]。卡伦(James Curran)等人则比较了芬兰和英国媒体的硬新闻,从整体上来看,芬兰媒体比英国媒体更关注硬新闻,尽管芬兰人对政治的兴趣不如英国人高。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丹麦媒体的专业记者文化比英国强,更强调公共服务导向,这也使得丹麦人比英国人掌握更多的公共知识[26]。

  有两项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创新。首先是梅金(Melanie Magin)和斯塔克(Birgit Stark)对德国和奥地利小报化的研究。面对新闻软化的理论假设,他们质问,既然人们都认为新闻软化是由结构性因素影响的,那么为什么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系统地证明?就此,他们提出这样的理论假设:媒介结构(宏观层面)和媒介企业的策略(中观层面)塑造了新闻报道(微观层面)。作者选择比较德国和奥地利是因为两者有明显不同的媒介结构,但是却有相似的精英报纸组织。借用芮妮曼(Carsten Reinemann)对小报化的定义,作者将其划分成四个可测量维度:主题、焦点、视觉风格和语言风格,接着导入经济学的“结构—执行—表现模型(SCP model)”,并分别用报纸和商业电视的市场占有率来衡量结构,用媒介自我形象策略来衡量执行,用小报化的四个维度来衡量表现。研究结果显示,结构层面和执行层面对于表现层面的影响均不明显。作者认为,尽管结论并不支持既有的理论假设,但是足以证明“结构—执行—表现模型”是有用的研究工具[27]。

  另一项方法创新来自蒂芬(Rodney Tiffen)等人的信源研究,这是由蒂芬主持的“媒介体制、政治语境和知情公民比较研究”项目中的一个。与以往的比较研究不同的是,作者将信源类型化,并且放置在跨国语境中加以考察。首先他们统计了不同国家新闻报道中引用的信源有哪些差异;接着观察这些差异是否在不同类型的媒体中同等的出现,表现出类型化的趋势;最后追寻不同类型的信源在不同国家不同媒体中扩散的轨迹[28]。从作者对11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来看,信源呈现出多样性,远未达到人们所担心的新闻内容同质化。

  五 全球媒体的跨文化实践

  比较新闻学在观察新闻实践时有两种取向:一是观察不同媒体如何报道同一事件或议题,二是观察同一媒体(往往是跨国媒介组织)在不同文化中的新闻实践。从近五年的文献来看,后者趋向增多,这与大型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息息相关。

  跨国媒介组织的新闻实践往往被视为一套翻译程序:传输—翻译—译编—发送。其中,译编(trans-editing)是最重要的环节,高水平的译编工作既能保证新闻节目的公平公正,又能适应各个文化中不同的新闻规范和受众需求。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BBC World Service)为研究者提供了平台。齐思曼(Tom Chessman)及其团队分析了BBCWS在阿拉伯国家、波斯、泰米尔和土耳其的译编,呈现出一首有共同旋律但是不同声部的奏鸣曲。[29]贾伯(Michael Jaber)和鲍曼(Gerd Baumann)的研究则展现出BBC全球实践中的负面效应。为了吸引观众,他们会在不同的文化中使用不同性质的词汇,例如“屠杀”“暴力”“反抗”,当掌握不同语言能力的读者阅读了不同地区的新闻节目之后,会产生强烈的质疑和抵触心理,影响BBC的公正性。

  除文化外,市场也是跨国媒介组织新闻实践的影响力量。既有媒介市场理论假设,高度竞争性的媒介市场将导致媒体新闻报道同质化,面对的受众面越广,报道的内容及观点越是相似。卡斯马(Mohd Faizal Kasmani)比较了BBC世界新闻(BBCWN)与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AJE)对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的报道,发现这一假设并不成立。BBCWN的报道更加消极,而AJE更加积极,BBCWN倾向于强调选举后期的游行示威暗示了政权的摇摆,而AJE却认为这并不构成威胁。作者将两者报道的差异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半岛电视台进入全球英文媒体圈的区隔策略;二是半岛电视台的经济压力不大,并不需要通过吸引更多的受众来获得广告收益。[30]

  六 新技术与新闻生产

  专业新闻媒体如何使用社交平台?新闻记者如何看待网络?随着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这些新现象成为新闻学论题的同时,也成为比较新闻学研究关注的问题。恩格赛(Sven Engesser)和亨普瑞特(Edda Humprecht)对五个西方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39家媒介组织的推特账号进行了结构分析和内容分析。他们发现所有的媒体都广泛使用推特,但是却很少利用推特的链接性和技术性。媒体在使用频率和熟练度上有差别,精英媒体使用推特更频繁,通讯社使用推特更熟练。同时作者也发现,媒介体制和推特账号的受众大小对推特使用仅有非常有限的影响[31]。

  亨普瑞特和同事对网络新闻报道的多样性进行了调查,他们选择了6个西方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为比较对象,选择依据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占领运动”,有足够的网络表现力。研究者在每个国家选取4个新闻网站,其中2个来自于传统报纸的新闻网站,2个是纯粹的网络新闻网站。比较显示,网络新闻网站的报道更加多元化,包含更多的主题和主角,而且越是由事件驱动的新闻报道,在多样性上表现越明显[32]。这一研究发现证明,传统媒体的衰落以及新兴媒体的出现并不必然带来新闻多样性的丧失。

  这两项研究都没有明确的证据发现媒介体制的差异影响了新媒体新闻生产的差异,而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媒介体制的差异导致了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的差异。这无不让人怀疑,难道媒介技术是比媒介体制更有影响力的因素吗?技术变革是否使得比较新闻学研究的问题发生了转变?这些都有待更多经验性研究的探索。

  七 寻找全球媒介伦理

  比较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预测新闻业的发展方向,寻找全球对话的可能性。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媒介去管制化和私有化、民主政治的推进,沃斯曼(Herman Wasserman)提问“全球记者有可能认同一套伦理品行吗”?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受众仍然渴望高质量新闻,有品格的新闻业仍然是值得追寻的。对于上述提问,克里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的回答是“如果说新闻媒体有普遍伦理的话,那么记者就要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去认识他们的身份,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当作积极的问询者,争取为他们的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和知识性的解释,同时也要意识到表征他者的困难”。[33]沃斯曼本人的回答则是:倾听是培养开放的全球媒介伦理最有可能的路径[34]。必须要从开放和对话的伦理学来认识“倾听”,“倾听”是对所有公民公开的,是以对话的方式来跨越边界,因而它是面对全球多样性、不平等和冲突的最恰当方式。

  面对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以及互联网的出现,甘斯(Herbert J.Gans)认为自己原先提出的“多视角新闻”(multi-perspectival news)也需要更新,他建议记者要培养新的角色观:“作为代表的记者(journalists as representatives)”。首先,新闻媒体要提供国家不同区域的新闻和信息,特别是那些没有足够当选代表帮助代言的人,这就是新闻要扮演的“整体表征(general representation)”的角色。其次,新闻媒体要为特定人群提供新闻和信息,特别是那些没有足够代言者的群体,这就是新闻要扮演的“目标表征(targeted representation)”的角色。[35]他相信这是美国民主制度背景下新闻业的未来。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乔治(Cherian George)对新闻与民主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析。在他看来,新闻业的未来不仅仅是为美国民主服务的,而且是要为全球服务的。重要的是找到可以包含不同形式和实践的共同领地,而不是用绝对权力来压制真相,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开放的心灵,对情境差异保持敏感,对媒介功能的差异保持敏感,对民主优先权的差异保持敏感。理解全球新闻业,就要怀着对民主的信念,民主是这个职业的价值内核,在这个内核之外存在多种可能性[36]。

  八 结语

  曾经有学者担心,由于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关注,过渡的使用反而导致思想的停滞不前[37]。因为当人们越是以为比较研究容易操作,越是会忽略比较研究最基础的一步,即比较的可能性在哪里?所有的比较研究必须先论证比较对象的可比性以及比较的意义,它必须对理论有所贡献,而不是出于研究者的便利随意选取。纵观最近五年的比较新闻学研究,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建构了比较对象的等价性。其实这应当是所有比较研究的指导思想。

  比较新闻学要设计出一套具备功能等价性的概念框架,既保留新闻学理论的智慧,又可以呈现文化多样性,超越既有的西方传统模式,埃瑟和汉尼茨等人的“新闻文化”范式探索已经具备雏形,如果可以加入社会文化背景的话,那么比较研究的设计将会更加成熟。

  从最近五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比较研究的国家界限已经从西方国家主导逐渐向东方地区放开,在西欧、北美之外,日本、韩国、南非、印度、阿拉伯国家、捷克、波兰等逐渐加入到比较的对话中来,中国的声音依然很弱。这些国家的新闻实践加入比较研究,如何保证比较的等价性,如何看待人类传播活动的多样性、矛盾性和趋同性,对研究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比较研究也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延展知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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