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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童兵 点击:7415次 时间:2017-02-25 20:18:27
  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的基本认识,都以一定的哲学理念为依据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不例外,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认识工具和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生产关系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这一基本的社会结构框架出发,考察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新闻传媒的特征和功能,认识新闻传媒生产、发展及演进的规律,论证新闻信息和媒介意见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检验和强化自己的真理性,克服片面性,不断地走向完善和深化,从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战斗力。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简略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

  一、从事物联系的普遍性考察人类社会交往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宇宙是各种事物相互间普遍联系的总体。人类社会是由人类个体构成的有机整体,各个个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交往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人类首先离不开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交往活动。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物,必须以空间上诸多个体的共同活动和时间上诸多个体的连续活动为条件,这种社会个体的活动的互动性和连续性,正是事物有机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所以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①

  人类就是在这种物质关系中进行着各种交往活动,其中包括极为重要的精神交往。人类个体间的精神交往是相对较为远离生产劳动过程的交往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直接的生产过程和经济利益关系,但它始终不会脱离物质活动和经济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②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物质利益同精神生产分离后,人们的精神交往具有了独立的形式和自身的特点,并对物质生产的方式产生一定的反作用。这正是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交互运动复杂多变特性的反映。所以马克思指出,精神活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精神交往仍然不可能摆脱物质生产和物质利益。马克思强调了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重视人们进行精神交往的必要性,而且强调要为人们实现自由的精神交往提供各种保障。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④马克思还专门谈到思想自由对于精神交往的意义。他说,“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重视社会制度对于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意义,而且十分强调传播技术对交往活动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斗争的真正成就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⑥

  总之,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精神交往的必要性。正是人们的精神交往,激活了社会新闻信息的流动。捍卫新闻信息传受的自由权利,成为争取普遍人权的早期目标。为维护和发展人们交往的权利和条件,不仅要建立方便交往的制度,而且要为保障和优化交往活动不断地发展传播技术。

  事物之间联系的普遍性这样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新闻传播活动和党及国家新闻政策的制定,对当前正在全面深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新闻改革,应该有很大的启迪和有力的引领作用:

  其一,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各类新闻传媒及其主管部门,要充分尊重和敬畏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政权、监督权在内的基本人权,要为不断扩大和完善“四权”深入地无畏地去改革政治体制和新闻传播体制。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地方大事必须有法制和政策为保障,充分地让人民群众知晓。国家和政府的重大决定,也同样要在法制和政策的保护下,经人民群众充分讨论和最后定夺。只有这样,全国上下,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干部群众才能真正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下情互达。

  其二,要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制定颁布(或内部实行)的妨碍人们之间沟通交流的政策、规定、法规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理和废止。对于国家机密、政党机密和其他机密的立法及相关规定,要根据当前全球形势全国形势的新变化,对照世界多数国家的新发展,进行必要的修订,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同国际多数国家的相关规定和做法接轨。要抓紧做好相关规定的修订,尽早批准实施国际人权公约有关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条约。

  其三,要在发展经济增加国民收入的同时,尽快尽多地减少公民用于沟通交往的成本,减少资讯消费收费,进一步扩大收视收听公共传播的群体和地区,切实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步伐,切实提升媒体融合的效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和新闻改革的实惠和好处。凡是同扩大民众沟通交流相关的电子产业、电信产业、传媒产业,必须坚定不移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和政府应该为此不断地加大必要的投入。

  以上三项工作切实做到、做好了,相信中国人民的相互联系、沟通、交流必定会有根本的改观,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从存在决定意识规律认识新闻传播的本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脑是思维的器官,但不是思维的源泉。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但是光有人脑还不能产生意识。人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同外在的客观世界打交道,使人脑和其他反映器官同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才会产生意识。”⑦正如马克思所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⑧恩格斯也说,“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⑨

  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新闻传播活动是人们有明确目的和动机的社会行为,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反映外部世界的意识活动。新闻作品,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人们反映和评论外部世界的产物。因此,新闻传播者的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客观存在的东西,对于外部世界,有着绝对的依赖性。新闻传播的客体,主要是人们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新闻传播者和他们的新闻传播活动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直接的依赖性。没有外部世界,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新闻传播活动就失去了反映客体和报道依据,新闻作品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一部新闻传播史表明,新闻传播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是事实,是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和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客观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新闻报道总是带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比如重要性、新鲜性、趣味性等,这些“性质”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它们是由新闻所报道、所反映的事实自身决定的。事实决定新闻的种种“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报道有什么决定作用。当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新闻传播者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影响事实的取舍和对这些事实所含性质的表现,但事实及其所含有的性质是根本的,是第一性的。马克思在谈到报刊的本质时指出,“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⑩

  新闻报道作为新闻传播者这个行为主体反映客体即外部世界的产物,同客体本身是不一样的,新闻传播者的意识活动及其产物新闻作品,使物质状态的客体变成了精神状态的观念成果。所以马克思曾经这样论述:“正是由于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所以,报刊才成为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11)出于对报刊等新闻传媒这种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和特点的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看重新闻传媒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特地位和巨大作用。

  由于意识对于存在的相对独立性和意识主体的个体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意识与存在的相互关系时还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但为意识提供现实的对象和内容,而且也为意识提供现实的主体。作为意识主体的人,他们只有在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在实践活动和意识活动两个方面同时成为同周围环境既对立又统一的活生生的主体。“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人们既不断地再生产着外部的对象世界,同时也不断地再生产着全新的主体即人自身。同时,实践的物质活动还为人们的意识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广泛和重要的认识工具。”(12)所以马克思指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者不仅生产新闻作品,也为新闻作品培育读者、观众和听众,同时,也为从事这种新闻生产培育着新闻工作者自身,为新闻生产的再生产和扩大生产培育着更多、更优秀的新闻传播者。这就是意识活动的能动性。

  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性还表现在,人们在从事一件实际工作之前,先有明确的计划和设想,然后根据这些计划和设想去创建新的客观世界。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3)

  意识活动对于外部世界的能动性的实现是有条件的。意识主体要懂得和尊重客观规律,从现实可行的条件出发,并且具有勇敢进取、百折不回的意志和毅力,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谈到新闻传播者发挥反映和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时,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反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又要求社会为新闻传播者创造良好的传播环境,提供切实有力的制度支持。

  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原理,从根本上规定了新闻传播者对于客观事实与新闻报道两者关系的基本立场:先有事实,后有新闻。也从根本上规定了一切新闻生产的基本程序:先获知构成新闻的基本素材——事实,包括人、事、时间、地点、事件的前因后果,再通过各种信息符号的运用,构建和“复原”事实和事件,以新闻作品的形式再现给关注这些事实和事件的众多受众。

  一切成功的新闻报道,一切优秀的新闻作品,都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按照认识论的这一基本要求去认知事实,按照新闻生产的基本规程去操作的结果。反之,一切失败的新闻报道,一切错误的甚至被受众唾弃的新闻作品,除了立场、观点、价值取向等原因,最根本的,就是违反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违反了先有事实后有新闻这一新闻生产的基本规程。

  为此,为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排除和克服违反新闻生产规程的种种主客观因素,我们特别要坚持以下四点基本要求:

  其一,对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对构成新闻传播和新闻作品的基本事实,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者应持有敬畏之心,要毫无私心杂念地恪守几百年来新闻界始终不渝的新闻职业道德:为社会和公众生产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新闻作品。其中,要特别强调和实践这样的理念:真实报道新闻是一切新闻传媒立足之本,是一切新闻作品的生命,是每个新闻传播者最重要的品格。

  其二,把提供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新闻报道作为每个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者的基本功,真正把每个新闻传媒机构建成专职的调查研究机构,使每个新闻传播者成为名副其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机构和整个新闻界,应造成这样的共识和舆论:造假的新闻传媒是最差的新闻传媒,造假的新闻记者是完全不称职的新闻传播者,要让这种传媒关门,让这样的记者下课。

  其三,新闻界最来不得半点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要在新闻界形成这样的理念,构建这样的新闻运作机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以客观事实是从,一切从事实出发。为此,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要在全国逐渐形成这样的风气甚至制度:主管部门不再过细地干预传媒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传媒主管不再干预记者对事实的选择和对事实的细节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进一步争取在全国传媒引进海外传媒长期以来的成功做法:记者只对事实负责,传媒负发表的责任。

  其四,通过舆论鼓励传媒和记者讲真话,通过制度保护传媒和记者讲真话,通过司法救济支持传媒和记者讲真话。新闻界的一切规章制度,国家的一切新闻立法,都要有利于主张、支持、保护新闻传媒实施真实报道,有利于记者在坚持真实报道的过程中成长成才。从观念上走好第一步,从制度的顶层设计上下工夫,在新闻传播全过程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先有事实后有新闻的规程,是当前便于切实操作的实际步骤。

  三、对立统一法则制约新闻传播机制

  对立统一法则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矛盾性,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4)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他说:“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15)

  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与方法考察新闻传播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受双方所传播与接收的各种信息、观念与舆论,实际上无一不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事物及其每一个矛盾侧面的公开披露,无一不是传受双方对这些矛盾事物及其侧面的数量上的把握和质量(性质)上的认定。新闻传播者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对汪洋大海般涌来的成绩与问题、好人好事与坏人丑事、大好形势与缺点不足等事实进行考察选择,权衡其利弊得失,对报道时机的快与慢、报道量的大与小、新闻处理的重与轻等进行决策定夺。这实际上就是对辩证法的活的运用。

  因此,新闻传播的机制,是由对立统一法则规定的,其实施过程无不受到对立统一法则的制约。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法则,新闻传播就正确,就有效,就能充分发挥新闻传媒巨大的社会功能;不按辩证法办事,违背对立统一法则,随心所欲,盲目传播,就不会有好的传播效果,有时甚至会走向反面。人说新闻工作犹如江河湖海,既可载舟又可覆舟,能否学好用好对立统一法则,是顺水行舟不翻船的关键。

  坚持辩证法,运用对立统一法则指导新闻传播活动,首先要求我们从事物的发展变化观察事物,把握事物运动的走向。新闻传播者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对传播效果的考量,必须以发展变化的眼光,考察和把握利弊得失,把对事实的选择和对效果的预测放到一定的条件下。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新闻传播中的利弊、敌我、冷热、虚实、真伪、褒贬、上下、攻守、主客、点面、快慢、异同、正反、动静、轻重、内外、古今、软硬、是非等是可能互相转化的,事物的这一方,可能被另一方所取代,优势演变为劣势,上风沦为下风,正面效应成为负面效应。用因循守旧的观点看事物,以千篇一律的方法做传播肯定搞不好新闻工作。“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6)

  其次,对立统一法则要求新闻传播者全面地观察事物,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关系。列宁指出,“辩证逻辑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他还指出,“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17)

  任何事物都表现为一定的量和质,量和质都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定性。量和质是不断变动的,新闻报道的正是事物的这种量变和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质变又会引起新的量变。不断地质量互变,事物就不断前进发展。新闻传播者每天忙忙碌碌,就是寻觅和捕捉这种变化,并在第一时间及时地向公众报道和评说这种变化。

  体现事物质与量对立统一的是“度”。所谓度,就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限量。(18)处于稳定态的事物,它的量和质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新闻传播者如果能及时、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个“度”,也就能准确地度量和报道该事物的量和质,这样的报道也易达到可靠和良好的传播效果,这就是报道“适度”。

  再次,对立统一法则还要求新闻传播者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和指导实际工作。列宁说:“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19)新闻传播者所要反映的自然界千变万化,所要报道的人类社会千头万绪。对报道者来说,千事万物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特殊性,因果联系中的多样性因素神奇地起着作用,偶然性情况对必然性趋势不可避免地会有冲击,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又是造成人们难以预料的特殊性出现的原因。因此,新闻传播者必须克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的影响,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准确无误地反映、报道和评说每一个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正由于此,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报道新闻,成为中外新闻传播者必须遵循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准则。

  认识和把握对立统一法则对新闻传播机制的制约,对新闻传播者来说,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一是要学会选择有说服力的、能够“讲话”和表明立场的事实,让这些事实替你说话,为你表达立场。记者不该轻易地直接站出来自说自话。二是要学会正确地把握好“说话”的“度”,不过量报道,不过度说话。报道的信息量要适可而止,话要讲到恰到好处。否则,新闻报道可能走向反面,令人不信,叫人生厌。

  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原理规定新闻事业的性质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0)

  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由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构成)两大部分构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结构的基本部分,它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但是,上层建筑又有相对独立性并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即它可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就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地位和它所具有的主要社会功能来考察,新闻传播事业是一种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新闻传播事业不是政治上层建筑即国家机器,而是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形式。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对新闻传播事业性质及功能的定位。

  在政治学说、法律学说、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道德等意识形态形式中,新闻传播事业及其学科新闻传播学以什么特征同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相区别呢?以新闻手段。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21)这里的新闻手段,泛指消息、通讯、评论、图片及编排和传播形式的总称,专指新闻传播者用事实说话的特殊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系列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的论述。这些论述为我们认识新闻传播事业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以及对于意识形态其他形式的能动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特别重视精神生产支配者的作用。他们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2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统治思想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新闻传播的指导思想、新闻传媒的性质和功能、新闻传播者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方向。

  进入20世纪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在许多国家先后建立,党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报刊的许多论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导观念的思想推向深化。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口号和新闻传播工作的党性原则。列宁强调,“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23)列宁提出的报刊工作党性原则,鲜明地强调了党的领导对于报刊工作的重要性,也明确规定了党的报刊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的必要性。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原理,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传媒的性质,认识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传媒的正确政治方向提供了理论武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多种经济成分,近年来混合经济又有很大发展。经济多种成分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一些新闻传媒产权所有和经营权多样化的变化。但是,不论传媒的属性出现怎样的变化,它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闻传媒的根本性质不会改变,这些传媒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原则立场不会改变。强调和坚持这一点,在当前有着突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人民的历史主人地位决定人民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创造力。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24)列宁特别强调,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首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新闻传播事业是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事业的观点,规定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开门办报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5)

  出于对群众力量的充分肯定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新闻传播工作者要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他们提供可靠、适用的新闻作品。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说,“就拿公开报道这样一种组织竞赛的办法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保证这点,实际上却使报刊受资本的支配,拿一些耸人听闻的政治上的琐事来供‘小百姓’消遣,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我们“必须系统地进行工作,除了无情地压制那些满篇谎言和无耻诽谤的资产阶级报刊,还要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常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26)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新闻传播者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努力为受众写作。刘少奇对新闻记者说,“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说。”“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人民包括各阶层,要加以区别。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看各阶层人民有什么困难、要求和情绪。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2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新闻传播工作者要谦逊,要努力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学习。毛泽东批评有些文艺工作者不熟悉群众,不懂群众语言,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说,“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28)因此,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了解群众,懂得他们的语言。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学习社会。从当年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人员来看,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文艺工作者,是包括新闻传播工作者的。

  为了教导青年人,尤其是加入党报工作者行列不久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恩格斯曾经提出许多中肯和严格的要求。恩格斯说,“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彻底的批判性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证书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当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负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觉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29)

  从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新闻传播工作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后,更要求把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实到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方方面面。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一方面要真正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和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求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真正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主力。

  随着新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利益无孔不入地进入包括新闻传媒业在内的各行各业。这种渗入的结果之一,是对人民群众在新闻传媒业发展中作用的忽视,令一些作品粗制滥造、庸俗低级,遭到群众的厌恶和反对。对此,我们要引起警惕,采取切实措施给予坚决抵制和纠正。人民的新闻传媒业一定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人民提供合格的精神食粮,成为党和人民都满意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成为人人喜闻乐见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①⑨(16)(29)《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227、300、399页。

  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③⑧(20)《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12、32—33页。

  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页。

  ⑤《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

  ⑥(22)《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⑦(12)(18)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52、216页。

  ⑩(11)《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32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14)(1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70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21)毛泽东:《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23)(2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663、747页。

  (25)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2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493页。

  (27)参见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1—402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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