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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彬 刘海龙 点击:7565次 时间:2017-02-25 20:19:03
  传播研究从五四时期进入中国,迄今约有一个世纪了。回顾中国传播学百年历史①,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自觉自立的过程。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其间也交织着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专业与社会等多重繁复关系。②

  严格说来,“传播学”是在理论旅行过程中,中国学者基于对欧美传播研究的理解,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在西方,一般称为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或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前者流行于美国,后者通用于英国。传播研究成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以威尔伯·施拉姆为首的美国学者在美国政府、军方、基金会等大力资助下逐步建立起来的。③从施拉姆及其弟子罗杰斯建构的学术史来看④,这一学科化、体制化的传播研究基本上侧重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量化效果研究,对于批判学派、建构主义等欧洲传统付之阙如,就连美国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也被有意无意边缘化,为此一直受到学界质疑。⑤中国在1978年之后第二次引进并确立的“传播学”,主要也是施拉姆一脉的学术传统。如果突破这种定于一尊的学科化传播学概念,那么中国传播学的历史及其内容就不限于此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本文所谓“传播研究”或“传播学”,一般指传播理论,偶尔兼及应用性领域。另外,“中国”若非明确说明,均指内地或大陆,港澳台地区仅仅作为参照对象,限于篇幅不做详细展开。⑥

  按照上述传播学理解,本文将中国20世纪以来的传播学发展历程归结为两次“引进”以及三次“突进”,最后再对其中浮现的若干重要议题进行专门讨论。

  一、两次引进:从“交通”到“传播”

  中国人对传播现象的思考源远流长,从先秦诸子到历朝历代思想家的著述可谓代为不绝,尤其是修辞、礼乐、仪式等方面的传播理念更是影响深远。基于“口戗口”(武王《机铭》)、“溺于渊,犹可援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武王《盥盘铭》)、“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武王《笔书》)等文献,钱锺书提出“文网语阱深密乃尔”的观点,在赵一凡看来堪比西人汗牛充栋的话语理论。⑦当然,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中国则是引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主要是美国。

  如果说西学影响是外因的话,那么社会政治环境则是制约中国传播研究的内因。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国难深重,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建设统一强大的现代国家,恢复和提升近代以来日趋衰败不堪的国家能力,用延安时期中共七大的话说,“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⑧,始终是一马当先的历史主题或时代主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致力于解决“挨打”问题,近三十年进一步解决“挨饿”问题,未来三十年又得解决“挨骂”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核心价值、文化领导权等⑨,亦即鲁迅先生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⑩,同样契合着这一历史主题或时代主题。为此,汇入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及其思想理论,自然获得了广阔空间,否则难免大浪淘沙。传播学两次引进中国的历史,也体现了现代学术及其命运与现代中国及其国运的这一内在的有机关联,正如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与学术的概括:“政治的哲学化,哲学的政治化。”(11)

  1.第一次引进:20世纪初

  中国传播学的第一次引进是在20世纪初,主要是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范式并涉及美国的宣传研究、民意测验、公共关系以及早期的说服效果研究,杜威访华(1919-1921)、罗伯特·帕克在燕京大学任教(1932年9月至12月)均为代表性事件。(12)杜威从宏观政治哲学层面介绍了传播的社会功能,帕克则从社会学视角介绍了新闻对群体意识的影响、群众与公众的区别、公众意见的形成原理等政治传播的内容。(13)在此背景下,早期美国的传播研究第一次引进中国。

  第一次引进的学界主体,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一些新闻学的研究者。当时把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既含有信息交流的意思,也含有物质流通的意思。这与美国芝加哥学派对于communication的理解一致。今天的“传播”,当年主要指从中心向四周的扩散,而无今天所谓平等双向的交流之意。(14)1950年代郑北渭将mass communication译成“群众思想交通”,还保留这一习惯性理解。至于用“传播”翻译communication,则是1978年后第二次引进时的通用译语。从“交通”到“传播”,communication的两个中文名称及其内涵,代表了中国对传播概念和传播研究的两种不同理解。

  传播研究第一次进入中国期间,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孙本文于纽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媒体揭示出的美国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1925)(15),通过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的方法,描述了美国报刊涉华报道的内容分布及评论表现的政治倾向,当属最早的海外中国国家形象方面的研究。(16)中国心理学史的奠基人高觉敷1941年编写的《宣传心理学》,从心理学研究传播问题,引进和总结了许多美国的研究成果。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中国最早严格进行民意调查(测验)的群体。(17)到三四十年代,民意调查在中国已经比较普及。(18)新闻学主要引进舆论研究、公共关系、广告学等内容,其间成果有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开设的“实用宣传学”课程(1934)及其《实用宣传学》(1936)一书。他的“宣传”概念,来自美国公共关系先驱爱德华·伯内斯的《宣传》。(19)

  总的说来,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传播研究缺乏整体性和学科意识,显得零敲碎打,当然美国传播研究也在各行其是的初创时期。如果以今日学科化、体制化的“传播学”眼光回顾自由自在的“交通研究”,固然觉得毫无章法,但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积贫积弱的国运和山河破碎的现实,归根结底无暇顾及也不足以支撑此类研究,而此类小打小闹的社会科学以及只问小问题、不谈大道理的实证研究,同风起云涌的时代主题即使不说格格不入,至少也是不甚相干的。这就像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Grieder)概括的胡适等文人,“对于他的人民的‘社会愿望’或他们生活的‘实际条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20)所以,中国传播学这段“史前史”被人遗忘,匆匆消逝在大江东去的历史浪潮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其中一些原创性的学术生气与思想活力,及其被后来体制化传播研究所忽略的某些传统则是值得珍视的。

  2.第二次引进:1978年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包括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中央人民政府开始改造旧中国遗留的一整套高等教育和科研系统,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被取消,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等专业被解散,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恢复。与此同时,美国的传播学从1950-1980年代经历了巨变,由于适应冷战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等趋势,传播学从一个自然形成的跨学科地带,迅速发展成一门体制化的学科,日渐得到大学和科研部门的青睐,并受到政府、大公司、军工集团等大力扶植,研究范式也从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所遵循的基于城市社群的质化研究,转变为哥伦比亚学派所倡导的基于短期效果的量化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传播学总体上从1978年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引进,但之前新中国与传播学并非完全隔膜,至少有两个突出例证足以说明,一是《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一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在第一时间翻译出来,供内部批判使用;二是70年代初,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迈思来华的一段曾被遗忘的学术访问,此次传播学的破冰之旅比施拉姆的中国之行提前十年多。(21)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形成与前30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格局与大转型。(22)关于新时期,清华大学景跃进概括了一个正反合三部曲:“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改革前后数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高度政治化,到解/去政治化(全能国家的消退,非意识形态化,以商品为核心的消费生活的兴起等),再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23)而这也构成传播学第二次引进及其三次突进的社会历史背景。80年代初,随着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面向西方全面开放,以及亚非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从政治和文化视野中淡出,加之1982年5月施拉姆访问“北上广”的主要高校与科研机构,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美国传播学第二次进入中国。

  第二次引进与第一次明显不同。首先,传播学有了教材和学科史叙事(如施拉姆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内容就是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24)),主要内容为量化效果研究。其次,引进主体不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而是新闻学者,另有个别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国际关系等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沙莲香及其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1990)。研究主体的改变也受到以下因素影响:一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一度中断,1980年代刚刚恢复,而新闻学则保持了连续性;二是新闻属于大众传播的重要方面,许多传播理论既源于新闻传播,又可用来解释新闻和大众媒体的现象;三是传统新闻学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25)不仅渐行渐远,而且研究风险较大,而传播学则提供了貌似科学中立的话语体系。于是,施拉姆以“科学”“学理”等面目示人的传播学经验学派或行政管理学派,自然吸引了许多中青年新闻研究者。

  传播学的第二次引进迄今将近40年。关于1978年之后传播学的学科演进历程,已有不少描述与总结(26),特别是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2010),包含了翔实丰富的一手资料。作为一个舶来学科,传播学在中国必然遭遇跨文化理论旅行中的主客互动,这里就从外来知识的接受与学术自觉的角度,将1978年以来中国传播学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所谓三次“突进”。

  二、1978年以来的三次突进

  第一次突进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主题是通过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对传统新闻以及宣传理念进行改造。第二次突进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21世纪初,主题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规范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第三次突进始于2008年关于传播研究第二次引入中国30周年的集中反思,主题是学术自觉问题,如本土化或中国化。

  1.第一次突进

  第一次突进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传播学术语和理论的引入,既解构了高度政治化的传统新闻学,一度为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新的、富有活力的局面,又因为自觉不自觉地疏离新中国的文化政治、淡化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埋下了后来愈演愈烈的一系列隐患。换言之,第一次突进含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当时许多新闻学者或是直接转向传播理论,或是将传播理论引入新闻理论,借助新的理论术语和研究思路重构新闻学体系,取得了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一次解放与释放,如出现一批以西方未有过的“新闻传播学”命名的书籍。至于信息、传播、对话、受众、效果等观念的引入,在新闻传播领域开始显现集体无意识下的“去政治化”或“去政治化政治”之际,更是明显改变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主流政治及其话语体系。如郭庆光所言:“话语体系的改变,意味着思维和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自然会对社会现实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有人曾经问我,传播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对中国传播学、对中国新闻业乃至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我的回答是:传播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功莫大焉——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并成为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远的不说,你可以做一些量化研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以及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文字中,有多少属于、源于传播学的术语。这个作用还不大吗?”(27)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传播学基础知识的普及。在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上,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28),“系统了解”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工作。1978年起,复旦的郑北渭、陈韵昭,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等纷纷发文介绍传播学。除此之外,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苑子熙、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等,也在传播学再次引进中地位突出。如张黎等翻译的《美国新闻史》(1982),突破了“新闻史”观念,提供了媒介与社会的新思路;李启等翻译的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1984),作为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人们对传播学知识求知若渴之际几被奉为“圣经”。(29)另外,李普曼《舆论学》(1984)(30)、赛弗林与坦卡德《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31)、麦奎尔与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1987)(32)、德弗勒《大众传播通论》(1989)、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1989)等,也是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后相继问世的颇有影响的译著。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一批研究人员与研究生作为学术群体,在推介传播学方面作用显著,如徐耀魁、明安香、袁路阳等。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国人的传播学著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传播学(简介)》(1983)、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戴元光、邵培仁和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陈崇山等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9)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闻学者还兼顾了传播批判学派。在传播学早期引介中,批判学派不仅没有缺席,甚至对赫伯特·席勒思想的介绍非但时间早,而且篇幅也超过施拉姆。诸多批判理论的译介,也与国外基本保持同步,如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出版同年就摘译到中国。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王志兴提交的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则是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首次发声。翌年,郭庆光又在《新闻学论集》上比较深入地论及批判学派及其理论。(33)但由于当时过于依赖施拉姆对传播学的阐释,加之缺乏相关的西学背景,对功能主义的传播学及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又缺乏反思,这一时期并没有充分重视传播学批判学派及其传播理论。(34)另外,在1980年代初就出访美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安岗等推动下,公共关系、广告传播、舆论研究等传播学分支学科也开始起步。

  尽管传播学的引入对于新闻学界来说总体上是一次思想解放,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对欧美学术的长期隔绝,缺乏相应的知识结构,加之对传播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缺乏深入认识,导致这一时期对西方传播学的理解往往雾里看花,比较粗糙,并表现为两种类型的误读。一是一厢情愿地将西方传播理论当成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定理,而忽略其特定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历史语境,包括冷战社会科学的背景(施拉姆的一系列研究都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如《报刊的四种理论》(35));二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对西方传播理论任意解读,忽略理论背后的学术规范与方法。为此,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传播学界出现了第二次突进。

  2.第二次突进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受“六四”风波的影响以及对此负有并非无稽之谈的相应责任,传播学一度陷入低潮与沉寂,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才再次活跃起来。如果说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黄山)是第一次突进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厦门)就是第二次突进的里程碑。单从学科与专业建设的角度来看,此次突进针对的是前一次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将传播理论放回西方社会科学的语境细读,二是规范传播研究及其方法。

  第一次突进虽然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著作,但绝大部分有影响的作品都是教材,内容较为滞后,加之教材缺乏问题意识、省略理论的论证过程等缺陷,从而阻碍中国传播学界深入理解传播学。1990年代后期的翻译高潮,即针对这一缺陷。1997年在杭州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黄旦、潘忠党等商议系统引进传播学经典名著,全面展示学科的畛域与视野,由此形成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大约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等,也包括一系列传播学名家名作与前沿成果。新华出版社在国内外学者推荐下,2004年开始出版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和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相继付梓的传播学译丛,均使传播学界一举摆脱早年觅书难得的尴尬,而进入望书兴叹的局面。其间,何道宽在译介传播学经典理论方面用力甚勤,译著颇丰。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学的认知也日益深化、细化,日益具备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科学语境下把握的能力,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专著包括: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张隆栋等《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李彬《传播学引论》(1993)、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1994)、张国良《传播学原理》(199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199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1996)、段京肃《基础传播学》(1996)、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1999)、吴文虎《传播学概论》(2000)、刘建明《舆论传播》(2001)、崔保国《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200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2002)、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2003)、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陈卫星《传播的观念》(2004)、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5)等。此外,潘忠党对新闻专业主义(36)、陈卫星对欧洲传播研究(37)的推介也颇受关注。

  以往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采用人文诠释方法,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往往难以检验其有效性和适用范围,对成果的质量评估也缺乏统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试图通过规范研究和写作程序,以克服上述问题。虽然“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也面临争议,且有适用条件,但无疑有助于弥补传统理论研究的一些空疏之风。在传播学引进初期,由于新闻学者大多具有人文学科背景,传播学背后的社会科学方法并未引起普遍重视。即使少数研究者突破时代局限,涉足其中,也常常由于缺乏系统训练而未能掌握要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使用调查法研究了北京地区的读者、听众和观众(38),1983年祝建华对上海郊区农村的传播网络进行了抽样调查(39),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创建舆论研究所,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的一些有影响的民意测验。(40)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描述性受众研究和调查,未在理论上展开深入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媒介市场化过程中,这种描述性甚至功利化的受众调查得到进一步强化。另外,20世纪80年代,关于方法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如祝建华在1985-1986年《新闻大学》上发表系列文章介绍传播研究方法(41),王志兴和郭健针对传播学的方法意义和局限展开争论(42)。但总的看来,关于研究方法以及规范的认识与实践当时还不够系统深入,方法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还显得比较割裂,有关论述也大多限于经验主义的量化传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际交往的增多,研究方法的不足与研究不规范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卜卫在《国际新闻界》上撰写定量研究方法的系列论文(43),就是一例。另外,1980年代出国深造的学者开始反哺国内传播研究,将海外研究经验传授给国内学者。2004年暑期浙江大学开办“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其他高校也纷纷开设类似暑期班。在这些暑期班上,祝建华、潘忠党、李金铨、赵月枝等海外学者传授传播研究的规范与方法,影响了一批传播学者。复旦大学张国良带领博士生做的验证议程设置、知沟、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系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及其博士生做的有关农民工文化生活等研究,则是将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西方经验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典型。

  第二次突进一方面推进了传播研究的学科化、规范化、体制化,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将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就是突出标志。另一方面,种种隐含的去政治化姿态,包括20世纪90年代关于学统与学院派的讨论,延伸到21世纪的所谓“学术共同体”意识等,也无形中淡化了对社会政治的入世关怀,在内卷化的学术追求中不免使传播学整体上失去80年代那种理论与实践的“话语权”,以及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能力,在一些平庸化、泡沫化的研究中,甚至沦为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或走火入魔的“学术黑话”。另外,由于资本、市场、产业、技术等强力作用,传播学在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时,也显现城市中心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等趋势。这也是第二次突进的突出问题。

  3.第三次突进

  严格说来,第三次突进所涉及的学术自觉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萌发,而且不绝如缕(44),当然与2008年纪念中国传播学30周年之后的局面和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在国人尚不知传播学时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还是一种理想愿景,那么经过30年的引进、吸收和消化,中国传播研究已经具备“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充足条件。首先,经过前两次突进,中国对于西方20世纪以来的传播理论与研究已有深入了解,译介工作进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新生代学者基本可以阅读原著,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译本甫一问世洛阳纸贵的情况不复存在,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阶段告一段落(西方学界同样感叹杰出的传播理论不复再现)。接下来摆在中国研究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针对鲜活的社会历史与传播经验,有机吸纳和结合外来理论的科学因素,进而创造性地开创中国理论与流派。其次,随着国内外人员频繁交流,中国学者对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神秘感已经逐渐消失,开始注意到其中固有缺陷以及同中国经验的一些天然隔阂。再次,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兴起,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也增加了人们对西方理论“普世性”的质疑。在这一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的潮流中,赵月枝《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2008)、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2014)、李彬《重思中国传播学》(2015)等,都提出类似的反思与自省。最后,随着国力增强,打破西方霸权,争取话语权,提高国际影响力等政治诉求,也影响到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的新闻传播学科,不过“走自己的路”这一目标与盲目追求国际期刊(实即欧美期刊,甚至主要是美国期刊)发表的量化管理措施,又在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中悖论似的共存。

  目前,第三次突进还在进行中,自立自觉的目标任重道远,学术理想也有待实践检验。不过从一些迹象中,可以看到这一潮流的日渐涌动。其一,是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系统反思。前两个阶段,中国学者大多将西方的传播理论当成学习和诠释的偶像,而这一阶段,随着对西方学术的深入了解,人们更倾向于将其当成史料,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西方理论与政经权力、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技术迷思等相互作用。这种研究进路有助于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迷信,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中国研究中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并通过这种更加全面深入的解读,将传播学真正转换成自己的思想,代表性成果有: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2008)、陈嬿如《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2010)、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0)、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2011)、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2011)、曹书乐《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2012)、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2012)、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2013)、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2013)和《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2015)等。

  其二,学术自觉的潮流推进本土化研究。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组织的两次专题研讨会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即《华人传播想象》(2012)和《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2013),使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的讨论达到新高度。赵月枝在2015年的学术访谈《重构中国传播学》中,又对“乡土中国”以及“乡土传播”在中国传播学中的核心地位给予阐发(45)。这方面引人注目的还有大量针对实际问题以及分门别类的探讨,如媒介批评、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广告传播、公关传播、网络传播、危机传播、跨文化传播、健康传播……在市场经济和传播科技的热潮推涌下,媒介经济和新媒体更成为两大“热点”。上述领域固然时见泛泛之论或一些“应景之作”,但也不乏高水平学术成果:如王君超的博士论文《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2001)、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2002)、张昆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2003)、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唐海江的博士论文《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2007)、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2008)、吕宇翔的博士论文《互联网信息传播制度建构》(2012)、曾繁旭《表达的力量:当中国公益组织遇上媒体》(2012)、史安斌《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理论·机制·实务》(2014)等。

  上述新的学术动向,不仅使传播研究再上层楼,而且更体现一种明确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关怀。虽然其间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但再政治化已是不争事实。就此而言,斯迈思的中国行进入历史叙事,就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传播学引入中国大陆这段历史,斯迈思(Dallas Smythe,1907-1992)的足迹通常为人忽视。事实上,最早到访中国的著名西方传播学者,不是施拉姆而是批判学派的先驱斯迈思。他从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前来中国研究意识形态、科技发展以及中国道路,“以批判性视角对当时的国际传播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起‘文化屏障’来过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流入”。(46)此次北京之行,他还应邀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传播研究的学术报告《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中国的经验》(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Experiences in China)。斯迈思将报告手稿赠予校方负责人周培源,周培源认为讲稿的学术价值较高,转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47)回国后,斯迈思就所见所思写了一份报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48)他指出,所谓技术的“中立”“自主”等修辞,不过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文化遗产和陈词滥调”,实际上技术的研发、应用无不承载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他以电视为例说明:在研究试验阶段,电视原本可以设计成一个双向系统,每个接收器都能发送信号给广播站,并被保存和转发;但资本主义只需要一个单向系统,以兜售电影和其他商品。当时中国,电视还是罕见的奢侈品,有关部门正在筹划采用西方技术,建设一个遍及全国的电视系统。斯迈思建议,中国应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设想一种更民主的双向电视系统,就像“电子大字报”,而不是全盘照搬资本主义的电视技术。总而言之,中国的愿景不应该是“赶超”西方,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技术和文化,探索出一条新的技术发展道路,为人类贡献一个迥异于西方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49)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反思的是,从传播学的引入与接受的历史看,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播研究却将美国冷战学者施拉姆奉为正宗,而遗忘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斯迈思及其社会主义传播遗产,正如中国改革的一些社会政治与文化方略大多尊奉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哈耶克及其《通往奴役之路》,而忽略了更具永续发展视野以及社会主义道统的波兰尼及其《大转型》。如今看来,西式现代化道路、消费资本主义模式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多数人的身家性命。在这一历史时刻,重温斯迈思给中国人民的友善提示,重访他所指认的社会主义遗产,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只有以历史和政治的视野理解现代技术与现代传播,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模式,中国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之路——这就是斯迈思留给我们今天与明天的思想启迪。(50)

  无论如何,经过上述一波三折的三次突进,如今传播学在中国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学科进入一种常态化局面,其间主要标志有三:一、1997年传播学纳入学科目录,作为一级学科与新闻学并列,以此为契机,21世纪以来博士点、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学位论文迅猛增长。二、学会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2002)、“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2002)、“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2013),学刊如《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当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以及《新闻与传播评论》《全球传媒评论》《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中国新闻传播评论》《中国传媒报告》《传播与社会学刊》等辑刊,均为传播学科与研究提供了学术平台。三、学术研究鼎足而三,日趋完善:一为基础研究,如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2011)、李彬《传播学引论(第三版)》(2013);二为应用研究,如丁俊杰《现代广告通论(第三版)》(2013)、胡百精《中国公共关系史》(2014);三为分支研究或专题研究,如段鹏《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2011)、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2014)。

  三、20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中的焦点问题

  审视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研究的风雨历程,可以发现若干时隐时现的焦点问题与现代中国的国运民瘼一路相伴,值得特别关注与专门讨论。

  1.主客方变动中的理论旅行

  萨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51)概念,为理解20世纪以来传播学的西学东渐提供了一个视角。但萨义德理论中的前提条件比较简单:理论旅行的主客双方均保持稳定,理论本身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有“旅行”这个变量因素产生的效应。事实上,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也为传播学有关理论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现实范本,诸如话语权力、文化资本、文化霸权等。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引入更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而非纯粹的学科发展与单向度的学术积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学者群体(人生史)、教学科研体制、社会文化思潮,甚至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变革背景等,都应成为解读中国传播学发展变革的核心参考理据。

  反观20世纪中国传播学的两次引进,理论旅行确实复杂得多。首先,在前后两次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美国的传播研究发生了范式革命:由芝加哥学派转向哥伦比亚学派;由自发形成的十字路口变成道路俨然、各行其道的立交桥。其次,理论接受方也经历了旧中国向新中国的巨变,第一次引进中孕育传播研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在第二次引进时退居边缘,新闻学后来居上。最后,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研究目的,为此也都发生根本变化,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就反映了这一演变状况。其实,除了传播学影响新闻学,新闻学对传播学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一方面,“传播学”这个概念也是为同“新闻学”对应而发明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传播研究主要在新闻院系下引进和进行,因此大众传播理论一直成为重点,而其他领域要么缺乏关注如人际传播,要么交给其他学科耕耘,如跨文化研究以外语专业为主。今天,这种认知框架又遇到新媒体的挑战,固守新闻的大众传播传统,缺乏对其他传播领域以及相关学科的关注,那么传播研究不仅势必受到制约,而且有可能被其他学科分割蚕食。

  2.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或者说中国化问题(52),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是中国传播学界(包括港澳台学界)的热门话题。几乎所有主要学者都参与过讨论。在何为本土化、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上,迄今为止大致形成三类提问方式。

  其一,首先承认这一问题的正当性,可以称之为肯定派。这一派认为,传播研究的本土化理所当然,关键在于如何做。建构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不是制造一个与西方对立的东西,而是在遵守西方理论建构标准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语境出发,“入乎霸权,出乎霸权”,凡是具有主体性的“好的”研究都是本土化的研究。(53)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肯定派内部又形成不同方案。

  方案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提炼理论“胚胎”,用现代的社会科学方法建构和检验,东西融合,提出普遍性理论。(54)方案二与之相反,认为本土化的任务在于解释中国的特殊现象,而不是用中国的理论资源建构普遍理论。因此,应从本土实情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的知识库,从中严格选择相关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命题或框架,建构起能解释中国的整合性理论。(55)方案三,是采用现象学方法,参照中国具体的实践场域,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再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则逐步抽象化、理论化,提出与西方对话的本土理论,弥补单一的美国传播研究及其视角。(56)方案四,不承认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因此,本土化的要旨是从地方性的经验和语境出发,通过诠释学的方法,建构和解释属于本土的独特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并将本土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呈现出来,参与同其他地方性理论的对话。(57)

  其二,认为传播研究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或无意义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取消派。其基本观点是,本土化的提法本身带有划清界限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包括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传播学是科学,没有必要区分哪个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本土的就是世界的,很难区分何为本土,何为外来。(58)另一种看法认为,本土化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对立起来,对二者均做了教条主义的解读。(59)

  其三,将本土化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更关注背后的发生机制以及不同本土化话语的正当性,可以称之为知识社会学视角。在这一派看来,传播学本土化是一个自然发生而非人为规划的过程,由此探究外来观念与接受者的互动与协商。在这一提问方式中,本土化成为多个标准与研究范式相互竞争的结果。

  无论如何看待本土化,都无法回避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因为,同国外传播研究相比,甚至同国内其他学科相比,中国传播学均难摆脱相形见绌之感。即使将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当作伪问题而取消,还是无法回避实际行动中的路径选择。虽然存在分歧,如今各方的基本共识是不再认同“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路径,而要求研究者具有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创新意识。如果沿用理论旅行的主客互动视角观察本土化问题,将它作为一个“实然”而非“应然”的东西,那么会发现中国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西方理论的被动接收者,而是积极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自觉不自觉地改造西方理论的过程。由此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本土化,而在于何种本土化。

  3.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传播学两大流派——以施拉姆为代表的、貌似去政治化的“心理动力模式”(经验学派)和以斯迈思为代表的旗帜鲜明讲政治的“社会文化模式”(批判学派),不仅同时在场,而且同样突出。但在前两次突进中,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研究的目标与方向却一步步形成一边倒之势,而这一趋势也是以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批判学派一步步被抑制、被弱化为前提的。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的加剧,多元而驳杂的政治思潮此起彼伏,加之西方批判性学术思想的影响,21世纪以来再政治化成为传播研究日趋明确的学术取向。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传播学界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大批量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以《国际新闻界》为首,翻译了一系列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论文,包括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全书连载)、巴格迪肯的《媒体垄断》(多章摘译)、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部分章节)等。即使在介绍性文章中,批判学派也同样占据突出位置。如伦敦传播与文化中心主任罗伯特·怀特的《大众传播与文化:向一个新模式过渡》一文,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做了清晰梳理,介绍了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和詹姆斯·凯瑞等人的主要理论。(60)1985年5月12日至21日,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时任国际传播协会主席的詹姆斯·哈洛伦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通过三次学术报告系统介绍了批判学派,批判了美国的行政管理研究。只是这个时期对于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学派的认识还比较浅显,也比较功利,更无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播思想用于分析中国传播实践。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与资本化运营,引发一系列传媒宏观结构、管理方式、理念和内容上的巨变。与此同时,诞生于硅谷和华尔街的新媒体,更进一步加强了国际资本对媒体的垄断控制。于是,围绕着国家和市场的角色以及其他相关政治问题,中国传播学界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共识逐渐消解,以科学主义逃避政治的手段不再奏效,政治又重新回到传播研究之中。

  新一波传播批判研究,也受到人文社会学科潮流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勃兴,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日益显著,文艺理论界纷纷涉足文化与传播问题的研究,由此拓展了传播研究的版图,如刘康的《文化·传媒·全球化》(2006)、赵勇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2011)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同样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广泛波及当代传播研究,曹卫东翻译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9)与《交往行为理论》(200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赵斌的《依旧怀念一九六八》(1999)与《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程巍的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2006),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的《“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2008),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0),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的《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2014)等,均属别开生面的传播著述,影响广泛。此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以赵毅衡教授为首的符号学研究团队,在国内外学术界独树一帜,研究成果往往涉及符号与传播、文本与解读、话语与权力等。在传播研究领域,比较突出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传播政治经济学》(2000)开始,文森特·莫斯可、丹·席勒、詹姆斯·卡伦等西方政治经济学者的一批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尤其是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2012)、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修订版)》(2010)等著述,把西方传播研究本身和新闻专业主义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重新政治化,更是广为人知。另外,李金铨、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等为代表的传播学者,通过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的媒体市场化问题,尽管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不无差异,但均摆脱经验学派的“媒介中心主义”,从更具社会历史与文化政治意味的国家、资本、权力及公共性等角度剖析媒体与社会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去政治化的学术走向。新一代传播学者如王维佳、邱林川等,又引入北美政治经济学中兴起的“劳动”观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播学的理论视野。

  追寻一个世纪中国传播学的求索历程,总结中国传播研究的利弊得失,未来的中国传播研究面临两个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命题。

  其一,突破学科壁垒与知识藩篱,以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为导向,探究中国社会与传播的演化状况,以揭示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的自身规律,从而逐步确立并完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传播理论。借用韩少功的话说:“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索引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科技知识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实验作为依据,人文知识也许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经验,确保言说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来自其他人大脑中其他人的大脑。”(61)

  不待多言,在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五千年文明历程中,包括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中国的传播实践形成了别开生面的格局,社会的信息系统呈现了独领风骚的状貌,从而留下了一整套异常丰富而纷繁复杂的思想、体制、传统,如民本意识与天下归心、政党政治与党性原则、人民主体与群众办报、舆论导向与市场取向。中国的传播研究是否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能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此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树,将如此丰厚的专业遗产化解为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学理与学统,并在世界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人类学术共同体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局限于、满足于国际接轨与理论旅行。余英时的如下批评,对传播学也不啻为醒世恒言: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家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62)

  其二,在重视研究方法包括计量统计方法之际,突破研究方法拜物教的思想桎梏。一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破解“兵马未动,方法先行”“悠悠万世,科学唯大”“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教条主义束缚;另一方面打通社会科学的各路方法,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针对不同问题,选取不同方法。作为工具,研究方法本应结合研究对象因地制宜,旨在探究问题,揭示规律,创造新知。而一种流行说辞不仅将方法抽离于研究对象并置身于社会历史之上,而且把所谓“科学方法”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乃至于求学问道只有统计、问卷、量表才叫“科学”,否则就不科学,至少是前科学、浅科学等。相对于当年对计量统计等方法的隔膜,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同样制约或窒息传播研究的想象力、批判力、创造力。事实上,问题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随机应变,各自不同。西谚说得好,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锤子,就会把一切问题看作钉子。《孙子兵法》异曲同工:“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面向又一个新百年,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追求或可归结为:更具有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更凸显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更兼顾新闻与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会通。随着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中国传播学也当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感谢赵月枝、王怡红、李金铨、陈韬文、王维佳、黄卫星、李海波的批评性意见以及实际贡献,至于一应缺憾均由第一作者负责)

  ①本文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创刊号)之邀而作,特此说明。

  ②刘海龙提出“灰色地带”概念,突破了传播学术思想史的标签化认识方式与刻板归类,有助于用更开放视角看待传播研究及其演化。见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Timothy Glander.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Educational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Mahwah,NJ:Lawrence Erlbaum,2000.Christopher Simpson.Science of Coerc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945-19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④Wilbur Schramm,Steven Chaffee,Everett Rogers,ed.,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A Personal Memoir.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7;参见[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⑤James Carey.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Eve Munson and Catherine Warren,ed.,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4;参见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⑥关于台湾传播研究历史的详细描述,参见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关于香港传播研究历史的总结性文献不多且比较早,参见Joseph Man Chan.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Problematics,Discoveries and Direction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2,2(2):134-167.

  ⑦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续编:从卢卡奇到萨义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89页。

  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12日;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0页。

  ⑨参见黄平、玛雅:《当代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天涯》,2008第4期。

  ⑩鲁迅:《鲁迅自编文集·华盖集》,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11)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0页。

  (12)实际上帕克曾两次来中国访问和任教。第一次是1929年9月。帕克曾在上海大学讲授了一个短期的社会科学课程,原计划去燕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做演讲,但因为生病而取消。参见Winifred Raushenbush.Robert E.Park: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79,p.128.

  (13)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14)参见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原载《社会学刊》1930年第1卷第3期),收入《孙本文文集》第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5)Pen Wen Baldwin Sun.China in American Press,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25.

  (16)刘海龙、李晓荣:《孙本文与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一篇被忽略的传播学论文》,《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

  (17)张耀翔:《民意测验》,《心理》,1923年第2卷第1期;罗志儒:《“民意测验”的研究》,《心理》,1923年第2期。

  (18)范红芝:《民国时期民意研究综述——基于民国期刊文献(1914-1949)的分析》,《新闻春秋》,2013年第2期。

  (19)Edward Bernays.Propaganda.New York:Horace Liveright.1928.

  (20)[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文艺的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21)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22)参见李彬:《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山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23)参见浙江人民出版社“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一辑总序。

  (24)[美]威尔伯·施拉姆:《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王泰玄记录,《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

  (25)这是黄宗智在分析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时所做的二重区分,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17页。

  (26)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李彬:《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载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代前言”;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袁军、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内地》,载段鹏、韩运荣编:《传播学在世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7页;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廖圣清:《中国20年来传播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第4期。

  (27)刘逸帆:《传播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话语体系——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中国广播》,2015年第4期。

  (28)据王怡红考证,“16字方针”由时任新闻所副所长的戴邦和钱辛波在听取会议组织者张黎和徐耀魁汇报时,确定了其具体内容。戴邦在主持座谈会的发言时,使之公开化和明确化,后又经过会议认可,最终由徐耀魁写入会议综述。见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29)此书之前的余也鲁译本《媒介、信息与人》,1979年在香港海天书楼出版后就已经在大陆流传,1985年大陆展望出版社影印此书,以《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的题目在大陆正式出版。

  (30)此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林珊翻译,内部交流,1989年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

  (31)此书2000年、2006年经郭镇之翻译,又以《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在华夏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原书的第四版和第五版。

  (32)此书第一版由祝建华和武伟翻译,2008年祝建华又翻译了本书的第二版。

  (33)郭庆光:《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载《新闻学论集》第1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4)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李彬:《批判学派与中国》,《青年记者》,2013年第1期。

  (35)这一缺陷,美国的学者也做了深刻反思与批判,见[美]约翰·C.尼罗等:《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周翔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6)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4期。

  (37)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

  (38)参见陈崇山主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

  (39)祝建华:《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40)(42)(43)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52、65页,第113-114页注释6、注释7。

  (41)祝建华:《实地调查——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一》,《新闻大学》,1985年第9期;《内容分析——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二》,《新闻大学》,1985年第10期;《控制实验——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三》,《新闻大学》,1986年第12期。

  (44)参见《中国传播学30年》一书的学术编年史部分,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关于学术本土化的争论。

  (45)参见沙垚:《重构中国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教授专访》,《新闻记者》,2015年第1期。

  (46)(48)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47)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留法博士刘昶教授,1983年作为即将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攻读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一位北大学子,在图书馆详查馆藏传播学资料时发现了这份手稿。他对此事至今印象深刻。

  (49)关于斯迈思访华,参见其文章“After Bicycles,What?”,以及由其弟子撰写的“编者按”和赵月枝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另见Dallas Smythe,Counterclockwise: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edited by Thomas Guback,Oxford:Westview Press,1994,pp.227-244。中译文参阅[加]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50)在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译版正文之前,王洪喆、赵月枝和邱林川撰写了长篇“代编者按”,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分析了斯迈思访华的意义,参见《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51)[美]爱德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1页。

  (52)本土化一词本身隐含着西方普适而中国特殊之意,而任何传播理论归根结底都是本土的,即使经典的传播研究及其理论,也无不孕育于特定的本土语境与传播实践,当然好的本土理论也是好的普适理论,反之亦然。换言之,本土普适是有机统一的,就像费孝通解释其《江村经济》研究,作为个案而不失为中国农村共有“类型”或“模式”。所谓普适与本土的人为区隔,无非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或霸权关系。故而,我们更倾向于“中国化”一词。

  (53)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年总第77期。

  (54)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9期。

  (55)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8期。

  (56)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年总第77期。

  (57)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载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8)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59)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60)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61)韩少功:《暗示》(修订版),“附录二:索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1页。

  (62)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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