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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传播的全球政治与经济象征身份建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任孟山 点击:5267次 时间:2017-04-24 19:55:48
  伴随中国政治影响与经济实力的提升,“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已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工作部署与安排。不论是国家级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世界各地新建或强化驻外新闻报道站点,还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设备更新、渠道开拓等方面,都是实践国际传播国家战略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19讲话”中更进一步为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方向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

  国际传播如何呼应并实现国家战略层面的诉求,需要在战术层面有切实可行的操作路径。本文想探讨的内容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中,如何定位在媒体上呈现象征层面的中国国家身份,即我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要向世界展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如何在内涵丰富、表现多元的现实中提炼出简洁易懂的国家象征元素与要件。换言之,“中国故事”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宏观概念,“讲好中国故事”必须经过适当的内容拆解才具有可操作性,在国际传播战略层面至少应该对中国的全球性政治象征身份、经济象征身份与文化象征身份有基本且宏观的把握与设计,以此对应“中国政治故事”“中国财富故事”“中国文化故事”的讲述与叙事。限于研究范围与知识储备,本文拟从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展开可能性探讨,认为中国的全球性政治与经济象征身份可分别定位于“国际政治合作者”与“世界经济贡献者”作为国家层面的国际整体标识。

  一、全球政治象征身份建构:国际政治合作者

  在国际传播中,本文认为将中国的全球性政治身份定位于“国际政治合作者”,主要有两点考量:其一,回应与澄清外部舆论及其全球效应,即西方媒体打造的与中国崛起及其相关“威胁论”;其二,呼应与传播中国提出的诉求与主张,即中国倡导的以“命运共同体”为关键内涵的新型国际关系。相较于国际媒体的受众关注自身事务,其对中国的关注精力有限,因此,我们需要在概念整合与媒体展现中提炼出足够涵盖中国内涵的象征元素,力求让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有涵义、有效率、有效果。

  关于西方媒体宣扬与中国崛起相关的各种“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观。不管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家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新兴大国的崛起将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挑战居于国际关系领导地位的大国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的看法非常具有典型性: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所有的行为动机都是为了获得、维持和增加权力(power)。①由于没有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存在的世界政府,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自助体系。自助体系中的某个国际行为体权力的增大,意味着其他国际行为体权力的缩小,这会打破国际关系之间的平衡,甚至有可能引发战争。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看法,“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决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斗争。……在国家意图不明的世界里,大国必须尽可能多获取权力来保护自身,以防任何国家的挑衅”②。

  国家获取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因素是军事实力,但经济实力也非常重要,军事实力需要经济实力作基础。正是遵循此种逻辑,西方媒体上宣扬中国崛起的各种“威胁论”,而且很有市场。中国经济历经近四十年的持续增长,GDP位居世界第二位并远远地甩开了居于第三位的日本,对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算得上是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西方国家的主流观念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大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依赖民主制度的建设,才不会具有攻击性,才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比如二战之后崛起的德国与日本,虽然经济迅速崛起,却因其民主制度的国家建设而不被战前的敌国——美国所敌视,相反,还成为了可靠的盟友。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中国是个不够民主甚至不民主的国家,经济却有了持续性巨大进展,这与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预测很不一致。大名鼎鼎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当初曾经总结在《国际利益》杂志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我阐述了一个热门话题,内容涉及到过去几年中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③然而,中国实力的增强却偏离了西方政治与西方舆论的惯常认识与假定路径,于是在西方媒体上出现有关中国崛起的“威胁论”也就不足为奇。

  回应这些“中国威胁论”有多种路径,其中在全球政治层面上,需要申明的是,中国的制度建设与发展道路虽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并不是他们的敌人,不是要推翻现有西方国家占据优势地位的国际政治秩序,相反,中国是可以倚重的国际政治合作者,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州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明确宣布,“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④。从根本上讲,“中国威胁论”的说辞源于中国强大之后会挑战现有国际政治秩序,这个秩序是二战后由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如果我们的全球性政治身份定位于国际政治合作者,那意味着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实力增强最多只是修补与完善国际秩序,是中国国际版的“改革”,不是某些“中国威胁论”中所说的大幅度修正乃至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后者不符合中国国家实力,也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同时,客观来讲,没有中国的国际政治合作,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困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媒体正面解读了中国在今年3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的表现。当天上午,安理会15票赞成,一致通过了由美国提交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要求各国禁止向朝鲜运送可能用于核、导计划的物品,收紧对朝鲜的武器禁运措施,冻结可能与核、导计划有关的金融资产等。⑤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⑥国家间合作,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问题的必需选择,当下的世界已不是零和博弈的霍布斯丛林状态,而是通过国家间商议共谋的协作状态。在国际政治学界与政界均有盛名的亨利·基辛格提出:“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在这些问题上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⑦其实,不仅是中国与美国之间,即使在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中也是如此,寻求国家间公约数,实现各自相对收益,是国际政治合作的基本原则。

  在实现与达到上述国际政治合作的可能路径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选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⑧。据无界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至少70次提到命运共同体,而其“定语”,也从“亚洲”走向“世界”、从“现实世界”走向“虚拟空间”。⑨从领域而言,从政治命运共同体到经济命运共同体,直到今年4月在华盛顿举办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要强化国际合作,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推进协调并进势头”⑩。“从性质上说,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成员国之间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但它不是一般的合作关系,不是生意性质的合作关系,而是朋友、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从国与国合作的角度,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11)从中国构建的对外关系来看,国际政治合作是重要的思想与原则:“在大国关系上,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与国相交上,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与各国广结善缘,打造覆盖全球的多姿多彩的伙伴关系网和越来越大的朋友圈”(12)。

  从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二者间的关系来看,国际传播是现实国际关系以及一国外交现状在象征层面上的反映。国际关系的复杂程度和一国外交的目标指向,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象征层面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换言之,中国国际传播在国际社会呈现的象征形象,是中国国际政治理念与外交理念的意涵浓缩。同时,在具体故事的塑造上又不拘泥于某个具体事件,而是可以根据叙事需要从宏观上提炼和在微观上修辞,让“讲好中国故事”丰富化并与受众有关联,提高可接受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故事”的对外传播是要传播与其他国家有关系的联结性与共生性,中国的全球政治象征身份定位于“国际政治合作者”是传播中国在平等、对话、共赢、不冲突、不对抗、不结盟等国际政治与外交理念的体现。整体而言,就是建构中国是一个国际社会现有主流规则的合作者、参与者、完善者的身份,而非另起炉灶或重建世界游戏规则的全球性政治象征身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流派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的构建体现在单个国家行为体上,就是更新已有的国家观念来重新确定国家的身份,进而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及层次。(13)中国在这方面并非没有经验,当年的改革开放决策,即是将“冲突与战争”的世界观转变为了“战争与和平”,重新确定了中国国家身份及其利益,融合到全球化进程中收获到红利,也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固有认识。

  二、全球经济象征身份建构:世界经济贡献者

  在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历史环境中,长期以来,从原来的对外传播到现在的国际传播,中国更为重视的是意识形态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国际传播,对经济层面的国际传播重视不够。其原因是多方面与多维度的,其中之一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数十年内都没能在世界上达到一定高度,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重视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的中国,不是将中国看作苏联的政治盟国,就是将中国看作与苏联决裂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国外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达到相当规模,进出口贸易对象国与进出口经济体量,都称不上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强烈的经济层面上的国际传播需求,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形象或中国的财富故事会影响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

  不仅如此,某些经济议题往往与政治议题挂钩或转化为政治议题,这就更加冲淡了中国单独重视中国国家经济形象的国际传播。比如,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美国在1990年代每年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关涉到的都是中国政治和人权议题,而不是经济议题。至今这种局面依然存在,但更为聚焦于中国经济层面的议题。比如,美国与欧盟在承认中国是否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议题上,虽然有政治批评,但更多的已经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层面是否具备完全的市场经济要素。换言之,西方国家将经济议题政治化,很难获得国际舆论认可,需要将经济议题非政治化,回归到经济本位,相应地,中国就需要在经济层面上运用国际传播影响国际舆论。比如,中国需要解释不少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是误解所致,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较低不是缘于政府补贴,而是缘于劳动力成本较低、技术创新、管理水平提高甚至忽略了环境代价,等等。

  伴随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近4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已是世界上近百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类似的经济层面的解释,即经济层面的国际传播会越来越多。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破4万亿美元;2015年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虽有所回落,但仍居世界第一位。2015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是第三名日本GDP的两倍还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同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的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14)

  不仅如此,中国关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经济层面上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加快,以及资本输出与项目输出的规模扩张与数量提升。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国企业在国外经常遭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对中国企业并购、市场进入、国际投标等目标国方面的国家安全调查。客观而言,有些情况与事实出入不大,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加以裁决,但有些情况明显与事实有距离,在事实认定上戴着意识形态眼镜、具有强烈的政治因素而非市场因素。在中海油、中石油、中铝等大型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时,由于国外舆论对于企业背景的猜测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蔓延,中国国有企业在发达国家资源类项目并购中屡遭挫折。(15)即使“作为民营企业的联想在收购IBM的PC业务以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曾因并购交易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联想的收购交易展开调查,并修改政府采购流程排斥联想对美国政府部门供应电脑”(16)。大名鼎鼎的华为公司,更是因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亮相、没有义务向社会完全公开其运作情况,而屡遭猜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项目或收购遇阻已经发生多次。

  所有这些个案,纳入到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中观之,是由于“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模式论”等不断成为讨论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整体环境,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标的所在国和中国对外投资目标国的疑虑。有学者总结,西方关于“中国经济威胁论”自1990年代起有三个递进式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的“中国经济总量威胁论”;第二阶段是以西方国家贸易逆差连年增大得出的“中国贸易威胁论”,并以中国产品价格低廉和劳动力价格较低逻辑得出的“中国输出通缩论”和“中国导致失业论”;第三阶段是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能力较强得出“中国资本威胁论”。(17)面对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将会变得紧张,他们担心,中国人有计划地购买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并通过对关键工业的控制来影响政治”(18)。“中国经济崩溃论”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以及当前发展中不断促生的新问题,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加以有效解决,中国经济将会走向崩溃。日本NHK-G播出《变异的中国经济》(2008)以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为内容,包括物价上涨、股市大跌、企业经营恶化和农村经济衰退等“严峻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采取了“唱衰”论调,评价中国政府缺少控制经济稳定的政策。(19)但与此同时,在NHK纪录片中的中国经济形象往往与政治问题混杂在一起,以经济威胁入手,导向军事威胁、政治威胁和文化威胁等议题。(20)“中国经济模式论”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在非西方式民主政治背景下的长时间持续性高速度及其原因探究,寻找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模式探讨和理论解释。

  这些威胁论的基本立场是从西方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考量出发,很多时候此种讨论还与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政党竞争紧密结合。比如,在美国的中期选举、总统选举中,“中国议题”多年以来已经成为辩论的标准配置。在“中国议题”中,政治、人权方面的内容虽然依旧存在,但经济方面的议题逐渐上升,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企业并购与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议题、中国产品的“倾销”问题,等等。此外,中国经济议题与国际局势变化和短期国际诉求也关系密切。比如,在国际社会分配节能减排等环保责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被作为一个正面因素,据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较少考虑中国的人均经济总量,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但是,在中国谋求改善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地位时,“中国应该汇改”“人民币应该加速升值”“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管理能力”等言论就开始发酵。

  除去中国经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西方论调中认为中国对非洲实行“经济殖民”,在无形中增加了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植根非洲的压力。而关于中国“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更被西方有些媒体解读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是却认为中国没有“原版马歇尔计划”中的经济与政治善意,只是中国对外经济扩张和扩大政治影响的手段。这明显不符合事实,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历史发展中,都有资本输出和项目输出的经历,并且与殖民史紧密关联。当下中国的资本输出与项目输出,不但与殖民无关,还要面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竞争和项目竞争。中国在泰国、印尼等国的高铁项目竞争中的一波三折即是例证。中国“一路一带”构想的具体实施有着全球竞争的时代背景和现实。

  面对西方媒体主导的关于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现实,我们的国际传播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论调加以分析并做出回应。这种回应不是说西方媒体指出的问题没有任何道理,也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是说要让国际社会知道西方媒体的言辞只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某些方面,而没有看到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其他内容,或者是夸大了中国某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倾向性撷取了某些所谓的“威胁性信息”。特别重要的是,要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是世界经济贡献者的事实。“1980-2012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3.4%。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上升,对带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即使在2015年GDP增速明显减缓之时,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25%以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贡献者与分享者是同一个概念,以中国经济现有的体量,没有中国经济的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会有上佳表现。正因如此,国际资本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速度和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极为关注。所以,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走出去”发展和中国经济内部发展的非议,我们的国际传播应该以翔实的论据和有效的传播手段,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现状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发动机效应愿意与其他国家一起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愿意让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为此,我们应该转变国际传播的固有理念,对于有关中国经济的负面舆论不必草木皆兵,从普遍意义上讲,“偏见”是任何人与媒体都无法消除的,爱德华·萨义德指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世界:像报纸、新闻和意见这些事物并不是自然发生,它们是被制造的,是人类意志、历史、社会情况、机构的结果,也是个人职业的传统”(22)。要看到西方媒体的某些论调一方面只是反映了某些人对中国经济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确实反映了中国经济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加以评判、说明、解释和批判,但不以政治画线、不以意识形态画线,而应该以理服人、以数据说理、以专业化解释服众。不要有国际传播“洁癖”,既要传播有关中国经济的正面新闻,也要实事求是地告知国际社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意识到,当来自国内新闻机构的国际传播信息全是正面信息的时候,其可信度在国际上就会降低,其他国家的民众甚至中国国内民众,更愿意相信西方媒体对中国负面信息的报道。因此,要有信息平衡。同时,在时间差上不能落后太多,等到负面舆论行销世界之时再进行回应,不仅成本高,而且效果差。在事关重大经济利益的国际传播中,要有事实、有数据、有理论、有立场,要完整地向世界讲述中国财富故事,及其与当事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相对于中国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实践,国际传播属于象征层面的信息整合和意义概纳,属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范畴。一方面,要认识到为“中国故事”提供原材料的中国现实是最重要的,中国现实是中国故事的根源,传播在根本上只是实践的修辞,社会实践决定着修辞边界;另一方面,作为修辞的传播并非无关紧要,“在传统的力量政治世界中,典型的问题是谁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能赢。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赢’(23)。体现在国际传播层面上,就是要有能让国际社会接受和相信的“中国版中国故事”,要修正或打破西方媒体视阈下的“西方版中国故事”,要让国际社会体认到“西方版中国故事”的缺憾甚至缺陷。当然,在传播全球化的意义上讲,“西方版中国故事”也会因为中国现实的变化与中国信息传播真实性的增强有所变化。毕竟,西方语境中的权力与媒体的关系相对松散,专业主义旗帜下的西方媒体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客观性和准确性。

  但是,我们不能期待“西方版中国故事”会有迅速转变,受制于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二元区隔与表达的话语体系,这种转变只能是中国社会变迁与西方认识过程渐变的耦合。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的市场经济与管制的市场经济、中国发展与中国威胁、世界工厂与污染大国、政治民主与威权社会等二元话语体系将会持续在西方媒体上呈现。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建构合适的全球象征身份,破解与模糊西方媒体的二元话语体系。中国是“国际政治合作者”与“世界经济贡献者”的全球政治与经济象征身份的建构,就是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不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是游戏规则参与者、不是世界经济的威胁者而是成果分享者、不是西方媒体上二元话语体系中的完全意义上的“他者”。

  ①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3rd.1961 pp.4-15.

  ②[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前言,第38页。

  ③[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1页。

  ④《习近平在华盛顿州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央广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9-23/7539991.shtml。

  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扩大对朝鲜制裁》,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303/c1002-28166494.html。

  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⑦[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页。

  ⑧《十八大报告》,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_11.htm。

  ⑨荆石:《习近平70次提到的“命运共同体”到底是个多大的“朋友圈”?》,无界新闻,http://news.hexun.com/2015-12-16/181236237.html。

  ⑩习近平:《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新华每日电讯》,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4/03/c_135247085.htm。

  (11)周方银:《命运共同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元素》,《人民论坛》,2014年6月上。

  (12)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1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4)《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历史最高值》,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1-15/7718629.shtml。

  (15)(16)杨波、魏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困境与对策》,《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17)参见王珏:《“中国经济威胁论”及其国家形象悖论》,《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

  (18)转引自王志强:《德国〈时代〉周报视角下的经济中国形象(2004-2009)》,《德国研究》,2009年第4期。

  (19)(20)刘忠波:《日本NHK纪录片中的中国经济形象》,《新闻界》,2015年第7期。

  (21)赵晋平等:《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http://www.drc.gov.cn/xsyzcfx/20150601/4-479-2887423.htm。

  (22)[以色列]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它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23)[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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