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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争夺战——中国大城并区的媒介话语分析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孙玮 潘霁 点击:6745次 时间:2017-05-24 19:56:09
   城市更新:空间重组引发争议

   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围绕着“空间”的战争正在持续性地展开。这场空间争夺战的实质是列斐伏尔所言的“城市权”问题:谁掌控城市发展方向,什么才是美好城市的内涵。本文所涉尽管是关于空间的媒介话语,但围绕空间意义的话语争议,不仅暴露了当今中国社会空间想象的分歧与冲突,也左右着城市发展方向,产生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近20年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大城市的城区合并渐成趋势。2015年9月7日,上海市政府官方微博“上海发布”称:“今天接到媒体有关闸北静安行政区划调整事宜的询问,经向有关方面核实了解,关于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的过程中。”[1]此消息一经发布,当天就有评论数千条,负面意见占了大多数。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事出有因。此前十天,网络散播此消息,上海主流媒体曾纷纷采访政府官员辟谣,称是房地产商的炒作之举。如此出尔反尔,刺激了市民对政府诚信的质疑。但舆论的真正焦点并不在此,反对合并,才是网民的核心诉求。尽管网络舆论并未使这个公共决策发生逆转,2015年底“新静安区”成立,这个事件的发生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背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即伴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行政区划正在频繁变更。如上海自2000年始在15年间经历四次行政区划调整,南汇、南市、卢湾、闸北渐次消失,期间及事后的异议声浪不绝,延绵至今。

   中心城区的合并绝非上海城市规划的孤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健明接受大众媒介采访称,“过去,中国大城市的行政区划普遍分得较琐碎、较小,不利于区域间资源整合和发展。中心城区的合并已经是全国大城市的普遍趋势。近几年来,中国国内已有数个大城市陆续进行了大手笔改革调整行政区划,包括北京、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沈阳等。以北京为例,崇文区和宣武区是北京18个行政区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两个,发展空间受到局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于核心区其他区域。北京四个城区发展一直不平衡,东西城发展比较快,宣武、崇文发展较慢,崇文、宣武有空间没有钱,而东西城是有钱但没有发展空间”[2]。这显示着,在急速展开的中国城市更新进程中,空间的价值与意义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其重要性持续高涨,由此展开的资源争夺与意义竞争,也已上升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问题。因此,空间意义的理解,对于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取向,导向性地规约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面,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诸多矛盾与冲突,也与此直接相关。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都市化进程,“空间”一直是城市更新的中心议题。以法国为例,1853-1870年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被视为欧洲高速城市化时代的一个缩影,这个计划对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传统巴黎进行了“极端开发”,一举成为这个世界名都进入现代的标志。“奥斯曼式城市规划也成为一种特定的指代……赞誉与诘难并存。”[3]哈维称之为“创造性的破坏”,指认它是“现代性的神话……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奥斯曼必须建立一个与周遭事物以及皇帝彻底决裂的神话——这个神话一直持续至今——因为他想显示过去与现在毫无关联”[4]。破坏传统创造现代性、服务于资本扩张,是这种批评论调的主要理由。与之形成参照,赞誉方的观点则以改善交通、解决住房、改进城市设施以及美化城市等等为重点。[5]这种分歧表明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因视角不同而有极大差异。空间的意义也关涉城市的社会意涵,因为“城市可以概念化为特殊的空间现象”[6],因此,“不同群体组织、阐释和使用都市空间,经常引发冲突”[7],导致城市的失序。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对于空间意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城市发展的公共决策走向,以及大众对于城市的认知与认同。空间意义理解的差异与冲突,会直接导致现实后果:群体的分歧与冲突,城市凝聚力的耗散,以至于集体记忆的崩塌与城市传统的断裂。

   有学者指出,“空间性”的流失,是当前社会学城市研究的重要缺陷,非但中国,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现象。“在城市作为‘空间’(space)、‘土地’(land)被不断开发、更新的过程中,城市作为‘地方/场所’(place)、‘社会’的属性,它所蕴含的社会主体、历史传承,以及有机的社会及生活等,遭到粗暴的排斥。”[8]这个偏向,在传播学路径的城市研究中,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原因,除却传播学研究长期缺乏“空间意识”,现实政治也是一种重要因素。“不能不认为,除了强势的政治经济逻辑之外,空间、土地、人口等概念的过度扩张,城市的地方性、社会性被空洞化,也导致了‘作为社会的城市’、‘作为社区的城市’的概念在中国的城市研究中无所凭借、难以展开的困境。”[9]与此类似,大众媒介秉承主流政经之意旨,或者遮蔽空间元素,或者给予单一维度的解释,空间对于城市的丰富意义就此被掏空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新媒体承载的大众话语,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城市实践,展现出异常丰富的空间意识。大众媒介当然也并非铁板一块,市民日常生活中弥漫的空间意义,也通过上海历史、民俗专家之口隐隐约约地浮现于主流媒介,与网络话语发生形成微妙的呼应。由此,城市化进程中围绕着行政区划变更的公共事件,演变成空间意义的争夺战。在此话语交锋中,城市地方性又一次得以凸显、重构。大众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努力地把官方话语中偏重经济属性的“空间”转换成多重意义的“地方”。

   形形色色的空间争夺战正在全中国以各种方式上演。对此,研究者的焦点大多聚集于由空间引发的各种现实利益冲突,及其牵涉的权力关系,“空间”本身的意义以及空间对于城市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阐释。本文以上海“撤二建一”引发争议的公共事件为个案,依据围绕这个事件的媒介话语,考察中国当前大城并区的普遍现象,探讨以下问题: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意识是如何出现的?不同群体对空间的想象有何差异与冲突?如何形成了空间争夺战?这些空间想象如何与当前的城市议题形成联系,比如怎样影响城市公共决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媒介的空间话语如何建构了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地方主义。

   官民冲突:空间想象的分歧

   说来颇有些吊诡,此次事件中冲突双方的话语有着惊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那就是,空间对于城市的极端重要性,而这又构成了冲突的基础。或可以说,空间意识正在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共识。

   政府领导者及其属下的城市规划、管理专家,都从空间的视角,强调城区合并调整的重要性。“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闸北、静安两区‘撤二建一’,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重要发展契机。一是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二是有利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配置;三是有利于提升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民生改革。”[10]

   政府行政主管者突出“强强联合”,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在大众话语中闸北、静安的合并,被视为出身贫寒的“凤凰男”与家世显赫的“白富美”联姻,很不般配。静安区,是高档住宅区与高级消费区;闸北区,则是由棚户区发展而来的中下层市民聚集地。从最直观的经济指标看,两个区的房地产价格相差悬殊,几乎代表了上海市经济发展的两极。那么市领导的“强强联合”说从何而来?主流媒介援引学者对此的解读意味深长:“多次参与上海区划调整研讨会的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静安与闸北合并,这是一种中心城区加上较为边缘的城区合并的模式,静安是双高型(即高品质商业服务区和高品质生活居住区)发展区域,闸北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两者合并将非常利好上海‘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的建设。郁鸿胜的看法是,‘强强联合’有两种判断标准,按经济标准的话,静安和闸北经济都不弱,另外是两者各自有较强的优势,静安先进的现代服务业优势强,闸北则是空间优势明显。”[11]

   空间优势是闸北之强。与之参照,静安的弱在于,它是上海行政区划面积最小的区,也就是说,静安区的经济优势已经没有空间可以施展。这意味着决策方充分认识到,城市发展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各种社会事务得以展开的空间。这个说法中的“空间”并非只是一个隐喻,它是实在的具象物理空间。这即是哈维所谓的“建成环境”的基础,城市的建成环境“是一种由许多不同元素组成的复杂的综合体,包括道路、运河、港口码头、工厂、仓库、下水道、公共建筑、学校、医院、住宅、办公室、商店,等等。……建成环境长期存在,难以改变,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并经常需要大量资金投入”[12]。上海的建成环境,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遭遇的瓶颈是空间的有限性以及布局的不合理。上海市的建成环境改善,必须有空间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必须大力挖掘空间资源,这正是此次上海市政府决策最重要的诉求。由此可见,上海市政府的“空间意识”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城市行政领导者空间意识的内涵是什么?对此,大众媒介的呈现是高度一致的,以下这则报道具有代表性:“环上海经济圈课题组负责人于今认为,此次上海撤区并区,有利于对现有的空间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推进核心区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闸北区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利于加强核心区在城市更新中的整体建设和有效保护;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水平,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有利于推动构建环上海经济圈,自觉带动环上海经济圈同城化和沪江浙一体化发展。”[13]

   这五个“有利于”流传甚广,以各种方式在媒介报道中反复出现。这类话语呈现的空间意识包括这样一些意涵。其一,空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对于城市核心区而言。其二,政府是城市空间的主导者。因此,是否有利于政府治理,是考量城市行政区划安排的重要因素。其三,空间资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无论是城市功能的加强,还是民生问题之改善,无不主要落实于经济层面。上述北京市对于并区决策的解释与此基本一致。可以说,这集中体现了大城市政府及决策咨询专家代表的主流舆论所理解的空间意义。

   网络大众的意见出人意料①,反对者中有众多闸北市民。如果从现实经济角度出发,闸北区市民应该是此项政策的高度拥护者,因为预想中的合并会带来很多现实利益,房地产价格上升,静安区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的分享,等等。事实上,合并消息一经传播,闸北区房价随即出现明显上升。无论是静安区市民的忧虑,还是闸北区市民的期盼,都涉及这些切身利益。但似乎不合常理的是,高调反对此项政策的网民中,包括大量可能经由合并获得现实利益的闸北区市民。其中缘由是,网络舆论的主要视角不是经济,而是历史、文化,以及大众的城市文化认同。在这些大众意识中,城市空间的意义决不仅限于经济层面。

   这次空间争夺战的冲突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谁拥有城市发展方向的发言权;其二,空间对于城市的意义与价值究竟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城市公共决策的共性问题,即在程序与内容两方面公共政策如何最大程度地体现民意,而不仅仅是少数利益集团,比如房地产商的利益。对于此类问题,城市行政管理者应该是有清醒认识的。第二个问题表面看起来似乎不那么尖锐,但却触及更为深层的议题,即对于城市而言,空间的意义涉及哪些方面,究竟什么是美好城市的内涵。这个议题从未在官方话语中有所体现。我们无从揣测政府及精英专家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仅从话语呈现看,官民意见并未在这个议题上形成交锋。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未能有效回应市民的质疑。关键在于,官民双方的空间想象是不同的。官方主要从经济及城市发展的视角出发,而大众多关注城市历史、文化及集体记忆与认同。由此可见,诸如此类公共事件的话语冲突,不仅仅关涉公共决策过程的民主化问题,也深刻地暴露了在当前中国社会,空间意识纷繁复杂,甚至出现矛盾、断裂的情形,民间的空间意义几乎没有进入官方的视野,政府及决策专家在涉及空间的媒介话语中,对于历史、文化、认同等因素基本未有观照。

   就上海此次事件看,回应“上海发布”的网络舆论,与大众媒介呈现的官方舆论有显著不同。最鲜明的一点是,“人”出现在空间意义的叙事中,空间并非只是一个供各种城市事务得以施展的物理容器,而是人与物理空间承载的社会内涵之间的关联。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网络发言都是从人出发,由此呈现了空间意识的三个面向。

   其一,大众是城市空间公共决策的重要力量。这个层面的大众,是在民主决策的框架中呈现主体性的。它所要确认的是国家—社会框架中社会一方的合法性。这个层面所涉及的“空间”,被视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关乎公共利益。

   其二,大众是城市空间的主导者。这个层面的大众,是与城市特定空间有着生命体验与日常生活联系的市民。也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城市空间的主导者。这里的空间,不再是外在于自身的物理空间或者建成环境,它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在此,大众把“空间”变成了“地方”,在人文地理学者看来,“地方”是人“与世界的具体关系”,“地方是由行事之人建构出来的”[14]。生活于这个空间的人,才是赋予空间以价值的主导力量。

   其三,大众是空间的定义者。同样是建筑、街道、区域布局,因为人的介入,空间与人建立了联系,历史、文化因素才进入了空间。由此,牛顿和笛卡尔的绝对空间——“一种先行存在而又静止不动的网格,能够进行标准化的测量与计算”[15],转变成了哈维强调的关系空间,这个关系空间又是与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密切相联的,包含了非常复杂的意义。

   小尺度认同:城市的均质化与多样性

   一旦将“人”放置进去,空间意义的多个面向就开启了。此次争议还触及了中国城市行政管理者长久以来忽视的一个问题:城市中的小尺度认同。这可以理解为列斐伏尔所述城市权的一个重要面向:差异权。在索亚看来,列斐伏尔将城市与空间差异性的重要意义与文化、政治等多种差异性相提并论,极大地提升了空间的价值,“他在许多不同的层面来定位争取差异权的斗争,首要的是身体和性,然后通过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扩展到居室和纪念性建筑的空间特征中,进而扩大到邻里、城市、文化领域、民族解放运动之中,甚至到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欠发达现象而引起的更为世界性的反应之中。列斐伏尔将这种层次繁多的争取差异权的斗争放在中心与边缘、构想的与实际的、真实的与比喻的辩证语境中,并从这些错综复杂、参差不一的辩证关系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集体反抗的空间”[16]。在大城市中保持城区的多样性,应该被视为城市权的重要内涵。

   事实上,大型城市内部的差异化及其带来的城市问题早在一百年以前就引起了关注。20世纪初城市研究者就发现,现代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在空间分布上不是均值的,而是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这种物质空间的状况,也反映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基本态势。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伯吉斯,以20世纪初正在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芝加哥为经验蓝本,对城市区域划分做了归纳与图解,提出了“同心圆模式”的社会地图。伯吉斯认为,城市的发展是围绕着中心商业区向四外呈辐状发展的,如此直径越来越长的同心圆构成了环状的不同城市区域,不同区域中的居民及生活方式迥然不同。[17]有学者总结,都市地域结构有三个基本模式,除了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还有经济学者霍伊特对美国住宅地带空间分布进行研究提出的扇形模式,以及地理学家哈里斯和阿尔曼提出的多核心模式。[18]这些模式揭示了一个现实,“无论在哪个城市,都存在一些有明显特征的地域,这些地域相互影响,在城市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空间类型。于是,整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形势和人们在城市空间内的日常生活相互纠葛,其结果就作为地域结构显现出来”[19]。城市内部多个地域的存在,也被视为社会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如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哈林区、东村等并存,构成了纽约城市的多样性。在佐京看来,“就是这种社会多样性,而不只是建筑物和使用的多样性,赋予城市灵魂”[20]。与城市内部差异性地域勾连的不仅仅是建筑、街道、布局等物理空间分化,它还意味着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以及不同于城市整体认同的小尺度认同的存在,这种分化的情形在全世界大城市中普遍存在。

   中国大城并区激起了对于空间的两种诉求的碰撞与冲突。一方面,行政力量追求资本在大尺度空间中快速流动、整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此,城区只不过是城市结构中的原子化组成要素,可以根据城市整体需要随意变更。另一方面,市民大众与小尺度城区建立的历史、文化的在地化关系,体现了人与家园的情感连接,城区因此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大众“栖居”之地,它是人与世界的接应场所。

   例如本文所涉上海市的城区差别,除了一般化因素,如阶级、经济、职业、文化之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上海因此被称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市”[21],城市的异质性是全世界城市中最高的。回望上海城市历史,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官方与民间的空间意识差异究竟在哪里,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大众特别是上海市民对于城市、空间的认知、体验与情感。19世纪末,上海形成了“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除晚清政府统辖的华界外,“外国租界始终分为两个政体……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制度,法租界则奉行雅各宾派的传统”[22][23]。当前上海城区史的本土研究者将上海城市划分为七种类型,这种分类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租界历史因素。[24]此次“撤二建一”所涉及的静安区与闸北区,在百年租界历史中,曾经分属公共租界与华界。在此次网络公共讨论中,这两个区的相关历史、文化状况,是网民们着力呈现的内容。这展现了在当今上海,与城市区域相连接的小尺度认同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市民意识中。这种认同申明了这样的主张:大众是作为地方的城市的主体,他们与空间地域有着日常生活的联系。地方性不仅指经济利益,也不单是行政机构,更重要的是给予人“家”的感觉。人和地域之间的历史、文化、情感的联系,才是空间的主要意义。因此“发展”并不是处理地方性事务的唯一目标。

   上海城区的小尺度认同,与上海城市认同非但不矛盾,反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体现上海城市多样性的强有力证明。许多网民在讨论中,反复突出“上海文化”,强调上海不同区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特色,承载着上海市民的城市集体记忆。比如,闸北是与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过往的淞沪抗战、现在的彭浦炸鸡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闸北文化对于上海无可替代的贡献,无论是否是闸北人,大多参与讨论的人都不否认,这个特色、这种记忆属于上海,无比珍贵。可以看到,尽管在讨论中,静安市民、闸北市民时常激烈争吵,甚至谩骂攻击,但几乎都以自身对上海城市的意义自夸,争相标榜自己的城区才是上海文化的代表。这都是以上海城市认同为大框架的,甚至可以说,上海城市的整体认同正是这种城区小尺度认同的最强大基础。上海城市的小尺度认同在民间有着顽强生命力,深深地潜藏于普通市民的意识中。自2000年以来,上海经历了四次行政区划的调整:2000年,南市区并入黄浦区;2009年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2011年,撤销黄浦区和卢湾区,设立新的黄浦区;2015年,撤销闸北区和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但这些在行政区划上业已消失的地域,仍然存活于市民的记忆中,甚至当下的日常生活里。“上海发布”引发的讨论中,被撤销的南市区、卢湾区仍然被广泛地提及。

   那些市民无法轻易忘记的地方,常常是镌刻了城市重要历史记忆的地域。这些从城市行政区划目录中遗失了名字的城市区域,或许正是索亚所谓的“第三空间”,“它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25],它综合了物质性的第一空间与想象性的第二空间,存活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这种顽强扎根于民间的城区小尺度认同,正显示了大众对于社会多样性的强烈愿望,它是抵抗全球化时代城市空间均质化趋势的强大力量。

   而在政府代表的主流话语中,这种小尺度认同,从来没有成为空间意义的一个部分。

   资本的“空间”与大众的“地方”

   以此次上海城区合并的个案观察来看,对于空间价值和意义的不同理解,正是此次官民意见冲突的主要原因。对于空间的不同认识,也映射了美好城市生活的想象。在此时,城市想象在不同群体间出现了差异、断裂,这种断裂常常直接呈现为公共决策中的分歧,而更深层面的议题则是,城市认同、集体记忆、城市文化传统延续的巨大危机。因此,参与辩论的双方或许都感到委屈甚至愤怒,因为如果撇开空间元素,单讲公共利益平衡并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政府及决策咨询专家认为,他们是从大众利益出发的,城市经济发展会带来城市利益的最大化;但普通市民不买账,因为他们看待城市的着眼点是“家”的感觉。这并非是说,家的感觉与经济无涉或者冲突,而是说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构成家的感觉,还需要考量其他因素,如城市历史与文化传统、市民的地方认同,等等。以人文地理学的视野看,市民是把行政力量眼中的容器化均质的空间,理解为属于自己的寄托生命的地方。因此我们需要在空间意义的理解层面厘清认知的分歧,否则非但政治议题因为被抽离了具体内涵变得无法理解,而且可能遮蔽城市发展的更多面向。

   中国城市政府的一些管理者对于空间意义的理解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正如列斐伏尔观察到的:“人们处理空间的方式,是恢复它的均质性。……那些被分割成片段的空间可以被交易。空间对于金钱和资本的从属,让一种量化,从对每一个单元的金钱的衡量和商业化,向整个空间扩展了”[26]。因此,“空间在整体上被降到了物的水平上,商品的水平上”[27]。这样的空间与人无涉,也因此,与人有关的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等等元素无法为这个空间所包括,它必须与城市的过去一刀两断。均质化是资本视角中的空间的一个显著特征。

   而大众则是将空间视为地方,关注意义的多样性。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通过与“空间”(space)的对比来定义“地方”(place)。“他发展出一种作为行动与移动之开放场域的空间意义,地方则是牵扯了暂停和休憩,以及涉身其中。空间适合空间科学和经济理性的抽象概念考察,地方则适于诸如‘价值’与‘归属’这类事项的讨论。”[28]段义孚创造了“地方之爱”一词,指涉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从本文个案可以看到,城市区域的小尺度认同,正是这种地方感的具体体现。这种地方感对于空间意义的理解与经济理性的不同在于,它突出了生活于地方的人对于空间的感觉,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身体的体验;其二,是日常生活的实践。有学者认为,梅洛—庞蒂强调了身体对于空间的意义,“没有身体,就没有所谓的空间。真正具有意义的空间是身体引导、活动、意识的空间”[29]。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是通过身体(身体主体[30])的日常生活(具体主体[31])操练体现出来的。西蒙用“地方芭蕾”描述这种人与地方的关系。“身体的移动性在空间与时间里结合,产生了存在的内在性,那是一种地方内部生活节奏的归属感。‘地方芭蕾’是召唤我们地方经验的隐喻。它指出了地方乃是透过人群的日常生活而日复一日操演出来的。”[32]由这样的人文地理学视野看来,在此次上海城区合并引发的公共讨论中,大众表达是试图在经济理性的空间内填充进地方的丰富意义,这种努力是建筑在大众切身的日常生活基础上的,它将“地方”之意义彰显于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挑战了政府和专家为代表的资本视角和经济理性的空间话语。

   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卷入全球化浪潮时,人们常常发出如下疑问:中国的地方主义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本文所涉个案给出了一种可能性。尽管网络舆论并未在政策层面发挥影响,大众表达似乎并未改变什么,但如果我们不是局限于公共政策层面,而是转换到文化领域,如果我们认为“地方从未完成,而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地方是不断发生的东西,是以创造和利用物理环境的方式,对特殊脉络中的历史有所贡献的东西”[35],我们就可以看到,大众表达并非毫无意义,它又一次伸张了地方性的价值,唤起了人们的城市记忆,加固了大众的城市认同,它也打破了一些关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惯常认知。比如在传播与全球化的议题中,新媒体经常被指认为是扫荡地方性的全球化力量的帮凶。这一个案也显示了与这个常规论断不同的可能性,那就是在传统大众媒介承载体制使命宣扬适应资本扩张需要的全球化主张时,新媒体却常常是与本土化、在地化的大众诉求连接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相较于传统主流大众媒介,新媒体反而显示了与地方更加紧密的连接。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为“发展”话语的经济理性所主导时,在地化的大众借由网络新媒体创造了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第三空间”,他们充满自信地宣称:“这里是我的家,家不一定需要‘发展壮大’”。这种对于社会多样性的强烈诉求,彰显了全球化时代城市地方主义的珍贵价值。

   德·塞托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论及空间时说,“它既没有‘专属’的单一性,也没有‘专属’的稳定性”,“空间就是一个被实践的地点。因此,在几何学意义上被城市规划定义了的街道,被行人们转变成了空间”[34]。中国大城并区引发的空间争夺战,是历史的诗意的文化空间与实用的功能主义的经济空间的碰撞,是大众期盼的行走的城市与政府规划的容器的城市之冲突。对于城市空间,大众要求意涵丰富的可居住性,而政府则亟待扩展财富收益的通道。这种围绕城市空间的意义竞争,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议题。

   注释:

   ①本文选取了网民对此信息讨论最为密集热烈的时间段(2015年9月7日21时01分至10月16日16时18分)中的3220条评论。后文中涉及这一事件的网民评论皆出自于此,不再一一注释。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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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9]董强.空间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6、114.
  • [31]本·海默尔,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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