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评议书

 

李学勤先生是上古时期研究领域的专家，所谓上古时期研究，范围很广，其中有些，我全无了解，例如青铜器研究，有些，例如古文字，最多以猎奇的心态读一读。有些，例如中国古史、古代学术史，我倒是很有了解的兴趣，但所知甚少。李学勤的著述，我只读过那些浅学略能理解的，如《东周与秦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古文字学初阶》，那些更高深的，我只能望洋兴叹，如学界推重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周易经传溯源》等书虽亦翻检，无力认真拜读。以下所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评议，而是学读李学勤文著的一些体会，多为外行管窥，有些则是从学界同仁那里了解到的。

李学勤博学卓识，其治学广涉甲骨、青铜器、战国文字、帛书、古史等多个领域，且能基于其广搏的知识，在很多领域提出新见。古史、古文字等领域，因年代久远、证据链不全，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不同意见乃至相反看法，李学勤以他对古籍的熟悉，更加对新发掘材料的了解，权衡异见，持论允当，所做的裁断多合理可信。其例比比皆在，这里只引一例。关于老子其人及《老子》的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引得我这样好读先秦的浅学也常怀好奇之心。李学勤“申论《老子》的年代”一文〔载于《古文献丛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并参见同书“《老子》与八角廊简《文子》”一文〕从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起论，旁征博引，得出结论说：“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老子》之书先成之事，可以认为是确实可据的。”我的知识当然不够用来判断这类结论的正误，但这类文章取材之广，论理之允当，却是我能深深感到的。

我从李学勤受益最多的，是他依据近世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对中国思想史的重新梳理。例如他根据新旧史料，旁通曲证，详考诗、书、礼、乐、易、春秋诸经的源流，认为孔子并不是中国学术的最早源头，而是孟子所称的“集大成者”，〔并因此提出与冯友兰划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两分的商榷，〕我认为他的结论切中肯綮。他从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梳理整个20世纪的古史研究，也让我多获新知。

 李学勤是从整理殷墟甲骨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据《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自序及《失落的文明》序等〕，转而从事广泛的考古工作，考古能力一流。我的同事白奚曾说，三星堆刚刚发掘出来后，李学勤去现场看了，回来后在一次关于三星堆的会议上，李把他见过的一个青铜鼎凭借记忆完全画出来了，从形状、铭文、质地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诚然，考古学是基于出土文物文献的学科，对新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发表评论，有时难免出错，或被后来出土的文物文献证伪，但相关学者也不宜裹足不前，不对新出土的文物文献进行研究乃至做出推测，即使其中会出现错误，这些研究和推测仍可能为后来人指点路径。

李学勤写的多数是小篇幅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篇篇言之有物，且每发新意。我想，这是由于李学勤在多种研究领域都下过功夫，因此能够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综观问题，发前人之所未发。我才疏学浅，无力系统研读古史，经常读的，恰恰是这些小文章。李学勤的学识深邃，但他的文章从不弄玄虚，不弄小巧，文字清楚，论理平易，要言不烦，往往在重大的问题上提出独辟蹊径的见解。我读李学勤的文章，常感今日不多见的大家风范。

除了从李学勤那里学习很多知识，他的很多见识也让我受益匪浅，例如他再三再四呼吁“走出疑古时代”，但他仍给予疑古派以很高评价：“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 〔《走出疑古时代》9页〕。我少年时读过一点儿古史辨学派的论著，受到很深影响，后来也是通过学习李学勤在这方面的阐论改变了一味疑古的态度。

自上世纪50年代起，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涉及上古时期研究的重大工作，都能见到李学勤参与其间，很多工作由他领衔展开，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注释。他常常为这些工作提出纲领性的指导，例如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就是这样。在与我同龄的学者中，李零的学问见识是我所钦佩的，而他颇尊崇李学勤，称李“博大”。朱渊清评价说：“李学勤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学术识见，走在中国学术的最前沿”。这些评价我都很赞同。

 

 

 

 

 

 

 

 

 

 

 

 

 

 

 

 

 

 

 

 

作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李学勤先生一直是我颇为尊敬的学术前辈。因此，我很乐意以我个人的名义为其出具严肃的学术评议书。

李学勤先生不仅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而且当代中国杰出的学术组织者。作为学者，自1950年代以来，他在众多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作为学术组织者，他不仅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政府学术工程之一——“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而且还是《清华汉学研究》、《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等重要学术刊物或学术丛书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

我个人认为，李学勤先生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古文字学家之一，李学勤先生在甲骨学、战国文字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绩。自1950年代以来，以其首部专著《殷代地理简论》的出版为标志，李先生把考古学方法运用于甲骨学研究，集中探讨了殷墟甲骨的分期，1958年提出的“非土卜辞”说，1977年对“历组卜辞”的论析，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关于甲骨分期的“两系说”，均在甲骨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学界公认，他于1959年在《文物》杂志上连载的《战国题铭概述》一文打破了战国金文、石刻、陶文、封泥、玺印、钱币、简帛等专门研究的界限，将战国文字划分为秦、齐、燕、三晋两周和楚五系，进行综合考察，从而促使战国文字研究成为古文字学的独立分支学科，堪称中国战国文字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他在古文字学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使他与复旦大学裘锡圭先生并称为我国古文字学领域的两大权威学者之一

第二，李学勤先生在青铜器和玉器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和研究甲骨一样，李先生主张青铜器研究应以考古发现材料为基础，并提倡把中国传统的金文研究与西方流行的美术史考察结合起来，从器形、纹饰、铭文、功能、工艺等方面对青铜器进行综合研究。他自己在金文的释读以及青铜器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还利用金文以及甲骨材料，对于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土地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讨论。此外，李先生还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对许多早期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图案及作用进行了探讨。他还对各地出土的牙璋作了比较研究，对良诸文化所出土的玉器、安徽含山凌家滩所出土的玉龟玉版等玉器材料进行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在玉器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

第三，李学勤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及对比较考古学、比较考古史的倡导，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之起源的理论认识。李先生质疑了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的传统观点，并根据考古学的最新发现，认为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要比商代早许多，并在1980年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主张。这一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想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之中。比如说，他根据历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作了大量考察；他还提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区域性的研究，并提出了“文化圈”的设想。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态，李先生还主张将中国古代文明是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进而将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倡导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的研究。为此，李先生身体力行，出版了《比较考古学随笔》等论著，进行了比较考古学、比较文明史的有益探索，并主持翻译了《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把世界考古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所有这些学术努力，均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论视野。

第四，李学勤1995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倡议，试图扭转1920年代以来“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国古史研究中怀疑古文献真实性的大趋势，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一般认为，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种在历史上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起着了“冲决网罗”的作用。但由于当时一些学者“疑古”过甚，加上当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书证书，因此许多观点己经为今天的考古发现所否定。考古学界公认，李先生不仅做了大量被前人斥为造伪的古籍与史事的“平反”工作，还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我们今天的古代文明研究需要从考古发现的实际出发，不仅要在具体研究上重新审视前人的已有结论，而且在指导思想上也需要摆脱一些旧观念的束缚，走出“疑古”时代。李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中国文明起源预研究”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走出疑占时代”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的学术重建。

第五，作为学术组织者，李学勤先生组织的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国际汉学”研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李先生任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该项目已于2000年秋通过验收。由于成就卓著，2001年春，李先生获得“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突出贡献者称号。他在“工程”实施期间撰写的研究论文，一部分已辑为《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出版，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外，早在1992年，李先生就在清华大学创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主持出版了《清华汉学研究》，并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出版了《法国汉学》。该研究所组织出版了《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等论著，翻译了大量汉学论著，对国际汉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李学勤先生已经取得的学术成绩完全有理由获得“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历史学科评议意见书

 

 

 

     历史学科所列的候选人李学勤和葛剑雄先生，均是我所尊敬的。葛剑雄先生一直以他的历史地理学名于世，对于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疆域变迁做出了十分精深的研究。葛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思考的引发巨大争议的作品《统一与分裂》，也是用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所提出的结论，即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远远要长于统一的时期。他有一个类似于制度决定论的结论：即“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在他看来，历史研究最主要的标准是客观性，而不是是否有利于国家。

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当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等于是历史的价值，对于如何研究历史，当然可以有很多种路径，但是，对民族的历史是否抱持一种同情和敬意，在不损害客观性的前提下，为民族发展提供正能量，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种更值得肯定的历史观。

葛剑雄先生有很强的社会关怀，近年来对学风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值得推崇的。

然后，如果选择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我会选择李学勤先生。

作为一个非专门的历史学研究者，来评价历史研究的成果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对李学勤先生的许多成果的评论可能是外在的，这是首先要声明的。

对于李学勤先生的关注最初并不是他所做的许多具体的考古上的成绩，而是他在1990年代出版的《走出疑古时代》，这是一本影响巨大也有很多争议的作品。

在1992年的同名演讲中，李学勤先生就对20世纪影响巨大的“疑古”派提出了反思。“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李学勤先生所提出的方法，主要是继承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发表于《原道》杂志的文章中，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李先生极力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是重建古史的不二法门。他说：“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而大量出土的简帛书籍似乎给李先生以更多事实上的证明，“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

在我看来反思疑古学派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用事实来考订古史的真伪，而是对于这段历史的态度，即我们如何认识中国早期的历史，以及后世“层累”构建历史的意义。也就是说，历史固然是描述一种真实发生的事，但是如何理解这样的事，则是历史哲学所必须具备的视野。就这一点而言，李学勤先生的著作，就有了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品的意义。这就好像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辩”其意义也远远超越历史研究一样。

古史的研究，一个必然会存在的问题就是文献和材料“不足征”的问题，因此是信古、疑古还是“释古”，就是历史研究者据以思潮处理历史材料的不同方向，中国的现代史学缺乏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所以，或者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者成为解构历史的利器，在这一点上，以“释古”为方法的走出“疑古”时代被关注，也是自然而然的。

李学勤先生横跨历史、考古、思想史等多个领域，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但出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后又担任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等社会职务，尤其是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在使他获得巨大的社会荣誉的同时，也受到了更大的质疑。

然后，夏商周工程虽然因为其政府出资的背景，导致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成果的客观性产生了质疑。但是，批评者似乎也容易忘记费正清先生的许多研究和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研究的官方背景。这么说的意思是要说对于断代工程的评论应侧重于对研究成果的评价而不应该以课题支持者来简单的否定，因为这本身就是不客观的方式，而国际上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属于政治立场式的批评。

当然，这样的评判并非是要反证李学勤先生的所有结论的准确性，相反，我也注意到李学勤先生有许多过于匆忙的结论，无论是在考古上，还是最近所展开的清华简的研究，其超越于简本身内容的许多判断，的确是可以存疑的。

 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李学勤先生作为历史学科近三十年最有影响的写作者，其获得历史学科的终身成就奖是合适的人选。

 

附议专家推荐意见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在学术界，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素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于一身，是对考古发现利用最及时、探讨最全面、成果最显著的学者。李学勤先生早年从事甲骨文研究，他提出的殷墟甲骨分期“非卦辞说”与“两系说”，为学界所关注。他也是较早综合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在该领域卓有创获。他主持和参加过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中，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权威。李学勤先生早年曾做过著名思想家、思想史专家侯外庐先生的助手，为“诸青”之一，这使他有了较好的理论素养，善于对研究的问题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近些年，他还主持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在学界及社会上均产生重大影响。

以我个人的粗浅理解，李学勤先生的最大贡献，是充分利用了近几十年来新出土文献，继承、发展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由点及面，知微见著，解决了一个个的学术难题，开辟了新的课题和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扭转了疑古派学者“从书本到书本”，喜欢推理和假设，动辄对古代历史、文献进行怀疑的学术风气。在今日学界，从事先秦史、古代文献以及先秦思想史研究且有一定成绩者，罕有不受惠于李学勤先生、不受李学勤先生的启发和影响的，李先生的影响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李先生也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古书的反思”、“重写中国学术史”等一系列学术主张，反映了其理论反思和概括能力。但这些学术主张是建立在他大量的个案研究和四百多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之上的。脱离了具体问题，不了解李先生的研究，是很难理解李先生所言问题的根结所在。因为在李先生那里，他面对的首先是具体的学术实践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对古代文献（传世与出土）做出合理、可靠的分析和解读——李学勤先生提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而不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之辩论。

李学勤先生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影响了一代学风，是当今学术界最有影响，也是无法绕过的人物。李泽厚先生曾称其为目前大陆学界第一人，恐怕也应从这点去理解。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更是我国战国文字学科的奠基人。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先生主持和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工作，特别是在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简帛研究以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鉴定等学术领域，都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进而成为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权威。

李学勤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涵盖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等领域，尤其擅长古文字学研究并卓有建树，常与裘锡圭先生一起被并称为当今世界“两大权威”。李先生享誉海内外，除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等之外，还受聘为英国剑桥大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

文字是文化的传承与载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实际上就起源于我国早期的文字。作为第一个综合研究战国文字的人，李学勤教授率先提出殷墟甲骨分期的“非王卜辞说”与“两系说”。1995年，李先生又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倡议，试图扭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国古史研究中怀疑古文献真实性的大趋势，引起广泛反响，并得到官方的支持。近年来，他主持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动向及国家水平。

在古文字相关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李学勤教授思想敏锐，见识深邃，常以多学科结合、视野开阔、学识渊博而著称，尤其擅长于捕捉和利用国内外新发现、海外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等进行考证或创新。

特别地，李学勤先生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尤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结合起来探讨问题，著述成果更是等身，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主要专著包括：

　　《殷虚文字缀合》（与郭若愚、曾毅公合作），科学出版社，1955年。

　　《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青铜器的奥秘》，外文出版社，1980年。

　　《东周与秦代文明 》文物出版社，1984年。

　　《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定稿），文物出版社，1985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定稿），文物出版社，1990年。

　　《英国所藏甲骨集》（与齐文心、艾兰合作），中华书局，1986、1992年。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1986 年。

　　《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

　　《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 年。

　　《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出版，1994年。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与艾兰合作），文物出版社，1995年。

　　《中国青铜器概说》，外文出版社，1995年。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与彭裕商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所藏甲骨集》（与齐文心、艾兰合作），中华书局，1999年。

　　《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拥篲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

　　《甲骨百年话沧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中国青铜器萃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000年。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定稿），文物出版社，2001年。

　　《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国古史寻证》（与郭志坤合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清路集》，团结出版社，2004年。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青铜器与古代史》，（台湾）联经，2005年。

　　《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东方出版社，2008年。

　　《李学勤说先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

李学勤先生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同行中首屈一指。本人认为，他能够代表当代中国大陆人文学术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并同意推荐李学勤先生获此奖项。

 

 

 

 

 

 

 

李学勤先生评议书

 

 

 

古史研究，是近百年中國史研究中的重點與熱點，大家輩出，成果豐碩。這一代學人中值得獎飾的就很多，李學勤先生可為代表。

近百年的古史研究，約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以《古史辨》為代表的疑古階段。疑古並非只是疑，乃是蓄疑而考，考而後信。不過整體上對上古之史不敢輕信，文獻與事蹟的年代均傾向往下拉。第二個階段則是以馬克思社會史觀去解說古史的。第三個階段在方法上與第一階段較接近，不奢言史觀，重材料、重證據，考文辨器，釋年斷代。而態度則較客觀審慎，不輕疑也不輕信。技術上更能綜合形制、紋飾、建築等各方面。資料上又比第一階段豐富得多，因考古所得遠軼從前，尤以簡帛為甚。

李先生即為第三期的代表人物。在甲骨綴合、卜辭解讀、青銅研究各方面，賡續處理了第一期未解決之問題而又有新的拓展。例如由甲金編年擴為整個古史斷代工程即為顯例。而在新材料（如簡帛）之整理與釋讀方面，又具有先導者的地位和作用，且至今仍不斷提出創解。是新釋古階段卓有貢獻的學者。故我以為獲頒為本屆終身成就獎是合適的。

 

 

 

 

 

 

 

 

 

 

 

 

 

 

李学勤教授评议书

 

         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蒋荣昌

 

 “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

这段话可谓李学勤先生六十年学术生涯的夫子自道。纵观李先生宏阔的学术贡献，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个地方看到“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而这种“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案例，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和作为其后续工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饱受诟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实际上是李先生一直以来以一己之力所追求的“融会贯通”向集合200学者之力来追求“融会贯通”的一次跨越。这项工程的成果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界从未企及的问题领域。尽管这些研究成果中四处闪烁的新见遭遇了国内外同行的大量质疑，不少学者对政府投资的初始意向与断代工程的最终成果之间的关系也满怀疑问，我们仍然不难看见，“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学术主张走向深处的一轮探索。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全时空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路向的创新在文明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可能已远远超过这些成果内部包含的创见——无论这些创见可以经受质疑的牢固程度如何。

李先生在甲骨学、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学术史、年代学和上述文明史多学科综合研究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尽数。在500篇或长或短的文章里，李先生经常向我们揭示的是怀抱经年的疑问和蓦然遭遇的答疑材料之间某种顺理成章的关系。这种从不释怀的等待和思虑所展现的正是这个时代尤其缺少的专注和严谨。苏东坡在谈作文时有句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在以抒情为能事的作文领域与志在解释和思辨的学术写作处，其实并无分别。李先生的学术写作卽常常是行于材料，止于材料——“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荀子那句“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可以持之以验李先生写下的绝大部分篇章。

尽管此次评选的网上提名具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我们只能对网上提名优胜的候选者进行评议。但放眼世界，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李学勤先生的成就亦是罕有其匹。基于此，我认为李学勤先生完全符合“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设立的标准。

李学勤先生已经取得的成就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真相奠定了若干坚实的支点，后来者的研究大可旁逸斜出，追踪并还原更加清晰完整的“案发现场”。

而历史生活的意义虽必得展开在时空之中却并不直接就是现场性发掘所揭露出来的那些时空之现状。我们不仅会看见深具时空特征的不同文化，我们还应该看见那些业已不可能重回现场的历史生者在今人仍可探知的现场投射下的活动方式的特征及其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体制的特征及其正当性根据，迄今仍然不是学术界投注过巨大心力的研究课题。学界在还原历史之时空性现场的工作领域可谓成绩裴然，这些已然发生并且就这样发生了的史实的真实性固然可以在不断推进的研究工作中经受质疑或得到确认，但已经真的发生的事情在其正当性上的真伪辨析却是学界亟需补课的工作领域。

例如，我们可能已经知道先秦封建体制的大体，但有关先秦封建体制合法性根据的真伪辨析，以及这一体制的成立和衰落对于中华文明体制演进的意义，却并未列入大部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者试图讨论的范围。

又例如，青铜器在秦以后的突然消失，显然不是作为工具被铁器取代的结果，因为即使是在青铜时代，中国古代青铜器也不是在生产工具领域占据优势的器物，而铁器作为生产工具甚至武器取代铜器在秦一统天下之前也已延续了数百年。秦灭六国使借六国得以苟存的先秦封建体制的彻底湮灭才是绵延两千年的青铜器最终消亡的原因。封建礼制没有了，作为见证这一礼制的礼器，青铜器也失去了继续呆在原处的理由。

让我们记住李先生萦绕于怀的这句话：“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也指示着中国将来的命运”。在不断向我们涌来的各种历史现场的细节日益清晰的今天，在简帛大规模释读，出土器物和遗迹已在通过电视直播披露，历史的时空现场正变得空前直观之际，历史学家应该更加关注历史上写着的中国人的“灵魂”和“命运”。

这意味着历史学将从有价值立场的事实历史学向以明确的反思性根据为据的价值历史学转变，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重建历史的时空现场，还得循此重建历史生活的价值现场并对此终获重建的历史生活价值体系的正当性之真伪作出辨析，由此彰显历史逻辑之真伪与历史事实之真伪在历史经验中总会狭路相逢的悲剧性。为什么在正当性上真的历史并没有真的发生，或者在发生之后寂灭？为什么其正当性可证为伪的历史枝虬叶茂，一直就躺在可证为真的那张床上？为什么“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例西周的章句会变成秦朝的现实？

我希望这也会是李先生和历史学不舍的疑问。

 

 

 

 

 

 

 

 

 

 

 

 

 

 

 

 

 

 

 

 

 

 

一

 

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于2006年首创“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旨在为汉语世界的人文学术写作建立一个开放的思想实验室。这个奖项的设计理念是，人文学术写作本身具有客观性。按照这个理念，人文学术写作内含的论点或理论是否具有客观有效性，或者，其客观有效性是否具有重大意义或原创性，不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性，而取决于具有公共标准且可重复的阅读实验。当然，这个理念并不因其本身主张客观性就赢得了客观性，更不意味着它先天地享有免于批判的特权。这个理念最直接的批判对象是主观论，即，决定人文学术写作的好或坏的标准并非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客观证据，而是无外于主观性的偏好、品味或境界。客观性立场或可同意，人文学术的客观有效性不同于经验科学的客观有效性。这就意味着，为偏好、品味、境界、价值、意义等主观内容提供主体间性的辩护并使之赢得有别于实证科学的客观性，正是人文学术研究及写作的根本目的。为达此目的，阅读以及由基于阅读的支持性或批判性回应共同构成的以文本为基本载体的学术交流场，就是人文学术的思想实验室。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追寻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的人文学术创作者和阅读者，就算都同意以这种客观性的追寻为目标，也难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数学语言去定义变量，通过实验手段去控制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描述变量之间的复杂结构或因果关系。这种困难使人文学术烙上了“不严格”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实际上正源于人文学术的独特使命和与这种使命相称的对严格性的独特要求，也源于人文学术特有的超越了可控变量关系的复杂性。

“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旨在搭建一个衡量人文学术的客观成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顶层设计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尽管评委们的专业背景各不相同，但忠实且充分的文本阅读能够弥合专业差别所造成的知识匮乏，能够确立主体间性的学术有效性标准，能够据此客观标准评判文本和文本创作者的学术成就的高低。毋庸置疑，这个信念及由之外化的评价实验能否获得成功，必须经由具体的实验过程——整个评奖设计流程的运行和评委们的实际工作——方能知晓。这个评价实验没有按照现代学术已经形成的专业分工和知识生产的分化模式去运行，一个重要和具有吸引力的信念或理由是，人文学术内部的跨专业阅读是最大范围地确立人文学术写作的客观有效性的生动保障。无论这个评价实验的思路有多大的吸引力，我必须承认，本人通过有限的阅读难以弥合无处不在的知识匮乏，特别是自己的研究和熟悉程度不够的领域。仅此事实当然不足以“证伪”这个评价实验的理论预设。我只是希望，本人如下列举的支持李学勤先生提名“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的理由，如果专业性欠强的话，恰好可作为实验证据，以助于优化这个寻求学术客观性的评价实验。

 

二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个命题的一种理解是，历史只可能在精神运行的当代史中展开自身，历史只有经过无外于现实历史过程的重构和解读才能获得真实的还原。克罗齐命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区分活的历史与死的历史，前者体现为精神活动，后者凝固为编年史。克罗齐的这个命题带有明显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痕迹。限于本人的阅读范围，没有证据表明，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克罗齐命题的影响。首要的原因是，李学勤先生认同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非齐罗克或黑格尔式的精神历史观。另一个原因是，李学勤先生的重点工作是甲骨学、青铜器及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年代学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的目的是确立多少独立于精神史的基础历史事实，并为更真实地还原中国上古史奠定基础。李学勤先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并为追寻这样的客观性而潜心研究，乃至著作等身终成大家。必然有很多原因促使李学勤先生潜心自己的研究，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在于他本人认同的这样一句话：“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也指示着中国将来的命运”。

李学勤先生学术研究的前提是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他的学术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各种历史事实的发现和确证而忠实地还原中国上古史的概貌。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李学勤先生既没有因为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成为顽固的信古者，也没有因为相反的文化需求而成为以否定为基点的疑古者。当然，如果信古者与疑古者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具有客观性，就需要更具体的方法、知识和技术，才能甄别真伪。抱着历史实在论的基本信念，李学勤先生在其挖掘历史事实和拼接历史碎片的工作中尽可能悬置不同的文化观点，不让自己的文化信念影响价值中立的科学前提，通过来回印证，一点一滴地从考古发现、古文字研究和古文献中考证基本的历史事实。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李学勤先生很清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成就和贡献。尽管如此，李学勤先生的一个重要洞见是，疑古派辩伪以古书论古书，这是一个根本缺点。李学勤先生一方面继承了疑古派的重要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又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与郭沫若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系统化追求才是冯友兰所说的释古路径的正确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学勤先生对上古史的历史事实的研究，遵循着类似于科学发现的“猜测与反驳”模式。首先，要凭借渊博的文献和考古知识发现不同历史叙述之间的冲突、真伪的交错以及相关历史叙述的证据匮乏。其次，为了解决冲突、去伪存真或填补证据空白，需形成具有逻辑自洽性的理论猜测，方能指导进一步的考证工作。最后，新的考证工作在新的事实发现的基础上，或者证实或者证伪此前的理论猜测，从而推进历史发现的理论猜测与证实或证伪的不断循环。当然，以基础历史事实为还原对象的历史研究不能以数学语言去表达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猜测，也不能以思辨语言去承载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哲学洞见。所谓的“理论”，往往诞生于特定的问题域并只有在特定的考据范围内方能证实其有效或证伪其无效。这样的“理论”即使被证实也只具有客观有效性而不具有普遍有效性，但支撑无数个具体“理论”猜测的元理论，却具有普遍有效性，并被李学勤先生一以贯之地采用。这就意味着，李学勤先生的工作既要有价值中立的科学素养和信念为支持，又不归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发现的模型。但这正是李学勤先生工作的复杂和困难之处：要在碎片化且相互冲突的各类证据中，通过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猜测去解决关于基础历史事实的种种具体问题。这种类型的研究工作需要博闻强记，需要对细节的洞察力，需要远距离的联想能力，需要“大胆猜测、小心求证”的勇气和功夫。就此而论，李学勤先生的工作类似于刑事侦探，要在扑塑迷离的证据或伪证面前寻找或建构真实的证据链，并借此发现或确认隐秘的真相。

对遂公盨的解读可视为一个案例，以佐证李学勤先生丰富的历史侦探工作。盨这种食具礼器流行于西周中晚期，遂公盨的铭文共九十八字，古奥难懂。李学勤先生凭借自己丰厚的学识逐一考释了铭文的全部文字，并确立了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按照李学勤先生的破译，铭文开头应为“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差地设征”。这句话与《尚书·禹贡》的“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和《书序》的“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贡”等记载有惊人的一致。这一发现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诗》、《书》直至《史记》都记载有关于禹的事迹，可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调考古证据的疑古者那里，禹的地位以及与夏朝的关系，都曾受到过怀疑。释古者若要在疑古者的基础上证实禹及其治水事迹的真实存在，就要承担特别的举证责任。上古史的证据不仅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而且因为历史的久远和文物的流失常常隐而不显。释古者需要有特别的耐心和丰厚的学术积累，才可能在一次偶然的考古发掘或文物发现中捕捉到晦暗不明的证据。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的信念、方法与元理论的支撑下，通过对遂公盨铭文的破译，确证了在西周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使该事迹的记录提早了数百年，为扫清此史事之真伪的上古史疑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遂公盨铭文是西周时期遂国的一位国君所作，铭文中有“降民监德”、“厥贵唯德”、“民好明德”、“益求懿德”、“心好德”、“克用兹德”等六处出现“德”字，实际上是一篇以大禹治水为榜样的政论文。在这篇铭文中，遂公希望像大禹那样有德于民，也要求臣民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夫妻和谐、祭祀隆重，只有这样，天才会降福于人民和国家。“德”在《诗》、《书》中反复出现，是西周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譬如《尚书·吕刑》中即有“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的说法。遂公盨铭文是目前发现的关于“德治”最早的文献记录，李学勤先生对遂公盨铭文的破译，进一步证实了“周人尚德”，从而以史实为据，把先秦儒家提倡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源头上溯了数百年。李学勤先生的历史侦探工作基于对事情本身的尊重，通过对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的坚持，发现不被后世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污染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遂公盨的发现及其铭文的破译，能够进一步激活关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德治”观念与实践的文化或精神探讨。或许，关于德治史的文化或精神探讨可从克罗齐的历史命题中获取养料，但李学勤先生的基础工作却为更广阔的文化探讨和精神史的人文学术思想实验奠定了史实基础。

把李学勤先生的历史侦探工作与刑事侦探工作做类比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刑事侦探在一个案子告破后可以结案，尽管新案子会不断出现，但新旧案子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历史侦探也可就某一个案子进行结案，但新的考古证据的发现或新的观念的采用，会使已经结案的历史案子焕发新的意义。此外，不同的历史案子经常会发生跨时空的远距离意义关联，从而使历史案子的破获赢得超越本案的历史意义。毕竟，历史是一个整体。只有持有整体历史意识的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侦探，李学勤先生就是这样的历史学家。他的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包含着对一个又一个细微的历史之谜的破解，遂公盨铭文的破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案例。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成果大多带有个案性质，解读一个古字，鉴定一块青铜器，破译一段铭文，释读一段简帛。这些个案研究看似呈碎片化状态，但一点一滴的积累却为回答中文文明的起源和演进等宏大问题奠定了基础。李学勤先生视野开阔，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时，总不忘记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起源互为参照。李学勤先生学识渊博，一切有利于追寻历史谜团的知识都在他涉猎范围之内。李学勤先生思想解放，在论述中华早期文明的长度、广度和高度时，不固步自封，不先入为主，他充分尊重前辈学者的工作而不囿于门户之见，博引旁证反复考问，不断加强历史的证据链，继往开来，为后来者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财富。李学勤先生众望所归地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项目内容丰富挑战巨大，汇集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和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出和实施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历史命题：一切现实只有在历史中才成其为现实。“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必然激发争议，但这正好说明了历史之谜的难解和魅力，也映衬着李学勤先生学术事业的重大贡献和影响。

 

三

 

在李学勤先生的治学领域，本人并非专业人士，写这篇评论，可谓勉为其难，诚惶诚恐。但作为一个对人文学术和人类思想的某些方面有自己见解的学者，总是具有对于历史的敏感性和好奇心，使我愿意尽己所能去理解被评价者的学术工作。归纳起来，我支持李学勤先生提名“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有如下理由。

第一，李学勤先生终身耕耘，始终围绕中国上古史的相关问题而潜心研究，其成果蔚为壮观，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古文字学、简帛学、年代学、文明起源研究及中国学术史研究等诸多领域，皆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处处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为准绳，在各类证据或伪证之间来回求证，去伪存真，通过各种证据链的建立，在信古与疑古之间走出了一条实事求是和免于文化偏好干扰的释古之路。第三，李学勤先生终身训练和积累而成的各种考证功夫与跨领域的研究能力，在当今汉语学术界鲜有人能及，实可称为一代学术大师。

必须承认，因为研究主题和领域所致，李学勤先生并不专事思想性的人文学术写作，没有就人类价值与存在意义等永恒主题而贡献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的思想实验。但是，“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这个实验平台，本就欲以在各类人文学术创作贡献之间进行阅读比较并综合判断优劣长短。彰往察来，微显阐幽，我认为这是李学勤先生的独特贡献。作为一个长于思想而短于考据的人文学者，本人对李学勤先生的支持，可视为在这个实验平台下的一次真诚实验。如果这次实验没有取得成功，就权且作为一个有助于优化这个实验设计的实验样本。

 

 

 

 

 

 

李学勤先生推荐书

 

 

 

中国传统学术有义理、考据、辞章之说。20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的整体变革，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诸多变化：义理方面，各种新说（包括传统学说的再诠释）层出不穷；考据方面，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诸多方法被引进和应用；辞章方面，不管是语言形式还是文体形式，也都已与传统相去甚远。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对中国学者的挑战不言而喻：如何在“趋新”的同时而不“失故”，既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又切实地回馈我们生长的社会与文化，至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任务。显然，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变革一样，没有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努力，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从这个目标来看，我们今天仍然“在路上”——但“在路上”的人是光荣的。

从这个角度看，“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应代表这一百年多来中国人文学术界“昌明国粹，融汇新知”的努力方向。根据这个理由，我愿意推荐李学勤先生为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从二十出头进入学术界，李学勤先生已经笔耕了一个甲子之久。他广泛涉足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在上古史、古文字学、考古学、中国思想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其知识之广博、见解之精到，学界罕有其匹。他在很多问题上都做出过原创性的贡献：提出甲骨卜辞“分类”与“断代”的区别、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鉴定出西周甲骨文的存在、提出战国文字五系说，以及较早展开对晚明思想家方以智的研究等，都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晚年，他仍保持着充沛的学术活力，不断提出新的思路和概念。

李学勤先生的著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历史学发展的脉络。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新学术”的产生，得力于新史料的发现和采用。李先生以甲骨文研究进入学术界，进一步扩充至金文、青铜器研究。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大量简帛的出现，国内外兴起简帛研究的热潮，李学勤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至今仍是领军人物之一。考古学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致力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工作，不断地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李学勤先生反复强调考古学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充分利用了考古学的成果，近年更提出“比较考古学”的课题，高屋建瓴，只眼独具。他不断地参与中国学术界的潮流，也开创着中国学术界的潮流。

对多元文化的探索，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成就。这首先体现在打破中国文明起源单元论方面。李学勤先生利用考古学成果，继续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他对上古史的探讨，不仅注意中原，也注意了西秦、巴蜀、南方的楚越文化。“比较考古学”更是把目光投向中国的邻邦、太平洋，乃至世界其他文明地带，讨论中国和它们的关系。应该说，这种眼光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最为急需的。中国学术要参与世界的对话，决不能关起门来，“知中国而不知有世界”（梁启超语）。李学勤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带了一个头，我想，以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此后会有更多的人把“世界”带入“中国”研究。

李学勤自言，他的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的原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出自傅斯年之口，“实事求是”则出自乾嘉学者钱大昕之口。李先生引用这两句话，展示出他足够现代，又自觉继承传统的学术特色。因此，在发掘新史料的同时，他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从简帛研究开始，他进一步回到古代学术史，对传统的经学、诸子做了深入探讨，对古典文献的形成等传统课题予以了新的解释。近年来，他根据中国现代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的成果，在冯友兰先生的“释古”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提醒学者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文献，突破简单的“真伪”二分法，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说，注重新旧材料的运用，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都还属于广义的“考据”的话，那么，李学勤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决不能仅以“考据”视之。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受过逻辑学的训练；跟从侯外庐先生，通读并深研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提醒学术界应具有“理论的眼界”，要把学术研究提高到“理论水平”上，要“有一个归结点”，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同时，他自己也对此身体力行。“比较考古学”、“走出疑古时代”等概念的提出，以及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思考，都是这种理论自觉的表现。他对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早期学术史的研究，更体现出高度的“义理”修养。

最后说到“辞章”。对学术著作，辞章绝非不重要；但学术著作的辞章，追求的不是华彩流光，更是一种朴素、清晰、平易近人的风格。李学勤先生的文章，决不故作玄虚，而是简洁明瞭，保持着一种极为可贵的清新感，却比今天不少喜好玩弄名相、以使人昏昏为尚的著作给人更多的知识和启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面镜子。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就得时时照照这面镜子，有时候会脸红。脸红是件好事，孔子说：“知耻近乎勇”。懂得羞耻，中国学术界在路上，会走得更稳健些。

 

                             

 

 

 

 

 

 

 

 

 

 

在历史组中，基于两位候选人（李学勤教授和葛剑雄教授），我推荐李学勤教授为“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李学勤教授本人曾对自己的工作这样加以回顾和评说：“我这些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的历史文化。……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特点，是必须涉及多种学科。在狭义的历史学以外，还得综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等方面。为了进行比较研究，甚至需要外国古代的知识。……我在先秦历史文化这个领域里摸索前进的步履，是踯躅曲折的。……起初由甲骨文和殷商考古着手，又辑集整理战国文字。20世纪60年代，因深感积累不足，转而侧重金文以及青铜器的研究。70年代，有机会参加新出土简帛的整理考释工作，又跨入新的学科范围。出于一连串主观、客观的原因，对于许多重要问题只能浅尝即止，给自己留下不少遗憾。今天这个领域有关的各学科或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化，信息量迅速增长，要想在一个学科中保持前沿位置都是非常困难的，像我这样‘横通’的经历自然不足为训。”（见《通向文明之路》，李学勤著，“《李学勤文集》自序”，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81-382页）李学勤教授的这一自述，一方面表现出了一位学者的自谦和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大半生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及其工作的概括和总结。

李学勤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字方面的研究，在古史研究、甲骨学研究、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牍帛书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历史文化的领域均有不俗的成就和建树。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个人以为，李学勤教授这代学者的学术生命大多也由此方才真正开始），李学勤教授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的文字，集结成书的超过30种，这些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李学勤教授在其学术道路上的真正劳作。从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中可以看出，李学勤教授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尤其注重和擅长将古代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的成果相结合，纠正前人的疏漏，得出新的结论，且在论说中充满家国情怀。

就我个人的阅读，我认为李学勤教授在80年代后的工作和论述有两个重要维度，可以概括为“走出疑古时代”和“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一维度也可以概括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它们也分别是李学勤教授《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两本论文集的导论和代前言。这两个标题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内容和志趣相辅相成；后者可视为目标或结果，前者可视为通达该目标的道路和方法。就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李学勤教授本人曾这样加以论说：“《走出疑古时代》是我十几年前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书名是移用我1992年在北京大学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发言整理稿的标题，但其中想法可追溯到我1981年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稍后的‘对古书的反思’。”（见《通向文明之路》，第500页）我以为，李学勤教授之所以要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那是因为在他看来，过去“疑古”时代的学者基于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材料、基于当时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本着学术的精神和学者的使命，得出中国古代文明并非如曾经以为的那么久远；而现在基于学术的进步和时代的精神，对于前人所做过的工作，我们能够加以重新审视；对于他们未做过的工作，我们可以加以担负。所以，李学勤教授本人才会说，“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走出疑古时代》，第19页）。“疑”，并非那种为了怀疑而怀疑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一种从事学术探究所应具有的基本精神和态度：“每一件事都应加以怀疑。”（De omnibus dubitandum.）；因此，无论是“疑古”还是“走出疑古”，背后都隐含和体现着充满反思性精神的“疑”，因为没有对“疑古”的“疑”，也就无所谓对“疑古”的“走出”。“古”，也绝非只能对之生起某种幽情和瞠目打量的遥远过往，而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那世代生成的生生不息的传统；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只有“计算”之心，而无“算计”之情。

然而，正是这两点，既是李学勤教授用力甚多、贡献最大的地方，也是引起批评最多、争议最大的地方。任何严肃的事情都意味着会有严肃的争辩。无论是“疑古”还是“走出疑古”，都是严肃的事情，都是学者的事业；“早”和“晚”也绝非某种价值先行的目标，而是可以纠正的学问之结论。如果一切价值都可以重估，那么，曾经以为的那种中国古代文明无论是就其时间的长短还是就其精神气质，当然也可以重估。

2006年“四川大学大学哲学研究所”基于下面这一核心观念和基本目标而设立了“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那就是：“与所有读者一道重建因为阅读的流失而销声匿迹的学术界。与试图恢复此前不断被打断的那种朴素阅读传统略有不同，我们希望我们在此提倡的阅读将建基于明确的反思性理由之上。”基于我个人对李学勤教授相关论著的阅读（不是作为该领域的专家，而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阅读经验），我认为李学勤教授一生的工作和成就符合这一核心观念和基本目标。

 

 

 

 

 

 

 

 

 

远古时期的知识是一种区域群体经验的符号表达，它受制于当时的生存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亦是当时经验留存的物化形态。由生存经验所形成的文化必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自“耕作”（cultivation）[1]就是很好的说明。因而，文化的形成和迁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只是随着物理空间在技术大规模普及带来的变化中、在群体间交往方式的改变中而加快了，这种变化亦包括认知方式和知识谱系的内外裂变与更新。所以直至19世纪，中国以经学为主的独立认知体系才被迫与西学在多层面遭遇，而与此同时，以道德为主旨的认知方式与以知识为支点的系统之间的碰撞，也必然引发结构性的变化，并使中国固有的认知方式和知识生产得以改变。因而在知识学意义上，一种局部的知识系统对于知识谱系的更迭具有非常重要的链接意义。在世界互相依存而非对抗的今天，人们不仅更加需要了解区域文化的呈现方式，而且也更加需要深入了解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渊源与对应关系。由于历史时间段的漫长，当代中国人对自己古代的认识也并不能直接从经验而来，而必须依照文献和考古发现进行不断的探索、整合和修正，其中还必须借鉴国际学界所采纳的研究视角、手段、方法和成果。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进程而言，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是地方性知识和国际学术得以共享的最佳平台之一，也是最能见出中国当代学者的洞察力的领地。然而，这样一种研究却又是最为严密、最为艰苦的研究，它需要常年面对大量残缺的帛书、竹简和古文献爬梳整理，也需要及时了解考古的新发现，进行假设、验证和比对。这不仅检验着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学术眼光和洞见，更是对人格、毅力和坚守的考量。而在当今中国大陆对人文社科的评估偏重量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浮躁的风气中，这样一种研究又拥有了别样的社会学意义。

对于远古文明的研究，物质遗存是一种相对可靠和确定的证据。在西方，狭义考古学的兴起与发现古遗址和挖掘考证有关，如对古埃及文的发现和解读以及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等古城遗迹的发掘和清理。这样一种逐渐体制化的研究主要是将人类遗存的实物置于历史背景中，采纳多种技术，如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和层位学等手段，进行详尽的分类和分析，并尽可能地与留存的文字符号所记载的史料互证和互补，即“二重证据法”，诚如李学勤先生本人所言，这“是指将地下的考古文献材料和传世文献进行对比，也就是将历史学和考古学相配合、相结合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2]。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了解人类的过去，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组织形态的演进等，并在理论上提出假设，以形成对人类的历史阶段相对合理的解释。其中，跨学科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地域广阔，仅中原地区就比两河地区、尼罗河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几个古文明区面积还大[3]，其文明不仅形成较早，而且遗存的实物尤为丰富，如祭祀中富于寓意的器物，墓地的设置、陪葬品和朝向所附带的信仰方式和技术条件等。此外，古人的日用器物上也多刻文字和其他符号，以颂功记事寓戒等。东汉之后，墓碑盛行，铭刻方面的材料留存甚多，东汉时期已有研究古文字的“古学”，到了北宋中叶，已有针对青铜器和铭文的金石学。[4]重要的是，中国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一直延绵至今的区域，是世界文明整体板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分支。虽然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上世纪才发端，[5]但中国作为古代文明的高峰之一，其经验形态和文化转化方式对于研究世界文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系统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和文化学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

李学勤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远古文明研究，涉及到诸多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的领域：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俗学、科技史、艺术史、文献学、思想史和国际汉学等，不一而足，具体还必须涉及到甲骨文、简帛学、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用李学勤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好定位，……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6]由于古代文明研究在于了解古代人类群体发展、调整和迁徙的事实，因此，它除了依据有限的文字记录之外，多依据非文字符号的材料再现当时的经验和精神世界，其中的界限不可能是清晰的，“在考古学和历史学（包括史前学）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对于遗址地层的解释紧密依靠已积累起来的有关过去某个时间地点所发生的事情的知识”。[7]所以，古文字学对于考古是不可或缺的，对此，李学勤先生也致力于通过古文字这一重要的理解途径，将这一模糊的领域明晰化和科学化。他本人亦指出“古文字学是广义的考古学的组成部分，而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文科性的科学）是没有异议的。我所努力的方向就是将考古学的科学方法更多地应用于古文字学中，使该学科进一步科学化”[8]。

李学勤先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几十年的耕耘，他的相关著作主要包括如下数种：《殷墟文字缀合》（合作，1955）、《殷代地理简论》（1959）、《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比较考古学随笔》（1991）、《周易经传溯源》（1992）、《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994）、《走出疑古时代》（1994）、《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合作，1996）、《古文献丛论》（1996）等。他在这些系列论著中，针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坚实材料基础之上的学术观点。他继承并发扬了冯友兰先生等中国学人对于古代研究的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的辩证观点，坚持将考古学和史学相结合，形成中国大陆鲜明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品格。尤为重要的是，李学勤先生由于对西文，尤其是英文和法文，有着很好的把握，因而他的研究眼界开阔，能够透过大量文献借鉴国际学界研究成果的第一手材料。其二，他拥有很强的理论意识，往往能见出器物之间、文献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发现、假设和检验的过程上升到理论层面。其三，他深谙这一领域的模糊性和多学科性，在知识储备和学术洞察两个最根本的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能自如地借鉴相关学科的成果，将古代文明研究不断地推向深入，而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材料的呈现、对象的描述和表层分析上。

简言之，李学勤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人认为，他能够代表中国大陆人文学术汉语写作的当代水平。本人同意李学勤先生获得此奖项。

 

                                          

                                       

 

 

 

 

 

 

 

 

 

 

 

 

 

 

 

 

 

 

 

 

 

 

我之所以乐意推荐李学勤先生为“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生成就奖”唯一的首届获奖人，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堪称丰硕的研究成果。这里所谓的“丰硕”，固然有“量”的统计，但更多的是“质”的赞许。不象现在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为量而量，尽管出版或发表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字数的著述，但仔细一看，多为制造出来的文字垃圾。李先生不是这样，他的成果是既多又精。从1955年与人合作的《殷虚文字缀合》，到201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通向文明之路》，整整55年，李先生笔耕不辍，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甲骨学、简帛学、年代学等人文学术领域，为学界奉献了几十部学术著作和500多篇学术论文。虽然也不可能字字珠玑，但在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他提出的不少观点和结论，或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议，或被学界普遍接受，渐成定论。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和久远的影响，至少在当代的汉语学界，并不多见。如果从研究领域的广泛深入，学术功底的扎实深厚，相关知识的丰富精专，所获成果的实际价值和所涉领域的巨大影响等诸多方面来综合评判，我们完全同意李学勤先生是当世“大陆学界第一人”（李泽厚语）的结论。

第二，“两个结合”的研究方法。无论对于任何学术的研究，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以为，李学勤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除了刻苦勤奋（犹如他“学勤”的名字一样）、持之以恒的献身精神之外，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的，是他一贯坚持的研究方法。根据他本人在不同著作和不同场合的自述，我将之概括为两个结合。一是“实”、“虚”结合（《李学勤文集·自序》）。“实”是对考古发掘的甲骨、竹编、简帛、青铜器等的实际材料进行实实在在的考辨，作出老老实实的结论，这是研究的基础；“虚”则指理论或观点，这是研究的“指引”（李先生语）。只有实虚结合，才既可高屋建瓴，又不妄作臆断。假如李先生没有长期、艰苦、坚实的“实”的经历和工夫，没有“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豪迈自信的“虚”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实”为基，以“虚”为引，是不可能成就今日辉煌的。二是多学科或多方面研究的结合。譬如，在他的整个治学过程中，注重文献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的结合；在青铜器研究中，以考古为基础和以传世品为补充的结合，而在考古中，又把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工艺等五个方面结合起来判定；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项目中，则坚持系统原理，贯彻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这种宏观理念的“实”、“虚”结合，微观研究的多学科、多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正是我们一些同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甚为缺乏的。

第三，贵为人师的治学品格。作为老一代学界泰斗，李先生献给汉语学术界的，除了令后生景仰的等身著述和给来者启迪的研究方法外，我以为最最宝贵的，是他堪为楷模的治学品格。限于篇幅和本人的学识，我仅简单列举三点。其一，破门户之见，纳不同见解的大家风范。早在1994年的《走出疑古时代》里，他就响亮提出“讲门户实在要不得”的口号，并在郭店楚简《老子》的争论、如何重估中国古代文明、夏商周断代等诸多问题上，力行破门户理念，理性对待不同看法，还多次主持专门会议听取不同意见。在素有门户之见、派系之争传统的中国学界，尤其需要大力倡导这种观念，否则，建立创新国家的愿望，永远只能是一枕黄粱。其二，不求功利，甘守清贫的敬业精神。李先生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从哲学到考古再到历史，确实比一般人奇特，但他始终坚守的，是内在兴趣，勤奋学习和不断创造，而不是赚钱等功利目的。相反，即使在他小时候家里经济不宽裕时，他有时不吃饭也要买书。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如果有功利目的，就不会在科学上做出成绩。他最为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现在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培养了功利化思想。我想，李先生的这种担忧，与钱学森之问是异曲同工的，确实击中了当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道出了民族的悲哀。其三，简明扼要、明白易晓的朴实文风。李先生研究的问题，大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甚至技术性，一般人很难读懂。但他从文风不仅是文字技巧，而是与生活、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一认识高度出发，坚持面向广大学术界和人民群众的原则，尽量用朴实易懂的文字撰写自己的学术著述。这一点，与当下流行的我们有些学者故弄虚玄，靠长句子、怪句式、仿古仿洋的概念词句来装点门面，“深奥”内容的做法，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仅仅是巧合，或许真的就是天注定：今年是李先生80大寿，如果先生最后能获此大奖，那就喜上加喜，更为可贺了！我愿以自己这张选票，作为献给先生的贺礼，衷心祝愿李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李学勤先生的质朴文字，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起伏，带出了近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尊严：敬业、专业、独立。李先生的著述，视野宽广，其论域所及包括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甲骨学、年代学、简帛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等。李先生不仅禀有诸如“既不能是保守的只有文科的文化，也不能是一种单纯的只有科学技术的文化”（《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30页）、“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理解、比较和估价，从而作出具有理论高度的贡献。这是我长期企望的目标”（《走出疑古时代》自序）、“讲门户实在要不得。我觉得我们写学术史，一定不要这样”（《走出疑古时代》第10页）这样清楚开阔的思路和理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兼容并包的理念在李先生那里，已然构成了一种践行着的真切学术姿态。

譬如，关于郭店楚简《老子》，李先生的观点在“论郭店简《老子》非《老子》本貌”一文中表达得简洁明确：“我个人的意见是，郭店简《老子》在章数和章次上，都不是当时《老子》的本貌”；“我接着想说的是，简本《老子》有些与帛书本、今传本突出不同的文句，未必是《老子》的本来面目”云云（《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这个观点与以楚简本为“本貌”而引出的种种“惊人之误”和“惊人之讹”，进而顺势喊出“重写老子其人，重释《老子》其书”（参见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第30－40页，第6页）之主张，如果不说是针锋相对，无疑可说是相去甚远。然而，在为尹振环的《楚简老子辨析》一书作的序中，李学勤先生却写道：“就我来说，尹先生的作品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老子》一书锲而不舍，做出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并能及时追踪最新发现，进行系统的解剖分析，不愧为专门之学。实际上，尹振环先生几十年来，不曾在学术性质的岗位上，却能以大年有成，取得如此受人瞩目的成绩，岂不使像我这样的所谓专业人员惶惭？”（参见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序，第3页）这样的胸襟和气度，令人不禁对老一辈学者肃然起敬。

当我们读《古文字学初阶》、《中国青铜器的奥秘》、《比较考古学随笔》、《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的时候，当我们读《东周与秦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出疑古时代》的时候，作者深厚扎实的国学功底、开阔丰富的知识修养，以及心无旁骛的专业精神和虚怀谦和的学术姿态，从文本的四面八方涌向我们。所谓“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生成就奖”之于李学勤先生，实至名归焉。

然而，就在我们被如此这般的涌动裹挟着而自以为由此便突入了“历史”之际，一种来自我们自身之“历史深处”升起的一连串追问却挥之不去：这就是“历史”？更确切点问，历史就是由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等“多学科”搞定的“过去了的事实”？如果动物只是消亡，而人则有历史，那么，这个“有历史”是怎么可能的？就是“有”那些“过去了的事实”？ 我们离“历史”到底有多远或多近？“时间上”越久远的东西就越具有历史性？倘若如此，那当我们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时，难道说的是具有“重大的”“久远的时间性”？若不是这样，那究竟何为“历史”？如果人有历史，那么我们是如何赢获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的？是通过像历史学这样研究“过去”的学科吗？究竟是历史学才使我们拥有了历史性，还是恰恰相反，仅仅因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向来就是历史性的，像历史学这样研究历史的学科方才成为可能？我们时代切中的或者不如说“被抛入”的通达历史之“历史可能性”是什么？是冷静、客观的将留传下来的支离破碎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是对发掘出来的东西进行系统的、多学科的“科学的”研究？

海德格尔写道：“一切历史学都是根据它们被当代所规定的关于过去的图景来计算未来。历史学是对未来的不断摧毁，是对那种与命运之到达的历史性关联的不断摧毁”。（《林中路》，第343页）“唯在对‘历史学上的东西’的直接跳跃中，才生成历史”。（《哲学论稿》第12页）这是我们不能不严肃对待的两个极具思想震撼性的判决。深入展开这两个判决的思想性内涵不是这里的任务。下面简要地谈两点。

第一，无论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史学理念，还是“多学科工程”的科学理念，其本质都在于将历史本身作为“对象”来处置。尽管这种对象性地掌控历史的意向无可厚非，而且因此赢获了很多实证成果，但由此也导致了对历史之历史性的双重遮蔽：1、始终在“对象”中来照面的历史遮蔽在其作为对象的对象性上，也就是说，时间性的历史恰恰总是作为无时间的对象被通达的。2、将历史研究化为对“事实”的对象性研究，在遮蔽“历史本身”的时间维度之际，也悍然抹去了研究者自身的时间境域，换句话说，历史作为对象在遮蔽自身的历史性的同时，也遮蔽着进行对象化的“主体”的历史性，亦即遮蔽着上述海德格尔所说的“当代之规定”的历史性。这种双重的遮蔽意味着，不仅“过去的图景”而且“未来的图景”都不过是被遮蔽着的作为“当代之规定”的历史性的现成复制品而已，而这种被遮蔽着却又不断出场着的当代历史性，因而是对作为可能性的“未来”的“不断摧毁”。

第二，绝非历史学才将历史的历史性带给我们，毋宁说，只是因为历史是对可能性生存的追问着的种种决断的场所，而人就以这种历史性的方式“存在”， 诸如历史学这样的以历史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方才可能。然而，历史本身对于历史学的优先地位却并不是要说，象历史学这样的对象性研究不重要，相反，由于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性才塑造了如此这般的历史学，历史学乃是我们自身历史性最根本的“自觉”方式，因而历史学组建自身的基本意向、它所携带的基本理念以及它构造对象的基本方式和运思方式等等，对于我们的历史性生存亦即“生成历史”或“开始历史”来说，都具有与众不同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以上两点都不是针对李学勤先生本人是否赢获“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生成就奖”而发的，而是由这个奖作为一件“思想的实事”所引发的思本身的回响。

 

 

 

 

 

 

 

在研究古史、古文字和古文献中，李学勤教授应该是得到学界同行公认很有成就、也很有能力的学者之一。他非常博学，且善于在具体研究中提出带纲领性的大问题，所以对学界影响也极大。例如在古史研究中，他十分强调古代传说的阐释，多次提到前辈学者尹达先生重视古代传说的价值，并以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物与古史传说相印证，提出如何利用古代传说认识古史的方法论问题。更具体的例子之一，是他参照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青铜器等器物，重新阐释杨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及有关古蜀国历史和世系的传说，对三星堆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作出解释，认为蜀王蚕丛一系乃黄帝后裔，而后的望帝和开明则是外来的统治者。他又从时间上推算，认为“蚕丛一系三代各数百年就很可能相当夏、商、西周。”[9] 由于中国近数十年有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古史提供了前人不可能有的条件，这些发现不仅在古代研究的各方面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而且有可能在总体上改变学界对古代历史的认识和看法。李学勤教授坚信此点，认为考古新发现可以打破前人的认识局限，乃至提出“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还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10]

在这里他所谓重写学术史，主要是针对清末以来、尤其是顾颉刚主持的《古史辨》一派疑古思想对理解历史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在历史和考古学界，也许李学勤教授最著名、引起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两个研究方向。读李学勤讨论考古新发现、释读甲骨文、青铜铭文和简牍帛书的许多文章，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喊出“走出疑古时代”这样一个口号。宋人已经开始对汉儒解经的注疏传统提出疑问，而清代更有发展。近代以来，以实证思想扫除神话传说里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李学勤教授特别指出日本人白鸟库吉著有《尧舜禹抹杀论》，怀疑中国古史中传说的上古三代为真的历史。不过我们必须明确，这和《古史辨》并没有直接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强大，尤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俄，使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大为膨胀。在日本学界，本来早有为确立自身特性而极力抹杀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的事实，产生尽量去中国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明治维新之后愈演愈烈，而白鸟库吉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抹杀中国古史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这与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可以说毫不相干。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影响来自胡适，他自己追溯学术上的渊源，也明说是受朱熹等宋儒的影响。提到白鸟库吉而不加辨析，是容易引人误解的。李学勤教授当然也承认疑古辨伪的意义，并说“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罗网，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11] 但他更明确地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叫做‘东周以上无史’论。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12] 甲骨文和殷墟发掘的考古成果，使商代的历史不再可以怀疑，而商以前夏代和更早的历史，是否可以从考古发现与重新阐释古代文献相结合，得到比较确切的认识，就是李学勤教授主要关切的问题，也是他在古史研究中作出的贡献。虽然这些研究和贡献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普遍赞同，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研究相关问题不可能绕过去的成就。

李学勤教授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主要就希望在学理上奠定基础，研究上古三代的历史，包括传说当中的历史。所以他讨论黄帝和炎帝，认为“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影响、沟通和融会。这个观点恰好与炎黄二帝居处的两个地区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13] 他明确地说：“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飘缈的东西。”[14] 他注重炎黄二帝的传说，目的就在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推前，所以他说：“现在看来，中华文明起源时间肯定要在商代以前，究竟能推到什么时候，要看今后考古工作同古史研究的进展。”[15] 他讨论《竹书纪年》，也主要因为这“对于研究夏代史仍然是一部极重要的书。”[16] 由此可见，李学勤教授自己对于研究商以前的历史即夏代史，极感兴趣，而极不满于把中国古史历史局限在盘庚迁殷以后商代后期的历史。他后来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并不是出于偶然。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九五”重大“工程”，1996年5月16日，由高层领导人李铁映、宋健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汇报会，开启了此项工程。李学勤教授担任此工程“首席科学家，”当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此项工程在国内，尤其在国外学界，都引起不少人批评，主要认为作为国家任务，学术与政治掺合在一起，很难分清，于是对学术的独立性产生了若干疑问，而工程得出的结论往往经不住推敲，其成果《夏商周年表》有不少矛盾和问题，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和批评。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学术受到学术之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李学勤教授有一段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溯自己文明传统的起源，自然有更多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否有征可信？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真相究竟如何？只要把考察的视野从夏代再向上延伸一千年，就会接触到社会公众关心的这些问题。”[17]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李学勤教授参与完成这项国家用大量资金投入的重大“工程”，其动机乃一证明中国文明有五千年历史的意愿，甚至有接触“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这样的愿望，而作为一个学者，这可以说是脱离了学术本身的目的，是不可取的选择，但在古史研究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完全抹杀他的成就。我为他投赞成票。

 

 

 

 

 

 

 

 

 

 

 

自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起，李学勤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六十年了。六十年来，他在汉语古文字研究、考古学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先秦史研究以及学术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勤奋耕耘，取得了杰出成绩。他曾经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或“中国古代研究”这一“特殊的学科”。（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截止2012年，他已出版学术著作三十余部，其间虽不无重复之处（如《走出疑古时代》中第一篇第一节谈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中第二讲的部分内容重复，此文又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与《失落的文明》第三十七至四十三则基本重复；又如《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一书里重复提丹尼尔、克拉克洪有关“文明”要素的观点，分别见第35、84、90页），但仍可见出其学术研究的旺盛活力，这些学术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学术影响。

在汉语古文字研究方面，按李先生理解，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常常被划分为四个分支：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研究与简帛研究（参看其《古文字学的四个分支》，收入《失落的文明》）。李学勤先生在这四个分支学科里均有自己的建树。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李先生就对甲骨文“很有热情”，当时年少的他认为，“符号逻辑与甲骨文有共同点，即神秘难懂，所以很有吸引力”（《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他参与了殷墟发掘的甲骨文的缀合、整理工作，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提出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并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他还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甲骨学研究的种属、形制、整治及文字识读等方面多有创获。李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至文革期间，因参加修订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得以对青铜器著录与出土材料进行整理。他注意到，青铜器研究不能过分偏重铭文，还要考察形制、纹饰、功能、组合、工艺技术等问题，特别是纹饰，堪称青铜器的“语言”。1980年代是李先生发表青铜器研究成果的一个相对集中期，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收录了43篇论文，该书《后记（二）》还附了另外13篇论文的目录。后来他在国外及港台地区访问时考察当地收藏的青铜器，又写了许多论文，其中大部分收入《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两部著作集中反映出李先生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的贡献。

李先生自1974年以后关注于战国文字与简帛研究。他因工作关系，有机会参与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医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他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后来他又投身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简等战国简的研究。在对大量简帛实物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简帛文字的研究对中国古文字学是有很高价值的”（《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并积极推动战国文字学的学科发展。

李先生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是与他重视考古学分不开的。因为，他意识到，“古文字学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为基础”（《失落的文明·序》，傅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的联系是最明显的”（《古文字学与相邻学科》，见上书第11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先生的学术起点是考古学。1952年他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墟文字缀合》，开始其学术生涯。他运用考古学的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来判断古文字材料的性质和年代等问题，可谓驾轻就熟。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殷墟发掘的考古学报告，帮助他纠正过去支持“文武丁卜辞”说的错误。李先生在考古学上的造诣得益于他有机缘在海内外许多地方近距离实地考察出土文物。李先生在考古学上的成就还表现在他具有一种世界眼光，善于对中外考古学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点从《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中得以窥见。尽管这种博大的世界眼光，是从中国现代考古学前辈李济、夏鼐等先生那里继承而来，但李学勤的比较考古学也有自己的见识，他把比较考古学的范围划分为由近及远的五个层次，从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扩展为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参看《比较考古学随笔·引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续论中国铜镜的传播》、《商代通往东南亚的道路》诸文，很好地展现了李先生比较考古学的世界眼光。

在李先生的学术版图里，与汉语古文字研究、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古典文献学研究。他赞同饶宗颐先生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拓展为“三重证据法”：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同时强调“研究古文字一定不能放弃文献方面的功夫”（《理论·材料·眼界》，见《失落的文明》）。在古典文献专书整理与研究方面，他早年参加过方以智《东西均》的审校加注工作（点校本《东西均》，中华书局1962年版），后来写过《周易经传溯源》的专著（长春出版社1992 年版，修订本改为《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李先生对一些先秦典籍的文献学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如孔子与《易》及《春秋》的关系，《老子》的年代、《管子·心术》等篇的学派属性、《鹖冠子》真伪等。《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集中收录了李先生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的成果。李先生研究古典文献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有出土文献的参照，1986年，他根据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显存古书相比较，概括出古书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的十种情况（《对古书的反思》，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现在看来，仍然是精到的。

 李先生对先秦史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早年研究过殷商的地理问题（见《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后来集中在文明问题上，其中《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一书表明，他把考古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看作是广义的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重建已被湮没遗忘的古代历史”，因此，他关心的问题是“怎样将考古学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知识结合起来”（见该书《1984年版序言》）。这部著作在李先生学术著作中“结构性”或“体系性”最完整（李先生多数著作是由短小的论文结集而成），不仅翻译成英文与日文，还在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增订本，补充了“新发现与新研究”一章，在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版，补充了“跨世纪的进展”，把对新材料的补充拓展到2007年。由此可见，李先生是一位极其注重新材料的先秦史专家。由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虽然是集体成果，但“李学勤教授从总体构架方面，贡献了指导性的意见”（见该书王宇信《后记》）。

李先生研究先秦史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争议的成果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这项工程带有“政府行为”的意味（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但其追求的总目标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李先生虽然是首席科学家，但参与这项工程的专家多达200余位，我们不能把这项工程的结题报告书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视为李先生的个人成果。这项重大工程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我们对其中涉及的天文学、天体力学、核物理与化学（测年技术）等，都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我们对李先生在领导这项工程中所形成的个人著作如《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还是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李先生指出：“世界上曾经有一些人，处于不同的动机，宣传中国文明的外来说，竭力贬低甚至否定中国文明的历史成就”（《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任务》，见《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1999年版）。“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具有正本清源的现实意义。

李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正本清源的学术思考还表现在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走出疑古时代》本来是李先生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用作一本著作的书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由于这个提法是直接对晚清至现代“疑古”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所以它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李先生一方面认为“晚清以来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另一方面认为：“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走出疑古时代》，第9页）李先生既肯定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提出层累的造成古史观，有三点进步作用，即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的传统观点，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重新审查，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大扫荡，有利于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同时，又批评“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的冤假错案。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中国也没有什么传统文化了。如胡适就曾经说过‘东周以上无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5至6页，又收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我们认为，李先生对晚清至现代“疑古”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意义重大，他不仅通过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来为很多古书的“冤假错案”平反，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走出疑古时代”来重写中国学术史。今天看来，古史辨派的疑古不仅经不起考古发掘的历史事实的检验，更在于这样一种理论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或定势走向极端，就会导致民族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导致中国历史文化的“无根”状态。这绝对应该引起我们的深谋远虑。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想学术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如果说，“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代表李学勤的一种理论创新的话，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创新还是太薄弱，它只是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实用性很强，并没有展开逻辑严密的正面论述，没有形成理论著作，难以产生深远的理论力量。李先生是学哲学的出身，金岳霖先生的弟子，1960年代曾跟随侯外庐先生参与《中国思想通史》的编撰工作，应该说他有良好的理论思想的素质。但是，由于他长期专注于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年代学等学术领域里的具体问题，导致他的学术成果多以短小的论文见长，其理论视野基本囿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李先生得天独厚地面对近年出现的如此丰富的新材料，却没有对“走出疑古时代”后的“释古时代”提出自己新的理论，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有所遗憾。

纵观李学勤先生六十年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我赞同其荣获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李学勤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明史，时段大致是从文明起源到汉初，与《史记》的跨度相当。在甲骨学、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学术史、年代学等相关领域，他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李学勤教授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他从1950年起开始研习甲骨文，着手整理缀合殷墟甲骨。在对殷墟甲骨分期的争论中，他通过《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7)、《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1958)、《论妇好墓及有关问题》(1977)、《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1981）及《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2008）等论文，建立、发展并完善了“两系说”，至今影响深远。他在1959年发表的《殷代地理简论》利用排谱法研究殷墟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地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一本专门研究商代地理的著作。他还强调研究甲骨文所反映的礼制问题，认为认识殷商礼制要从周代礼制入手，把商周两代礼制结合起来研究。而早在1956年，他就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中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如今，西周甲骨已成为甲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李学勤教授对战国文字也有深入研究。他在1956年发表的《战国器物标年》及1959年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综合讨论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简帛，把战国文字划分为秦、三晋、两周、燕、齐、楚等系，较前人的东、西二土文字学说或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等学说更进一步。这标志着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形成。在研究战国文字过程中，他强调将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他在1984年出版的《东周与秦代文明》对战国文字进行了系统的宏观分析，并提出应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古文”之学，指出《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籍具有的特殊价值。

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李学勤教授注重把考古学方法与文字学、文献学成果结合起来，从形制、铭文、纹饰、功能、组合、铸造工艺、艺术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他还强调青铜器的铭文研究，并对青铜器分期断代发表了独特见解。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把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辅以古文字学论证。考虑到青铜器的多线演变，他认为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并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这些主张都是具有建设性的。

在战国、秦汉简帛研究领域，李学勤教授也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亲自参加或主持过多项新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如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等，并参加过定县八角廊、大通上孙家寨等批汉简的整理工作。自2008年起，李学勤教授带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研究团队，集中力量投入“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释读工作。这批简的整理研究必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新出土文献，李学勤教授提出重写中国学术史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继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主要涉及战国时期儒家、道家著作，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儒家典籍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他不仅根据新材料进行文字学研究，更关注与之相关的学术史问题。在简帛佚籍的研究中,他将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联系起来，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并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史研究。

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与他在1982年提出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1992年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是密切相关的。他通过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提出古人对当时发现的佚书整理的要求和标准可能和今天不一样；通过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古代典籍是很难简单地用真伪二字一概而论。虽然这一论点引起了不少学术争议，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在思想史研究中，他充分认识到理论探讨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一定要具备广阔的文化背景，并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为汉以前的历史虽然有不少文献记载，但毕竟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从文献中把这些历史完全读出来，需要用一定的理论来统御这些文献材料，才有可能对古代社会形成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直以来，李学勤教授的学术工作都以不断发展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他认为，考古学的收获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物质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而且能够通过物质反映古代的精神文化。他尝试把中国考古学的比较研究归纳为中原地区各文化、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各古代文明之间等渐次推进、由近及远的五个层次。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后来的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即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协作的探索。作为这一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领导组织了这项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他是这项研究工作的主要设计者，并与近200位学者合作，就很多学术难题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虽然这项工程也受到社会的批评和质疑，但是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不容忽视。在此基础上，李学勤先生还作为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于2001年至2004年展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

最后，李学勤教授也十分重视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20世纪 90年代初，他主持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与有关学者一道推动了国际汉学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六十年来，李学勤教授身体力行，为促进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国际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基于李学勤教授的上述贡献，我认为他符合“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