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时值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
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国并不是没有变化，也不是没有发展，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与手工时代；而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农业-手工时代跨入工业-机器时代。这一巨变造成西方与中国之间彼此看待对方的观点和印象都发生彻底的颠倒，从马可·波罗的东方情结变成严复的西方情结。
李约瑟（1900-1995），英国人，在中国生活了23年，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他在《中国科技史》这部浩瀚巨著中向世界表明：“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中国虽然是很多东西的最早发现者和发明者，但最终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却是欧洲的科学和思想。“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的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一
对于这一段吊诡的历史，李约瑟给出的答案是：“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套行动，一有都有”；“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他并不认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
包括李约瑟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指向官吏专制和权力文化，“中国障碍来自国家及其严密的官僚机构”（布罗代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华兹的“深层结构”、鲁迅的“铁屋”、柏杨的“酱缸”，说的都是一回事。
科学用常识解释秩序，用理性叩问现实，在科学面前，集权体制的神秘性和合法性就被解构。集权本身是扭曲自然、反科学、借助鬼神蒙蔽大众的结果。只要是专制集权，它都会本能地消灭。黄仁宇进一步指出，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中国官僚体系。这里必须分清，传统官僚与现代官僚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皇权专制体制下“高度集权”的权力代表，后者是现代民主社会下劳动分工和管理专业化的结果。
如果对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再进一步探究，更多学者将矛头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罗素认为，中国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而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专制、学术专制是对中国科技的最大“摧残”。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权力垄断知识的结果比垄断面包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垄断面包毁坏的是身体，垄断知识则是毁灭人们的智慧和头脑。事实上，在没有公开竞选和选举制度的情况下，相比权力世袭来说，梁启超指出“科举非恶制也”，关键是考试内容，正如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中国传统上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就如同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飭五材，以解民器，谓之百工”（《周礼·考工记》）。中国自古不缺乏熟练的技术，有无数工艺精湛的手工艺人，却几乎没有研究技术原理的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所谓的哲学其实是伦理和道德。
随着秦始皇建立专制极权，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基本失去了思想原创动力。因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董仲舒以后的2000多年称为“经学时代”，与之前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相对。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其所有内容都未能超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满清一代，读书人只能穷经皓首“代圣人立言”，如蝇营狗苟于故纸考证的乾嘉学派。“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正当西方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天朝却万马齐喑，文字成狱。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先进的技术，但中国的科学水平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两千年前的希腊的水平，“中国缺乏像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形式逻辑体系”。这或许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明史·太祖纪一》：“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所谓“人材”与“粟帛”无异，都是为了经世致用。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在孔子韩非子创立“做人”和“做官”方法的同一时代，古希腊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托勒密等一批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各自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科学虽然没有使希腊免于灭亡，但没有科学，西方世界就不会兴起。就中国古代而言，虽然不乏许多造福于世界的技术成就，但这些技术从未使中国科学达到伽利略、牛顿和瓦特的水平。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晚清学者李善兰曾说：“今欧巴罗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晚清时人陈灨一在《睇向斋秘录》中记载的一段轶事，颇能反映帝国心态，即人人以当官为目的，数学、体育等不实用的东西便遭到轻视。
荣华庆任学部尚书，与京师大学校刘廷琛议论科学。荣之言曰：“算学教员薪水较国文教员为昂贵，此科无益学生，大可废止。诚以学生既经毕业，一朝为官，自有帐房办理收支，何劳躬亲其事。”刘曰：“公言是矣。吾以为体操一科更应裁撤，所谓兵式、柔软、跳高、竞走等名目，既非若兵士之临阵打仗，又非若术士之江湖卖技，实无益而有损也。”荣曰：“诚然。”
二
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李约瑟难题”也不例外。
在殷商时代的《盘庚篇》有这样一句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黄金年代的话，那么这一切得益于诸侯国之间竞争；相对而言，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创造精神要逊色得多。“国家垄断了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因此每当个人企业由于应用机器和发明而可能成为大规模企业时，即为国家垄断所不容”（费正清）。
另一方面，中国发达的农业产出使其人口很早就达到了现代欧洲的规模，人口上百万的城市屡见不鲜，劳动力资源的相对过剩，成为制约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因为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精耕细作使机器和规模生产失去可能，并因此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吃苦耐劳的流汗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节省劳力的发明创造成为歪门邪道。“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不仅风车和水磨等节省劳力的机械在中国难以推广，甚至连畜力最终都被人力替代，反轮子的轿子就是典型案例。马克斯·韦伯虽然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中国巨大的人口使那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在中国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因为人“又多又便宜”。虽然直到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是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这种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黄仁宇认为，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可谓由一个伟大的农民设计，专心一致要保持传统所尊重的均匀，也就是事先就产生了一个低水平的人造平衡”；“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法律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美国人亚瑟·史密斯也指出：“这个民族缺乏精确性的观念，并且不懂得精确性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权力社会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对统治者来说，他并没有使民众富裕的义务；甚至相反，要“弱民”，使民穷国富，权力和资本的垄断是完全“反市场”的。布罗代尔指出，中国的帝国管制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只有下层商业，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产权不清晰”、“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利玛窦曾经这样记录：“官吏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们整天都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脆弱的私有产权造成人口失控，人口过剩又使提高效率的机器失去“需要”，没有“需要”也就没有发明。
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中国人也不能免俗。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了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天朝的模范皇帝雍正曾经说：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
三
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重农抑商虽然一直都是“中国特色”，但天朝时期达到极致，而当时西方世界已经从重农走向重商，最后以国家力量发展自由贸易。
康熙四十年（1710年），中国实业家几乎垄断了巴达维亚的糖业生产；84个糖厂中，中国老板拥有其中的79个；糖业工人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当荷兰殖民当局大肆屠杀中国商人时，天朝不仅坐视不救，反而幸灾乐祸。
满清政权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税收、低价收购和无偿摊派；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层层设限，严厉控制，阻止其发展。中国许多城市虽然人口并不比伦敦巴黎少，但西方城市是工商业占主体，中国城市只是政治中心。这种城市的繁荣完全依靠官吏集团挥霍消费，基本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民群体，更不用说有政治影响力的商会和工会。
康熙五十三年，即公元1714年，当年的中国财政收入总额为2937万两，约合3800万盎司；当年英国政府支出总额为3200万盎司。“但当日英国人口约600万，中国人口为1.5亿，中国人口数是英国之25倍，两方财政数字则大抵相似”（黄仁宇）。一个细节可以概括这段此起彼伏的微妙历史：1736年，詹姆斯·瓦特出生，爱新觉罗·胤禛（雍正）“驾崩”；一个用机器和科学创造了力量，一个用暴力和恐怖创造了权力。这一年，在英国，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使亚伯拉罕·达比声名鹊起；与此同时，中国华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被完全废弃。
“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黄仁宇认为，中国一向无意于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它志不在此。冯友兰从哲学角度也持相同的观点，“中国落后，在于她没有科学。这个事实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状况的影响，不仅在物质方面， 而且在精神方面。……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毫不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说：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比如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还有公平交换，积极借鉴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甚至根本不存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不远万里的英使马戛尔尼如同传说中的圣诞老人，给天朝带来了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礼物；在天朝眼中，这些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贡品”和“玩好”；得知望远镜是玻璃而不是玉石制作后，天朝官吏无不鄙夷。在天朝的字典里，只有权力没有科学。
《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为中国修建一所大学，这就是清华大学；这一善举的策划者是在华传教士史密斯。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中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纯正的品性。”乾隆则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他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传统的农本思想和华夷之别，使中国一直对外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对内以“宫市”、“和买”和“采办”来强买强卖。对专制体制来说，政治正确要比经济发展重要得多，权力稳定大于一切，包括经济和科技发展。清初杨光先坚决反对汤若望的西方历法：“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话在300年后变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中国发明了火药，欧洲人却发明了枪炮；中国人发明了纸和印刷术，欧洲人却发明了印刷机。这似乎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象征。被袁世凯出卖的谭嗣同曾说：“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心之机器制造大劫。”儒家学说坚决反对科学技术的精进，是谓“君子不器”和“大道不器”。
四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诞生了全面记述手工工业体系的《考工记》；但从《考工记》、《武备志》到《营造法式》，这些技术“秘笈”几乎都是由官方编撰并垄断的。毫无疑问，权力体制下的等级社会对创新和技术是严厉排斥的。《礼记·月令》说：“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王制》说：“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而《礼记·王制》更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
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狄德罗”的宋应星编撰的《开工天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在崇祯十年（1637年）刊行后，《天工开物》很快就传到日本和朝鲜，形成“开物之学”；辗转又在欧洲风靡，被达尔文等人奉若圭皋；但它却在天朝失传，以至于很多年后再从日本传回时，人们竟不以为是国人所著。
韦伯早就指出，一般的官僚制会压抑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压抑经济的内生竞争力。英国学者毕瑟姆在《官僚制》中说：“国家官僚制越是侵蚀市场，就越是成为一种经济停滞的力量。”
从“焚书坑儒”到“乾嘉学派”，专制皇权不仅垄断了暴力和权力，也垄断了一切知识和技术。康熙皇帝对待西学的态度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历时数十年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图》“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却始终密藏深宫。乾隆时代的宫廷中“充斥钟表、钟乐器、发条自鸣钟、风琴、地球仪以及各种各样的天文钟，总共有4000多件，都出自巴黎和伦敦能工巧匠之手”；皇家钟表工场雇用了近百名工人，其中包括不少欧洲技师。民间禁止一切火器，唯一的火器研发中心就设在养心殿。正如梁启超所言：“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
犹太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两种：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开放社会提倡理性，反对狂热与盲从；尊重个人和民众的自由权利；个人有判断是非、批判权力的权利，同时权力接受民众的批判。只有开放社会才是进步的。英年早逝的历史学家高华认为，由于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严重阻碍了传统中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明朝末期，中国引进的西方著作多达7000多种，在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思想家王夫之倡导“器体致用”的“实学”，影响深远。崇祯六年（1633年），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徐光启汤若望等中西学者联合编著《崇祯历书》，系统地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等西方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那一年，伽利略却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一个世纪后，雍正元年（1723年），在华西方传教士遭到集体驱逐，从此中国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吸收交流基本断绝。
“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和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发生在西欧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一历史事实并未被当时的中国人觉察，人们继续沉浸在中央天朝的美梦中。这种无以复加的沉迷最后演变为一场鸦片灾难，权力桎梏下的天朝精英只能从昂贵的鸦片中获得解放和快感。
“欧洲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人类史学家戴蒙德认为，地理环境的“四通八达”注定了中国“大一统”，“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遥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大陆内的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
五
几千年以来，人类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上，而且东方比西方具有更大的经济优势。在1776年前后的数十年里，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从此分道扬镳。西方世界的这次蜕变如同猴子进化为人类，因此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和话语权，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西方成为现代的同义词。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将这次裂变称之为“大分流”。
彭慕兰从生态研究出发，认为西方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在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对英国来说，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工业革命。
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前期，每个在农牧模式下的传统文明，都面临着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的生态矛盾。以中国与英国为例，双方都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但生态制约导致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在传统模式下，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均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中国一直处于糊口经济，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养活更多的人口，纤维（衣服）、燃料和森林（建材）都严重短缺；但西欧突然得到了大自己许多倍的美洲新大陆，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如棉花、木材和谷物，西欧因此跳出了生态制约，反倒人力成为紧缺资源，提高效率和代替人的机器因此被迫出现。
1840年时，中国依然沿袭千年前的耕作方式，人均粮食仅200公斤，而英国已经将蒸汽机普及到每个农场，美国同期的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英国从新世界得到的棉花、木材和谷物需要将近3000万英亩土地，这相当于英国所有的耕地和牧场。大量生态资源使机器化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工业革命因势而生，西方从此与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流。
同时，英国煤矿就在工业中心附近，煤层也较浅；中国工业中心在南方，煤矿却在北方。能源制约和人力资源优势使中国江南只能发展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而无法进行机器制造之类的重工业；重工业的缺失使机器得不到发展，从而又进一步限制了轻工业的自动化水平。这一点上，中国与18世纪法国德国意大利情况类似。
在弗兰克看来，“李约瑟难题”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在世界经济史的宏大叙事中，全球化并不是18世纪才发生的事情，而亚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果将蒸汽机看作一场革命的话，那么火药和火器何尝不是一场革命呢？因此中国学者汪晖提出“宋朝资本主义”：欧洲还处于黑暗中世纪的10世纪，宋帝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出自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美国学者奥康奈尔在《兵器史》中说：“火器在中国的发展开始于一场以工业革命的萌芽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腾飞。”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写道：
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1500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600年。……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大宋帝国的军事工业体系非常庞大而完备：在技术创新方面，帝国官府多方鼓励发明创造，“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在制造方面，“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仅四川的弓弩院就可供应地方武库“弓弩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工署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每年造铁甲三万二千，弓一千六百五十万，各州造弓弩六百二十万”。在冶铁方面，全国生铁年产量达到12.5万吨，而英国1720年的铁产量只有2万吨。在火器制造方面，帝国军器监雇工达40000多人，分10大作坊，“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江陵府每月就可生产1000到2000只铁火炮。这些大规模生产要比欧洲工业革命早得多。在城市化方面，当时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世界主要城市都在中国；南宋嘉泰年间（公元1200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到了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这一数字只有6%。
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就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
六
总体而言，天朝崩溃之前，官僚集团基本垄断了一切组织，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甚至连盐、铁和火柴这样的日用品生产。专制体制下的中国不存在自由，当然也不可能有自由企业，一切都必须在官府的恩准和监督下进行，官吏集团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种原始资本主义属于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作为公权力的政府利用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少数群体的私利，不惜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官府沦为一种从事绑架勒索敲诈的犯罪机构。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低效和浪费，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所有经济都围绕着官府和特权阶层发展，市场狭小，生产窒息。直至甲午战争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尚不足10万人。
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9％；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439美元，相当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73%。从1949年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重新踏上斯大林走过的道路，以垄断一切的“统购统销”计划经济来进行“超英赶美”的原始工业积累。毛当年对《盛世危言》的解读是“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机器——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因此后来对中国城市的定位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毛时代的中国作为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一直与世界经济体系“绝缘”。高度集中的国家列车最终陷入了一片泥潭。在“政社合一”的城乡户籍隔离制度下，中国成为人类世界最大的政治机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从1958年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油灯、纺车、扁担、辘轳、镰刀、锄头、石磨、梿耞……一切与2000年前没有太大不同， 或者说只是补丁多了些。1978年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停留在农业时代的乡土中国，人的体力仍然是主要动力，人们的生产劳动只能依靠简单的木制工具。当时“铁饭碗”的工人阶级属于一等公民，其月工资不过40元，这相当于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重庆钢铁公司仍在使用的两台蒸汽机，还是100年前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进口的。
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5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到1985年则只有日本的1/4；1981年的中国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1/50。在洋务运动过去100多年后，权力下的中国又一次打开经济的大门，美其名曰“改革开放”；来自西方新的旧的机器设备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招商引资、厂长承包、资产流失、收归国有……历史总是如此似曾相识。
在“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几乎被人遗忘之时，现代化在中国似乎已经变成现实。但现代化并不等于现代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和技术由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的转移，中国由此获得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并得以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属于技术低端的加工生产；准确地说，是世界加工厂。“中国要出口1亿条裤子才换回美国一架波音747。”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型，亚洲成为后工业时代的新大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无一例外都被西方跨国公司主导。
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2010年，中国以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事实上，今日中国更像60年前的日本，100年前的德国或者150年前的美国。在李嘉图的国际分工理论中，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大量温顺听话的廉价劳动力（“苦力”），学者秦晖将其称为“低人权优势”。
“中国崛起”虽然离不开自身的改革，但更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加入WT·以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快速发展。作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最大的制造和加工中心，没有全球化，中国不可能用30年走完西方国家用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对中国而言，或许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李约瑟难题”。在传统宗法文化的路径依赖下，非正义的特权政治始终桎梏着中国，使其难以跳出历史的轮回和革命的陷阱。自然经济结构中的狭隘旧习、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残酷与幼稚、现代社会机械理性化的种种弊端，以及后工业社会特有的道德贫困，这些历史沉疴都在同一时空的中国暴露无遗。
2009年10月31日，科学家钱学森去世，留下了著名的“钱学森难题”：为什么中国教育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其实不过是李约瑟难题的现代版。钱学森的质问说明了一件事——中国不仅从来没有走出李约瑟难题，甚至说连可预期的将来也显得希望渺茫，因为中国式的教育决定了中国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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