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的差别，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也有简洁说明。书中说：在7—12世纪这六个世纪中，“那些自称‘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然而，士的身份随时代而变化。在7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和11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②。包弼德的定义不太精确。首先，他将“士”、“士人”、“士大夫”混为一体，没有区分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第二，所谓“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所指也不太明确。到底是“高门大族”呢还是“精英群体”？③ 虽然如此，包氏指出“士”(在他看来“士”就等同于“士大夫”)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含义，对理解“士大夫”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含义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两本专著都没有具体研究唐代的“士大夫”，但它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士大夫”，只是在经过唐代的发展变化后，才固定下来。因此，唐代的“士大夫”到底有何含义？它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与宋代相比到底有何特点？解决这些问题，对认识唐代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学术界都在讲“研究范式”、讨论在研究中应使用西方概念还是东方概念的问题。我以为，要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还是要立足于中国人在历史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要认真探讨历史著作中所用词汇的真正含义并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起点。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宗旨。换句话说，本文是从分析词汇入手去研究唐代的“士大夫”问题，重点在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而并非去研究有关士大夫的全部问题。
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拥有了比前人更大的便利。本文主要以两《唐书》为中心来进行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电脑来检索“士大夫”在两《唐书》中的使用情况。④
通过检索我们知道：“士大夫”一词，在《旧唐书》中出现了28次，在《新唐书》中出现了46次。若同时再检索《宋史》，我们发现“士大夫”一词在《宋史》中出现了316次。虽然三部正史的份量不同，⑤ 但《宋史》使用“士大夫”一词远多于两《唐书》应该是无庸置疑的。这说明士大夫阶级⑥ 在宋代已经形成并成熟；“士大夫”一词在宋代已经是一个概念相对清楚、含义比较明确的称谓了。《新唐书》作于宋代，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因此让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新唐书》使用的“士大夫”一词要多于《旧唐书》，而且是在两书共有的记载中，《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哪些词改成了“士大夫”；同时，又将《旧唐书》的哪些“士大夫”改为其他词。这些改动构成了“士大夫”一词在唐宋间的词义变化，当然它也就是士大夫阶级所具有的内涵发生变化的直接反映。
首先来看一个统计，即在《新唐书》46处与《旧唐书》28处“士大夫”中，二者异同的情况：
新唐书：与旧唐书相同者10处；与旧唐书不同者18处；旧唐书无相应记载者18处。
旧唐书：与新唐书相同者10处；与新唐书不同者7处；新唐书无相应记载者11处。我曾认真分析了以上统计中的前三项，即二书相同的10处，以及二书不同的18处和7处。将这些记载乃至分析全部写出，是颇费篇幅的，因此这里只根据二书不同的18处和7处举例略作分析。
我们先看《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哪些词改成了“士大夫”。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记一些“士”人，特别是与武将相对的读书人，改成了“士大夫”。例如《旧唐书》卷六○《江夏王道宗传》云：“道宗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⑦；《新唐书》卷七八同传改为“道宗晚好学，接士大夫”⑧。显然，《新唐书》认为好学之士就是“士大夫”，而《旧唐书》并不这么认为。同样的例子还有《旧唐书》卷五七《李安远传》，说李安远“晚始折节读书，敬慕士友”，《新唐书》卷八八同传则改为“晚乃折节向书，从士大夫”。这里的“士大夫”也有读书人的意思。简单地说，在《旧唐书》那里，无官的读书人不能称为“士大夫”，而只能称为“士”；在《新唐书》那里，只要是读书人，无论是“官”与否，都可以称为“士大夫”。
更多的，是《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记某些负有舆论评判责任的群体改成了“士大夫”。例如：
1.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从传》说他“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新唐书》卷一一四同传改为“位方镇，内无声妓娱玩。士大夫贤之”。
2. 《旧唐书》卷一○一《张廷珪传》有“时制命已行，然议者以廷珪之言为是”的说法，而《新唐书》卷一一八则改后句为“士大夫服其知体”。
3.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澄传》说他“每上疏连称二封，颇为时人所哂”；《新唐书》卷一四一改为“每上章，必叠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
以上例子说明，唐人心目中那些左右着舆论的“士友”、“议者”、“时人”等，到了宋人心目中都是“士大夫”。换句话说，在北宋欧阳修的时代，他们心目中的“士大夫”除了是文人外，还应该是能以社会舆论影响时政的群体。这一点很重要。它是唐代“士大夫”所不具备的内涵。
下面我们再看看《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士大夫”又作了怎样的改动。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引唐太宗的话，说山东大姓“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新唐书》卷九五同传改为“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资”。这里，《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士大夫”改成了“旧地”。这也就是说，唐人心目中的“士大夫”，在宋人心目中是“旧地”，是“高门”，是“士族”。同样的例子还有《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传》中说“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又说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新唐书》卷二二三上同传改前者为“高士廉……修《氏族志》”，删去了《旧唐书》中“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一段话；改后者为“搢绅共嗤靳之”，在《旧唐书》的“搢绅”后面删去了“士大夫”一词。这也说明唐人心目中的“士大夫”是“高门”“士族”⑨，而宋人显然不同意，所以将其删改。
按“士大夫”指“高门”或“士族”，是南北朝旧义。《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第十一》有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⑩ 这里的“士大夫”显然指门阀士族。到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如上所分析的那样，“士大夫”仍然指士族高门。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例：《隋唐嘉话》卷下有云：“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11) 这里的“士大夫”指“士族”就更明显了。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士大夫”一词中“士族”的含义越来越淡薄，到宋代，一般就不再用“士大夫”来指称“士族”即“旧地”、“高门”了。
同时，在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士大夫”一词还没有“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含义。那么此时，指称那些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是什么词汇呢？除去前面提到的“士友”、“议者”、“时人”等外，使用更多而且更固定的词汇，我想应该是“士君子”。
我们查《旧唐书》，“士君子”出现了23次，几乎与“士大夫”一样多。检查这些“士君子”的用法，发现他们无论有官与否，多是一些有操守、并承担着社会舆论责任的群体。因此我们在《旧唐书》中看到，像“无士君子器”(12)，“无士君子之检操”(13)、“有士君子之风”(14) 这类品评操守的词句时有所见；而像“士君子重之”(15)、“士君子多之”(16)、“士君子是之”(17)、“士君子罪之”(18)、“士君子少之”(19)、“士君子称之”(20)、“士君子惜之”(21) 这类左右社会舆论的词句更是出现频繁。“士君子”的这些操守和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在北宋人看来，都应是“士大夫”的品质和责任。因此《新唐书》中的“士君子”只出现了5次，比起“士大夫”的46次来，就少多了。到《宋史》，“士大夫”如前所述出现了316次，而“士君子”仅出现了12次。
由此我们或可以说，唐宋间“士大夫”一词含义也是这个阶级最大的变化有二：一是“士大夫”由“士族”、“旧地”变成了文人官员；二是“士大夫”除文学或礼学修养外，社会对其操守品质，以及评判的、舆论的责任有了进一步要求。这后一点，在北宋的“士大夫”那里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个比较以为旁证。
唐宋两代皇帝都曾以诏书的形式对臣下进行过训诫，但训诫的内容则小有差别。就唐代而言，尚无以“士大夫”为对象的训诫。皇帝训诫的对象多为内外群官。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东封赦书》说：“朕……思与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22)，依靠的是“公卿大夫”，也就是官员(23)。唐穆宗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颁布《诫励风俗诏》，批评“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24)，更把天下人(除皇帝外)大致分为“卿大夫”和“士庶人”两个阶级。前者是官员，后者是民众。从中看不到“士大夫”阶级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唐朝皇帝关注的仍然只是官员，而不太强调有一类较特别的官员即“士大夫”。此外，唐代皇帝对官员的训诫也以惩罚为主，在诏书中多有“从今已后，有犯必绳，朕不食言，尔无荒怠”(25)、“自今已后，内外官有犯赃贿至解免已上，纵使逢恩获免，并宜勿齿终生”(26) 之类的语言，而很少令其反躬自省。
到北宋，情况就有所不同。从诫励的对象看，除百官外，已有直接以“士大夫”为对象者，如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有《诫励士大夫诏》(27)，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有《训饬士大夫御笔手诏》等。在皇帝的诏书中，“士大夫”常被认为是依靠对象，像“士大夫者，朕之所恃以共理”(28)、“共治者，惟吾士大夫而已”(29) 之类的话就屡见于诏书。而且，诏书对士大夫的批评，很多是操守问题，例如“今吾士大夫，间乃违古人厚重之守，蹈末俗薄恶之为”(30)，“比闻士大夫所为……苟于禄利为有得，则一切不顾义理之是否”(31) 等。对他们的训诫也以求其名实相符、责其修身自省为主。例如要求士大夫“因行察言，缘名责实”(32)，“务敦修于行实，无过事于言华”(33)，“公乃心、窒乃欲……修身励节”(34) 云云。这些批评和要求在唐代皇帝的诏书中是很少有的。
由此或可旁证：到宋代，士大夫不仅已是一个明显的阶级、成了皇帝依靠的对象，而且这一阶级除去能文学、是官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操守。“节行”和“廉耻”(35) 是这一阶级成熟亦即有了自己阶级特色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在唐代还是很少看到的。
总结一下本文：“士大夫”一词在北朝时期多指门阀士族，至唐初亦然。逐渐地，“士大夫”开始主要指称官员，特别是“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36)，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他们也不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这时，一般仍认为社会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两大阶层构成。“公卿大夫”是官员，其中文人色彩比较浓的逐渐被称为“士大夫”(37)。至于“士庶人”中的“士”则多非官员，其中的佼佼者既有操守，又承担着社会舆论职责，被称为“士君子”。
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是皇帝统治依靠的基本对象。
唐宋时代“士大夫”的不同告诉我们，在提到唐代的阶级或阶层时，最好不要泛泛使用“士大夫”一词。因为在唐代，应该还没有形成宋以后意义上的一个“士大夫”阶级或阶层。唐代“士大夫”称谓中包含了许多旧的含义和新的因素，是一个不确定的称呼。(38) 只是到了宋代，我们说这一阶级或阶层才真正形成了。
这样，我们就从唐宋间“士大夫”一词的变化看到了唐宋间社会的变化、阶级或阶层的变化，以及风俗和时尚的变化等等。至于“士大夫”一词的具体变化过程，以及当时人在不同时期对这一词汇的不同用法，关系到唐代“士大夫”演变的阶段性，笔者打算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注释：
①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4、476、477、479页。
②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③该书第37页又云：“‘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则在唐代是指“世家大族”而不是“精英群体”。
④这里使用的是《国学宝典》的检索功能。
⑤特别是后者，分量远多于前二者。但是，即使将后者削去三分之二，所用“士大夫”一词的次数仍远多于前二者。
⑥“士大夫”到底是阶级还是阶层，仍是一个重要问题。为叙述方便，本文以下径以“阶级”称之，但实际能否称为“阶级”还需继续探讨。
⑦《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2356页。
⑧《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3516页。
⑨以上《旧唐书·李义府传》所记两处“士大夫”，又见于《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条和“显庆四年九月五日”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55年版，第664—665页)，字句完全相同。因此说它是唐人的说法是没有疑义的。
⑩《颜氏家训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11)《隋唐嘉话》，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第44页。
(12)《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第3729页。
(13)《旧唐书》卷一六六《庞严传》，第4340页。
(14)《旧唐书》卷一八九上《盖文达传》，第4951页。
(15)《旧唐书》卷一二○《郭钊传》，第3741页。
(16)《旧唐书》卷一三三《李宪传》，第3685页。
(17)《旧唐书》卷一三六《卢迈传》，第3754页。
(18)《旧唐书》卷一三六《崔损传》，第3755页。
(19)《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第4431页。
(20)《旧唐书》卷一七八《崔彦昭传》，第4628页。
(21)《旧唐书》卷一九二《阳城传》，第5134页。
(22)《唐大诏令集》卷六六《开元十三年东封赦书》，商务印书馆标点本1959年版，第371页。
(23)这里的“公卿大夫”指官员，但似有“贵族出身”的含义。
(24)《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诏》，第573页。
(2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先天二年《诫励官僚制》，第572页。
(26)《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开元十年《诫勖内外郡(群？)官诏》，第572页。
(27)《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706页。
(28)《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诫厉(励？)百官诏》，第716页。
(29)《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七《诫内外职务诏》，第728页。
(30)《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宋仁宗《诫约台谏诏》，第712页。
(31)《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诫厉(励？)百官诏》，第715页。
(32)《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二宋仁宗《诫励士大夫诏》，第706页。
(33)《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宋仁宗《诫约台谏诏》，第712页。
(34)《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诫厉(励？)百官诏》，第716页。
(35)《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七宋徽宗《训饬士大夫御笔手诏》，第726页。
(36)[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夷君诮》中引一贾者的话说：“熟诗书、明礼律者，其唯士大夫乎！”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本1957年版，第16页。
(37)或者在出身上也有特点，比如出身比较低或出身科举等，但要确认这一点还需仔细研究。
(38)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有“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限”(第70页)、“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第73页)等说法，已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士大夫”，但实际上唐朝并没有形成士大夫阶级，更不存在两种士大夫阶级。唐人也没有对“士大夫”一词有明确界定。“士大夫”词义的逐渐固定，与这一阶级的阶级特色阶级意识在宋以后的逐渐成熟过程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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