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其回响，可以清晰地分为以下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4个阶段：一、“西学东渐”时期；二、新文化运动时期；三、以苏联为师时期；四、改革开放时期。
“西学东渐”期间(注：“西学”之名，在晚明已有。西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西学”既包括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也包括精神文明，政治制度等等。1916年，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将民国前西学传播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晚明；2、清初；3、鸦片战争以后；4、甲午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耶稣会、东正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他们首先要使自己先“中国化”，一些人通过介绍外国史地知识，以传播西学为布教手段。这样，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出现了具有特定意义的“传教士史学”。传教士史学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和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具有“西学”特征的具体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历史叙述的形式上。19世纪70年代后，传教士的史著更多地采取了西方史学的编撰体例，这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萌生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中期以来，欧美传教士纷在华办刊办学，将自古代希腊以来，直至19世纪主要 是西方国家的历史介绍到中国来。他们在进行基督教文化渗透的同时，使中国人民既“ 睁眼看世界”的现实，也睁眼看世界的历史。
在蔡尔康的协助下(注：蔡尔康，上海人，先后在《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广学会》、《万国公报》等处任职。由西方传教士口述，蔡尔康笔录，译有多种 西方著作问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t)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 1894年3月至1895年3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名《泰西近百年大事记》。1895年由广 学会出版单行本，计8分册24卷(包括附记1卷)。在晚清出版的所有西方史学译著中，此 书销量最大，影响最广，在19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泰西新史揽要》系英国马恳西(Robert Mackenzie)原著，原名《19世纪史》(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188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主要是叙述19世纪欧美 各国发展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除了欧 洲地区史的内容之外，还涉及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和 美国等国的历史。19世纪末的英国盛行进化论，在其影响下，《泰西新史揽要》宣扬一 个国家和民族所以强盛，主要在于积极进取，不断地弃旧图新，鲜明地体现了进化论的 精神。
在西方史学界，《泰西新史揽要》并不是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史中几乎 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在中国它却受到了广泛重视。实际上，此书的史学价值对中国并不 重要，最关键的是它在通过对西方历史的叙述，向中国人介绍了社会进化理论的具体内 容，而这些内容对于当时中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社会进化理论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进化历史观在中国史学发展 中也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思潮。这样，《泰西新史揽要》成为晚 清翻译西书中销量最大的一部，就不难理解了。梁启超将其列入他的《西学书目表》， 认为该书是“述近百年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徐维则、康有 为、李鸿章、张之洞对其都有高度评价。康有为还将其进呈光绪皇帝。光绪用数月时间 认真研读，由此“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这清楚地表明，这部著作所产生 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中国史学界，而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回响。还值得一提的 是，此译书的体例有不少独特之处，“首创了史书翻译的新体例，即：一、加中西年对 照，便于印证岁月；二、加各国世系；三、加人名、地名事物名对照表。这种体例，此 后的史学翻译家们纷纷效仿，一直沿用至今”，(注：马军：《泰西新史揽要·点校说 明》，见《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页。)这从另一个侧面 也可以看出其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
近代在华的传教士向中国民众广泛介绍外国历史知识，形成了被后人称之为传教士的史学，它和中国本土的史学发展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史学形式、特殊的史学成果。它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将其放在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这一具体的时期来考察，就更是如此。因为从“传教士史学”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已经没有了或很少有传教士的宗教神学内容。他们所介绍的这些外国历史知识，更多的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文化碰撞和交流，其中的一些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起着催化的作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正在觉醒的中华民族从外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正是这种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出发严肃的、理性的思考，有力地推动着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被迫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之际，在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历史剧变的前夜，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萌生，这是对时代呼唤的积极回应。
二
20世纪初，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人们对世界各个国家的了解，包括对这些国家历史的了解的需求，不断增长。1903年，清王朝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政法科大学所学的科目，应该包括“各国近世外交史”。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在1913年颁布了《大学规程》和《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明确规定历史课应包括“世界近世史”、“西洋现世史”。因为世界近世史和西洋现世史的内容，和现实的中国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能够更多地学习近代以来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学习西欧、北美诸国现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要求，在各级学校要系统地讲授这方面的知识，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
“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讲授西洋史和世界中世纪史的，主要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青年学者，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毕竟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迈出了世界历史教育的第一步。在教学的实践中，逐渐成长起一些知名的教授，主要有何炳松、陈衡哲、陈翰 笙等人。因当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世界史讲授以欧美史为主，只 有少数教授讲亚洲史。而非洲、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历史，几乎是一个空白，而且长期 如此，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在讲授世界历史时，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外国学者的著作，或以这些著作为基础，编写出自己的讲义。例如何炳松1920年至1922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古欧洲史时，主要是依据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著的《西部欧洲史》，以及鲁滨逊与比尔德合著的《欧洲史大纲》。在此基础上，何炳松编译出《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1924年——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中国人学习欧美的历史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直接阅读西方史学原著，其二是阅读中国人自己的编著或译本。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人能够阅读原版书，大部分人只能通过阅读中国学者编译的著作，来学习欧美的历史 。然而，质量上乘的译著或编译的著作，却是凤毛麟角，因为“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 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但这 一件事更不易做，更非素无历史研究，或乏世界眼光者，所能下笔了”。(注：陈衡哲 ：《中古欧洲史序》，见《何炳松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页。)而何 炳松的学识在学界有口皆碑，他编译的《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被公认为是 优秀的编译作品，上世纪20年代出版后，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被公认为是国内研究 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的重要著作。
20世纪初直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虽然和历史悠久的国学相比，仍然 显得薄弱，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的 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大量的世界史教科书问世。这表明，对于“世界史”来说，无论是 社会的客观需求，还是教学队伍、研究力量，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 影响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走向。到20世纪中叶，我国的世界史教育，已经 有了长足发展。这种状况不仅扩大了世界历史知识的传播，而且为世界历史学科在未来 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的任务。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这些主要是论述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著作，使中国史坛深受震动。不少史学家针对中国史学的现状认为，只有这样“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注：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1918年1月；转引自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期。)北京大学教授、代理校长蒋梦麟认为，在中国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泥古”的风气很盛，而要彻底地改变这一切，应“利用西洋近年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活用吾国历史之资料”。向美国史学家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从而改变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进步。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在鲁滨逊《新史学》中译本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注：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在这种破坏旧史学和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是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20世纪初，西方近代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包括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当时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主要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郎普勒西特的文化史观；鲁滨逊的综合史观等。这些崭新的理论对古老的中国史学公开地提出挑战，中国史学受到强烈地震动和破坏的同时，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和方向。
“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革命”，不仅是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思潮，而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陈独秀当时著文鼓吹“文学革命”，但其影响远远超出文学界。在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所体现出的破旧立新，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要求。正是在这种“革命”和革故鼎新的社会思潮中，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史界革命”，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向中国封建主义史学提出挑战的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受到普遍的重视，而这些理论和方法论则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传入中国后的产 物。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普遍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等课程。在北京 大学，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何炳松讲鲁滨 逊的《新史学》等。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史学理论著作，这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大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翻译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这批著作主要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何炳松翻译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6年；李思纯翻译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1926年；张宗文翻译瑟诺博司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1930年；向达翻译美国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黎东方翻译法国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1930年；薛澄清翻译美国弗林的《历史方法概论》，1933年；陈石孚 翻译美国塞格利曼的《经济史观》，1928年；何炳松与郭斌佳合作翻译绍特威尔的《西 洋史学史》1929年；董之学译班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陈韬译伯伦汉《 史学方法论》，1937年等。此外，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班兹的《西洋史进化概论 》在上世纪30年代初，也都译成中文出版。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的挑战。这种挑战直接影响到史家对历史的解释，以及对历史材料重新审视与利用。为了探讨、阐释这些问题，中国学者写出了一批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杨鸿烈的《史地新论》，1924年；朱谦之的《历史哲学》，1926年；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年；何炳松的《通史新义》，1930年。罗元鲲的《史学研究》，1929年；卢绍稷：《史学概要》，1930年；胡哲敷《史学概论》，1935年；李则纲《史学通论》，1935年；杨鸿烈《史学通论》，1939年；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1945年；吕思勉《历史研究法》 ，1945年等。这些阐释史学理论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的史学理论 ，重点探讨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如何炳松在讲历史研究法时，从三个方 面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法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的观点不同；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研究 的步骤也不同。因此，“历史这种学问，可以说是纯粹主观的学问；而自然科学，大体 上可以说完全是客观的学问”。(注：何炳松：《历史研究法》，载《民铎》杂志，第1 0卷第1号，1929年1月。)何炳松的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 学派”，反映了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主流观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 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 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 。(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除李大钊外，蔡和森、 李达、瞿秋白和陈望道、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或译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唯 物史观的著作，或撰写文章及专著宣传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 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 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 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 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1930年3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问世，堪称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典范，使唯物史观进一 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一切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整个中国 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样，中国史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迅速发展。1949年——1966年，中国世界史研究表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由对外国史学的介绍，逐渐向 对外国史的研究转化。这是外国史学传入中国一个世纪之后后，已经在中国产生了积极 的回响的具体表现。
自19世纪中期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以来，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是和外国史学发展有这样或那样的密切联系。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主要是和欧美国家和日本的史学联系密切，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则转变为和苏联史学联系密切了。
建国后的10余年内，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而这种榜样并不单纯是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更 主要的是表现历史观方面。在当时，这是和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 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 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 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中国世界史研究起步较晚，无论在历史文献的积累，还是在研究队伍的建设，以及史学理论方法论的运用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整体上提高研究和教学水平，人们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资料的选编工作。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资料室编选：《世界通史参考资料》两册，1954年出版。
世界史为献资料的选辑工作为开展世界史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1955年世界史资料丛刊编委会成立。该编委会编辑的《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从1957年起分册出版，其中近代史部分有8个分册。除了《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资料集出版，如耿淡如、黄瑞章译编《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当时选译了多种西方古典史学名著，分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每种名著约选5万字左右，为该书有代表性的章节。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三联书店，1958年；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三联书店，1957年；齐思和、林幼琪选译：《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三联书店，1962年。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1961—1963年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4卷出版不久，为了提供学习时所必需的参考资料，与教材配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陆续出版。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工作会议时，开始重视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西方史学的有益内容为我所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和西方史学史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是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注：选译的西方史学名著主要有：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陀：《编年史》；李维：《罗马史》；普鲁塔克：《传记集》；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米涅：《法国革命史》；梯叶里：《第三等级的形成及其发展理论》；朗克：《教皇史》等。每种名著约选译3—5万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影响的成果问世。(注：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 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 》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 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璆：《 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 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但是，这些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 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 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例如，《文史哲》1962年第一期对汤因比 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汤因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敌，是当前史 学界最大的一面白旗。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爆发之前，中国世界史学者已经有不少成果问世，在一段时间表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这些成果主要有郭圣铭：《世界古代史新编》，(群联出版社，1955年)；童书业：《古代东方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沈炼之：《简明世界近代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黄绍湘：《美国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齐思和编 著：《世界中世纪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季羡林：《印度简史》，湖北人 民出版社，1957年；张铁生：《近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49年；陶大镛 ：《社会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等等。
一些优秀的外国学者的专著，也陆续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译作除了苏联学者有关苏联史的著作外，还有苏联学者的其他著作，以及一些西方历史学家的著名作品。这些译作主要有马迪厄：《法国革命史论》(1954)，索布尔：《法国革命(1789——1799)》(1956)，(苏)曼佛列德：《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55)；(苏)《东方各国近代史》，弗拉舍里：《阿尔巴尼亚史纲》，三联书店，1964年；..米罗舍夫斯基：《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1492——1810》，三联书店，1960；费克里：《埃及古代史》 ，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注：《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 3日。)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所 谓“反对修正主义”、“儒法斗争”、“批判封资修”、“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 下，“影射史学”盛行。拿破仑被封为“洋法家”。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也被纳入和“儒 法斗争”之中。1972年，《红旗》杂志在第4、5、6、11期先后发表了一组关于学习世 界史的文章。这组文章由四篇文章组成，分别是《读一点世界史》、《再谈读一点世界 史——关于要着重读一点近代史和现代史》、《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三谈读 一点世界史》、《了解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四谈读一点世界史》，署名是“史 军”。这四篇文章后来收集在一起，作为《学点历史》丛书中的一本，(注：关于《学 点历史》丛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 革命导师所讲的革命道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从而有 利于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学点历史》 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学习的需要，《学点历史 》丛书将分册出版，每册围绕一个中心，介绍历史知识，辅导历史学习”)由人民出版 社1973年1月出版，书名为《读一点世界史》。
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连续发表这样一组文章，是不寻常的，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组文章中，都使用了“读”或“了解”一点世界史，而不用“学习”和“研究”，表现出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世界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所带有的深深的烙印和痕迹。因为“学习”多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而“研究”，则在更多的场合被视为贬义词，因此很少单独使用。
提倡学习一点世界史，完全是为当时国际、国内现实政治服务。在《读一点世界史》中明确指出：“我们学习历史，是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联系国内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来学，学习才能有明确的目的性，才能掌握重点，做到学习世界史 同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密切结合起来”。
文章强调“厚今薄古”的原则，就是要将世界近现代历史作为学习的重点，因为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都是从近现代史上发展而来的。当前的许多国际问题，往往可以从近现代史上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吸取近现代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正确理解尖锐复杂的现实阶级斗争。
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文章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同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文章认 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读世界史的过程中， 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注意了解有关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学习世界被压迫民族 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丰富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和 掌握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好地参 加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这组文章的首篇中，还从撰写新的世界史读物的角度，谈到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文章写道：“广大群众都要求学一点世界史，这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工作将会是一个 很大的促进。希望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靠集体 力量，在对历史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努力写出几本简明通俗的世界通 史和其他专题史、国别史。同时也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其他方面世界史著作出版，供广大 群众学习，让历史科学更好地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成为工农兵手中的强 大武器”。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多部《世界通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其他世界史方面的著作能够相继出版。
四
1976年末，“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仍然充斥着教条主义。“文革”留下严重的创伤。1978年5月，“真理的标准”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打 碎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等精神枷锁，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这一切，使包括世界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孕育着新的突破。1978年6月，教育部决定组织编写历史学基础课和 专业课的教材。同时还制定了历史学教学方案。与此同时，全国20余所院校的世界史学 者开始编写新的《世界通史》的准备工作，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世界史的 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开始恢复。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已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 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 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新时期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所以取得丰硕成果不是偶然的。首先，我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在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认识并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的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期，没有进化历史观，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能够体现出“新史学”精神的史学理论研究。“五 四”之后，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以它为理论基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20世纪初，西方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新史学”也是中国历史学家使用最频繁的术语之一。在21世纪初的今天，同样是这样；所不同的是，20世纪初的“新史学”是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而在21世纪初，则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是否可以说，以年鉴学派为核心的法国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当分析二战后传入中国，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西方史学时，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当首推法国年鉴学派。
为了清楚地认识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特别是它传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有必要对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及其在中国的影响，首先作一简单的回顾。
20世纪初，“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中国新史学，即用资产阶级史学代替封建主义的史学，是梁启超“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注：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在中国史坛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最早、最系统地将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现代历史学家何炳松。
何炳松1916年归国，次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在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 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 出版。除《新史学》(1922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4年)，绍特威尔 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 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新史学》 原出版于1911年，书中汇编了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鲁滨逊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说，集 中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
不仅何炳松对鲁滨逊及美国“新史学派”倍加推崇，陈训慈、陶孟和、衡如、谷风池等学者也纷纷撰文，高度评价“新史学派”。他们一致认为“新史学派”所倡导的扩大 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用进化的观点观察历史变化；强调人 类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以及明确指出史学的功能是了解现实，预测未来， 人们完全可以利用历史知识造福于社会等等，使中国史学家对“科学的历史学”有了不 少新的认识，引起了大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的兴趣和关注。鲁滨逊的上述观点令中国史学 界耳目一新，对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何炳松在《新史学·译者导言》等文章中，对鲁滨逊的史学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新史学的“新”首先体现在历史观方面。还表现为“综合历史观”和新的研究方法。他十分赞同鲁滨逊主张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他说：“‘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 研究历史的限制。新史学这样东西，将来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 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注：《何炳松文 集》第3卷，第40页。)这同鲁滨逊强调要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经 济学、地理学、法学和心理学进行历史研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何炳松译介鲁滨逊《新史学》，并不仅仅是在介绍一本新书，或一种新的历史流派，而是在介绍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而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又是和中国史学正在进行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彼此相互呼应，因此很快便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朱希祖、谭其骧等人都对何炳松译中译本《新史学》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谭其骧将这本著作，和当时中国史学发展所面临的任务联系在一起，指出它对我国史学界，起过一定的破旧立新的作用。(注：见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4—75页。)
如果说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是20世纪初摧毁中国封建主义史学的一种武器；那么，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则是世纪之交，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从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去看，这座“桥梁”的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首先，反映法国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
1989年，J·勒高夫、P·诺拉、R·夏蒂埃、J·勒韦尔等主编的《新史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新史学》所选的12篇论文，包括“心态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和“结构史学”等，均出自法国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手。
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经济、社会、文明年鉴》主编之一的J·勒高夫为《新史学》写了“中译本序”。他分析了当代法国史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史学在“历史的加速发展压力下发生了变化。在我们这个有着飞机、电视、火箭与卫星的世界上，这一历史的加速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与信息交流、通讯发达的进步紧密相联的”。他还具体阐释了法国“新史学”的渊源和特点：他认为这是一场深刻更新着史学的运动，“我们给予了这个运动以‘新史学’这一也许并不那么谦虚的标签。然而我已 在此文中指出，我也希望在此再次指出的是：这一‘新史学’如果不是追根溯源到古希 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话，起码可上溯至启蒙时代和19世纪的一些大史学家。人们 可以接受或批评这些史学新方向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但其基本的一点是人们坚信历史研 究应当伴随着理论思考的工作和各种方法的创建工作”。他特别强调“应当‘思考’历 史学并使历史学适应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渴望——这是一种在世界、社会的演进、变化中 理解世界、社会的渴望。所有好的史学都是新的，因为它意识到历史在变化着，意识到 历史科学也随着历史本身的变化而变化”。(注：勒高夫等：《新史学》，上海译文出 版社，1989年，第1—4页。)这一切对于改革开放，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来说，无 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J·勒高夫等主编的《新史学》中文本问世之前，J·勒高夫等主编的《研究历史》一书的简缩英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1988年译成中文出版，书名为《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J·勒高夫等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阐释了这样一种“新史学”的理念：“如今，史学领域毫无界限；史学沿着突破的线路或地带之间的地区有的尚待开发，有的则已挖掘殆尽”。(注：勒高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5页。)这部著作在方法论方面，也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问题史学——分析史学——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等等，使人们对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与方法，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
1992年，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之一——《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的中文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马克·布洛赫不仅强调“由古知今”，而且强调“由今知古”。“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否则将一无所知。如何做到“由今知古”?马克·布洛赫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倒溯法”。在他看来，一些人认为历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与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这显然是一种误会。在历史研究中，从已知推向未知是完全正常的。他说：“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掌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中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必须从已知的景象入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推土机的铲子”。(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8页。)他认为，只有历史学这一门学科，既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
关于史料，马克·布洛赫将其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类。前者主要指公开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相关的报道等等。这些史料的作者或整理者“有意”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这些影响时人和后人；而后者主要指政府各类档案、私人信函、各类文物等等。同前者相比，这些史料大多是“无意”留下的历史痕迹。虽然不能否认前者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但后者更可信，价值更高。马克·布洛赫虽然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辨伪，但并不盲目崇拜史料，而是强调要揭示史料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内容。他还明确的划去年鉴派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界限，即不是信奉“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而是强调历史 研究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或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开辟了“问题史学” 的广阔道路。这在另一位年鉴学派领袖吕西安·费弗尔那里讲得更加明确：“提出问题 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注：马克·布洛赫：《历史 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页。)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多数 历史学家的共识。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曾任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年鉴》杂志主编之一，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他的两部代表作《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已经先后译成中文出版。《蒙塔尤》一书 被认为是“精神考古学”的杰作，是一部典型的心态史作品。在此之后，勒华拉杜里在 《罗曼人的狂欢节1579——1580》(1980)、《说奥克语地区的钱币、爱情和死亡》(198 0)和《茉莉花的女巫》(1987)等著述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心态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1973—1993年，勒华拉杜里对他的史学理论与思想进行了总结。先后出版了《历史学家的领域》(2卷本)、《在历史学家当中》(2卷本)。《历史学家的领域》一书的第2卷，在译成英文时，其第2卷单独成书，书名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中文本即据此译出。该书由勒华拉杜里的几篇论文和演讲组成。主要内容是宏观史和“人口——生态”历史；对16世纪法国农民为例，对“心态史”的具体诠释；法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道路；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和谱系学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本文集勒华拉杜 里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或者说，是了解勒华拉杜里史学思想的入门书。他的心态史 学的理论与研究实践，以及他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的努力与贡献，都使人们耳目一新， 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年鉴派史学思想集大成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主要代表作，几乎都有中译本。这些著作主要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卷本)，三联书店1992年；《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2卷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2卷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几部著作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如果说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奠定了方法论与组织基础，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历史学家在布罗代尔的领导下，就继承、发展了这个传统，并利用五十、六十年代法国经济繁荣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经济社会史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出版大量历史著作，从而扩大了年鉴学派的队伍与影响。这种影响的泉源，从学术上说，主要来自布罗代尔的史学实践，包括教学、著述和编辑方面”。张芝联先生的上述评析，准确地概括了布罗代尔的史学贡献，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家的共识。
在中国，年鉴派史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广为人知，在8 0年代以后面世的各种类型、各种版本有关西方史学史著作中，几乎都会涉及到年鉴学 派。认为年鉴学派代表了西方史学的主流方向，对中国史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 早在“文革”前，却早已有介绍。例如，张芝联先生1960年在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学 时，就曾经介绍了年鉴学派。在8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新的发展时期，张芝联先生的《法 国年鉴派史学》(1978年，见《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代序，三联书店，1995)、李幼 蒸先生的《法国当代历史思想》，(《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较早地对年鉴派史学思 想进行了介绍和评析。中国学者对年鉴学派的发展变化，以及各种研究成果的问世十分 关注，对它的研究介绍和评价至今方兴未艾。(注：参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 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29—235页。)
关于法国年鉴派——新史学在中国的回响，它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现在很难做出完整、系统的概括；但是，在当代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它的影响却毫无疑义是多方面的。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历史表明，年鉴学派在中国的回响和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广阔背景下，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方面，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
近代以来外国史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上述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的现象。明确这些，对新世纪中西史学的交流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西方史学的传入，以及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回响和影响，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这一切与时代同步，它虽然直接表现在历史学学科上，但却反映了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20世纪初，社会进化史观成为我国早期 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严重的民族 危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前后，价值观的多元取向以及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使 包括西方史学思潮在内的学术思潮异常活跃；而唯物史观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并广泛 宣传，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是风云变幻的中国社 会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学习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的热潮，这是当时中国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点的具体反映。“文革”结束后，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回响 ，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 特点和标志之一。这自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 展阶段的直接产物，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表现。
其次，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文化选择，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社会和历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所决定，西方史学的传入，以及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其主流始终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因此，中外史学的交流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那种脱离中国史学实际的“交流”实际上是盲目的、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一种被动的“接受”。我们应自觉地抵制一种有害的倾向，即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妄自菲薄；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则盲目夸大，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夸夸其谈。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应该加强对西方史学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或人云亦云，浅尝辄止。外国史学理论是外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它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本质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 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一步将对外 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
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并产生积极的回响，但没有代替中国史学，也不可能代替中国史学。当代的中国史学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史学只能与外来史学的碰撞、交流和交融中，才能显示出它区别于其他史学的独特魅力，朝气蓬勃地融入世界，走向未来。但无论是交流还是交融，都不是简单的“移植”或“同化”，而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着与时代相适应的更加辉煌的中国新史学、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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