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历史理论发展

    我获邀参加2001年5月南京国际历史理论研讨会，因故未能与会，错过了学习和讨论的机会，特别是再次错过了当面向伊格尔斯教授请教的机会，十分遗憾。幸好我的一篇论文“略论中国符号学的意义”被收入会议文集，可以用此方式继续来参与会议讨论。该文论述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的关系，而本文专门讨论符号学和中国历史理论研究之间可能有的关系。大体而言，两篇文章共同讨论人文科学、符号学和历史理论这三大片之间的联系问题。此外我也打算在本文中回顾一下我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渊源，以及结合我历年来在西方的相关学术体验来谈一下跨学科历史理论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自从1979年<世界历史>编辑部约我撰写法国结构主义和年鉴派史学理论思想以来，与中国史学理论界的学术联系延续至今。有趣的是我与中国电影理论界的学术联系也大约建立于此时。史学界和电影界同时与我联系，因为二者都与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有关；而我当时自己也正在哲学专业内设法促进符号学和哲学的互动。我的符号学研究一开始就与哲学、历史、和电影等不同职业和学科领域交叉，从而反映出符号学本身就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结果，我在国内唯一任过编委的学科领域竟然就是历史理论和电影理论。这种偶然性的必然方面是，两个领域都广泛地涉及到中西学术交流间变动迅速的人文学际关系和人文科学整体情势的问题。它们与我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广泛重叠，同时也成为我在其中考察跨学科理论实践的具体“场地”。符号学方向的电影理论关系到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全局；符号学的历史理论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理论的发展，而且也间接关系到人文科学全局的发展。早在70年代末我就得以开始跨学科理论探讨工作(与美国引进法国潮流文献相差不过几年)，今日回想起来，反映了一种幸运的“历史辩证法”作用：恰恰在百废待举的“文革”之后，在学科制度尚未严格建立之际，中国学者突然获得了充分的思考自由(在两个意义上：政治的意义上和学术规范约束的意义上)，一切可仅凭借个人兴趣探求，而无须顾及教育、职业和学术权威的任何限制。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力地启动了中国人文科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活动，而且首先就实行于历史和电影两个新兴学科领域中。“历史”和“电影”这两个总词有一种共同性：人类生活的直接再现。一个以文字，另一个以画面，虽然表现生活的媒介不同，二者所表现的内容具有同质性：人的事件系列或“故事”(叙事)。法文的“历史”一词本身即包括“故事”的意思。在考察被表现对象的性质时，因真实和虚构的差异，历史和电影当然是不同的现象。但在考察“作品”本身时，二者(史事编叙和故事片)都企图“全面地”，也就是“直观地”，再现一段时空区间内的“生活故事”。因此这两个总词直接意指着社会现实本身，虽然对其再现的方式不同。从读者和观众角度看，二者都是最接近、以及最应当接近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接触最多的也是作为最近历史的新闻报道和影视故事片。所以，历史和电影应该是最通俗的文化品。另一方面，现代理论思维却偏要在这两个直观性对象领域内“作文章”，使与其相关的研究越来越抽象化。于是历史理论和电影理论这两个新兴学科领域在方法论背景上的共同性是：最广泛的跨学科研究方向。

    二十多年来我的符号学研究均相关于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学术实践背景自然使我的历史理论研究经验不同于史学专业的类似研究。按照我的理解，这种不同学科间探讨共同的课题的做法正好可以促进合作，取长补短。今日作为中国和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新学科“中国符号学”和“中国历史理论”，不仅开始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中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领域，而且即将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于是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再次经历着上述特殊的学术发展辩证法：本来是学术理论方法较封闭的地区，经过二十年来中西学术广泛交流后，中国学者突然显示出有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担任人文学术理论突破性重任的机会。其原因在于当代中西人文学术交流过程，使得三千年西方学术传统和三千年中国学术传统之间已经发生了一种有机的“化合作用”。这种化合作用的可能发生的条件就是跨学科方向的科研策略革新。这种化合作用才刚刚开始，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学科职业制度内的观念上和技术上的各种障碍。学科制度的常规，专业竞争的方式，理论需要的幅度和学术地位的追求等等，都是跨学科、跨文化学术理论交流中的困难所在。例如，就“中国历史理论”这个新学科而言，就既涉及到“中国学术”范围的问题，又涉及到“历史理论”范围的问题。然而这个新世纪的新学科偏偏又有机会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理论探索的核心之一。在此情况下，它却须首先面对着一种“反讽的”处境：作为对象的“中国材料”本来是最保守的，在海外至今仍是由国际汉学主持着的研究领域，它又如何能与人文科学中最前端的历史理论相结合呢？如果“中国历史理论”新学科已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以至于也引起汉学界的职业性关注，这是否意味着汉学界可以在原有的知识准备和工作方式的基础上顺利地参与此领域内的理论创新工作呢？这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促进中国历史理论学术对话时面临的实际问题之一。

2．巴法罗中西史学理论会议的启示

     1999年4月我曾应邀短期访问美国巴法罗人本主义伦理学中心，并在巴法罗大学哲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讲演会上讲述“孔子和美国人本主义伦理学比较”。访问期间获悉，是年秋季将在该校举办一次名为“历史思想转折点”的中西史学思想研讨会。该会已定由许倬云教授致开幕词，由伊格尔斯教授作会议主题发言和由余英时教授作总结发言。台湾有多位学者与会，包括1996年夏我访台时曾约我到台中参加“影视史学”会议的中兴大学周梁楷教授，但中国大陆方面只有张芝联教授受约担任评论员。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曾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就史学理论问题与各地专家切磋的好机会。在我看来历史理论思想为今日人文科学内最有可能进行理论创新的领域。实际上，我在1997年夏结束德国访问研究前后一直关注比较史学理论问题。台湾文化大学史学所和中兴大学文学院在读到我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New Literary History> 上的文章“传统中国伦理学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该刊1995 第三期) 和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上的文章“从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该刊1995年第三期)后 ，曾邀请我于1996年夏赴台参加中西学术比较研究会议。在前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语史考据派史学方向的失误及其忽略西方现代史学理论的不当。在第二篇文章中论述了符号学分析法对整理中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用途。后来，在此学术访问基础上完成的一篇文章“中国历史话语结构和历史真实性”曾发表于国内<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二期。同时，在和台湾学者讨论中发现不少人均以当前西方时髦理论为绝对标准，回到德国后遂撰写了另一篇有关于历史真理问题的文章，对在台湾时曾与多人辩论过的有关历史真理问题进一步加以澄清。因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笼罩下人文理论的非理性主义到处泛滥，这已成为各国青年理论界思想混乱的根源。(此文在遭到两家美国历史理论刊物拒绝后改以中文首先在<哲学研究>发表，见该刊1999年11月中的“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批评”) 一年以后在墨西哥第六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我参与主持的“中国历史符号学圆桌会议”中，我曾对西方与会者论证，历史符号学将是历史理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而世界历史理论如不与中国史学理论有机结合，将不可能形成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同时，史学理论和历史符号学都须有中国部分的积极介入才能使其具有更充分的理论说明力。之后以此次发言为基础撰成了“现代理论和传统中国史学”一文，并投稿于美国<历史和理论>季刊。编辑先生给我回复了长达4页的评论，一方面认可文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以使其符合西方史学理论读者的需要。由于我认为提出的要求与我的文旨差别较大而未接受其建议，遂改投它刊，三年后得以发表在德国汉学杂志<东亚自然和民俗学学会会刊>(167-170号)。

     以上回顾说明几年来我热衷于中西历史理论探讨问题并寻求“中西历史理论对话”场地时的“反讽式”亲身遭遇。多年来我对国际汉学界的保守主义颇有疑虑。在德国基金会资助下我曾有幸于90年代初去欧、亚、美若干地区专门考察汉学理论问题，结果继续发现，西方和亚洲汉学均难以成为我理想中的中西历史理论对话的“场地”。我也曾一度幻想在国际符号学“场地”和其它西方主流理论界“场地”来进行中西思想史理论对话，因为西方理论家有较好的理论知识准备。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一方面他们欠缺基本的中国文史知识，难以使对话深入，另一方面正因此故他们也难以领会和判断在中国史料上进行的理论性创新工作。更早时候，我在上述美国<史学和理论>杂志上的一篇投稿失败后，改由前述那家美国“比较文学”刊物发表。其后在<史学和理论>的另一篇批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的文章投稿又失败了，改以中文在国内刊物发表。最后我在该刊第三次投稿虽然似乎受到重视，但要求将其修改得适合西方学者口味。而我的本意恰在于调整其“口味”。结果，此文仍由一份德国汉学刊物首先刊载。那么，究竟那里是中西人文理论对话的适当场地呢？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两年前我在巴法罗会议通告中似乎发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该会同时包括了西方历史理论专家和中国史学专家。首先是因为伊格尔斯为主讲人。伊格尔斯关于当代欧洲史学理论的名著是我在1979年为当时的<世界历史>撰写法国年鉴派史学文章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文中曾对该书多有引述。伊格尔斯开始对中国史学理论有兴趣了，这是多好的机会！此外还有多位海外华裔史学名流与会，不也正是当面请益和辨证的好时机吗？不料，我争取与会的多次努力又以失败告终。但有关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有一定的说明意义，值得谈出来供关心跨学科理论对话问题的国内读者参考。

     1984年1月我路过耶鲁大学时曾访问余英时先生， 此前曾先将我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关于法国史学思想一文和拙译<结构主义>寄赠。会面晤谈时曾向余先生进一步介绍了当时重点研究的西方解释学历史观。临别时余面嘱今后有西学着、译发表时可寄其一阅，并赠我大著两册。我在回纽约的灰狗车上阅读余着时感想频生；余氏提倡的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理论之间究竟有无沟通可能和必要以及应如何沟通呢？因此问题也与我研究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有关，遂将我的意见在返回哥大宿舍后连夜写就，次日寄发余氏请正。虽然一直未获答复，在是年5月返国后我还是如约将刚发表不久的关于解释学和结构主义的文章寄余，认为余先生是海外国学方家，我则应该本着以文会友的态度，克守“儒者”之间应有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等到后来我在1986年<朱熹哲学国际会议文集>(英文) 内余先生的文章中见到他竟已开始引用西方解释学来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史时，非常高兴，这表明他已增加了对当代欧陆思想及其与中国古典之间关系的兴趣。尽管余先生过去十年来对中国人研究现代西方理论颇多微词，他本人对待西学的态度可以说一直摇摆不定。但今日中国学人要想纵观中西文明问题，不深入现代西学理论大概是无法着力的。这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哈米尔顿要想判断不同人类文明间相互冲突的问题，不先深入中国文史理论也是难以顺利进行的一样。现在，十多年后，余先生竟然开始与伊格尔斯共同主持中西史学思想研讨会，这也许表明，他这几年的学术思想已有较大转变。为此我当然希望有机会与会聆听高见，并将我过去十多年来获得的一些新见解在会上提出讨论，特别是会议中尚未安排大陆代表参加正式发言。在此之前数年中我在德国基金会资助下研究的主要课题可以说即是中西思想史比较方法论问题；解释学、符号学和中国古典考据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尤为研究重点。同时，在当前西方非理性主义历史理论思潮的笼罩下，如何通过中西比较史学探讨来加强新的理性主义思考方向更为历史理论家的当务之急。以上所述即为我当时争取与会的背景。该校亚洲研究中心虽然安排过我的讲演，却无权决定我的与会之事。回到加州寓所后我就与时在德国度假的伊格尔斯通过电话联系此事。已看过我个人材料的伊格尔斯表示欢迎我到会，也认为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发言研讨会是不完善的。而且他已了解，80年代以来大陆方面对现代西方历史理论绍述的工作明显超过港台和西方汉学界。但是由于会议由蒋经国基金会资助，他建议我与筹办方直接联系，只是表示怕经费有问题。我当即表示可以自费前往。因已预感到个中人事关系复杂，可能不易成行，就退而表示，如不能成行，是否可容许会议论文集收入我的一篇文章，使我可以此方式参加该会提供的学术交流机会。最后，在他们多方商议后，仍由亚洲研究中心回函予以婉拒(我作为大陆申请与会者也许情况特殊，但我有过两次学术访台记录和获得过两次台湾的大学学术研究计划资助，应该说个人的学术背景单纯)。这一个人经历及相关背景可以反映，对于进行跨学科的中国历史理论研究来说仍然有一个实际的“对话场地”问题，

3．历史理论构成的三个级次

     历史理论首先是指对常规史学(史学编攥和考据学等)进行分析并从史学以外其它学科借取理论以丰富常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史即为历史理论的雏形。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历史理论”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其结构和运作也日趋复杂。为了本文说明的方便，将历史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标记以：B1，B2和B3。B1是常规史学(A) 通常使用的方法工具，其内容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有所增加。B2 以A 和 B1 为研究对象，并更广泛地借取其它学科中的理论工具来改善传统史学。至于B3，它虽以A，B1，B2等为研究对象，但关注范围已不限于史学，而是以史学及其理论为“基地”来研究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性问题。至于其中与历史学科和与其它学科关系的程度也可以有种种差异。上述A，B1，B2，B3 四者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关系。当涉及不同文明的史学传统时，这种学术关系将更为复杂。

     在今日史学理论专业内最重要的课题领域是中西比较史学方法论问题。为了在两个非常不同的历史话语传统间进行有效的比较，必须先解决“理论分析工具”的问题。中西比较史学必然须超出中西史学本身的知识领域，进入与其它学科间的跨学科理论探讨，否则史学家不可能在传统史学内部独立地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一方面中西史学中各有种种历经数十年、数百年、上千年的传统研究方式，这些有具体经验基础的传统类型的研究必然要延续下去，并始终构成史学专业的主干。另一方面，在各门专业边缘已聚集起各种不同形式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它们反映出了与史学相关的新科研方向，其中包括较高层次的理论性研究。这是人类知识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实际”和“理论”两大类思考方式不仅不能互相否定，反而正应相互合作，相辅相成。史学专业“本身”的价值，一般没有疑问，当然是历史遗产的“继承者”，编史和考据工作会永远延续下去。但是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专业史学家注意。第一个是服务于传统史学专业的方法论工具问题。这些研究课题往往会超越传统知识范围，不是只熟读古代文典就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该如何解决的。因此之故，许多传统型的国学大师的学术成就都须经受现代理论的检验，其历史贡献为一事，其现代学术价值为另一事。圣化古典不是学术份内的事。这一情况与勒高夫批评米歇尔史学大师时很相似。其理由之一即米歇尔没有掌握许多现代科学知识，因此其历史分析效能必然有局限。许多过去的“史学大师”所处理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今日仍须不断重新加以考察、批评和改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相关学术方法论的进展，促使史学家必须不断补充相关知识，如现代的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甚至现代哲学等知识。B2和B3 类的历史理论研究的存在有其自身道理。文化学术界须要有人处理专业史家很少处理的大历史、微历史和“元历史”一类理论层次较高的问题， 包括处理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既涉及实践层次，也涉及理论层次。

4．历史理论和人文科学

     以上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B1， B2， B3)在对象范围和研究目标上均有“质”(层次和方面)的不同，而它们均与“历史”有关；不言而喻在这里“历史”也应按不同的意涵幅度来理解。关于B1，史学家中最无异议，任何现代常规历史研究都须借助其它学科提供的方法技术，甚至包括数学和生物学。关于B2，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史学界争议不绝，特别是围绕着法国“新史学”。但是“新史学”仍然是发生于“史学学科领域”内的学术实践，是在史学“行业”内的学术革新，虽然方法新颖，却以维持学科领域主导权为职志。80年来年鉴派史学的历史是法国史学家经受“职业性和认识论张力”的历史。到了勒?高夫一代，这种双重张力的强度进一步增加：既要在“行业”内维持专业性主导地位，又要雄心勃勃地面对其它学科中的理论前沿的压力。至于B3型历史理论类往往趋向于“超越”严格的“行业”范围，而直接在诸学科之间进行运作，其幅度和方式自然与人文科学整体理论研究广泛重叠。那么为什么还要称其为历史理论呢？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一个学术思考辩证法的问题：运作“场地”和视野范围的相互调节关系。人类思考活动不仅实现于具体个人，也实现于具体的“运作程序”。就最广泛的跨学科研究策略而言，存在有两个平行的运作领域：历史领域中最广泛的跨学科方法论领域和人文科学整体中跨学科方法论研究领域。由于史学本身构成的特殊性，两个对象域广泛重叠，而运作“场地”有所不同。对于B3 的“存在性”，应当说尚处在B2 的边缘和“寄存”于其它领域，如解释学、符号学、认知科学等普遍方法论系统中。在这里，我们也许应当区分实际的(也即职业的)场地和“抽象的” ，即纯理论的场地。即B3的存在除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在B2的领域(如新史学对社会科学全局的不断介入)中和上述普遍方法论领域中外，也已逐渐显示在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

     这样，我们也许需要进一步明确史学理论运作之“场地”、“行业”、“学科”和“理论”诸范畴的准确意义，并首先须对职业性和学术性的“场地”加以分辨。前者是有关社会实践和惯习的方面，比较清楚，它们直接与教学、会议、出版、职称等学术生活中较实际的和具体的方面相联系。后者主要涉及理智运作的知识性基础方面，即研究者以哪些学科内的知识或理论成分作为本身研究计划中理论的来源，这里所说的“场地”是指理论运作的知识性“立场”。职业性场地和学术性场地彼此之间有不同程度的重叠和分离关系。学科职场中习常的理论类型和跨学科计划中选择的理论类型 二者之间的“张力”，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法国新史学承受的那种理论性“冲突”。现在当涉及中西比较史学时，这类理论策略方面的冲突将进一步增加和复杂化。其中学术性的张力关系也会自然地影响到职业性“场地”方面。

     虽然历史理论中存在着级次区别，诸级次之间是有联系的。简单说，就方法论而言，A以B1为基础，B1以B2为基础，B2以B3为基础。这一“上升”方向的联系表明理论性策略渐增的关系。同理，四者之间在“下降”方向上的联系(基础性关系)是实际性的。即在后者以在前者为史学实践性基础。游存于各学科之间而仍以历史理论为工作场地的B3，已成为解决B2内问题(所谓当代历史理论危机)的关键。此处讨论的问题与当前“电影理论危机”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一般电影理论(B2)的危机不可能在内部解决，而须“提高”理论思维的层次(B3) 。换言之，B3的进展直接关系着各学科理论今日面临的“危机”。这些专业领域内的理论困境只有在人文科学全局内设问和思考才可望进一步加以解决。

    第三级次历史理论研究类型的任务首先是考察和认识新学术形势下各种问题系统。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过程，而问题的提出和确定其研究的方向才是一个更具现实性的任务。正是新形势下的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性探讨提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跨越学科边界的问题系列。这些新的问题系列，不仅关系到学术整体的构成，也关系到每一个调整后的学科的新“边界”问题，也即与诸相关学科的互动关系问题。在个别学科和学术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应当说是“历史理论”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首先，现代“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是传统史学和语言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哲学等等相结合的产物。其次，跨学科的历史理论本身又成为考察研究学术整体的“基地”。因为没有任何其它学术领域包含了如此全面的组成成分。“历史理论”，既包含“历史”，又包含“理论”，前者涉及一切知觉的人类时空存在现象，后者涉及一切人文科学理论性实践，包括前沿性理论。“历史理论”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解剖”、“综合”、“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即可以从“历史理论”基地“了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历史理论”在各种理论性基地中占据着“了望”范围最宽广的“位置”。此时“历史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当然比前两级类型的研究扩大很多。此外，存在有许多宏观的方法论系统，包括哲学系统，如解释学、分析哲学、符号学、实用主义、等等。但它们是“方法论”的名称，其“领域”所指的也是理论性话语对象。而“历史理论”则兼含“事实”和“理论”，因而体现了人类生存中最全面的对象构成范畴。如前所述，B3影响到B2，而B2影响到B1。三者理论运作的层次不同，但彼此具有逻辑性和因果性关系。当涉及到跨文化或非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理论问题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有时更成为极其必要的学术准备。       

5．“中国历史理论”学科的形成

     中国学者研究的历史理论和中国历史理论新学科是两回事。如果从B1级次考察，中国历史理论从王国维、梁启超、顾颉刚等清华研究院一代已经开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显示了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历史规律的企图。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史学界的理论探讨表现了空前宽阔的理论视野，用了整整20年时间了解世界史学理论新进展。从一开始中国的历史理论专业工作者就把眼光直接投向全世界史学领域，以充沛的热情探索过去二三十年来世界历史理论的进展。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了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进行更为科学地探讨的要求。这种愿望部分地也与参加国际中国史学交流活动有关。于是在以下三个领域之间逐渐出现了互动：中国历史学，国际汉学和中国的历史理论。结果出现了有关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的新学科领域，即“中国历史理论”。一方面新建立的历史理论学科努力把握国外的相应学术进展以充实自身，另一方面中国历史理论事业按照社会人文科学整体发展的趋向关注着一切与历史学术有关的理论探讨，所关心的理论幅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西方相应的进展。这种有利于中国学者的特殊的不平衡发展有着两种主要原因：学术制度尚未严格化的中国学界享受着较多的学术规划自由(起码没有那么多“大师”的权势集团和职业竞争制度对研究课题加以精心限制)，即还未充分形成的学术市场尚未对课题选择产生严格的约制作用。因此在变化最称快速的历史理论领域研中，研究者得以按纯粹理智兴趣形成有时可以较国外学界更宽阔的跨学科眼光。另一方面，也许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从现代理论角度对中国传统史学特殊结构加以重新解释的结果，使其在与现代西方历史理论接触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化激荡作用。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不得不开始吸收现代理论方法，这正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界随处可见的现象；另一方面，更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化反省有利于导致对人类历史话语全体进行再合理组织的一种全局观。在与中国传统历史话语结构有效对比时，西方史学理论构成本身也发生了加以再调整和重组的必要。其原因在于，各文明地区的史学，与一切其它人文学术相比，应该具有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因为各民族所表现的外在社会世界应该具有人类行为实践方面的极大共同性。但是，实际上，各文明地区的历史话语的组织方式及其差异尤其表现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这种不同历史社会生存之间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可以直接刺激比较史学理论的发展。后一研究领域要求对西方现代理论和中国古典史学同时有深入的把握，其可能的世界学术影响实在难以估量。同时，这一以历史理论为基础的中西比较学的特点，不仅表现在一方的古典学术实践与另一方的现代理论实践的异质性比较分析方面，而且表现在本来在理论性方面较弱的中国一方突然承担了较吃重的理论探索任务的方面，因为中国研究者在语言上和学理上较易掌握中西学术比较研究计划中双方面的内容，从而在国际中西历史理论比较学中担负着不可替代的任务。另一方面，在此第三级次的跨学科历史理论中，中国研究者还将在扩大的领域内介入社会人文科学学术全局的结构性重组的任务，并通过与以其它文理学科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合作来探讨人类学术整体发展的问题。因此，由于中国历史理论的介入，人类历史理论整体的构成即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会影响汉学的学术结构，另一方面也会影响西方历史理论的结构。自此以后，我们就不必、甚至不能固守西方本位的历史理论框架，而须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方向上，来探索人类全体的历史理论新格局。换言之，中国历史理论学科的形成可强化一般的B3型理论的构成和功能，使历史理论研究在人文科学整体内的地位获得实质性提升。

6．学术制度和历史理论的发展

     笔者多次强调，密切与西方理论交流是一事，以西方学术制度和潮流为标准为另一事。而后一倾向正在日益影响非西方地区的学术制度发展，因为越来越多的西方留学生自然地将西方学术内容和方式带入非西方地区，以形成学术互惠国际共同体。然而今日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实践为此学术功利主义趋向提出了批评检讨的机会。首先，在西方人文学界，跨学科学术，特别是方法上而非对象上的跨学科学术活动，仍然只占从属地位。其次，中西人文学术比较学本身即属显著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特别是其中强调对传统史料进行理论分析的部分。于是中西理论比较研究在中国和国外进一步促进了跨学科意识，从而与西方传统的中西比较研究，如汉学研究，拉大了方向和方法上的差距。西方学术制度和方式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另一原因在于，高度制度化和竞争化的西方学术系统在学术内容、方向、方法和动机等方面越来越趋于齐一化的功利主义。制度内按规则运作的效率关切，渐渐高于对理智兴趣和学术真理的关切，这种情况过去十年来又有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学者如果想按同一动机和方式在世界学术市场上追求“利益”，西方当前行之有效的学术方式就较为现成可取。然而如果为了朝向真理探讨的纯学术目标，就须警惕和排除各种消极的功利主义因素。此外，当代西方教育制度虽然在运作效能上较前大为提升，但其目标、动机和方式是功利主义定向的，职业出路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一考虑，学位获得则成为职业保障的前提。这种学术性质与此处所说的跨学科理论探求的精神颇有抵触之处。因为跨学科探索，特别是中西跨文化类型的探索，包含着较大的理智冒险性和失败可能性(对此布伦戴尔早已提到过)。这就会使学术真理探求与职业保障追求之间形成一种或显或隐的对立关系。职业上的成就一向就与真理探索是两回事，中国历史上的功名制度早有先例。(因此历史上存在着两个中国精神传统：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违反孔孟原则的“荣华富贵”思想是封建主义极力鼓励的、大多数人全力追求的人生目标，而孔孟却被选择为封建主义名义上的“导师”。) 西方文科博士制度有利有蔽。中国二十世纪文科大学者中之所以博士甚少，是有其内在道理的。西方博士制度中绝对出不来梁启超和陈寅恪这类中国大史学家。学术探讨贵在“自得”，博士制度也许可以提供起步的基点，但积极有为的学者的主动选择精神难以避免地很早就会与处身其间的教育制度之死板规定发生冲突，从而在学术目标和研究策略方面被迫做出独立选择。西方的布鲁诺、笛卡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依德、胡塞尔等等不都是这一类人吗？这些过去的大学者在学问成就上有得有失，但其动机是非功利主义的。为什么这一类以求真理为职志者在今日西方越来越少了呢？固然这主要是源于我们已多次指出的功利主义制度本身的强大限制性，同时也与在同一环境中当代西方“智者派”类型的学者的有意无意的宣导配合有关。他们颠覆理性精神的学术方向实为一种“另类”功利主义，卒至配合唯物质主义潮流以共同瓦解学者求真的主体意志，使其在全面的社会压力下屈从于职业竞争制度中的名利目标。

    上述动机和目标问题还与跨学科理论探索所面对的另一重要困境有关。按照跨学科研究方向，原学科内部按传统制度形成的各级学术权威的“利益”是与传统学科制度的稳定性一致的。因此学术资历和利益与跨学科研究努力往往对立，跨学科研究的“新生事物”难免遭受“论资排辈”惯力的阻碍。真理问题与利益问题就这样在“职场”上逻辑地对立起来。在西方情况也完全如是。在今日中西学术交流中从社会上和学术上说都是西方占尽上风。在此状态下，如果按功利主义安排学术生涯，自然会按留学国导师的“利益结构”来顺势安排在本国的事业进取。长久以往才会真地出现前述“学术殖民地”的前景。这正是今日教育较发达的非西方地区内普遍滋生中的隐忧。之所以称之为“殖民地”，因为本国西方化学术必定永远低于西方留学国，并因此永远受后者学术力势方向的支配。历史理论是跨学科学术发展的结果，跨学科方向与学科本位主义有相互冲突的方面，二者的学术目标和动机非常不同。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方式和某种程度的跨学科科研运作可以在传统学术格局内因技术性的“标新立异”而有助于达成功利目标。但在此动机驱动下进行的跨学科计划很快会再次趋向于凝结为另一个新“学科”制度，以便将其作为维护利益的新基地。所以，同一个“跨学科”名目 下各种学术活动的实质含义也可以十分不同。

7．符号学和历史理论

     符号学在前述三个级次上都与历史理论有关联。在直接的层次上，现代符号学、语言学、语义学在性质和功用上都与西方历史解释学和中国历史考据学一脉相承。如果说符号学是中国传统考据学(“古史辨”一代实为现代考据学)的最新方向也不为过。没有考据学就没有史学，即不先研究史料就谈不到研究历史(而两千年来，直到今日，又有多少专业史家并未研究史料而是直接对其加以利用的呢？那些把前科学时代撰就的“正史”视作现成可靠史料以作为唯一研究根据的史学家还少吗？)。现代符号学的主要部分之一即是“本文研究”。其中各种相关技术对于中国史学文本研究极有用处。在史学本位的跨学科理论中，历史理论和各门符号学学科同为社会人文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同路人”(即同为B3型的研究)，史学涉及的跨学科范围和符号学涉及的各学科范围相当，因为史学从对象领域来说，符号学从方法论领域来说，所包括的对象范围都是最广阔的。

    今日符号学的最前端进展是人文科学诸学科之内、外构成的结构分析，也即人文学术全体合理性重组的研究。作为记号系统意指方式研究的符号学注意到，文本意义构成的问题是与学科制度结构分不开的。作为学术制度分析的符号学，在跨文化人文科学理论问题受到关注后，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三级次的跨学科历史理论在此与符号学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或者说，符号学正在此突显为历史理论领域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应当说，这一级次的历史理论研究尚未受到美国史学界的注意。同理，人文学术制度分析的符号学研究在美国也还未受到重视。因为实用主义的学术策略，倾向于强化现存学科结构以方便于不失时效地谋求现实性成就，这种“外在主义”策略思考方式不会关心带有较大理智探索风险的、真正创造性的理论工作。

    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有关学术策略“辩证法”的问题：“较具体的”(中国非理论性话语材料)更需要“较抽象的”(西方高理论性分析方法)；前现代学科的传统材料更需要跨学科前沿性理论。今日西方的“理论危机”呼喊于各个领域，包括典型现代学科如社会学。在我看来，当前普遍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危机正是表明现代诸学科的传统结构已到了应加以彻底调整的时候。就史学而言，新史学本身矛盾表现在，既想超越本学科理论的限制，又要经营本学科的“地盘”，而其基本的理论基础之一-------一百五十年来的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已到了须相对与其它学科的进展而彻底改造之时。从某一方面说，符号学思维所针对的正是这一类问题。再举新史学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他们本身永远解释不清的奇特现象：为什么新史学方法不能顺利应用于现代历史研究？为什么它只胜任于中世纪历史和近代历史？换言之，在他们反对事件史和他们避免资料更充分的现代史(这一条件本来正好有利于事件史的构造) 二者之间有无联系？这一现象深刻地表明，依靠较强方法论(社会学思想)成功的史学也往往不久即受其限制。而且新史学的一个更为内在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们依赖社会学方法，另一方面他们所运用的过往历史材料 又难以用社会学方法验证。 (这是否是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古代史的社会对象均已不可验证(除了少量考古资料)，而社会学的对象应该属于“可验证”一类。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另一个重要历史理论认识论问题，一个由于中国史学的介入而强化了的问题：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同，中外古代史的对象(与档案收集和保存制度完善的现代时期完全不同) 既不是社会现实本身，也不是其可靠的“复制品”，而是“文字话语系统”。这样我们会自然地理解为什么最前沿的符号学理论会最适合于处理中国传统史学资料了。而且中国文明中特有的本文规则系统为其它文明中的历史本文规则系统 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在人类文明整体中，中国历史话语系统占据着一半数量，其重要性可不言而喻。同时，由于中外史学中绝大部分的资料和课题均属前现代史，致使 其直接研究对象均为各种“本文话语系统”，符号学作为文本意义分析方法也就当然与其具有最直接的关系。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历史话语大多被视为“透明的”，即直接代表客观现实的。而符号学原则将本文世界和其表现的古代现实世界加以区分，并仅以前者为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符号学方法只是历史理论的阶段性研究工具之一，它不可能处理一切史学问题，也不应当超越其运作层次。在符号学分析之后，其它史学相关学科自然会一一引入以处理下一阶段的各种史学课题。
（转自：思问哲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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