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表中列出了自1764－1833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废除前）70年间，广州粤海关仅对欧美的贸易值统计，它起码能使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一是所谓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拒绝贸易”这种流行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靠的；二则它还可以通过对比显示出，中英双方同期的海关税收之差距是怎样的天文数字，从而向我们清晰地昭示着：真正给贸易和商人加上沉重负担的，究竟是中国当局还是英国当局。
中国与欧美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1764－1833每年平均数 单位：银两
年 度 进出口总值 进 口 出 口 出(+)入(-)货值
1764 5,545,847 1,908,704 3,637,143 (+)1,728,439
1765-1769 5,952,724 1,774,815 4,177,909 (+)2,403,094
1770-1774 6,451,012 2,094,336 4,362,676 (+)2,268,340
1775-1779 6,721,893 1,995,913 4,725,980 (+)2,730,067
1780-1784 7,002,880 1,994,617 5,008,263 (+)3,013,646
1785-1789 12,944,247 4,489,527 8,454,720 (+)3,965,193
1790-1794 13,243,083 5,894,663 7,348,420 (+)1,453,757
1795-1799 12,946,191 5,008,937 7,937,254 (+)2,928,317
1800-1804 19,129,161 8,737,364 10,391,797 (+)1,654,433
1805-1806 23,517,162 23,348,319 11,168,783 (-)1,179,536
1813-1819 22,823,948 9,053,208 13,770,740 (+)4,717,532
1820-1824 22,630,740 7,952,488 14,678,252 (+)6,725,764
1825-1829 23,551,422 9,161,314 14,390,108 (+)5,228,794
1830-1833 22,636,249 9,192,608 13,443,641 (+)4,251,033
资料来源：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45页两表编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尽管是抽象的）：18世纪－19世纪的亚洲贸易市场是个怎样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的商业大道，可惜的是英国长期却找不到进入这条热闹大道的门径。于是，并非这条市场的大街是“死胡同”，而是寻找这条大街的艰苦过程，反复给英国人留下了陷入迷津和“死胡同”的深刻印象，这却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入这个市场的有效商品所致。
我们暂且将如何应对自然生态、资源困境的问题放在一边，还是先来看一下被这一结果逼进“死胡同”的英国商人，究竟是如何从那里突围出来的吧！
因为，工业革命及其伟大成果（英国商品），如果真像人们所宣扬的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力，那么19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呢绒”而苦恼，满世界去寻找救星，以至于让美国人看他们的笑话了。感谢上帝，他们找到了救星，因为救星竟然就在那个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里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漫长的17、18乃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贡献其实很少，而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却对英国贡献最多。
当然，英国从世界体系找到的，首先就是白银，或者西班牙银圆。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的85％流进了中国，在换回茶叶和生丝等对英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商品外，还导致了中国黄金的外流，因为在中国白银而不是黄金扮演着通货的角色，黄金/白银在中国的比价为1：8，而在英国则是1；16，这从而为后来的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埋下伏笔――这些自然在此不必赘述。
但是，正如彭慕兰正确强调的：白银的开采，却与任何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完全是欧洲“高压统治”政策的产物。“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的确，我们不应该忘记，所谓“资本主义海外高压统治和工业化之间看起来更强的联系”，进一步说明，英国霸权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其技术、生产力和财富所决定的，而是由在漫长的欧洲内部战争和移民战争中日益强化的武力决定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也深刻地体现在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市场竞争和国际法的构想之中。或许事实竟如此：不是工业革命导致了霸权政治，而是如果没有这种霸权政治传统，工业革命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能真正将英国拖入困境的不是别的，而总是一个与之类似的霸权。1779年，由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的对华贸易从而彻底陷入困境。由于西班牙原来向英国开放的银元市场被封闭了，所以自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圆从英国运到中国。随后，新的美国政府强制实行纸币制度，更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导致英国罗氏银行破产。而恢复装运现银之后，受银供应不稳定的影响，英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变得惊人。
而当英国再次发现它还是没有从“死胡同”里突围出来的时候，它想出来对付这个根本难题的办法也不是别的（实际上它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是印度和孟加拉殖民地的产品――而那恰恰又是一项英国军事暴力和霸权的产物，我想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大概也不必在此赘述了。
实际上，是英属印度的产品，而不是“英国商品”打开了中国市场。其中主要的产品是棉花，其实中国本身也生产的（如彭慕兰所说的棉田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而在中国植桑、种水稻比种棉更有市场效益，所以中国的棉花市场时而会出现周期性短缺空隙），另一个则是鸦片――这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印度产品的加入，市场天平似乎终于开始倒转，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现银就开始大规模减少，而自1806年开始到1809年，约有700万两高成色的纹银块（而不是银圆）从广州运往印度。
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在70年的贸易中，中国唯一出现逆差的，恰恰也就是1805－1806这一次，这乃是一个新的界标――原因在于：印度产品对原有中英贸易的加入。
而这个新界标意味着，1804年之后的中英贸易，其实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的：英国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黄金，却用印度殖民地输入中国的产品赚来的白银结帐。从而，东印度公司不必再直接从英国乃至美洲运载银圆。更具体说就是：印度殖民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汇票，将从中国赚来的款子汇到英国老家去，这就是中国/印度贸易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贡献，即使从帐面上也可以查阅的开始。
我们从前面的表中还可以看到：从1804年起，广州对于英美（除了美国棉花之外，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部分，实际上都是由英属印度完成的）的贸易总值一下子就突破了2千3百多万两白银，此后一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这个数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此大规模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支持，即使从帐面上看也是一目了然的。
显然，一个初步的结论到此才清晰起来——18世纪后期以降，英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的：美洲大陆的遗民空间、奴隶制庄园的农业产出、银矿的开采；印度殖民地农奴制度下的棉花和鸦片生产；中国的茶叶、黄金、生丝――特别是1804年之后中印贸易的货币盈余。而这个时期，也就是彭慕兰所说的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与亚洲“死胡同”发生“大分流”的时期。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其实是这几个大项的产物，然而如果将这些基本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又怎能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突破人类生态资源困境、人口压力“现代经济”的创生？我们又怎能说：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可以彻底摆脱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的制约而独立存在？
真正使英国处于有利地位的，不是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英国力图武力统治世界的霸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野蛮的军事暴力支持，没有“高压统治”，不但所谓“工业革命”会因为其“奇技淫巧”（1804年之前，英国可以勉强出口中国的商品，无非是坚硬的呢绒和“打簧器”，后者的大部分今天依旧陈列在故宫的所谓“珍宝馆”里供人欣赏）找不到市场而胎死腹中，而且，如果没有军事暴力，英国要想让美洲、印度都俯首帖耳，那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说，英国指责中国的“朝贡体制”垄断，那么它代表的也从来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力图剥削全人类的炮舰资本主义。英国进而指责“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虚伪而且古老，那么，它就也因为其炮舰贸易的赤裸裸，而不可能长久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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