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对外投资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首先，由于人口结构和近半个世纪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中国面临消费过低、储蓄过高从而高投资带来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加入WTO后，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减轻了过剩产能压力，却由于对海外就业岗位和资源的挤占以及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而引起了中国威胁论恐慌。制造业产能外移性质的对外投资显然有利于缓解这类矛盾和摩擦。其次，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通过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和结售汇制度将本应由涉外企业承担的外汇风险和对外金融投资任务转移到了中央政府身上。这使中国积累起巨大的外汇储备。这个属于老百姓的财富（我们持有的人民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财富的提货单）目前由政府主要投放在美国国债市场上。而美国国债价格的下跌和美元的贬值将是后危机时期的主要趋势（详见第3期“关注美元的变化趋势”）。因此拯救国民财富免受损失，我们就需要实现外汇资产品种和币种的多元化和分散化，需要将所持美国国债的一个重要部分转换成海外的矿产、商业地产、企业股权和其他专利技术等有型或无形的资产。而我们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主权财富基金显然无法承担这一重任。只有对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才可能实现国民财富中外汇资产的分散化。另外从英国和美国的成功经验来看，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都经历过工业强国、出口大国和企业对外投资三个阶段。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将扮演人民币的推销员，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主力军。
虽然中国是出口大国，但并非是工业强国。与全球化经营的内在要求相比，中国企业还太过年轻而经验不足，需要转变经营理念和战略思维。
首先，企业对外投资有一个服务先行的问题。海外投资环境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法律制度、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要有服务外包意识，投资咨询、法律顾问、风险管理等等都需要引入外部的、专业化的、先进生产者服务。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就是跨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管理服务外包的过程。
其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需要认清合成谬误，并强化抱团取暖和战略联盟的战略思维。合成谬误是指对个体而言完全正确的决策和行为对由个体组成的整体而言是完全有害的。比如恶性竞争导致的两败俱伤。另外，有些企业对外投资选择单个企业可以作为的海外品牌收购，却不知品牌是由企业百年诚信和过硬的技术质量保证的，被收购品牌的市场价值通常都会大幅度贬值。相比较，需求和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的商业销售渠道最值得危机时期去投资建立。想想国内生产厂家被渠道商支配的局面就应知道其战略意义。但是这并非单个企业可以作为的，需要通过联合投资等战略联盟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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