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秉仁表示，为了切实落实改革首先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1、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给群众带来切实好处。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以经济调控名义搞干预经济，应有一个独立的部门超越各部门的利益去推进改革，绝不能像现在这样由政府的主管部门自己出台自己本行业改革的方向。2、反腐力度应继续加大，打破垄断，从体制上铲除腐败的根源。3、处理好发展实体经济与大众创新的关系，把实体经济放在首位，用互联网作为工具来提高效率。电商、互联网金融都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邵秉仁还表示，靠虚拟经济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要推动中国经济由债权经济向股权经济转变，对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应该分开立法分开监管。此外，监管部门没有必要对股权投资行业设定市场准入制度，更不应该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办法，约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那样反而会监管部门寻租腐败创造的条件。
最后，邵秉仁指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将与北京市合作设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创新研究院。
以下为发言实录：
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举行的第七届全球PE论坛，特别是我看到这么多老朋友和包括来自美国欧洲和亚太各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老朋友，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仅代表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会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根据这一次会议的主旨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市场化改革的问题。
大家知道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趋势已经充分显现，我想这个下降趋势不是经济的短期向下波动，而是将持续很长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来看，这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必然要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2009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曾经出台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只产生短期效应，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速又已经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直到现在也没有扭转，所以说这个下降的趋势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阶段性变化，从原来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也就是进入了所谓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主要依靠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增长已经维持了30多年，随着人口红利和出口需求减弱，以及环境资源的约束，这种外延式的增长已经不可能再持续，投资和出口不能再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总需求刺激政策产生的短期效应也越来越不明显，中国GDP增速在2010年时的第三季度曾经下降到10%以下，那到了今年第三季度又降到了6.9%，而且这个下降趋势将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
据我了解的情况6.9%数字恐怕有很多水分，因为用电量1到10月底发电量是仅仅增长了0.1%，而用电量就是抛去耗损，用电量还是略微的负增长，进出口的总货运量实际上也在下降，当然也可能第三产业服务业快速增长，但是我始终怀疑这个6.9的速度到底实不实，他下降的趋势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当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这个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这个新的增长动力就是要通过创新驱动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持续提高生产率，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如果缺乏新的增长动力，不能够从粗放增长型转向集约经济增长型，那中国的经济下降趋势将长期的不可避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创新拉动经济的思路，我认为完全正确。但是如何实现创新，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重新改革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改革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要落到实处，实实在在的去推进一心一意的抓住不放，心无旁鹜的去处理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克服改革当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为了我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首先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最大程度调动市场活力，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能动摇，不能逆转，应该坚持党的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特别是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要落到实处，政府不要干预经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多运用经济手段去调控，而不能用行政手段，以经济调控名义搞干预，我们知道干预市场必然扭曲市场。此外改革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调动亿万群众的积极性，改革必须给群众带来切实的好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群众的改革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人们才会拥护改革，才会参与改革，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级那样，让全民都能够有积极性，都积极的投入到改革大潮当中。
其次要用反腐败推进改革，如果说8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分歧，信社信资，计划与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分歧，这个是当时的改革的阻力，当前改革的阻力来自于利益集团，因此反腐败是清除改革障碍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必然手段，从已经揭露的触目惊心的案件来看，一批贪婪腐败分子通过所控制的国家资源，大量向全部门输送利益从而获得个人升迁，长此下去必然要掏空国家，这种现象不能容忍。因此要加大力度反腐败，那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应该是不断加大，赢得了民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我认为不能只停留在反腐败这样一个阶段，而是要通过反腐败扫清改革的阻力，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赢得改革的有利时机，从而加快推进改革，例如前一段对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性的央企已经暴露出很多的问题，而且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绝不是个案，而是带有制度性体制上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因此就应该从体制上铲除腐败的根源。推进改革从而能够创造出更高效率的国有企业制度。一句话，反腐败效果要落实在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上。
第三要处理好发展实体经济与大众创新的关系，创新是必要的，但重点应该放在实体经济上，而不是放在互联网上，应该把实体经济放在首位，把互联网作为工具通过他来提高效率，电商的发展有创新的一面，但是也带来冲击实体商业和不讲诚信假冒伪劣等问题，最近什么光棍节、双十一就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互联网金融也有冲破传统金融模式的积极作用，但是都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实际上当前一部分人把创新的精力主要放在互联网上，甚至幻想一夜暴富，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很多人以为都想当第二个第三个马云[微博]，我认为不可能，马云不可复制，他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条件和特殊的时期，能支撑多久现在还不好下结论，总之电商也好，互联网金融也好，都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重点我们创新是实体经济，今年这个欧盟PE协会主席来了，我认为德国在实体经济，尤其是在制造业上，是在全世界是最为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技术方面占领了许多制高点，这样会为德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欧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我们在这个方面应该很好向人家学习。
靠虚拟经济是不能创造社会财富的，股市健康发展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健全监管体制和制度，而不能用行政办法去干预，政府救市也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但是主流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股东入市让人匪夷所思，搞不好就会导致股市大起大落，不仅不能够调动群众参与经济发展的热情，反而会挫伤这种积极性。当前改革需要进一步形成社会共识，各方面形成改革共识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中央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并由总书记担任组长，领导力量不可为不强，但如何把改革变成大众参与的改革，能够调动一批改革的骨干，按照中央部署去落实去推动改革，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主要涉及到改革方案的制定落实，改革成果的检验督促等一系列的问题，我认为并且始终呼吁要有一个独立的部门超越各部门的利益去推进改革，绝不能像现在这样由政府的主管部门自己出台自己的本行业改革的方案，不言而喻政府部门肯定会在方案的制定过程当中千方百计维护自身的利益，尽管在政府的强令逼迫下他们会放开一些权益，但是不能够只放轻不放重，放小不放大，我始终呼吁要成立自己的改革，应该在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立改革委员会，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生态改革四位一体，综合设计改革方案，并且要落到实处，全力以赴坚持搞下去。十八大没有实现这种呼吁，那寄希望于十九大，看看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部门。
现在这个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只能协调作用，大量的精力没有，所以说有这么一个部门像当年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体改办时期一样，他就超越各部门的利益，他能够站在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发展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样的改革方案才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个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谈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和监管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至今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债权经济，而非股权投资经济，在债权经济下经济上行和下行时都会产生放大效应，极易出现通胀和通缩，所以要推动中国经济债权经济向股权经济转变，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股权投资行业，尽管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是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并没有进入所谓的投资寒冬，在各项利好政策的支持下，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又延续了上一年的活跃趋势，呈现出最为活跃的一年。在募集和投资方面2015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数量和投资数量同比增长都超过100%，依据股权投资基金的数量和金额2015年股权投资最为活跃的行业是互联网、电信、IP和金融行业，最为活跃的地区是北京、上海和深圳，国内资本市场的变化促使人民币(6.4789, -0.0011, -0.02%)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数量和募集金额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在退出方面尽管受到国内IPO曾经暂停和减缓的不利影响，但新三板市场的加速发展也拓宽了股权投资行业的退出数量。
今年前三季度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数量，当前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管理，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具有市场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高效的重要的作用。本来未来针对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规律和行业的特征需要为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合理的监管机制，简单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办法，既不符合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特征，也不利于股权投资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对象投资实现行业特点都不相同，决定了他们在资金募集方式，投资理念，运作方式，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等方面也完全不同，特别是因为这两类基金产生的社会风险方式不同，政府的监管理念和手段也完全应该不同，所以说对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应该分开立法分开监管。
对于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监管问题监管部门现在主要是证监会[微博]，国务院明确他是监管部门，应该为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创造宽松适度的发展环境，而不是将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采取的备案登记制度直接套用到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应该坚持行业自律为主，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当前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时期，政府的职责主要在于创造宽松的环境，促进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监管部门没有必要对股权投资行业设定市场准入制度，更不应该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办法，约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这样做了就会扭曲市场运作行为，扰乱行业已有的健康秩序，破坏已有的良好市场纪律，不利于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不利于支持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够真正防范股权投资行业发展中的风险，反而会监管部门寻租腐败创造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是今天在说了，监管部门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就是放开让他发展，适度进行监管以行业自律为主，老实说我们协会这些会员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非法集资等等这些违法的行为，而证券业投资基金协会他们搞的备案登记出现了多起非法集资的一些问题，我不是说我们的就好，他们就不好，这个没有那种概念，就是什么呢？你以寻找自己权利的目的为监管方式的话，肯定要出现大问题，现在反正是中央巡视组正在巡视阶段，还涉及到哪些问题我不清楚，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出问题是在股权监管上，但是这个方面如果搞不好还会像证券投资一样，出现很多内外勾结老鼠仓等等一些腐败的问题，这个希望监管部门对此能够清醒，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套用一种办法去监管。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自成立以来坚持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原则，致力于服务在全国注册的各类基金及管理中介机构，致力于建设行业自律监管机制，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提高会员从业人员的素质，促进我国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加强会员与境外股权投资基金界的合作与交流，提高会员从业人员的素质。我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方向，目前已经有一大批最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优质股权投资机构加入到我们协会当中来，其中基金管理工资占85%，中介服务机构占，15%协会下设各类战略新兴行业的投资专业委员会为行业投资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科研部门龙头企业业界同行之间构建交流合作的桥梁与纽带，促进各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协会成功举办六届PE北京论坛，也定期举办全球并购论坛，全球创业投资论坛等一系列大型国际交流活动，为与会嘉宾搭建一个相聚沟通积极富有成效的平台，促进全球PE行业的合作发展，同时协会通过月度培训PE管理培训以及系列活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从业人员，也针对境内外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形式投资热点方面看到丰富多彩的交流，研讨和经验分享活动，协会自成立以来已经先后制定并出版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指导原则，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手册，中国PE与VC专刊，北京股权投资行业报告，首都PE十大回顾，首都PE发展指数等一系列行业研究成果，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强行业研究，正在研究与北京市合作设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创新研究院。
本来在这个会议上就应该揭牌，后来合作方人员不在，所以说推迟到下一个会进行正式揭牌，当然工作现在已经开展了。协会已经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行业协会建立了广泛联系，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拜访会议等形式，加深合作交流，目前协会与大型股权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国际投行联盟，国际法律联盟等等，通过专项合作研究，联合主办会议，数据分享等各种方式保持着良好紧密的合作，协会作为创始会员先后参与发起了全球PE联盟和亚太创业投资与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以上就是我要谈的两个问题。
最后我衷心祝愿通过本次论坛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国行业之间信息、经验最佳实践的分享与交流，推动我国行业标准和监管政策的完善，促进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乃至全球股权投资行业的健康发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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