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自实行以来，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和当前的详细数据分析，仍有值得理论反思的地方。不少西方人士经常以计划生育为例斥责中国人权问题，但他们在中国实行这一国策之前和之中没有起到过丝毫的推力作用吗？笔者试图通过对全球优生学、人口学发展过程的研究，来考察中国何以在西学的冲击之下融合本土思潮，逐渐走上人口控制的道路，从而让我们能够更科学理性地看待计划生育政策。
一、西方人口研究与人口战略发展
（一）二战前：从种族主义、优生学到人口学
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是计划生育的首倡者。桑格是家中十一个孩子的第六个，她的母亲共怀孕过十八次，去世的时候不到五十岁。桑格一直相信她母亲的死和痛苦，与过多怀孕和生育有关。桑格曾在纽约市的移民社区当过护士，看到许多贫穷移民妇女因不断的生育而无法摆脱贫穷，于是她于1912年倡导计划生育，1914年印发杂志宣传避孕，1916年开设计划生育门诊部，1921年创立了美国限制生育联盟，1922年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限制生育大会。
桑格提倡控制人口主要是出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考虑。她在1919年就提出“节育（birth control）的‘首要目的’就是让社会有更少的‘劣等人’（unfit），有更多的‘优等人’（fit）”。
1921年她提出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纯化种族”。她认为黑人应该被消除，黑人、穷人、穷移民等“不合格”的人是“人类的杂草”、“不应该出生的人”。[1][2]1922年桑格提议强制性地对下层百姓进行智商测试和节育。一方面，她认为人类的生育不应由男人和政府决定，而应由女性决定。另一方面，她又建议政府干预生育，实行准生证制度，只有合格的人群才能获得政府颁发的准生证。[3]桑格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西方国家很多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支持。
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他的表弟高尔顿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并倡导了优生学。1912年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召开，达尔文的儿子主持了这次会议。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国家开始广泛流行。
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亨利·奥斯本（1857-1935，铁路大亨威廉·奥斯本的儿子）是大会主席。在他和其他人的推动下，1926年成立了美国优生学会。桑格（1922年离婚后，43岁的桑格嫁给了61岁的石油大王詹姆斯·斯利）和美国很多富人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早期成员。该组织在亨利·奥斯本的领导下，其目标就是要改良种族，手段之一就是控制人口。
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人对优生学的热情非常高涨。1932年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名誉副主席亨利·奥斯本认为人口过多，超出的土地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大量劣等人永久性失业，光是美国就有数百万劣等人在拖美国的后腿。他认为节育运动是双刃剑，虽然初衷是控制劣等人的生育，但事实上对优等人的影响更大，比如法国上层人士生育率更低。因此他提出用生育选择（birth
selection）取代节育，鼓励优等人多生，抑制劣等人生育。这篇致辞发表在当年8月26日的《科学》杂志上。[4]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建议，对有劣等基因的人群进行隔离、结扎、节育、堕胎和杀婴，以防止他们繁衍下去而稀释美国的基因库。[5]1932年桑格建议对精神和道德有缺陷的人进行隔离和绝育，并可将第二组人群（文盲、贫民等）隔离到农场和开放地带。德国优生组织对美国优生学会推崇有加，希特勒本人还给美国优生学会主席麦迪逊·格兰特写过感谢信，认为美国优生学会关于种族的书是他的圣经。[6]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给优生学以巨大的打击。很多中上层人士以前以经济标准来判断哪些人是劣等人群，现在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失业和贫困，那么是否也被认为是劣等人群？[7]洛克菲勒三世和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在帮助优生学渡过财政难关的同时，也意识到单独设立人口学的必要（用马尔萨斯主义取代优生学，并且控制人口也确实到了需要“科学”量化的阶段）。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和校董，也是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的董事，在他的游说之下，1936年米尔班克纪念基金资助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8]弗雷德里克·奥斯本的朋友弗兰克·W·诺特斯坦（1902-1983）担任所长，成为现代人口学的主要创立者。
诺特斯坦在1927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成员。1929年他加入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研究不同生育率的遗传学影响，他认为，生育率的不同会改变下一代人的种群构成。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官方网站仍然不讳言他的这些学说和种族主义的背景。[9]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属于国际事务学院，可见其重点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二战后，由于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一一曝光，优生学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的外衣之后，它变成了人口学、环境学。1966年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对记者说：“以人口理事会的名义开发宫内节育器（IUDs）比以优生学的名义更好。我认为IUDs是迄今最重要的优生手段。”[10]1968年他在书中说，要“用其他的名目达到优生的目的”。[11]
桑格、洛克菲勒家族和奥斯本家族在穷人、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间宣传计划生育，但桑格本人有3个孩子，她最钟爱的小儿子生了6个孩子。洛克菲勒一世有5个孩子（到2006年为止，他有150多个后代了），洛克菲勒二世有6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四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的大弟有7个孩子，二弟有4个孩子，小弟有6个孩子。亨利·奥斯本有5个孩子，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有6个孩子。老布什（也是优生学的信徒）有5个孩子。可见他们确实是信奉生育选择，而他们培训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学家们却很少有多生孩子的。
（二）二战后：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的兴起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着手设计战后的世界格局了。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美国外交委员会完成了“美国战时与和平时期利益研究”的系列秘密报告。1944年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在秘密报告中指出，贫穷国家人口增长很快，将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不利于美国拓展市场。诺特斯坦提出应该帮助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降低其生育率。[12]诺特斯坦的报告对决策者和其他人口学家影响非常大。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也在秘密报告中指出，降低穷国的生育率符合美国利益。[13]这些建议很符合美国外交委员会背后那些商人们的口味。他们强调，今后几十年美国控制人口的计划必须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比如减少贫困、饥荒，提高妇女地位），以掩盖其真实目的：优生（降低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生育率）有利于获取穷国的自然资源，“少生快富”可以避免穷国倒向苏联阵营。[14]
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和《我们被掠夺的星球》（Our Plundered Planet），推动了战后马尔萨斯主义的复兴，也鼓舞了保罗·埃利希（1968年出版《人口爆炸》）等人。前者的作者是威廉·福格特，后者的作者是亨利·奥斯本二世。环境、资源（奥斯本二世重点强调了石油）成为控制人口的重要借口。奥斯本二世在该书及其后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在1948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认为人口过多比原子弹的危害还要大，呼吁制定一个国际性的政策以限制全球人口增长。1953年他出版了《地球的极限》，书中的观点成为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的中心思想。奥斯本二世其实认识到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他的这一观点被其后的环境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5]
1952年优生学家们成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组织，试图在发展中国家推行人口控制，一个是由桑格女士和卡洛斯·布莱克（英国优生学会会长）等人在印度成立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一个是由洛克菲勒三世与弗雷德里克·奥斯本（1946-1952年担任美国优生学会会长）创立的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人口理事会与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是各国人口学的摇篮。
人口理事会资金雄厚，通过提供巨额研究基金和丰厚奖学金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人口学专家网络。奥斯本说通过这种静悄悄的“学术”方式，可以避免穷国的公众意识到是美国在控制其人口。[16]人口理事会的人口学专家遍布亚非拉（包括中国）。[17]
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保罗·德曼公开承认：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其管理人员（如计划生育官员）和专业人员（比如人口学家）会自发性地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会一直主动地继续控制人口。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生育的所谓“持续发展”的理由会渐趋式微。这部分是源于大众对计划生育的内在科学性的批判，更主要的是人们对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的全面持续降低的自然反应。[18]
可见，保罗·德曼非常清楚地知道，计划生育官僚机构一旦设立，将会自我巩固和强化，不断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为了维持这一官僚机构的存在，不择手段（比如数据篡改）。保罗·德曼也知道所谓的“计划生育有利于持续发展”只是一个幌子，迟早会被揭穿。
1959年诺特斯坦接替奥斯本成为人口理事会的主席（1968年卸任）。人口理事会从1950年代开始将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岛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来检验他们大规模人口控制的想法。人口理事会和纳尔逊·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三世的弟弟）担任副部长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发起了一场绝育运动。他们谎称绝育能够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几张嘴吃饭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他们鼓励贫穷的波多黎各农妇到由美国新建的卫生状况良好的医院去生孩子。而这些医院的医生奉命给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们做绝育手术，结扎输卵管，但通常他们并不告诉这些母亲实情。[19]根据该岛公共卫生部所做的调查，截至1965年，约35%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
人口理事会也将芝加哥的黑人贫民区作为他们控制人口的“实验室”，然后将所积累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推广。1961年一个实验主管向诺特斯坦汇报说：“所有的黑人、低收入群体都在服用我们的口服避孕药，现在都快疯了。”通过舆论灌输让民众“自愿”控制人口也是其重要手段。他们也实验如何在实行控制人口的计划时，避免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和肤色歧视。[20][21]
1968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匹兹堡分部曾指控：为低收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提供避孕药及其它避孕方法的计划生育诊所一直在尽量降低美国黑人的出生率，避孕品被当成灭绝种族的凶器。“黑人种族灭绝”一词流行起来。[22]
人口理事会在穷国推行计划生育的路线图是：“人口快速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先由学术界进行研究，然后形成大众舆论，最后通过国际和国家层面研究经济发展的机构形成控制人口的官方政策。”[23]
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他在书中认为：人口爆炸导致环境污染，死亡率将增高，寿命将大幅缩短。他预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将饿死数亿人。[24]埃利希呼吁道，人口增长必须停止，“如果靠自觉的方法不能奏效，那么就采取强迫手段。”[25]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成立了罗马俱乐部。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与经济的指数式的无限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报告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过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各卖出了数百万本，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出控制人口的政策。
（三）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号》
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廉价的资源进口。欧共体对进口石油依赖度超过90%，美国的石油消费也很大程度依赖进口。当时预测全球资源很快就要枯竭，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还在快速增长。人口悲观论甚嚣尘上。
1969年7月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1972年洛克菲勒三世把他减少人口的报告呈交给总统。在大选之年尼克松决定低调处理这份报告。然而，这一报告的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度重视。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加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对全球资源和人口的担忧。1974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上，美国提出了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数量的建议。这一计划受到了天主教会、除罗马尼亚之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以及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坚决抵制。它们的抵制使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实施这个计划需要用一些隐蔽的手段。[26]
在这个背景下，亨利·基辛格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简称《NSSM-200》。1974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NSSM-200》。[27]基辛格认为：“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应该成为美国最优先的外交政策”。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杰拉德·福特接替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纳尔逊的老朋友基辛格仍担任国务卿。至此美国进入了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期。福特一上任就立即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外交政策，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秘密的）战略性国家安全重点。[28]
《NSSM-200》的中心思想是：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应确保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通畅无阻地获取自然资源。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
地缘政治也是美国政要们的重点考虑。美国的一些政要担心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为强国，从而对美国构成威胁。比如基辛格在《NSSM-200》计划中特别强调了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的特殊地位：“它在人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按以前的预测其人口到2000年就将赶上美国。《NSSM-200》警告说，巴西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
《NSSM-200》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比如：1、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2、给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3、美国要将政府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人口控制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通过经济资助，鼓励这些国家增加其堕胎、绝育率，并普及避孕措施，不惜用强制手段。4、降低生育意愿。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给儿童灌输反生育理论以改变其生育文化。5、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提高妇女就业率，从而减少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改变养儿防老的模式，让生育与养老收益脱钩。
为了使其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要求，《NSSM-200》里说：
“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美国应反复重申：1）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2）对于贫困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口的迅速增长既是普遍贫困的诱因又是其结果（‘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进一步，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将这一信息传递出去，即控制世界人口增长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美国的计划被包装成“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与1968年《德黑兰人权宣言》非常吻合，现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成了“自由选择”、“可持续发展”、“保护妇女权益”了。
《NSSM-200》还特别指出，为了掩盖美国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行动，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和多种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来实施这项计划，并鼓励个人和组织进行捐助。福特基金会等很多美国基金会和个人都热衷于资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和人口研究，现在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了。2009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就有一篇文章《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提到诸多亿万富翁参加了在纽约的绝密聚会，其中包括大卫·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巴菲特等。这次绝密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延缓全球人口增长。[29]
据估算，1965年到2004年美国共投入了173亿美元的经费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主要投入到美国国际开发署；其次是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30]这个秘密一直保守了15年，直到与天主教会有关联的一些组织采取私人法律行动，最终才迫使这份文件在1989年解密，1990年代才供一些学者进行研究。
在巴西、秘鲁、泰国、伊朗等国，这一行动都得以有效实施。以印度为例，桑格女士多次访问印度，并于1952年选择在印度成立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比在发达国家成立象征意义更大）。1955年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向印度卫生部提出了人口政策的建议。印度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人口研究中心,
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成为培养发展中国家人口学家的基地（蒋正华等人就是从那里毕业）。[31]联合国人口基金给印度提供了巨额援助，光是1974-1979年第一周期的项目就高达4000万美元。[32]
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一些员工如果不接受结扎将失去工作，印度绝育人数从1974-1975年度的135万升至1976-1977年度的820万。结果此举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绝育人数也下降到1977-1978年度的90万。[33]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34]虽然联合国人口基金仍然在设法控制印度人口，迄今在印度共进行了七个周期的援助项目，但由于没有获得印度中央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印度生育率下降缓慢，目前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由于有年轻的人口结构，印度经济充满活力。打个比方，印度虽被灌了一口毒药，但吐了出来。
美国现在仍致力于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如，2010年1月8日国务卿希拉里在联大纪念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十五周年会议上发言，宣布美国2010年再次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资金，国会批准了6.48亿美元的对外援助，用于计划生育方案。希拉里还表示，美国启动了一个为期六年的新项目，花费630亿美元巨资用来改善全球健康（包括普及避孕），预计可以防止数百万的意外怀孕。[35]
二、中国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演变
（一）计划生育思潮西风东渐
从战国的韩非子到清朝的汪士铎，中国本土支持控制人口者不乏其人。但第一个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的应该算是严复，而率先引入现代“计划生育”理念并引起知识界广泛讨论的人应该是胡适和张竞生。
1877年到1879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西方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他曾提出“奢民说”和“教育妨生说”，也就是生活越富裕，教育水平越高，人口增长越慢。他主张用“奢民”和提高教育来减缓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36]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胡适受桑格女士思想的影响，自称“无后主义”，质问“为什么要孩子”，反对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论”。1922年桑格在北京大学发表关于节育和优生学的演讲，胡适亲自担任翻译。在胡适的倡议下，“中华生育制裁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计划生育组织。[37][38]
张竞生留法期间，法国生育率从1912年的2.49跳跃性地下降到1916年的1.23；而当时美国的生育率还在3.0左右。法国节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比美国要先进。张竞生1919年博士毕业，1920年初回国，没来得及体验法国的新人口政策：给生育8个或以上孩子的女性颁发“法国家庭荣誉勋章”；立法规定不仅堕胎是非法的，而且传播避孕方法也是非法的。法国生育率从1919年的1.59上升到1920年的2.69。[39]张竞生回国后就不遗余力地宣传节育，呼吁少生优生。他认为中国人口极限是4亿，最好减少到3亿。他提议一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否则罚款。
实际上，1820年以后中国人口几乎停滞了增长，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6.6%下降到1913年的24.4%，而同期西方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却从13.8%上升到20.8%。[40]1920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已经是54岁了；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30岁左右，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仍然很高。如果中国人也节育，那么人口必将锐减。孙中山就认识到中国新青年中马尔萨斯主义的盛行有让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孙中山认为：人口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巨大力量；列强人口的日增，中国人口不增甚至减少，有亡国灭种的危害；中国只有增加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解决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才能避免这一危险。[41]
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缺乏孙中山那样的战略眼光，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病根在于人口过剩，所以只要有方法让人口数量减少，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桑格的观点让大家发现了一种“得救”的方法，叫做“节育”。大家对桑格也像招待济世的名医一般，非常恳切。[42]离开北京后，桑格又到南京、上海等地作节制生育的演讲，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桑格的推动下，节制生育思潮在中国开始风起云涌。一时间，相关论文和著作呈井喷式涌现。许多人士如胡适、梁启超、马寅初等都写文章介绍评述了她的生育观。此后三四年中，桑格的书以《生育节制法》、《节育主义》、《女子应有的知识》等书名被译成中文出版。[43]
（二）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思想的交锋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针对艾奇逊这种观点，毛泽东在1949年8月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反驳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44]
解放初，中国是限制堕胎的。但当时城市婴幼儿死亡率已经下降，部分干部和城市居民由于工作和住房等现实压力，有强烈的避孕要求。而1952年在印度成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已经开始兴起。当时节育不但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中，而且在政治领导人中有相当大的共识。
1953年春，张竞生写下1.3万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中央机关收到后批示“退回、酌办”，把信退回广东省委，省委又将其退回到张竞生所在单位。[45]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曾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但邓小平副总理于1953年8月要求卫生部改正，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46]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说：“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大负担。”1954年11月10日，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47]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委员长在一次关于节制生育的会议上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48]
中央领导的表态给了邵力子（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知识分子勇气。邵力子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以及1954年9月17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两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49]1954年12月19日，邵力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邵力子再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建议，得到马寅初、竺可桢等人的支持。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50]梁中堂考证认为这是现在看到的毛泽东讲计划生育的最早资料。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顺便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并表扬了邵力子。马寅初按照大会安排的发言，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思想，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马寅初当时也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对马寅初的观点非常认同和重视。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倒是谈不上“新”，并未达到严复的高度，而与张竞生1920年的观点非常类似，比如避孕、晚育，主张“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心中还是很犹豫的，反复修改自己2月27日的讲话，最后将计划生育的内容全部删除，而是强调“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然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51]
毛泽东心中一直认为“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但他并不反对节育。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认为“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认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但他仍然强调“我是赞成节育的”。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52]
应该说，马寅初是响应毛泽东而提出“新人口论”的，但马寅初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步伐。 1959年、1960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驳马寅初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人口论）。马寅初也毫不妥协，1960年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批他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1959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公报》记者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53]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54]但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比例小，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政策缺乏刚性，1962年到1970年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仍高达6.1，1970年也有5.81。
（三）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
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快速增加到1960年的6.7亿、1970年的8.2亿；而人均GDP却增长非常缓慢。1970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生活水平与两千年前的先祖们没有多大差别。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多是贫穷的原因。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20世纪60年代各地在计划生育上做了很多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避孕措施也进一步改善和普及；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来中学教育的跨越性发展，导致70年代初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
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兼任组长。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晚婚晚育）、稀（两胎间需要有间隔）、少（少生）”的生育政策，并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55][56]
当时的计划生育还基本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反对强制（“软制”成分是有的）。因为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早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提出：“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毛泽东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认识到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57]
1973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代表时就明确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1974年9月19日，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代表及女用长效口服避孕药科研总结会部分代表时，华国锋说：“提倡晚婚、计划生育，要有正确方针、政策，不能强迫命令。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不上户口，不发布票，不给口粮，这都不行。”1975年5月22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预备会领导小组时谈话说：“要做好宣传工作，注意防止强迫命令。不要一说抓紧搞，就搞摊派指标，生了孩子不给报户口。……有的单位卡得很厉害，怀孕六、七个月还非叫流产不可。”[58]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暴风骤雨。也说明1975年虽然中央反对强制计划生育，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使用强制手段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国生育率也下降到3.2。
（四）1979年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1978年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1978年农业大丰收，但人均GDP仍然只有979美元，与台湾（4717美元）等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人们极其希望很快改变落后的状态，为此，中央还提出“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争取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随着全社会对文革指导思想和理论开始进行反思，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很自然地将“人口过多，增长过快”列为中国贫穷的主因之一，归罪于毛泽东不控制人口。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在1978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并在各种会议上不遗余力地鼓动。一些地方纷纷制定了“一胎制”的地方政策。[59]
在社会发展和“晚、稀、少”政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到1978年的2.72、1980年的2.24。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方面是“穷怕了”，一方面对未来人口增长没有底（当时人口增长仍然较快），对科技进步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会自发降低生育率。因此，决策者和学者们仍坚持将控制人口当成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1979年10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费里克斯•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指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60]
1979年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是毕竟还缺乏相关的学术论证。而中国长期以来并无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刘铮、邬沧萍等人也是临时转行从事人口研究的。
国际上，《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已经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强大舆论，对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冲击很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此后与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认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很难相信他没有游说中国领导人实行计划生育。而从中美开始接触，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内舆论对西方理论也由过去的绝对排斥，转为吸收、学习为主。这也成为中国对西方人口学理论态度转化的重要背景。
根据1987年《人民日报》的报道，[61]从1972年到198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曾8次访华，“我国领导人多次亲切地同他会面，进行友好谈话。每次，他都非常关切中国人口政策和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NSSM-200》认为，有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属于后者，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的国家。1979年，中国开始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多边援助。要知道中国1950年到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62]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与中国草签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
1978年6月12-16日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七届大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来自45个国家的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芬兰总统出席了开幕式。中国自动化学会派出以杨嘉墀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导弹专家宋健随杨嘉墀去芬兰参会，并顺访荷兰，荷兰屯特大学的微分博弈理论专家奥尔斯德向宋健等客人介绍了人口控制理论，并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的资料。宋健回国后与李广元、于景元等人开始了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1978年11月，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了，宋健的学生李广元在会议上介绍了人口控制论。1979年12月7-13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梁中堂目睹了李广元说服包括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计生委的前身）官员在内的全体与会代表。与此同时，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些教师（王浣尘、王月娟、蒋正华、邵福庆等），也在用控制论的方法预测中国人口。[63]依照宋健自己后来的话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64]
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一度曾有人主张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65]
当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对科学和专家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因为这是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根据宋健的优化方案，约在2070年左右，中国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66]王震副总理还专门约见宋健，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4亿左右。
据张敏才介绍，为论证“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行性，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大陆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随后,《北京晚报》对宋健在座谈会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并配发漫画。胡耀邦点名宋健起草一封公开信。参加起草工作的，一共有8个人（栗秀真、梅行、宋健、刘铮、苏沛、刘庆山、王连城、张敏才）。初稿由宋健撰写，后由张敏才、王连城执笔，胡乔木、陈慕华等人又做了修改，最后提交书记处讨论定稿。[67]
1980年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徽标就是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1981年被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桑格女士所创立）接纳为准会员，1983年被批准为正式会员。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政策非常关注。根据《人民日报》1987年的报道，1980年9月，以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同我国正式签订了人口基金第一期援华方案协议，规定在1980至1984年间，人口基金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援款，用于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产期保健、人口学研究与人员培训等22个项目”。[68]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萨拉斯一行时指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69]这说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一胎化”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80年9月2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实行。[70]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指标。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优生优育”也成了国家的政策。
1985年11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说：“有少数外国人骂我们的人口政策。他们真正用心是要中国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十五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
当时的情况是，领导人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学者以科学的形式诠释长官意向，然后领导人又迷信学者的“论证”。好比捏了个泥菩萨，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
三、如何评价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
（一）马寅初的理论是错误的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接到一封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新华社紧急调研后给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马寅初问题的报告。6月21日，陈云副总理将该报告批转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71]胡耀邦批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商量解决。1979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领导到马家宣布为马老平反。教育部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选举马寅初为名誉会长。[72]
梁中堂考证认为，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马寅初1960年（78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以后，仍继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其他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在“文革”中马寅初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并与老上级陈云保持着长期的友谊。“文革”后的1977年，马寅初参加了有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1978年初邓小平复出后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马寅初仍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常委，并出现在全国政协大会的执行主席名单上。[73]
因此，马寅初本人其实没有“反”可“平”。1979年为马寅初理论“平反”，将其搬上神龛，其实是为了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进行舆论准备。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指出1959年“错批”马寅初导致“误增”三亿人口。其实，所有国家在战后都出现了人口增长（中国也是如此），但这只是一时性增长，中国人口并不会真的如马寅初所预测那样，50年后会超过26亿。而且，当时根本谈不上鼓励生育。
在1950年到1953年这4年间，即便不赞成堕胎和节育，四年平均生育率也只有6.0，与前几年一致，也与其后的几年（允许节育）一致；台湾地区在1951年到1960年平均生育率为6.3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中国、印度、泰国、巴西、越南、伊朗无不例外。现在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非洲国家的生育率也仍然在6.0左右。这个生育率接近现实生育极限（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即便鼓励生育也没有用，1950-1953年限制节育也只影响到少数城市居民。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74]1950-1980年中国人口基本与世界同步增长，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增加到1970年的8.1亿（是1950年的1.47倍）、1980年的9.8亿（是1950年的1.78倍），但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2%。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由1950年的11.6亿增加到1970年的18.56亿（是1950年的1.6倍）、1980年的23.7亿（是1950年的2.04倍），人口增长比中国还要快。台湾人口由1950年的756万增加到1970年的1475万（是1950年的1.95倍）、1980年的1787万（是1950年的2.36倍），[75][76]人口增速也比中国大陆快。
中国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根据联合国的资料，1950-1955年中国男、女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39.3岁、42.3岁，印度分别为39.4岁、38.0岁，世界平均数分别为45.2岁、47.9岁。[78]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1》，1960年之后中国的寿命延长明显快于许多国家。
中国官方媒体也认为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81年的68岁，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8年的6‰，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1981年的35‰。[79]
可见，1949年后中国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但是有生也有死，等到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老年，开始大规模死亡的时候，中国将出现一个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伴随的将是国力的衰退。
马寅初提出的“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在当时是错误的（婴幼儿死亡率高，当时的“二胎”政策效果和后面的一胎化政策其实是一样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不孕率高，单身、丁克比例高，生育意愿低）。
联合国的资料认为中国1959-1979年共出生5.35亿人，1982年人口普查显示该年龄段还存活4.61亿人。那么假如中国真的采纳马寅初的理论少生三亿（他们的孩子到2010年有两亿多），那么1979年总人口只有7亿而不是实际的9.7亿。即便在1979年之后彻底废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在1980年上升到2.1（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实行二十多年计划生育后，生育观念已经改变，避孕率很难下降，凡是曾经实行过家庭计划/计划生育的国家，生育率很难上升到1.8以上）；然后在1991年之后与泰国（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一样，生育率从2.1逐渐下降到2010年的1.6，那么2010年总人口就只有8.2亿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为13.397亿），只占全球12.8%。下面是2010年人口结构图，横坐标是各年龄组人数（千万人），从下往上依次是：0-4岁、5-9岁、10-14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
2010年人口结构图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人口有9.4亿，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只有13.3%，正是凭借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如此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目前才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当初采纳马寅初理论，那么2010年15-59岁人口只有5.1亿，而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却高达20.3%（美国只有18.4%，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只有7.5%），那么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因为老龄化而步履维艰。
（二）西方人口战略新发展与中国人口政策重评价
结合前文分析，如果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完全归罪于西方国家也不公平，因为中国本土提出控制人口的大有人在。我们只能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和国内控制人口的思潮合流了。
笔者相信美国控制全球人口是出于“利己也利人”的动机。连洛克菲勒三世本人可能动机也不坏（他是有名的慈善家，可能或多或少真的认同控制人口的人道主义理由），作为一个富人，如果让他过发展中国家那种穷日子，可能他会觉得“没有生存的必要”。美国很多民众（尤其是富人）有类似的想法。他们高高在上地认为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不懂得自发控制人口，需要他们去帮助。
二战后美国出现“婴儿潮”，生育率在1957年达到3.71的顶峰，人口增长很快。而当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更快。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本土控制人口的思潮非常高涨，这应该属于一种“自然反应”，不可苛责。《人口爆炸》的作者保罗·埃利希不但希望将世界人口从当时的30多亿减少到5亿，也希望将美国人口从2亿减少到1.35亿。[80]只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反对而无法实现，而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成本（物质成本和政治成本）更低，因此他们更加热衷于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避孕“不是正当的政治或政府活动、职能或责任”。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推翻了早先的禁令，使避孕行为合法化。1968年美国约翰逊总统曾经任命过一个关于“人口与家庭计划”的机构，研究推广计划生育的问题。1970年国会通过了《公共保健服务法》的第十章，给青少年和贫困家庭提供家庭计划服务以及一些生殖健康服务。[81]
1969年8月，美国德州的女服务员Norma McCorvey，声称遭到强暴怀孕，她找不到一个愿意为她进行堕胎的人。女权主义者鼓励她向反堕胎法发起攻击，这就是著名的“罗诉韦德案”。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将堕胎合法化。这一判决影响之大，甚至被人称之为“第二次内战”。美国堕胎数由1969年的2.7万例增加到1975年的103万例。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急剧下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国会曾经想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但以失败而告终，于是1976年通过另外一项法律，禁止将联邦医疗补助方案用于堕胎服务。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之后，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人口政策。美国社会全面趋向保守，依赖于宗教的传统生育文化和家庭价值得以恢复,堕胎率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内政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朱利安·西蒙等人的经济、人口和资源理论。美国政府认识到人口是资源而不是负担，在经济上也降低家庭的养育负担，美国的生育率止跌回升，1989年达到2.08，此后一直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的2.1附近。
老布什总统继承了里根的人口政策，强调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他说：“我对如此高的离婚率表示震惊。我认为，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来保护美国的家庭。”
“罗诉韦德案”的当事人Norma McCorvey虽然在1973年赢得了官司，却生下了孩子。最初几年，她是全美知名的女权斗士，进入堕胎诊所工作，她渐渐发现堕胎对于婴儿的不人道，后来成为“反堕胎斗士”。
美国共和党也一直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美国国会在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次通过了限制堕胎法案，然而都被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否决。[82]2003年国会以64票对34票通过了禁止后期堕胎的法案（Partial-Birth
Abortion Ban Act）。小布什总统随后签署了这一法案，称这个法案“结束了恶行，重塑了美国的生活文化”。该法案获得了70%的民众支持。“美国民权联盟”的Talcott
Camp指出,该法案连怀孕头12周到13周所采取的最安全的堕胎手术都要加以禁止。
从某种角度讲，1973年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和1974年《NSSM-200》是姊妹关系，前者反映内政，后者反映外交。
由于“罗诉韦德案”是“内政”，涉及到美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并且是“公开”的，民众有机会进行反思，从而纠正相关的一些错误政策。而《NSSM-200》是“外交”，无关民众的利益，并且是“绝密”的，民众无从反思，错误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并且，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在国际上宣传说中国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使得很多美国民众不知道真相。
美国很多外交决策的制订并没有经过公众同意，而是由少数几个“权力比总统还要大”的人士决定的。很多决策不但公众不知道，连总统也不一定知情。如果1974年将《NSSM-200》进行投票的话，不但在全民投票中通不过，连在议会也通不过。而主张控制人口的一些组织作为利益集团，必然本能地为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包括夸大世界人口危机。从某种角度讲，他们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西方国家内部有很多人是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者毛斯迪（Steven W. Mosher）1979年在中国调研，回国后递交报告反对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被斯坦福大学取消了博士学位；他后来成立人口研究所，并以身作则，共生育了9个孩子。[83]美国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在20世纪80年代就坚决反对中国计划生育，并与毛斯迪等人一起谴责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计划生育。他们反对计划生育，当然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宗教的、政治的原因。本文所引用的很多美国政府对于人口控制的内部资料，也得益于美国国内有不同的声音，是美国学者首先整理出来并发表的。正是因为美国内部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控制全球人口，因此基辛格、洛克菲勒基金、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等采取了秘密方法，避免让公众知道。如果美国公众知道真相，笔者相信绝大多数人会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
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在控制全球人口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导致政策摇摆。比如美国政府曾于1986-1992年（里根和老布什总统期间）、2002-2008年（小布什总统期间）中断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NSSM-200》也是在老布什时代被解密的。而克林顿、奥巴马时代又恢复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其实他们对当初出台《NSSM-200》的一些背景并不了解，可能只是被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内某些团体所蒙蔽，轻信了控制人口的人道主义的理由，而没有深究其严重后果。比如他们相信控制人口有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能降低妇女和儿童死亡率、提高妇女教育水平（这些都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控制人口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因为生育率过快地下降必然导致老龄化和社保危机，而妇女比男人长寿几岁，并且一般妻子比丈夫年轻几岁；男人到老的时候还有妻子相伴，而女人如果缺乏孩子的帮扶，晚年将在孤苦中生活多年。少子化也提高了乳腺癌和子宫疾病的发病率。
国际思潮的多样化本来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人口问题上历来争论就很大。若经过各方面博弈，国家政策总体将是比较理性的；由于有纠偏机制，即便走入歧途也会很快纠正过来。比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在优生学方面的一些错误思潮在二战的时候就被纠正；70年代控制人口的做法也在80年代被纠正。印度在1977年也很快纠正了1976年人口政策上的极端做法。
中国学术和制度的单一性使得中国对国际思潮缺乏综合辨别能力，政策很容易根据某些人的偏好一边倒地受多样化的国际思潮中某一种思潮的影响。宋健等少数学者短时间内形成的错误观点很快就转变为国家政策，损害了许多人的根本利益。
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意图也是害人害己。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将阻碍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减少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机遇。中国今后的人口老化和萎缩必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严重程度将远超目前日本和欧洲人口老化给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后果。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人员）
注释：
[1] Angela
Franks, Margaret Sanger's Eugenic Legacy: The Control of Female Fertilit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and Co., 2005.
[2][6][14] Mary Meehan, "The Road to
Abortion",Human Life Review 24, no. 4 (Fall 1998), 76-89, and 25, no. 1
(Winter 1999), 68-82. An upd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www.meehanreports.com
under the title "How Eugenics and Population Control Led to
Abortion". http://www.meehanreports.com/how-led.html
[3] David Kennedy,
Birth Control in America: the Career of Margaret Sanger，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16.
[4] Henry Fairfield
Osborn, "Birth selection versus birth control", Science vol. 76 no.
1965 (26 august 1932), pp. 173-179.
[5] Reardon, David
C. The Eugenics Connection: Shapers of Humanity. Chapter Five: 1932-1982:
Eugenics in Transition.
http://www.elliotinstitute.org/images/EugenicsInTransition.pdf
[7] Daniel Taylor,
"Eugenics and Environmentalism: From quality control to quantity control",
Old-Thinker News, April 30, 2008,
http://www.oldthinkernews.com/2008/04/eugenics-and-environmentalism-from-quality-control-to-quantity-control/
[8] The 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http://etcweb.princeton.edu/CampusWWW/Companion/office_population_research.html
[9][31] "Frank W. Notestein Papers, 1930-1977:
Finding Aid",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Published in Published on
November 28,
2005.http://findingaids.princeton.edu/getEad?id=ark:/88435/m326m1736
[10] Frederick
Osborn to P. R. U. Stratton, 12 Jan. 1966, AES Archives, folder on
"Osborn, Frederick, Letters on Eugenics".
[11] Frederick
Osborn, The Future of Human Heredity，New
York：Weybright and Talley，1968,
p.104.
[12] Frank W.
Notestein, "Problems of Policy Toward Areas of Heavy Population
Pressure," No. T - B 72, 21 April 1944, 6 & 11,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the Peac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4).
[13] Jacob
Vin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nial Problem'", No. E - B 71,
24 June 1944, 10-11,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the Peac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4).
[15] Donald Gi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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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陈冰：《张竞生：现代中国学术疆域的拓荒者》，《晶报》，2008年9月25日，http://jb.sznews.com/html/2008-09/25/content_350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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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54]卫药字第579号（1954年11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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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刘少奇：《提倡节育(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华网（来源：《刘少奇选集》下卷），2004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4/content_23769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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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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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189967/11568204.html
[52] 李琦：《20世纪50年代中共领导人人口控制思想探析》，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来源：《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http://www.wxyjs.org.cn/GB/186517/11365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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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发[62]698号（1962年12月18日）。
[55] 刘长发：《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是毛泽东的错误吗？》，人民网（来源：《真理的追求》），2002年6月13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434/8437/20020613/751973.html
[56][57] 曹前发：《建国后毛泽东人口思想述论》，中央文献研究室网（出处：《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http://www.wxyjs.org.cn/GB/186517/11365038.html
[58] 梁中堂：《华国锋曾反对制定法规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梁中堂网易博客，2011年3月16日，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121610036655/
[59][63] 梁中堂：《“一胎化”政策形成的时代背景》，《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总112期，第64-73页。
[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来源：《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http://www.hprc.org.cn/gsw/detail_ldrzjnp.jsp?channelid=75041&record=201
[61][68] 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62]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总表——1950-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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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曾涛思：《坚守底线是一个人应有的情怀》，新浪网（来源：《中国青年》），200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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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士心文：《“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由来》，《中华读书报》（摘自《新世纪》1998年第3期），1998年3月18日，http://www.gmw.cn/01ds/1998-03/18/GB/190%5EDS411.HTM
[66] 《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9月2日,http://npmpc.people.com.cn/GB/127024/9972958.html
[67] 《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始末》，新华网（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9期），201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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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邓小平思想年谱•1980年》，人民网，http://zg.people.com.cn/GB/33839/34943/34980/2632725.html
[70]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content_2547034.htm
[71] 贺吉元：《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人民网（来源：《中国档案报》），2002年6月13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434/8437/20020613/751972.html
[72] 穆光宗：《马寅初的人口论：毛泽东为什么会先赞同后反对？》，凤凰网（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29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12/29/3754232_0.shtml
[73] 梁中堂：《马寅初事件始末》，共识网，2012年5月30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53060762_8.html
[74]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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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姜道章：《人口成长与国土资源》，《台北市教育周报》第十卷第二期。http://www2.pccu.edu.tw/CRUCTE/Hs-geography/html/humangeog_4_2.htm
[76] 台湾内政部社会司网站，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m1-1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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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唐钧：《人人享有：中国医疗保障的新蓝图》，新华网（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9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05/content_9801111.htm
[80]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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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易富贤：《家庭计划也是错误的》，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12月21日，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12/21/content_1025281.htm
[82] Julie Rov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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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teve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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