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征，固不待论。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学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时已叹二礼无征。洪范九畴虽或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辞简短。《商书》虽多为信史，而记载疏略。至于殷墟甲骨占卜契券之文字，虽可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而究非学术思想之记录。凡此皆历史家与考古家之重要资料，而就政治学之观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国政治思想作较有统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为起点。盖吾国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虽不必从夏曾佑之说，谓“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然学术思想之为周人所创，则为至明显之事实。
周代学术之大兴，不在西周盛世，而在东迁以后之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政治思想亦于此时突然发展，盖自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持故成理之政治学说乃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吾人今日虽不能依据史实确断其骤盛之原因，然就当时历史环境之大势，与乎文化进步之通则，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论。政治思想兴于晚周之主因有二：简言之，即社会组织之迅速变迁，与伟大思想家之适生其会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趋微弱。诸侯强大，“秦、晋、齐、楚代兴”，遂酿成春秋之局势。封建制度既就崩溃，贵族之社会组织与生活亦同时发生变化。士族与庶人间之界限逐渐消失，贵族原有从政掌学之特权亦普及于平民。史家所谓王官失守者，殆非虚构。且列国并存，相争雄长。同文壹教之术犹未用世。思想自由，学无拘禁。处士得以横议，“邪说”亦可大行。而国君图强，每重才士。魏之文侯（西元前四四六至前三九七），田齐之稷下，尤为战国时代之著例。当此“天下无道”（语见《论语》），社会蜕化之际，不仅争乱频仍，民生困苦，而旧日所以维系人心保持秩序之风俗制度皆动摇崩坏，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远虑之士，对此巨变之原因与影响，自不免加以疑问批评，而提出抗议或补救之方。政治思想，于是勃兴。上述种种情形，春秋已见其端，至战国而更甚。故思想之发展亦至战国而始极。然社会环境仅为思想萌育之条件。苟无天资卓绝之思想家如孔、孟、庄、韩诸人适生此特殊之环境中，何能造成吾国学术史上此重要之“黄金时代”。故政治思想起于晚周，由于千载一时之机会。而吾人即以此时期为研究之起点，诚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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