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小说，最先必得要知道小说的名称，由何而来？然后再去探讨中国人对小说的评价。

谁都知道，中国的小说，一向不为文人所重视。其最大原因，是由于过去的小说，多富于寓言幻想以及神怪色彩；可是所谓正统派的文人，因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专门讲求实际，重视经验，不尚无根的空谈，《论语》中曾说：

子不语：怪、力乱神。（注1）

又在《淮南子》中说：

孔子作春秋，不道鬼神。（注2）

王应麟也说：

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注3）

以下引录三个故事，与以上各节相印证。《大戴礼记》说：

宰我问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皇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注4）

其次，《太平御览》引尸子的话说：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出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注5）

又如韩非子云：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无甚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注6）

由于以上那些载籍的证明，我们知道孔子本着他那“口不语怪力乱神”的一贯主张，对前人流传下来类似小说的各种神话传说，便加以曲解，因为他的你最高目标，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注7）因此，在孔子以后的学者，不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他们的学术水准，都是追求“大道”而鄙弃“小说”的。

按“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也亦远矣。（注8）

文中的“县”，与“悬”通，是高的意思，犹言高名。“令”是美的意思，犹言美誉。所谓“大达”。，也就是指的“大道”，与“小说”相对而言。这种“小说”，系指不与道术相关的琐碎之言，和我们现在所称的“小说”，名同实异。在荀子中也说：

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也。（注9）

荀子把 “小家”与“智者”相对而言，也就是指与正统派的学者相对而言；“珍说”，和后世的“珍闻”，或“奇谭”类似，也不是正式的学问。到了汉代的班固，当他写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时候，在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外，特别增了“小说家”一项，即所谓的“九流十家”，并且解释道：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亦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注10）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街谈巷语”，虽然与现在的“小说”有些近似，但也不过是旧日稗官采集的一般市井小民所说过的零碎之言，藉以考察当时的民情风俗而已，可是还没有具备现在小说的各种条件。至于什么叫做“稗官”？据如淳说：

王者欲知闾里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注11）

按“稗”，是小的意思，《广雅释诂》云：

    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注12）

从此，世人便以“稗史”为小说的异名，而为正史之支流了。以后“稗史”，“小说”两名，相沿互用；大凡不经之事，不合于大道之言，均以此名之。所以清人翟灏说：

按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乃诸子杂家之流，非若今之秽诞言也。（注13）

其次，在汉代人的著述里提到小说者，有桓谭的《新论》和王充的《论衡》。

《新论》云：

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语，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注14）

又《论衡》云：

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若夫短书俗说，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注15）

无论桓谭或王充，他们把小说家写成的小说，都称之为“短书”，而这种“短书”，都是属于残丛小语，俗说胤文。究竟为什么一定要把小说、笔记一类的书要称“短书”？因为古人所谓的书，往往因其内容的不同而有大小之别。蔡邕说：“六经之书，长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注16）换句话说，“短书”之谓“短”，乃由于它是与圣人六经的二尺四寸长相对而言，自然含有轻视的意味。

我们看了以上各家的见解，从庄子到王充，在他们眼中的小说，自非正统的产物，与圣贤的大道比较起来，简直毫无一点地位，所以扬雄说：“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注17）在这里正好为“小说”的“小”字，下了个恰当的定义。故凡属于笔记、琐谈、以及战国游说之士的寓言，古代的神话、传说等类的记载，因不能与圣人之言相抗衡，皆目之为异端而以“小”名之了。但是“小说”的“说”字，又作如何解释？为什么不叫“小言”？“小记”？“小语”？“小话”？“小议”？或“小论”？按在古代“说”字与喜悦的“悦”字通用，如《诗经》中的“我心不说”（注18）亦即“我心不悦”。又《论语》：“不亦说乎”（注19），亦即“不亦悦乎”。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因此所谓“小说”也者，就是指专门讲些不属于六经正统范围的话而能取悦于人，或动人听闻的意思。

基于这种理由，所以一向拿六经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学者们，对于小说，就基本存着轻视心理，避而不谈。不但汉代以前的学者如此，就是《隋书·经籍志》（注20），《旧唐书·经籍志》（注21），乃至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注22），它们对于小说，仍然深深地受到周秦两汉以来，文人轻视小说的影响，均弃而不录；同时，一般写小说的人，也自认为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怀着自卑心理，不屑轻易以真实姓名示人。

文人重视小说者，最先是始于三国时的曹植，《三国志》中说他：“日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注23）曹植的哥哥曹丕（魏文帝），也是一个喜爱小说的人，据说《列异传》（注24），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可是在那时所写的小说，只不过长则数十句，短则一两句的随笔杂录，距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说，实质上还相差得很远。

南北朝时，殷芸有小说三十卷（注25），这是以自己的作品直接称为小说之最早者（注26）。可是仍然为片段的杂录，并没有为中国的小说，建立起真正的规模。

及至唐代，由于社会风气及考试制度的影响，当时的人，对于“小说”的观念，开始转变，由前人残丛小语式的志怪杂录，进而为一完整而能独立成篇的传奇（注27），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短篇文言小说。明代胡应麟说：

变异之谈，甚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虚幻。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注28）

这“作意好奇”四个字，正是小说产生的最大原因。我们看唐人的传奇，不但意奇，而且文亦奇，为宋、元、明、清以来的戏曲小说，丰富了许多素材。宋人洪迈曾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悽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注29）这是毫不过分的话。甚至胡应麟还说：“唐传奇小传，如柳毅、陶岘、红线、虬髯客诸篇，撰述浓至，有范晔、李延寿之所不及。”（注30）而且在当时那些有名的古文家、诗人等，也都染指传奇，蔚成一种风气（注31），唐代小说，由此大为增价，不再为人所鄙视了。其次，在唐代又有所谓“市人小说”，系指市井说书的人而言，见段成式《酉阳杂俎》（注32）。这正如元稹诗“光阴听话移”一句的自注说：“尝于新昌宅，听顾复本说一枝花”是同样的情形。这一枝花，就是指白行简所作《李娃传》中的李娃而言，可见《李娃传》，在唐代已作为民间话本的题材了。

到了宋代，国人对于小说的观念又一变，在内容上，由“作意好奇”的写作，变为日常生活的叙述，在形式上由文言的短篇，变为白话的长篇。明郎瑛说：

小说起于宋仁宗，盖时太平甚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人事以娱之（注33）。

这里所谓的“小说”，又不是我们所谈的小说，而是指宋代说话人所说内容的一种。按宋代社会，在茶坊酒肆间，流行说书，这种以说书为职业的人，称为“说话人”，他们据以说话的底本，称为“话本”。这种说话人所编的话本，大多数是精粹有趣的故事，情节复杂，描写逼真，为我国小说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面貌，所以罗烨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注34）。

可见编撰话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话本的内容，要而言之，分为四种，一为小说，二为说经，三为说合生，四为说史书。小说，是简短的民间故事。说经，是以俗话演佛经中的故事。说合生，是先念意义为人所不大明白的两句诗，然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说的是什么，大都为讽刺时人之作。说史书，是讲历史上的事情，及名人传记，就是后来历史小说的起源。以上这四科，与后来小说有关的，只是讲史和小说。吴自牧解释这种小说道：

小说，一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赶棒，发迹变泰之事（注35）。

在这种情形下，先后产生了不少的单篇白话小说，如《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等，为后来的章回小说，立下了稳固的根基，于是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著名的小说，便活跃于元明两代的文坛之上了。

明代既然产生了那么多著名的小说，乃由于文字精美，故事动人，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影响，使一般人轻视小说的观念，不得不变，而李卓吾便是最有卓识的一家，对小说有精深的见解与认识。据周晖说：

李卓吾，闽人，在刑部时，已好为奇论，尚未甚怪僻，尝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此即异日才子书所本。（注36）

李氏在评序《三国演义》及《水浒传》两书时，不仅赞美其内容，具有激励忠义的功效，而且也赞美其文章特别优美，有古文家所不及的地方。他说：“水浒传为圣贤发愤之作。”（注37）并且在《童心说》一文中（注38）更云：“无一样创造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皆古今之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这种大胆的评论，真是前无古人，对小说价值之发扬，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加以袁中郎、冯梦龙、凌濛初等人，因受了他的影响，对小说特别爱好，他们一致认为小说感应社会人心力量之大，实远甚于四书五经。例如袁中郎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注39）被后人目为诲淫的《金瓶梅》，诲盗的《水浒传》，他却视为逸典，与《五经》、《离骚》、《史记》诸书，并列书架，加以研究，加以赞赏。这在今日社会，并不算是一回事，可是在袁中郎的那个时代，就不免有离经叛道之罪了。

又如冯梦龙，几乎以一生精力，大加提倡、鼓吹；他以为小说可“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为“六经国史之补”。同时他还认为小说比《孝经》、《论语》，更能深刻地感动人。当他三十六岁那年，看到袁中郎的弟弟袁小修在京城中抄得的全本《金瓶梅》，惊为刻画人情世态的杰作。后来又遇到李卓吾的学生杨定见（注40），在杨的家里，读到了李氏评点的《水浒传》，对李的评论，极为钦佩。他自己所主编的三言（注41），几乎是家弦户诵的读物，无碍居士说：

里中儿代疱而创其指，不呼痛，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触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孰真也（注42）。

又姚元云：

三国演义，不知作于何人？东坡尝谓儿童看三国志影戏（注43），则其书已久。尝闻有谈三国志典故者，其事皆出于演义，不觉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辍耕录》载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骂吕布之目。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帝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令枷示焉。乾隆初一某侍卫擢荆州将军，人贺之，辄痛哭，怪问其故？将军曰：“此地关玛法尚守不住，今遗老夫，是欲杀老夫也。”闻者掩口，此又熟读演义而更加愦愦者矣。玛法，国语呼祖之称。（注44）

这样看来，小说与民众的关系，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灵、行动，其宣传伦理，讲说道德，确实要比圣人的经典，更为有效，因为它不是板起面孔去教化人，而是用情力去感动人的缘故。另有凌濛初仿效冯梦龙的编刻三言，他自己写作了二拍（注45），近八十五篇之多，以数量而言，真可算是一位创作话本小说最多的作家。

凌氏除了写小说外，他还喜欢刻小说、戏曲，以及其他杂书，有时用朱墨套印，有时用四种彩色套印，并附加插图，极为美观。他所刻的《世说新语》、杂剧《西厢记》、传奇《琵琶记》、《绣襦记》、《南柯记》等，都是精美的刻本，为收藏家所珍惜。

三言和二拍，在中国小说界里，被人誉之为五大宝库（注46），以资与四大奇书并称。所谓四大奇书，指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而言（注47）。此五大宝库，共收短篇白话小说将近二百篇之多，读者购求不易，加以所收作品，也良莠不齐，乃由崇祯末年的抱瓮老人选出其中佳作三十九篇（注48），另又从晚明平话丛书选本选了一篇《念亲恩孝女藏儿》共为四十篇，号称《今古奇观》。其中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都是一般喜道乐闻的故事。

降及清代，金圣叹出来，更以为：“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右者。”（注49）接着他又解释道：“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非一代文物之林。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书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吷（xue）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金氏所说的“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以为一个小说家，必须要对社会事态和人情物理，进行长时间的体会、探索。等到一旦真正了解了人情物理和社会事态以后，执笔为文，就能得心应手，抒写自如了。他这种见解，是从文学的技术上立论，颇能折服士大夫之心，因此影响所及，几乎是家家水浒，户户西厢，伐为一种风尚，例如昭琏说：

自圣叹好批小说，以其文法毕具，逼近龙门，故后来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注50）另外在《归田琐记》中也说：“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即无不知有金圣叹者。”圣叹又公然宣称：

天下有才子书六，而世人不知。所谓六者，一庄、二骚、三马史，四杜诗、五施水浒、六王西厢。（注51）

金氏又说：“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他这种不以传统的看法来批评古人的文章，可算是在李卓吾以后一人而已！水浒是小说，西厢是戏曲，都是旧日的腐儒们所不齿的，而他却与史记、杜诗、庄子、离骚相提并论，确为卓见！早在圣叹以前的刘献廷就曾说：

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注52）

刘氏是清代初年的大儒，为海内外士人所景仰，经他这样一说，无疑为小说张目，因此自刘献廷、金圣叹以后，学者们对于“小说”二字所持的轻视态度，不复存在，从前以读小说、写小说为耻者，至此乃以读小说、写小说为荣了。

清代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在天津《国闻报》创刊号中，有严复和夏穗卿合撰的《附印说部缘起》一文，长达数万言，为阐明中国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使爱好小说的风尚，更为普遍，如云：

今使执途人而问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刘备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诸葛亮乎？”必佥对曰：“知之。”又问之曰：“而知宋江乎？而知吴用乎？而知武松乎？武大郎乎？潘金莲乎？杨雄、石秀乎？”必佥对曰：“知之。”更问之曰：“而知唐明皇乎！杨贵妃乎？而知张生乎？莺莺乎？而知柳梦梅乎？杜丽娘乎？”必又共应曰：“知之。”又问以“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曹操奸雄，诸葛亮忠臣，刘备英主，阿斗昏君。”问以：“宋江、吴用、武松、武大郎、潘金莲、杨雄、石秀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宋江大王，吴用军师，武松好汉，武大郎懦夫，潘金莲淫妇人。杨雄、石秀、潘巧云之徒，则事等于武松、潘金莲，而又不大同。”至问以“唐明皇、杨贵妃、张生、崔莺莺、柳梦梅、杜丽娘为何如人？”则又无不以“佳人才子”对。……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三国）演义，而不传以陈寿之（三国）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唐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孔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夫！说部（小说）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注53）

其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认为小说对于转移风气，开导民心，抨击政治，宣传革命等有莫大的效用。他又写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用最锋利的文笔，从社会、人生、政治的种种意识上，大胆说明了小说的重要性；他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注54）

同时他又提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可以支配人心。意思是说，凡人读一本小说，日积月累在不知不觉之间，心神为之摇荡，意志为之所夺，就像烟熏东西一样，久而见功，这是“熏”的力量。当小说读完后，经过数十日，终不能忘怀，如读《红楼梦》，必有余恋、余悲；读《水浒传》，必有余快、余怒，就像水的浸湿衣服一样，一点一滴，便会沁透全身，这是“浸”的力量。有人读了小说之后，往往顿受其中情节之刺激，一刹那间，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例如读《红楼梦》，本来很高兴，但一读到晴雯出大观，黛玉死潇湘馆，便会突然痛哭流泪，这便是“刺”的力量。另外还有一些人，因受故事内容之影响，常以书中主人公自居，如读《水浒传》，必自比宋江，读《三国演义》，必自比为诸葛亮等，这便是“提”的力量。以上“熏”、“浸”、“刺”三种力量，其作用都是由外而内，只有“提”，必须自内心而脱之使出，故曰“提”。而且梁氏又以为“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小说则“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反之，一二部好的小说，其对于社会人心的影响，亦远胜于千百部“大圣鸿哲”的书。他又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非“圣于文”者，不能率尔操觚的。从此，使国人轻视小说、鄙视小说的观念大大地改变了。

梁氏另外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曾提出小说可以作为重要的史料，他说：“中国及近代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遁逃薮（sou），此确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确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如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此种看法，与金圣叹批评水浒、西厢时对小说持有的态度，更为严整。从此，小说之身价日高，小说之作用日广；使国人轻视小说的观念，大大地改变了。

王国维也颇具文学革命的眼光，以前不为人所看重的戏曲小说，他却加以精密而有系统的研究，彻底了解小说及戏曲的文学价值，他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等，都是具有特殊见解而为人所不及的巨著，所以有人把他和梁启超两人，并称为“新时代的先驱者”，一点也不过分。此外如金松岑的《论小说与新社会的关系》，陶祐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影响》，狄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别士的《小说原理》等，他们一方面宣扬小说的实用功能，一方面鼓吹小说的文学价值，使国人对于“小说”二字的含义，不得不重新予以新的阐释，而于先秦两汉大不相同。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因受了欧洲文学的影响，小说的声势益张，胡适先生说：

左氏、司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注55）

他又说：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

他更强调说：

今人犹鄙弃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jian）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正小道耳。

胡氏文中所谓的“我佛山人”及吴趼人，著有《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等。“南亭亭长”为李伯元，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洪都百炼生”为刘鹗，著有《老残游记》等。他们都是竭力提倡小说、写作小说的人。胡氏以后所写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莫不时刻在发扬小说的功用与价值。

加以蒋瑞藻的《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更能鼓舞人心；尤其是鲁迅的书，正式在北京大学讲授后，风气大开；接着有马廉、郑振铎、孙楷第诸人，或大量收藏，或精心整理，或详密考证，因而使一般轻视小说的观念，完全肃清，与所谓正统派的文学如诗歌、散文相提并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建立的稳固的地位。另外如日人盐谷温对元代平话及三言的研究和贡献，长泽规矩也及神山闰次两氏，对历代小说版本的考证，都有卓越的功绩，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不过在这里，我想再举眷秋氏，在他的《小说杂评》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他说：

余常谓著书至于小说，最为难事，必先十年读书，继之以遍游通都大邑。

名山胜水，以扩展胸襟，观察风俗，然后闭户潜心，酌定宗旨，从事撰述。不责程功之期，随兴所至，偶然下笔；虽至数岁，始得杀青，亦无不可。然后其书成，乃有可观。若今之作者，率尔操觚，十日五日，便已成篇。天机既已汨没，安有佳制！文字遗漏，错简百出，自夸其神速，而不知全属糟粕。（注56）

眷秋氏的这段话，很值得我们的参考，他不但指出了一般写小说的人，为求神速而产生出种种的弊端，更使人必须提高警觉，不要以为小说容易而随便动笔。同时又为写小说的人，明显地指出应走的方向，不外是见事多，识理透，然后再以清新的文笔写出，才是上乘的作品！

 

注解

注1：《论语·述而》篇。

注2：刘安《淮南子·主术训》

注3：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五引子思子的话。按王氏为宋人，《困学纪闻》凡二十卷，成于入元之后；全为札记、考证一类的文章，为宋人考订书中之最精者。

注4：《大戴礼记·五帝德》篇。按汉代戴德，传《礼记》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另有他哥哥的儿子戴圣，传《礼记》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注5：《太平预览》卷七十九。按《太平预览》，为宋李昉等奉宋太宗赵广义之命所编撰，共有一千卷，其中所采用之书，有一千六百多种，后人多据以考证古籍佚文，价值颇高。

注6：《韩非子·外触说左下》，又见《吕氏春秋·察传》篇。按韩非，乃战国时韩人荀卿学生，与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为同学。为人口吃不能言，而善著书，有十余万言。秦始皇读之，大为赞赏，欲见其人而与之游，便立刻派兵攻打韩国，志在必得韩非。于是韩国便送他到秦国，秦皇大悦，但李斯却很嫉妒，设法以毒药害死。

注7：《论语·里仁》篇。这里的道，是指真理而言。

注8：《庄子·外物》篇。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是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好的名声，必不能大通于志道的。

注9：《荀子·正名》篇。

注10：这一段话，见《论语·子张》篇，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所说，并非孔子之言，班固弄错了。原文的意思，是说：就是小小技艺，也有它可取的地方，但唯恐过于喜欢它而耽误了大的事情，所以君子之人，不肯去干。

注11：如淳《汉书注》。近人余嘉锡有《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可以参看。

注12：尔雅，是中国最早的字书，其中有释诂一篇，相传为周公所作。释是解释，诂是古的意思。后来的广雅，便是根据尔雅增广而来。编撰者，是魏时的张揖，后来隋代的曹宪为之作音释，因避隋炀帝杨广的讳，改名为博雅，乃由于博广二字，声音虽然不同，但意思却是一样。广雅云云，见所引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按《说文解字》，是汉代许慎所撰，其中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注13：《通俗编》，是采集日用通俗成语编辑而成，共分为三十八个门类，材料极为丰富。

注14：《新论》一书，今已亡佚，此据文选李善注引。按《后汉书·桓谭传》：“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

注15：《论衡·骨相》篇。按王充，后汉人，因愤世嫉俗，乃作《论衡》，共有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其中对于文学理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后世誉为中国理论家之第一人。骨相篇，是王充根据历代传说，讨论古人如黄帝、尧舜、周公、孔子等的相貌后，再加以自己的见解以论之。

注16：文选李善注引蔡邕独断。按蔡邕，东汉人，博学，好辞章，尤工八分书，曾以奏定六经文字，自书册立太学门外，为后学咸所取定。著有独断、蔡中郎集。

注17：扬雄《法言·学行》篇。按法言，是仿效孔子的《论语》而作，纯为儒家之言。有晋李轨注，及宋代司马光的集注。

注18：《诗经·小雅都人士》篇。

注19：《论语·述而》篇。

注20：唐代魏徵撰。

注21：后晋刘昫（xu）等撰。

注22：清乾隆时纪晓岚等撰。盖在乾隆时，开设四库全书馆，由纪氏负责主持，公开征求天下书籍，加以整理和编纂，历十余年始成，共十六万八千余册，另撰提要。后以提要仍嫌卷帙浩繁，于是又撰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

注23：《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注24：《列异传》，是一本专记载鬼怪故事的书，见《太平广记》。

注25：此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及《梁书》，但依《隋书·经籍志》，则只有十卷。近人余嘉锡有《殷芸小说辑证》，可资参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在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也辑有一百三十二则。

注26：在甘肃敦煌所发现的唐代变文，有《秋胡小说》一种，宋人有《京本通俗小说》。

注27：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an）随笔》说：“（唐）裴鉶（xing）所著小说，多有奇异可以传示，故号奇。”又胡应麟的《庄岳委谈》，也曾提及。另外《陈后山诗话》：“范文正（仲淹）为《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尹师鲁讥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鉶所著小说名也。”足见在唐宋时，以传奇为不甚典雅的文体，以别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

注28：见胡应麟的《笔丛》卷三十六。胡应麟，字元瑞，明万历时举人，以后久不得第，便筑室隐居山中，藏书四万余卷。曾以所作诗谒大诗人王世贞，世贞大为赞赏，由是得名。著有《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与《续稿》、《笔丛》，并行于世。

注29：洪迈《容斋随笔》。

注30：见胡氏《笔丛》。范晔是《后汉书》的作者。李延寿曾撰南史、北史，有一百八十篇；又撰有（唐）太宗政典。

注31：唐人古文家而写传奇者，有韩愈、沈既济、沈亚之、陈鸿，以及诗人如元稹等。此外尚有牛僧孺、白行简等，都是在政治上也很有地位的人。

注32：《酉阳杂俎》，共二十卷，又有续集十卷。其中多诡诞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书名《酉阳杂俎》，是从梁元帝赋中的“访酉阳之逸典”句而来。按酉阳，即小酉山。《元和郡县志》“小酉山下有穴，中有书千卷。旧云秦人避地，隐学于此。”

注33：见《七修类稿》卷二十二。按《七修类稿》，共有五十一卷，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个门类。

注34：见罗烨的《醉翁谈录》。罗烨，宋人。另外有宋人金盈之所著《醉翁谈录》，是记载宋代金城中的风俗之书，与小说不相干。

注35：吴自牧的《梦梁录》。此书是在宋亡后，追记钱塘盛况而作，共有二十卷。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为同一性质的书。

注36：周晖《金陵琐事》。

注37：见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注38：见李氏《焚书》卷三。

注39：《袁中郎集》，觞政。

注40：杨定见，明天启、崇祯间人，曾编有一百二十回的《忠义水浒全书》。

注41：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注42：见《警世通言》序。

注43：东坡志林六记王彭论曹刘之泽云：“途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泉，令聚坐，听说古话。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跃畅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按此，则为讲说故事，并非看影戏，姚氏误。

注44：见姚元《竹叶亭杂记》。其实不仅武人如此，像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大学者，而他便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但此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中有之，别无根据，而王氏竟然不知。

注45：《初刻拍案惊奇》及《二刻拍案惊奇》。

注46：日本汉学大师盐谷温，尝称三言二拍为中国短篇小说的五大宝库。

注47：清人李渔，以水浒、三国、西游及金瓶梅为四大奇书。

注48：出于《喻世明言》者八篇，《警世通言》者八篇，《醒世恒言》者十一篇。出于初拍者七篇，二拍者两篇。其内容，有关春秋战国者三篇，汉代一篇，唐代六篇，五代一篇，宋代九篇，元代两篇，明代十八篇。

注49：施耐庵水浒传序三。

注50：见昭琏《啸亭续略》。

注51：廖燕《圣叹传》。

注52：见《广阳杂记》卷二。

注53：阿英《晚清文学丛抄》

注54：见《晚清文学丛抄·戏曲小说研究》卷。

注55：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注56：见《晚清文学丛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