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洪：中美两国救市措施的相同之处，就是都采取了“半个凯恩斯主义”，即在经济衰退时实行了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在经济高涨时并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不同之处就是在法律程序上的区别，中国的救市政策是行政部门也就是国务院决定的。严格来讲，这么巨大的政府支出，国务院是没有权力决定的。但是，中国的法律又没有规定国务院不能做这样的决策。救市政策既然没有通过人大审议，很多东西就非常模糊，资金投到哪，投给谁，都是不透明的。

美国的救市政策是通过议会决定的，在程序上相对透明，8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是受到国会议员监督的。这样，从经济刺激政策的效率来看，美国的效率会比中国更高，因为美国把钱用到了更有效率的地方。

《新财经》：美国的不良资产援助计划（TARP）使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度过了危机，如今，美国政府已经收回了被救助的花期银行的部分资金，并得到了一些股息。美国政府类似这样的救助措施，与中国的救助措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盛 洪：应该说区别很大，美国把大量资金注入到民营企业中，而且，注入的这些资金政府回收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永久性的。美国政府只是在非常时期伸出援手帮一把，等危机过后这些企业和机构就会把钱还给政府。这种偿还其实也不是强制性的，由于美国人比较坚信产权制度，坚信私有制，他们的理念和传统促使他们有积极性来偿还政府的资金。美国人非常清楚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不能成为永久性的行为。

但在中国，大量的钱涌进国企，尤其是央企。这种国有化是永久性的，与美国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中国的央企会变得越来越凶猛，因为它们除了不交租、不交利、少交税外，还获得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央企获得大量资金后，又没有去恰当的运用，甚至扰乱了搂市和股市。

《新财经》：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会率先复苏？深层次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得当还是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强大？还是其他原因？

盛 洪：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既不是中国救市措施得当，也不是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强大。是因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美国、欧洲、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80%~90%，中国只有50%，美国、欧洲、日本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完成了，而中国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会持续存在。中国每年的城市化率提高1.2%左右，这就意味着城市每年要增加2000万人口，这么多人进城，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相应的住宅和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这就需要数万亿的资金投入。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巨大投资需求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一旦出现危机，也就是需求不足，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投资需求，这样，经济就掉不下去。所谓政府的执行力，政府的救市措施，都是辅助性的。

 

《新财经》：我们知道，美国的很多政策是在限制政府的控制能力，即使这次对个别行业有一些救助行为（比如汽车），但也没有更多的介入。而中国的很多政策是在聚集政府的权力，比如“国进民退”潮流重现。这样下去，一段时间后，中美在经济上会出现怎样的不同效果？

盛 洪：“国进民退”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国进民退”就是使国有经济所占的社会资源比例增大，意味着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群体替代生产率较高的群体，从整个社会来讲，社会的生产率会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另外，“国进民退”会导致极大的不公，国有企业利用垄断权，利用所谓的特殊权利，不交租、不交利、少交税，并获得了大量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的收入高出社会平均水平的5~10倍。这么高的收入显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是利用的特权和垄断权。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这种不公带来的问题还有可能被缓和下来，大批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农民工，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还能得到一定的补偿。如果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矛盾就会凸显，甚至会带来动荡。应该说，如果“国进民退”继续下去的话，就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势头，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对于美国来说，由于对产权制度的坚守，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他们在进行政府干预的时候从来都是小心谨慎的，政府干预不能成为永久性干预，也不能破坏私有产权制度，不能破坏市场制度。当然，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美国造成的，美国也有其他问题。美国人热衷于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交易，美国政府也和中国政府类似，倾向于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美国是民主社会，总统是民众选出来的，老百姓也喜欢经济高涨，不喜欢经济衰退。所以，经济高涨的时候政府没有动力去紧缩，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一定有动力扩张，这也是美国的问题。但相对而言，美国比中国要好些。

《新财经》：目前来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复苏程度如何？

盛 洪：中国经济基本复苏了，但中国的问题不是衰退，而是扩张过度，未来很有可能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复苏迅速，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似乎只是一个扰动。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就经历了一个高通胀时期，金融危机使中国的贸易下滑，贸易顺差减少，这就化解了通胀压力。虽然现在经济复苏了，但又会很快面临着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通胀会带来新的经济衰退。因为会使物价迅速上涨，大量的投资会被错误的信号误导，导致大量的亏损，亏损的结果实际上是就是通缩。所以，现在看起来是经济复苏，但最可怕的是复苏之后带来的新问题。

美国相对来说比中国要缓和，但美国在经过了这次危机后，没有真正解决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问题，比如华尔街过度冒险的金融交易，不断推出高风险的金融产品，这些过于冒险的经营行为其实并没有受到惩罚。美国政府没有让那些大金融机构倒下，但恰恰是这些大金融机构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导致了大量的亏损。现在，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有的还拿着联邦政府的救助资金去发奖金，这是美国的问题。不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再次出现，应该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中国的问题马上就会显现。

《新财经》：既然说经济已经复苏了，就不得不提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问题，您认为中美两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会有什么不同？

盛 洪：美国的退出方式很简单，就是这些被救助的机构和企业恢复正常运转后，把联邦政府的救助资金归还给政府，钱还给政府了就等于救市政策退出了。中国实际上是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退出，比如银行的贷款额度要有限定，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控制银行发放贷款的规模。但是，由于中国的一些相关政府部门，一些央企，都比较喜欢膨胀的政策，所以，中国的政策退出不会太快。现在看，问题还不会太严重，中国确实还有没完成的城市化过程，这就使政策退出的脚步放慢变得相对合理。

 

《新财经》：由于金融危机发生后，两国的救市措施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的，没有太多的时间深思熟虑。现在回头看，这些救市措施有哪些失误的地方？

盛 洪：中国的巨大投资，没有非常透明的监督，投入的资金可能没有效率。另外，很多资金都投到了国有企业中，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可以通过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应付金融危机，这种改革其实应该包括扩大民营企业的进入领域。中国的很多领域都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如果开放的话，民营企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应该说，中国的救市措施是比较单调的，资源配置的产业也不太丰富，这应该不是太大的错误。最重要的是，没有借这次机会来发展民营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美国政府如果这次不让雷曼破产，就没有人能破产了，如果没有任何人为金融危机承担一点责任的话，就是大错。只是，美国政府去救助了那些“大得不能倒”的大企业，比如像AIG这样的公司，它是为很多衍生工具做保险的，所以，AIG不能倒。当然，美国也有失误，它的失误是处理危机过于匆忙，在为这些大公司注入资金的时候，没有仔细去考虑怎么接管公司治理，使大量的联邦资金注入公司后被迅速变成了奖金，这些资金现在也追不回来了，这就是美国的问题。实际上，联邦政府既然是在援救他们，就有权利介入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去，也应该事先来把握这些资金的应用。虽然后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拟对这些奖金征收重税，但后来对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