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到明朝，一方面仍然继承着历代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他方面又开始步入了另一个新的里程。就那时的民歌而言，真是空前的繁荣。据沈德符说：

嘉、隆间（一五二二——一五六七），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后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沈德符《野获编》）

由此可以想象到明代民歌曲调之多、影响之深，以及传布之广，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文学作品。

本来明代的文坛，完全为拟古主义的风气所笼罩，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激励攀龙、王士祯等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为一般士子学习诗文的金科玉律，同时，使当代谈论文学的人，在心目中便以李、何、李、王为他们所崇拜的四大偶像。但这种风气到了晚明，由于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所领导的公安派起来，以反复古主义为号召，他们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为文学的准则。所谓“独抒性灵”，就是说文学以抒写个人的情感为主，它是言志的，而非载道的；是言之有物的，而不是无病呻吟的。所谓“不拘格套”，就是要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自由精神，不要斤斤拘泥于古代的格调、格律，以免伤害了作者原有的个性。因此，对民间文学，他们颇为重视，例如袁宏道就这样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枣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叙小修诗》）他又说：“今人所唱银纽丝、挂枝儿之类，可一字相袭不？”（袁宏道《与江进之书》）另外，冯梦龙说：“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冯梦龙《叙山歌》）李开先在评论明代的民歌时说：“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诗婉曲，自非今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李开先《一笑散》）以上那些人的观点，很显然的是与当时文坛上的拟古派，站在敌对的立场；一些有眼光的文人，就在这种观点下，开始注意到民间文学的功用，他们企图从生机勃勃的民歌中，吸取新的营养，以振兴当时的文坛。王骥德就曾颂扬说：“盖北之打枣竿，与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侠，或闺阃之秀，以无意得之，犹诗中郑卫诸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王骥德《曲律》）由此可见明代民歌，是如何地受人重视了。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明代民歌集，最早是成化年间金台鲁氏刻印的《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和《新编寡妇烈女词曲》四种；所用的曲调，都是《驻云飞》。以后接着有冯梦龙编辑的《挂枝儿》和《山歌》，另外还有在一些曲选和杂书中收录的民歌，如《玉谷调簧》、《词林一枝》、《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和《风月锦囊》等。

明代民歌之所以繁荣，主要是因为旧体诗在明代已接近尾声，就连散曲，也日益追求形式和格律，走上典雅工丽一途，渐渐丧失了活泼的生机，而民歌则是以崭新的面貌、充沛的内容，以及通俗新鲜的形式，出现于文坛之上。卓珂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陈鸿绪《寒夜录引》）明代的诗词，就一般而言，大都寥落不堪，丧失了表现能力，代之而起的，必然是那些富有生命力的民歌。

由于明代的民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使当时的士大夫们“骇叹”不已，因之煽起了向民歌学习的热潮，在这方面著名的作家有刘效祖、薛论道、陈铎、金銮、赵南星、沈仕、梁辰鱼、王骥德、施绍莘、冯梦龙诸人。

二、内容

明代民间文学的内容，就题材来说，大约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歌谣，二是吐露少男少女心声下小曲，三是讲唱历史故事的词话。

1，歌谣

明代是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尤其在中叶以后，从英宗到武宗时期（一四三六——一五零六），政权落入宦官之手，局势更加紊乱，例如在宪宗成化时（一四六五——一四八六），宦官汪直专政，遂使当时的人，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正德时（一五零六——一五零八）宦官刘瑾的气焰更大，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是朱皇帝，一个是刘皇帝。这些宦官，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阴狠毒辣，手段高强，一方面在全国各地，遍布特务，实行恐怖的政策而杀戮异己，一方面公开地兼并土地，贪污受贿，进行惊人的聚敛剥削，“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乡居者，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赵翼《廿二史札记》）又如《明季北略》说：“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心腹，宦官皆龁（he）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扎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见《明季北略》卷二十）所谓朝廷的“心腹”和“耳目”，事实上都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吸血鬼。李开先在《一笑散》中，记录了下面一首称为《醉太平》的小曲：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此曲深刻而又滑稽地暴露了那些人贪得无厌的本质，勾画出了一副压榨民众血汗的“老先生”疯狂可憎的面貌，同时也说明了他在“无中觅有”的种种怪现象，在语言上运用了巧妙的比喻，一句比一句有力，于冷嘲热讽中，蕴藏着十分沉痛的控诉，与宋人小说中形容的张员外，是同一类型：

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与此同一格调的曲子，文人们写作者，为薛论道的《水仙子·愤世》：

翻云覆雨太炎凉。博利逐明恶战场。是非海边波千丈。笑藏着剑与枪。假慈悲论说短长。一个个蛇吞象。一个个兔赶獐。一个个卖狗悬羊。

又如冯梦龙的《清江引·八不用》：

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推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

以上两支曲，描写贪官污吏的丑态，惟妙惟肖，他们以“翻云覆雨”、“博名逐利”、“蛇吞象”、“兔赶獐”、“卖狗悬羊”为能事。又如下面的一曲：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杀。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见《豆棚闲话》第十一则）

这首民歌，由于传播的时间久，地区广，所以很难说它是产生在某时某地，因此，有时把它看作是清朝的作品。其意义，与《窦娥冤》中的《滚绣球》有点相似：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从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

写社会上不平的曲子很多，有的直说，有的侧写，有的作比，有的影射，例如下面的《寨儿令·咏暑夜》：

二鼓过。战睡魔。翻来覆去没奈何。狗蚤来箩。壁虱成窝。蚊子似筛锣。两只手如切如磋。两只脚如琢如磨。浑身上下都咬破。一双眼几会合。哥！谁说道安乐值钱多？（见李开先《一笑散》）

作者通过生活的一个侧面，真切而有力地说明了老百姓生活的痛苦。那些压榨人民血汗的官员，就像狗蚤、壁虱、蚊子一样的令人可厌。又如《富春谣》：

富阳江之鱼，富阳江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见谈迁《枣林杂俎》）

富阳江，即富春江，是历史上有名的胜地，汉光武的朋友严子陵，就曾在富阳江钓过鱼。在浙江杭县以南，是一个著名的鱼米之乡。可是明代的富农，不仅以高额的租税，盘剥贫农，更用残酷的手段，迫使其服劳役，同时还进行各式各样的高压手段，使鱼肥茶香的富阳江，反使农民们破家、卖子，再一经过官府的拷掠，简直什么也没有了。这是一首类似“丰收成灾”的歌谣。农田丰收时，尚且如此，到了真正的天然灾害降临，那就更悲惨了。如云：

米价高，食夭桃。（见《古今风谣拾遗：粤谣》）

根据《古今风谣》对这个民谣的注解，谓“夭桃大如木瓜，凡渡海者，食之不呕浪，年荒乃多结实。”这个荒年，发生在南方，但在北方，也是一样，而且更惨，例如在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四月二十六日，陕西延安府，安塞县人马懋才上书，陈述其家乡发生自然灾害时的景况道：

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见《明季北略》）

像这样怵目惊心的惨状，真是一子一泪，不忍卒读，大有“人间何世”之叹！

除了自然灾害外，人为的灾害 ，也非常令人可怕，那些视人命如草菅的地方官，残暴成性，胡作妄为，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如云：

一案牵十起。一案飞千里。贫民供鞭箠，富有吸骨髓。

又如：

    票上一点墨，民间千点血。（见《古今风谣拾遗》）

那些好作威作福的酷吏，是社会上的公害，多少善良的人，在他们的迫害下，家破人亡，例如：

江西有一哲。六月飞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无休歇。（见《明诗综》）

“一哲”之“哲”，是指弘治中吴江巡按王哲，他是一个有名的酷吏。又如：

马倒不用喂，鼓破不用张。（《郭氏六语：天顺丁丑童谣》）

“鼓”即“谷”，指谷大用，燕京之音，呼“谷”为“鼓”。正德中，宦官谷大用、马永成、张永、魏彤四人，专权害政，所以老百姓便以同音字影射——咒骂他们。又如：

山有虎。邑有胡。无捋其须。（见《古今风谣》）

“胡”，是指当时顺德邑的地方官“胡有信”，他为人刻薄寡恩，使民畏之如虎，不敢轻易与他接近。本来，明末的政治，非常腐败，贿赂贪污之风横行，只要有钱，就可做官，弄得朝廷中尽是些憃材、散官，缺乏干员，这里有一节谈做官的价钱：“武英殿中书，一千二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布政司衔名，五百两，按察司，四百六十两。”（见《弘光元年工部新刊事例》）命名标出做官的价钱。可见国家制度，成何体统？政治自然就混乱不堪了。老百姓，自然要对他们加以嘲笑：

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宰相只要钱，天子但呷酒。（见《枣林杂俎》）

另外在《古今风谣拾遗》、《明代会纂》、《古谣谚》和《明季北略》等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2，小曲

明代小曲，风趣横生，天真活泼，是当代少男少女的心声。在冯梦龙所辑的山歌里，共有三百余首，每一首都是有关男女爱情的描写，而且大多数是以抒情女主人公的姿态出现，例如描写一个女子在山脚下等待和情人幽会时的歌：

约郎约到月上时，看看等到月锉西。不知奴处山低月出早，还是郎处月山高月上迟。（《山歌：月上》）

就这样短短的几句，把一个农村姑娘淳朴、天真的性格，刻画得很生动。她等人等不到，毫不怨恨对方，只是怀疑山低山高而误了时间，可谓浑厚之至！另外一首《罗江怨》，却与此相反，不再是自怨自叹，而是破口大骂了：

纱窗外，月影斜。奴害相思为着他。叫我如何丢得丢得下。终日里默默咨嗟。不由人泪珠如麻。双手指定名儿骂。骂几句薄幸冤家。骂几句短命天杀。因何把我抛撇抛撇下。急听得宿鸟归巢，一对对唧唧喳喳。教奴孤灯独守，心惊心惊怕。

我们再在下面举出几首类似这样的抒情小曲：

隔花阴，远远望见个人来到。穿的衣，行的步，委实苗条。与冤家模样儿生得一般俏。巴不得到跟前，忙把衫袖儿招。粉脸儿通红，羞也姐姐，你把人儿认错了。（《精选劈破玉歌：错认》）

相思病渐多。牵牛又渡河。彩楼乞巧陈瓜果。但愿得人间天上两团和。恼杀嫦娥。他们此夜年年过。床空怎奈何？衾空怎奈何？广寒孤零谁怜我！广寒孤零谁怜我！硬把牙儿挫。秋来夜正长，教我如何过？几番家，几番家压不住心头火。（《风月锦囊：楚江秋带清江引：七夕离忧》）

我做的梦儿倒也做得好笑。梦儿中梦见你与别人调。醒来时依旧在我怀中抱。也是我心儿里丢不下，待与你抱紧了睡一睡觉。只莫要醒时在我身边也，梦儿里又去了。（《挂枝儿：说梦》）

正二更，做一梦团圆得有兴。千般恩、万般爱搂抱着亲亲。猛然间惊醒了，叫我神魂不定。梦中的人儿不见了，我还向梦中去寻。嘱咐我梦中的人儿也，在梦儿中等一等。（（《挂枝儿：等》）

这种小曲的好处，是清新可爱，言人之所不敢言，尤其在最后一句，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曲分外生色；但其缺点是意境不高，说来说去，离不了情呀、爱呀的字眼，偶尔读一两支还可以，倘读得多了，便觉单调乏味，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另外再看送别的小曲：

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的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挂枝儿：送别》）

这类活泼新鲜的小曲，袁中郎称之为“必传”，卓珂月目之为明代的“一绝“，的确如此，是唐诗、宋词没有的境界，把青年男女真挚、痴心的情感，跃然纸上。可是一旦这种美好的愿望或短暂的爱情，受到外力的阻挠、破坏或挫折时，他们立即变得勇敢坚强，为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努力奋斗，毫不假借，如：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精选劈破玉歌：分离》）

相思病渐加，淹缠都为他。一年害得春连夏。到如今秋来症候转酥麻。短命冤家。几番叫着名儿骂。拈香也是差，盟山也是差。负心不道干休罢。负心不道干休罢。这病叫人怕。假若害杀奴，扯住郎一把。咱两个，咱两个鬼门关同去耍。（《风月锦囊：楚江情带清江引：三秋别恨》）

这种为了爱情而坚贞不屈的声音，一直在明代社会里激荡着，流传着，有它自己的光辉和生命力，并不仅是“写淫媟（xie）情态，略具抑扬而已”的了。（引沈德符语）

明代民歌的另一个特点，是突出地反映了市民意识，明白地、大胆地表现了他们的情感和愿望；有的为了争取婚姻自主，有的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如：

姐儿梳个头来漆碗能介光。猛人头里脚撩郎。当初只道郎偷姐，如今新泛世界姐偷郎。（《山歌：偷》）

曲中“如今新泛世界姐偷郎”，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女性大解放，又如：

富贵荣华。奴奴身躯错配他。有色金银价。惹的傍人骂。嗏！红粉牡丹花。绿叶青枝严霜打。便做僧尼不嫁他。（《山歌：驻云飞》）

曲中的女主人公，不受“富贵荣华”的利诱，不做“金银”的奴隶，宁可做“僧尼”而不肯随便嫁人，意志是多么的坚强！在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过程中，妇女们所受的苦难最多，压迫最深，歧视最重，我们从下面的一首寡妇的悲歌，可以了解一二：

万苦千辛结识了个郎。我郎君命短见阎王。爹娘面前弗敢带重孝，短短头梳袖里藏。袖里藏。袖里藏。再来检妆。里面摆祠堂。几遍梳头几遍哭，只见祠堂不见郎。（《山歌：摆祠堂》）

又如：

弗见了情人心里酸。用心模拟一般般。闭了眼镜望空亲个嘴，接连叫句俏心肝。（《山歌：模拟》）

正因为女性如此不自由，她们防范被别人阻挠的方法，也就花样百出：

姐道我郎呀！若半夜来时莫要捉个后门敲。只好捉我场上鸡来拔只毛。假做只黄鼠狼偷鸡引得角角哩叫，好教我穿上单裙出来赶野猫。（《山歌：半夜》）

她们还进一步的态度更加强硬，作风更加大胆：

乞娘打子好心焦。写封情书寄在我郎标。有舍徙流、迁配、碎剐、凌迟，天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再来遭。（《醉月子：吴歌：甘认》）

结识私情勿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斩钉断铁我偷郎。（《山歌：偷》）

由于她们的这种大胆结识私情，不怕“徙流、迁配、碎剐、凌迟”的坚强态度，可知明代妇女的形象，不再是软弱的作为男子的附庸，而是有着自己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她们敢于恨其所当恨，爱其所当爱，一点也不掩饰。又如：

郎有心。姐有心。那怕人多屋又深。人多那有千只眼，屋多那有万重门。（《山歌：有心》）

人言不足畏，门多不足惧，只求男女双方有真情真意，就没有其他的顾虑了，中和“目连救母”戏里的和尚下山一出中，和尚和尼姑赵色空所唱的菩提一曲，是大同小异的，菩提云：

男有心来女有心。那怕山高水又深。约定在夕阳西下会，有情人对有情人。（《劝善记：和尚下山》）

女子如此，男人也是一样，喜欢过自由浪漫的生活：

别人笑我无老婆。你弗得知我破饭箩淘米外头多。好像深山里野鸡随路宿，老鸦乌无巢倒有窝。（《山歌：无老婆》）

冯梦龙的《山歌》，全书共收三百四十五首，较全部《诗经》还多，最短的是七言四句，最长的是烧香娘娘，有一千四百多字。一共有十卷，前九卷全是吴语，仅只有最后一卷，名《桐城时兴歌》，是用官话写成。由此看来，山歌也可以说是用吴语写成的乡土文学了。

明代民歌中，有些是反映青年女子为爱情而遭受到的失恋和苦痛，满纸离情别绪，语调低沉而又抑郁，例如成化年间刻印的《十二月赛驻云飞》、《四季五更驻云飞》、《寡妇烈女诗曲》，以及明万历年间刻印的《急催玉歌》、《辟破玉歌》等，兹引录二例如下：

青山在，绿水在，冤家不在。风常来，雨常来，情书不来。灾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在，花开闷未开。倚定着门儿，手托着腮儿，我想我的人儿，泪珠儿滴满了东洋海，东洋海。（《急催玉歌：青山在绿水在》）

五更鸡叫得我心撩乱。愁只愁郎去后身上衣单。汗衫加在郎身上，手帕围着头，嘱咐俏心肝。一路上风霜，一路上风霜，乖！你把袖儿遮遮脸。你把袖儿遮遮脸。（《劈破玉歌：五更鸡叫得我心撩乱》）

这类题材很窄狭，内容也极空泛，缺乏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意义，但站在研究民间文学的立场看，仍不失为好的作品。另有母女斗嘴的一篇，写得非常生动而富有机趣，是民歌中的上乘之作！

（娘骂女）：小贱人生得自轻自贱。娘叫你怎的不在眼前？缘何吓得筛糠战？因甚的红了脸？因甚的吊了簪？为甚的缘由？为甚的缘由？儿！揉乱了青丝纂？

（女回娘）：告娘亲，非是我自轻自贱。娘叫我一时间不在眼前。因此上走将来吓得心惊战。搽胭脂红了脸。耍秋千吊了簪。墙角上攀花，墙角上攀花，娘！挂乱了青丝纂。

（娘复骂）：小贱人休得胡争辩。为娘的幼年间比你更会转弯。你被情人扯住心惊战。为害羞红了脸。做表记丢了簪。云雨偷情，云雨偷情，儿！弄乱了青丝纂。

(女自招)：小女儿非敢相争辩。告娘亲恕孩儿实不相瞒。俏哥哥扯住吓得心惊战。吃交杯红了脸。俏冤家抢去簪。一阵昏迷，一阵昏迷，娘！我也顾不得青丝簪。（见《玉谷调簧》）

像这样生动的对话，把母女问答的情况，表现得恰如其分，她那经验老到的母亲，以过来人的心情，一步步的穷追紧逼，终于把女儿的一段私情，显露出来。如此的如此的题目，如此的描写手法，绝不是文人可以传达出来的。我们一面读它，一面就好像看到母女二人争辩的影子。因此在民歌里，得到极高的评价，是诗经国风中所没有的。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特点，是内容比较大胆、泼辣，显得非常突出。如果说南北朝民歌中已有对于爱情坦率的描写，那么在千年后的明代民歌中，尤为明显，尤为直爽，甚至还表现得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

提起你的势，笑掉我的牙。你就是刘瑾、江彬，也要柳叶儿刮，柳叶儿刮。你又不曾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的哥哟！你休当玩当耍。如今的时年，是个人也有两句话。你便会行船，我便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的文章，弥勒佛也当下领袈裟。（《南宫词记：锁南枝》）

它把西天古佛不放在眼里，把孔老夫子也不在话下，又把一代权贵如刘瑾、江彬之流，敢用柳叶刀去杀、去刮，如此说来，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在另一方面，有些民歌，也颇富于细致的描写和含蓄的风格，把南朝以来民歌中清丽婉约的特征，仍然保存着，例如：

对妆台忽然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自从别了你，日日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多似雨。（《挂枝儿：喷嚏》）

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看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桐城时兴歌：素帕》）

以细致含蓄的手法，表达出作者优美动人的情操，较无病呻吟的那些诗歌，自然要高明得多！

明代的民歌，还有很多是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高度的想象力，使作品本身显得突出而有味，往往通过比喻、象征、烘托、夸张、谐音和双关等表现手法，把青年男女的心声，山东地描绘出来，例如：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将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南宫词记：锁南枝：捏泥人》）

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大胆的思考力，令人非常感动，把心底热烈的爱情，像火山爆发后的岩浆似的，直喷入对方的心扉。又如：

五更鸡叫得我心慌撩乱。枕儿边说几句离别言。一声声只怨着青天蓝。你做闰年并闰月，何不闰了一更天，日儿里能长也，夜儿里这么样短。（《挂枝儿：鸡》）

曲中抱怨青天蓝的话：“你做闰年并闰月，何不闰了一更天？”似乎问得有点幼稚，但其精彩处，就在这一方面，犹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中最后几句：“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这种明知故问的手法，在幼稚的后面，却暗藏着无限的野趣，不仅拥有民间文学中朴素、简练的特点，而且还在语言的运用上，生动、精确，像《夺泥燕口》一曲的作者，用夺、削、刮、寻、劈、刳（ku）六个字，来形容剥削者的贪得无厌，每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力量。凌濛初曾说：“今之时行曲，求一语如唱本山坡羊、刮地风、打枣竿、吴歌等中一妙句，所必无也。”这是非常正确的看法。不但如此，同时还把双关语，很巧妙地安排在句中，如：

情郎一去两三春，昨日书来约到今日上我个门。将刀劈破陈桃核，霎时间要见旧时仁。（《山歌：旧人》）

把一个女子霎时间就要见到情人（仁）的快乐、激动的心情，刻画得逼真无比。从此中国民歌的水平，已达到了一个高度创新的阶段，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上，占有着光辉的一页。

3，词话

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人，一向对元明两代的词话，语焉不详，近人叶德钧的《宋元明讲唱文学》一书，说到元代的词话时，只能间接地从元人杂剧中寻找资料，至于说到明代的词话，也仅只有一种短篇和两种长篇。叶氏所指的一种短篇，指的是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快嘴李翠莲记》，两种长篇指的是杨慎二十一史弹词和儋圃主人的《大唐秦王词话》，（曾永义：《明成化说唱词话十六种》，中外文学，第八卷，第五期）再就没有了。

可是在一九六七年，江苏嘉定县宣氏妇人墓中，发现了明代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七）间所刻的说唱词话及传奇刻本，共有十七篇，它的名目是：

1，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

2，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

3，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

4，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

5，            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

6，            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

7，            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

8，            新刊全相包龙图陈州粜米记

9，            新刊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

10，        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歪乌盆传

11，        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

12，        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上下二卷）

13，        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

14，        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上卷）

全相说唱包龙图断赵皇亲孙文仪公案传（下卷）

15，        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

16，        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上下二卷）

17，        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

以上十七种词话，事实上只有十六种，因为最后一种《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是戏曲而非词话，是我国现存传奇之最早刻本，为研究南戏及早期传奇之重要资料。（参看赵景深：《成化本南戏白兔记的新发现》一文，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手稿。另外，赵氏还有一篇《上海嘉定县出土明刊说唱词话》，见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刊行的《文物》一书中。）其他十六种，属于三国故事的，有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这四种词话，为探讨早期说唱文学与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之最好参考资料，尤其花关索资料，在目前所常见的戏曲和小说中，很少提到，尤为珍贵。

大意是说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义后，并于姜子牙庙中杀白马、牢乌牛、告祭天地，以同心同力，共谋恢复汉室为宗旨。可是刘备道：“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哥哥的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于是关张二人，互杀老小，追随刘备。当张飞杀了关家一十八口后，又要杀关公的长子关平，关平苦苦哀求，张飞不忍下手，于是带在身边。关公妻胡金定，身正怀孕，在暗中逃入娘家。后生一子，七岁时，因看花灯而走失，为索员外所收留，因名关索。以后又从花岳先生学道，遂改名花关索。他有一天为师父花岳先生往山中取清凉泉水，忽听到一声巨响，原来是一块大石爆裂，石头的裂缝处，有水喷出，花关索就把水盛在盂中，没有想到盂内有九条小龙浮在水面，再仔细一看，却不见了。他于是就把此水，先喝了下去，另外再盛一盂，拿给师父。自从他喝下了那盆水后，渐渐地力大无比，武功亦随之高强，先后收服草寇多人。以后，奉师命下山探亲，到了索员外家，索员外又引他拜见了外公和生母胡金定，始知他是汉朝大将关云长之次子。不久，花关索带着母亲赴西川认父，临行时，外公取出家藏兵器九般红棉套索一条，花斑竹一根，竹中并藏有黄龙枪。沿途并收伏十二大将，与他结为兄弟，共赴西川。又经过鲍家庄，鲍家庄有鲍三娘，武功盖世，也为花关索所打败，并纳为妻室。但鲍三娘已许配桃华寨太子廉康为妻。廉康太子闻讯，领兵前来取亲，与花关索战，不胜，逃奔上山。又经卢塘寨，寨主为二女将王桃和王悦，是王令公女，都败在花关索手下，被花纳为侧室，也一同前往西川。

花关索未到西川时，关云长曾做了一个梦，梦见皇宫殿前金柱，顶上分为两半，皇后所用的穿衣镜，也破为两半。继又梦到他牵马在丹池前去饮水，一池水即时干了；池边一树花开，他正要伸手去折一朵时，花也全谢了。关公因此迟疑良久，不知主何吉凶，遂请军师庞统出来询问，庞统言：

顶破柱根随，

穿衣镜破两分离。

池里水干难饮水；

一树花开张果迟。

并解说道，此梦主兄弟三人，在日午时，一人有灾。关公放心不下，又请来诸葛亮询问，亮言：

顶破柱随跟，

穿衣镜破两分明。

池里水干好走马，

见花落时结果成。

并解说道，此梦主兄弟三人，今日午时，要添一人。关公闻此，大惑不解，庞统言要损一人，诸葛言要添一人，不知以何人所言为是。正在此时，花关索和他的母亲胡金定已到西川，途中遇到正在追赶逃将姚宾的张飞，飞于是领关索等人与关公相见。公大喜，即刻又领关索拜见刘备。此后，关索就成为刘备手下一员猛将，凡西蜀与曹操或东吴之间的战役，都少不了关索的参与；索曾杀过吕高，扭断过张琳的头，打退过曹操，同时与父王关羽共守过荆州。后来，鬼头王志率领十万人马，围攻阆州。那时，刘先主、诸葛亮、以及张飞等，都在阆州，无计可施，先主便修书向关公父子求救，由姜维送去。关公见了书信，即刻令关平、关索起兵，往阆州救援。关索出战，捉住了王志部将吕凯，凯于是投降，遂改名关三凯，收为云长的第三子。关索接着又打败了王志，志亦降关，改名关志，又为云长第四子。从此关家父子五人，同心合力，辅佐刘备。关索先入西川，路遇强人周霸，周霸有火须刀，天下无敌，刀头火光炎炎，甚为逼人，关索用冷风珠破他，终于获胜。到了西川，有周仓把守成都，关索等不得进入；姜维与周仓战，维不敌，打败而回。关索随即出马，与周仓搏斗了数回合，终于制服周仓，仓请饶命，自愿追随云长。刘备、诸葛亮等人，皆大欢喜，于是刘备封关羽为荆州王，张飞为阆中王。

关公等，既到荆州，刘备义子刘封，前来拜见关公，公设筵款待。在酒席间，关索与刘封因细故争吵，关公令关平押解二人到刘备处请罪，刘备便把关索贬往云南，把刘封贬到阴山。自关索、关志、关三凯，一同去云南后，孙权派军师吕蒙向关公为子求亲，关公道，我只有一女，不能远嫁东吴。孙权闻讯，以为关公看不起他，便命陆逊领兵攻打荆州，荆州被围，关公差人带书往西川刘备处求援，路过阴山，为刘封抓到杀了，为的是报被贬阴山之仇。关公一连发了十三道求救信，均被刘封阻住。关公无计可施，又派关平去。平去不久，荆州即陷落。关公与周仓逃走，到了玉泉山下，人困马乏，又无食物充饥。关公肚饿难挨，要周仓设法，周仓亦无法可想，只好把自己的左腿肉割下，用火烧了送关公吃。公吃后不久，又想要吃，仓无奈，再把右腿上的肉割下，周仓便因此虚脱而死。关公久等周仓不至，始知仓已亡，他的赤兔马也拖着青龙偃月刀，沉入河水中了；关公不久也就饿毙。另外，看守阆中的张飞，因得罪了手下的人张达，达怀恨在心，乘他酒醉时，一刀刺死了。关张二人死后，阴魂不散，同去西蜀，向先主托梦。这一段故事，与元人关汉卿的《关张双赴西蜀梦》有点近似。先主在梦中得知关张已逝，乃大哭而醒。第二日，关平、张益，各报关张死讯，同时亦得悉关公求救书信，为刘封拦阻等情。刘备与诸葛亮商议，诳说要托大事，宣刘封进京，于是把他杀了。

关索到云南后，因水土不服而染大病，几乎快要死了，姜维曾为之到处访求良医，最后来了一位道士，为索治病。索抬头一看，这位道士，不是别人，正是分别十八年的师父花岳先生，特地前来救他的。关索病刚好，花岳先生就忽然不见了。接着听到关公、张飞已死的消息。索震惊不已，决定要远征东吴，以报父仇，鲍三娘及王桃、王悦二女将，也追随左右。关索于是领兵出征，陆逊、颜昭与之对抗，均不敌。东吴军师吕蒙命曾霄再战，关索终于打死曾霄，并活捉了吕蒙，杀了糜竺、糜芳，囚陆逊于车内。最后还把吕蒙和陆逊，凌迟刮死。

关索虽然为父报了大仇，但刘备以手足情深，每日哭泣，终于一病不起，临终时，宣诸葛亮进宫，托以大事。刘备既逝，诸葛亮也就无心问世，坚持要回卧龙岗去，关索强留，仍无效果。关索看看死的死，走的走，大势已去，没有多久，也就一命呜呼。此后，鲍三娘和王桃、王悦，仍各自回到她们原来的寨上去，关志去了阆州，关凯去了巴州，其他的十二兵将，也都相继星散。

以上是有关花关索传的全部大意，因为有好些地方，与《三国演义》迥然不同，所以我特别加以介绍。按关索事迹，在《水浒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杨林正行到一个大街，只见远远地一派鼓声，迎将一个人来，戴宗、杨林，立在街上看时，前面两个小牢子，一个驮着许多礼物花红，一个捧着若干缎子彩绘之物。后面青罗伞下罩着一个押狱刽子，那人好一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髭髯。那人祖贯是河南人氏，姓杨名雄，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因为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见《水浒传》，第四十三回）

这个“病关索杨雄”的诨号，显然是由于关索而来，可知关索的故事，早已流传于世。清代平步青曾经写过《花关索王桃王悦鲍三娘》一文（见《小栖霞说稗（bai）》，曾收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九册，一九一——一九二页，又见平步青的霞外o屑卷九，六五二页），近人，王古鲁的小说《琐记》，（见《艺文》杂志一卷六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刊行），也详细叙述了联辉原刊本《三国演义》中记载关索的部分，足见这位久已被人遗忘了的古代英雄，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除了王古鲁而外，《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都曾出现过关索的名字，但都语焉不详。《三国志平话》，在卷中说到诸葛要征南蛮时，关索曾引三万军出战，诈败而回；《三国演义》中，分别在第八十七回、八十八回和八十九回，记述了关索在孔明七擒孟获时所参加的各种战役。更早在宋代范公偁的《过庭录》，岳珂的《金陀粹编》，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旧事》，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以及《三朝北盟会编》等，都有零星的记载。还有清代陈鼎的《黔游记》、明成胡宝的《汉关将军庙碑》、《大清一统志》、《永昌府志》、《安顺府志》、《大定府志》、《方舆纪要》和赵翼的《瓯北诗钞》等，更是记述了许多有关关索的遗迹。至于以关索为题而从事研究者有周绍良的《关索考》，汪庆正的《记文学戏曲和版本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日本尾上兼英的《成化说唱词话试论》、谭正璧和谭寻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述考》，以及我本人的《花关索传说考》等。

至于包公故事八种中，见于明清龙图公案者有《师官受》（即《黄菜叶》）、《乌盆传》（即《乌盆子》）、《曹国舅》（即《桑林镇》）等四种。另外，《陈州粜米》一种，见元代无名氏的《陈州粜米杂剧》。其他《石驸马传》，与？《五代史平话》，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薛仁贵故事》，值得与《隋唐演义》和《征东全传》对看。《莺哥孝义》，是借禽兽犹能懂得孝义而讽刺人心的不古，与唐代变文中的《燕子赋》，有异曲同工之妙。《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是从古代的二十四孝，说到开氏一家十七个兄弟的孝义行为，而开宗义本人，也因孝义而活了二百八十岁，最好全家大小共一千三百口，都升天而去，开公做了弥勒佛，众儿孙成为善财童子云。《石驸马传》，是叙述后唐天子的妹妹木樨公主与嫂嫂张皇后因争座位的高低而互不相让，皇后便把公主囚禁起来，惹怒驸马石敬塘，率领部将刘知远攻打东京，终于杀了皇后，接着把后唐的朝廷也推翻掉，遂改为后晋等情事。

这些唱本的发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上的词话形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中国的说唱文学，原有乐曲系和诗赞系之分。诗赞系，自晚唐以后，普遍流行，宋元时，以“陶真”为主；元明时，则以“词话”为主。然后，再由词话，演变为弹词和鼓词。现在成化年间刻成的这个说唱词话，是迄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诗赞系刻本，其价值之可贵，便不言而喻了。

最后，我在这里，再附带介绍一下明代伟大的民间文学开创者冯梦龙。他对于我国民间文学的提倡和看法，与清代的金圣叹有点相似。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是与当时有识之士的提倡和他们辛勤的搜集、整理是有很大的关系。以前关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是由皇室设立乐府，专门负责办理，他们的目的，除了“察视民情”外，还可作为娱乐的工具。但是在明代，以个人之力搜集及编纂歌谣专集者，只有冯梦龙一人。

他字犹龙，又字耳犹，或云子犹；另外还有姑苏词奴、顾曲散人、茂苑野史、墨憨子、龙子犹、木铎老人（？）等，可能都是他的别号。他生于一五七五年，卒于一六四六年，共活了七十二岁。他是江苏吴县人，崇祯时的岁贡生。明末，在福王朱由崧统治下的南京，做过寿宁知县，曾上疏痛陈当时国家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贫困。后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登位时，他曾刊印过抗敌的小册子，散发各地，对反清复明，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又编辑了甲申纪事，可惜的明亡不久，接着也就殉难了。

冯氏对民间文学，不仅爱好，而且大力搜集、整理和研究，甚至也不断地创作，举凡戏曲、小说、民歌、散曲和通俗小品等，都有他留下的成绩。例如他删改和整理了《新灌园》、《女丈夫》、《酒家佣》、《楚江情》、《量江记》、《梦磊记》、《精忠旗》、《洒雪堂》、《风流梦》、《邯郸记》、《人兽关》、《永团圆》、《杀狗记》等十三个剧本；自己又创作了《双雄记》和《万事足》。他还搜集过由宋到明的短篇小说，编成《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三书；增补过长篇小说《平妖传》，也改作过《新列国志》；采集过各地民歌，编成为童痴一弄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的山歌；编辑过散曲集《太霞新奏》；而且自己也写过散曲集《宛转歌》；此外，他还编纂过《古今谭概》、《情史》和《笑府》等。他的诗集有《七乐斋稿》，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说它“善为启韵之辞，间入打油之调，不得为诗家。”可见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也深受民间文学的感染，被守旧文人看做是“打油之调”的。他对民间文学的工作，极为热心，据沈德符说：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皆抄挈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野获编》）

由于他能认识小说的价值， 所以才如此热爱，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他自己的工作。他对民间文学的看法，我们可以在他署名缘天馆主人写的《叙山歌》中，找到答案，他说：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姸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之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材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儿调，而次及山歌。

他的这一些见解，也正是晚明新文学运动中浪漫精神的表现；因为文学的可贵，贵在能够表现出真感情。山歌不得列于诗坛，不入士大夫之口，故其情愈切文愈真，毫无隐讳之必要；而诗文要强登大雅，势必有种种的顾虑而失去真情。山歌既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于弄假；不弄假，便能存真，这正是山歌的可贵之处！所以他曾说：“北之粉红莲，南之挂枝词，其佳者语多真至，政自难得。彼以腐套填塞为词，视此何如？”（见《太霞新奏》：《评秦复庵散曲语》）《粉红莲》和《挂枝词》，既以语多真至，当然极为动人，且看下面的故事：

初梦龙在江南撰此曲（挂枝儿）与叶子新斗谱，浮荡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其师熊公廷弼在告，遂泛舟江西，求解于公。公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曲，曾携一二册惠老夫否？”冯踧(cu)踖(ji)不置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公颔之。既而以枯鱼焦腐见饷。后授一书曰：“便道为我致故人某。”另以冬瓜为赠，终不提求援事。冯泱泱而去；及归，始闻熊飞书当道，被讦事已释。复怜其行囊贫乏，假诸途，济以三百金。（见罗锦堂《中国散曲史》，下册引）

这是因爱好挂枝儿曲而惹的祸，足见其魔力之大。他又讨论文学作品的通俗性时说：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缘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言》）

这些看法，都说得既透彻而又精辟。他强调以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认为只有假诗文，而无假山歌，甚至以民歌比拟做诗经中的国风，盖以二者都是“情真”之作。正由于“情真”，故“不可废”。而且，他对通俗文学之“不得列于诗坛”表示不满，他认为通俗文学“感人之捷且深”，远胜于论语和孝经。他把一贯受文人们歧视和排斥的通俗文学，其实用价值，竟然以为较圣人的论语和孝经要高，这在当时真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宏论。若没有坚定的信心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是不会那样大声疾呼的。我们再举一例，以明通俗文学感人至深：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怪之。曰：“吾倾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触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孰真也。（见《剪灯新话》：《无碍居士序》）

这种见解，与冯梦龙完全一样，把通俗文学的价值，大大地提高了。冯梦龙就在这个前提之下，把许多流传在民间的故事、歌曲、笑话、小品一类的书，尽量保存了下来。另外有一些是经过他修改或整编的，例如他把罗贯中的长篇小说《平妖传》，由二十四回，增补为四十回，使全书面目，焕然一新，张咎曾批评道：“终始结构，有原有委，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张咎《平妖传》序）笑花主人也说：“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他接着又批评冯氏的三言道：“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事态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冯氏编三言的时候，首先他把各篇的题目，全部改过，按章回小说的形式，编成对偶的句子。这种体例，对后来话本小说的作者和编者，都有很大的影响。此外，他还删去了一些只适合说话，而不合于小说的文句，有的甚至还全部加以重写。此外，他对戏曲、寓言和笑花一类的书，也无不加以搜集、整理的工作，他把民间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瑰宝，付出了许多心血，尽量去保护它，珍惜它，而且以它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在《太霞新奏》中评论自己的作品时说：“子犹诸曲，绝无文彩，然有一字过人曰真。”这个“真”字，正是它探求民间文学的精华之所在。

我们曾一再强调，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生力军。可是数千年来，却受尽了传统文人的鄙弃，甚至不屑一顾。这样下去，日子一久，本来流传在民众口头的文学，便渐渐地被人淡忘了。冯梦龙能够别具慧眼，特别看重那些材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他的工作，不仅对当时文坛风气的转移，起了领导的作用，就是对后代文坛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像他那样伟大的民间文学拓荒者，却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不但在《明史》中，没有他的记载，就是连王介锡的《明才子传》，（王介锡：《明才子传》，手抄本，现藏日本）也找不出他的名字，实在是莫大的憾事。所以，我们在讨论明代的民间文学之余，一定要不惮其烦地介绍他，赞扬他！使他的声名，与中国的民间文学，同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