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间的对话与转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相对于秦汉或者明清这些大、小传统交流较为畅通的时代，近百年中国雅、俗文化的急剧转化仍是个无法回避的严肃课题。晚清维新志士考虑的是如何使精英文化“通于俗”，以利于改良群治；如今“读书人”讨论的是在通俗文化大潮冲击下，如何为精英文化保留一席地位。表面上还是雅、俗对话，可主动权和立足点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物换星移，百年一觉，当初苦苦追求“通于俗”、“大众化”的精英们，如今反过来，必须为捍卫自己的文化理想而抗争。这一大趋势，说好听是通俗文化的崛起，说不好听则是精英文化的失落。
一、商品经济大潮与通俗文化的挑战
通俗文化的崛起非自今日始，精英文化的失落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只不过千里之堤溃于一旦，不免有点触目惊心。1992年很可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早已酝酿、积蓄多年的商品经济大潮，终于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此后文化精英们所主要面对的，已经由政治权威转为市场规律。对他们来说，或许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导师心态，真理在手的优越感，以及因遭受政治迫害而产生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文不值。于是，现代中国的唐·吉诃德们，最可悲的结局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且因其“道德”、“理想”与“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代之而起叱咤风云的是“躲避崇高”因而显得相当“平民化”的玩主们，用王蒙的话说，“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
在中国，通俗文化的迅速崛起，与中共十四大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关系。尽管在此之前，通俗文化其实已有燎原之势，可真正解开魔咒，确实得益于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至此，官方意识形态方才正式认可了市场的这种文化选择。连中宣部长也都大谈起流行歌曲、迪斯科、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化如何值得重视来，这在此前是不可思议的。对通俗文化采取“重视、支持、引导”的策略，除了强调“广大群众需要”还隐约可见“工农兵文艺”的遥远回声外，主要立足点是在促进“市场经济”与“工业化过程”。市场需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通俗文化焉能不如虎添翼？更何况近百年中国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其实已经为通俗文化的崛起准备了足够的外部条件。经济的增长、教育的相对普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得文化消费的需求迅速增加。以报刊发行为例：晚清影响极大的《时务报》和《民报》，最高发行量都只有1.7万份，而1993年中国发行量超百万的期刊就有20种；1924年中国平均164人阅读一份报纸或其它印刷物，而今天全国报纸发行量已达1.7亿份。如此庞大的报刊产业，一旦真的被推向市场，通俗文化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在市场竞争中，靠增加信息量或提高品味远不及突出娱乐功能来得便捷。去年年底各报大战周末版和扩大版，今春又有不少“严肃”刊物改换门庭，靠的大都是“明星追踪”，“热点透视”以及无奇不有的“纪实文学”。如果再将已成规模的畅销书生产线、流行歌曲排行榜、还有以播放娱乐节目为主的全国七百多家电视台、五百多家广播电台考虑在内，通俗文化在数量上已占有绝对优势。
与通俗文化的蒸蒸日上相反，精英文化日渐冷落萧条。八八年初春，文化热方兴未艾，王蒙已看透热闹背后的苍凉，讨论起失却轰动效应后的文学走向来。虽说“凉一凉以后才会出现真正的杰作”的预测似乎过于乐观，“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没有依约出现；可文学热在降温这一总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不过，这里所说的正在降温的“文学”，其实是指“纯文学”或“高雅文学”；同期通俗文学不但没有降温，反而获得长足的进步。1980年代后期纯文学的衰落，可作为精英文化面临困境的表征。只是由于突然的政治变故，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精英与政治权威的冲突上，忽略了市场为背景及动力的通俗文化的潜在挑战。就在精英文化因受挫而迷茫、困惑并重新调整组合的几年中，通俗文化却因有利于创造祥和的氛围与轻松的生活环境而被官方和民间所接受，并因此而得到迅速发展。一夜醒来，文化精英们面对已变得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一时啼笑皆非不知所措。有破口大骂其庸俗无聊的，有欣然认可其消解政治权威的，有步其后尘杀向市场的，也有冷眼旁观稳坐书斋的。反应自是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能是共同的：通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不容漠视。
在市场竞争中，通俗文化因其娱乐性容易被一般受众所接纳，又因其复制性可以批量生产，就牟取商业利润而言，精英文化决非其对手。在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只要把文化推向市场，必然会出现通俗文化独领风骚的局面。此前因政府干预或意识形态对抗所造成的精英文化主宰社会历史进程的“神话”，很可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中，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各有其位置，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所谓的雅俗对峙与竞争，不应该也不可能走向谁家的一统天下。近年中国通俗文化的急剧崛起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惊异的是精英文化面临此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的举止失措。
相对于大量作家经商、教授下海之类的社会新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引起的争论或许更值得重视。因为前者毕竟只是个人的职业选择，没必要横加褒贬；后者则显示出精英文化对通俗文化的屈从，颇有象征意味。这么一部平庸的通俗回忆录（或称纪实文学），就因为满足了眼下中国人的发财梦，再加上成功的商品推销术，以及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于是红透了半边天。此类读物畅销本不足为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有著名评论家站出来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未来的文学应从这部书开始”；也有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专文论证此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所起的开拓作用”“不容忽视”。这些过于离谱的评价，似乎很难用“诗无达诂”来辩解。吴亮建议“批评界应当反省它的失职”，我则感慨面对商品经济大潮中崛起的通俗文化的挑战，精英文化竟如此无所作为。屈从于商品广告和大众舆论固然不足取；即便批评精当，也丝毫无碍此书的畅销和传播。文化精英的意见（除了能促销者被广泛传播外），已经不为公众社会所关注。真正影响大众的文化消费的，再也不是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而是书商和大众传媒。比起排山倒海的广告攻势来，文化精英的意见实在微不足道。要不媚俗，要不沉默，明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制作成功，是“对中国读书界和批评界智商的侮辱”，可文化精英们几乎只能袖手旁观。最后引起公众对此书价值的怀疑的，是一场近乎滑稽的文坛官司，仍然与文化精英的褒贬无关。
从“琼瑶热”，到“《渴望》热”，再到《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走红，中国的通俗文化制作日趋成熟，已经不再需要精英文化的“引导”和“教训”了。在市场竞争中，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间将日渐缩小，这点几乎已成定局；再加上不少识时务者的临阵倒戈，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精英文化的处境将十分艰难。从“化大众”到“大众化”，近年中国精英文化的明显失落，似乎很难单纯归因于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代价。这一雅俗易位的过程，有几点“中国特色”值得注意。
二、文化精英的社会角色及经济地位
百年中国，在雅俗对峙中，精英文化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在绝对数量上，通俗文化早就占有明显优势；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仍然系于精英文化的诠释。清末民初的上海，各种或“品花”或“嘲世”的游戏文字风行一时，追求的都是“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的娱乐效果。这一通俗文化潮流，同时受到两种力量的夹击。先是传统士大夫斥责其伤风败俗，若《游戏报》主笔李伯元便受到“文字轻佻，接近优伶”的指控；后又有新文化人批评其拜金主义，若文研会和创造社联手“攻击《礼拜六》那一类的文丐”。“五四”以降，拜金色彩浓烈的通俗文化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很大原因是遭到新文化运动的沉重打击。
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抨击“贵族文学”起家，很容易被误认为推崇通俗文化；可实际上不管是欣赏白话小说的胡适，还是倡导平民文学的周作人，“五四”先驱者全是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代表。他们与传统士大夫在鄙视通俗文化的拜金色彩及娱乐取向这一点上取得共识；可在是否“文以载道”及载什么“道”上却大有分歧。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既反“国粹派”的“传道主义”，也反“鸳鸯蝴蝶派”的“娱乐主义”，理由是前者“使文学陷溺于教训的桎梏中”，后者则“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这种两面出击居然大获全胜，除了“新文化”本身的魅力外，其实得益于帝制覆灭后意识形态的松动和政治文化权威的真空；另外，也得益于其时孕育通俗文化的现代都市生活尚未普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不少人此前曾在上海生活过，甚至《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也是在上海创刊，可“新文化”作为一种思潮，则只能兴起在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前帝都北京——除了其特有的强烈的政治氛围、良好的人文环境外，更因其远离商业气息和通俗文化。
新文化运动辉煌的成功，在当今反抗流俗的文化精英看来似乎“神话”。历史无法复制，那样的“辉煌”大概只能有一次。“士”生今日，无力回天，不在于通俗文化是否必须排斥，也不在于远比当年强大的通俗文化能否被排斥，而在于精英文化本身没有能力重振雄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研究者一般都归因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以及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可我想补充两点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新文化倡导者优越的社会角色和经济地位。这自然是基于对今日中国精英文化困境的思考：知难，行亦不易——即便找到了“突围”的最佳方案，能否实施也都大成问题。
在传统中国处中心地位的“士”，进入20世纪，转化为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从晚清到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仍然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其思想、言论及倡导的文化运动，仍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导向，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国、共两党，都不能不心存敬畏并有所顾忌。正如余英时指出的，这种文人振臂一呼武人仓惶失措的状态，“除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种种客观条件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一方面是“士为四民之首”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西化狂潮，使得新文化人占据极有利的社会地位，出则可以组成专家治国的“好人政府”，入则可以评议朝政指点江山。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舆论日趋一律，新文化人处境也因而日渐窘迫；连大名人胡适也都丧失言论自由，余者可想而知。丁文江于是慨叹我辈读书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自嘲不幸而言中，此后20年炮火连天，知识分子微弱的声音几乎全被枪林弹雨所淹没。19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更是江河日下，从反右到“文革”再到近年的反自由化，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课题是以工农兵名义整肃敢于胡思乱想的知识分子。先有战火的煎熬，后有政治运动的批判，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当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抱负与“振臂一呼江山易帜”的雄姿了。更可悲的是，几十年宣传教育的结果，一般民众对知识及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敬畏和信赖之感，有的只是偏见和蔑视。198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短暂的“科学的春天”，1990年代也曾重奖科技专家，可知识分子整体地位的提高，仍然停留在报刊的社论上。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为“臭老九”摘帽，这本身就非常滑稽可笑。帽子好戴不好摘，更何况为知识分子加紧箍咒，符合一般民众的“平等要求”。几十年“工农翻身得解放”的意识形态宣传，要求知识分子为其曾经有过的政治、经济特权赎罪。近年虽说给了一个说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其文化上的优势仍让“粗人们”耿耿于怀。嘲弄知识分子于是成了最新时尚，文学艺术中“无耻且无知的读书人”再次被拉出来祭刀。不同的是，此前的“祭刀”很可能是一种政治阴谋（如电影《决裂》、《反击》），而如今则更多体现为平民百姓的潜意识。或许可以把这理解为通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叛，而王朔作品的走红最能说明这一点。请看王朔的一段自白：
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这种略带玩世的反文化品格，时贤颇有冠以“后现代”的，套用王朔的话：“这是哪跟哪呀！”如此嘲弄理想、道德、知识和激情，固然有解构以往僵硬的意识形态及其塑造的文化偶像的作用，可“顽主”们推出的生活理想，一是对金钱的崇拜，一是沿袭此前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妒忌和蔑视。前者是商业社会和通俗文化的共性，后者则积淀着几十年中国政治的风云，更加发人深思。
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课题。为了“彻底打破少数人对于文艺的垄断，使文艺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接受和运用”，文艺战线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从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经过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思想的批判和胡风反革命的揭露，到一九五七年又进行了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接着，进行了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描述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系列斗争时，似乎忘了此前有过对王实味、萧军的批判，当然也不可能预见到此后还有连他本人也被卷入的各种名目的大批判。这种并不温文尔雅的“批判”，关注的并非“普及与提高”之类的枝节问题，而是政治权威不能容忍“文化贵族”们可能有的怀疑精神、批判眼光以及“主观战斗精神”。这种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不能说毫无效果，起码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也大大削弱了一般民众对“精英”的崇敬与信任。毫无疑问，此后还会有不甘寂寞的“读书人”为抵制“流俗”而抗争；但不管他们的姿态多么优美，精神多么崇高，都不可能再有“五四”新文化的“轰动效应”。精英已经不是当年的精英，民众当然也不是当年的民众，百年政治风云，岂是三言两语就能抹去？政治权威对精英文化施加“暴力”所造成的严重创伤，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治愈的了。
除了文化理想，除了人格力量，精英文化之得以维持与发扬，还有赖于其“经济基础”。有钱有闲不见得就能有文化有教养，可文化教养的形成却离不开金钱和闲暇。“五四”新文化人对其时上海滩头通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游戏”、“消闲”文学观念背后的“金钱主义”；而避免落入“为金钱而艺术”陷阱的前提，是新文化人经济上的自立。不要忘记其时大学教授（如陈独秀、周作人）月薪三、五百大洋，而普通图书馆员（如毛泽东）只有八块钱，而且后者还感觉“工资不低”。生活优裕的教授们为了某种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集资办刊物（如《语丝》、《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而且不取编辑费和稿费，这才可能真正做到“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文化精英的这种独立姿态，既指向政治权威，也指向通俗文化。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不用追求畅销，不以牟利为目的，这才谈得上贯彻某种文化理想。对于报刊编者来说，抵制流俗甚至比反抗政治权威还难，因为前者直接危及自身生存，而后者处理巧妙可以扩大销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市场制约最大的不是报刊，而是演剧，因其直接面对观众的文化趣味及消费习惯。报刊可以赠送乃至自我欣赏，演戏则不能没有观众。因此，“五四”先驱者在批判传统旧戏和堕落了的文明新戏、宣布告别将看戏当作纯粹消闲的时代的同时，必须提倡不受“座资底支配”的“爱美剧”（非职业的业余演剧）。不只是演剧，真正的艺术创造或文化革新，一开始很可能都是“爱美”（amateur）；过早的职业化或商品化，对文化艺术的独立发展是一种损害。
1920年代的文人学者能为某种理想集资办刊或从事爱美剧运动，而后人则没有这种壮举。并非后世的文化精英堕落平庸，不思奋进，而是抗战以后知识分子生活待遇急剧恶化，日食三餐尚须筹措，自然没有余裕从事不计功利的文化创造。胡适1946年回国，准备重办独立的文化刊物，可政治、经济两方面都不允许[25]。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同人刊物没有存在的可能，知识分子也没有集资办文化事业的经济能力。“五四”作家喜欢写作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诗文小说，以表示对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同情；而今天中国都市中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可能会发表一通怜悯大学教授的宏论。文化精英经济地位之所以急剧下降，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也有政府决策的失误。而这种局面，短期内无法根本扭转。
无论是社会威望，还是经济实力，今天的文化精英们都无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相比拟；而他们所面临的作为竞争对手的通俗文化，又远比“礼拜六派”或“文明新戏”强大。教育普及、社会安定，以及商品经济发展，改变了以往的文化消费观念，使得通俗文化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趋势不可逆转。这里讨论的不是通俗文化有无历史进步意义，也不是雅俗文化能否互相促进共存共荣；而是当代中国精英文化的过度疲软，对整个民族文化重建与发展的潜在制约。
三、泛政治意识、革命崇拜以及平民文学的迷思
如果说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政治权威的高压，是当代中国精英文化失落的外部原因；那么，知识分子自身选择的失误，则是这一局面形成的内部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更带有中国特色，也更值得认真反省。鲁迅当年告诫左翼作家，不要以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鲁迅主要批评的是“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因而必须“特别优待”的幻想，我却当作先知的“预言”阅读。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为“富国强兵”、为“民主科学”、为“文化革命”浴血奋战，不期望“从丰报酬”，可也没想到反而使得精英文化的处境日益艰难。单从社会进步或民主化进程的必要代价来描述精英文化的失落，未免过于乐观，也过于“理性化”。眼看着好几代知识精英，牺牲自己的品味，自觉地“平民化”，因而变得日渐委琐，也日渐粗俗，在我看来是一种很大的失策。说这话并不意味着道义上的谴责，相反，我对这几代知识精英的文化理想与激情始终抱很大的敬意。不过世纪末回眸，重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免近乎吹毛求疵。
当我提到近百年中国知识精英之文化选择的失误时，包括其“泛政治”意识，“革命”崇拜以及“平民文学”的迷思。这种文化选择，肇始于晚清，成形于“五四”，当初确曾生机勃勃，为古老中国的文化重建带来某种希望；但1930年代以后逐渐暴露其负面价值，“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其影响至今远未消失。
传统中国的“士”，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自然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晚清以降，治国平天下的“士”，逐渐转变为学有所长的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其所学（科学技术或文学艺术）贡献于社会，当然也可能受到民众的敬仰；可再也不是国家、民族命运的真正主宰。社会分化的结果，使得大部分文化精英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决策，其实只能袖手旁观。现代知识分子有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历史使命，很难说升降褒贬。可长期出将入相经世治用的历史传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无法适应这一社会转型，自我定位常常失误。既然“我辈所学关天命”，当然不能满足于只成为杰出的学者或文学家。不在政坛上驰骋便是“怀才不遇”，于是“投笔从戎”或“弃学从政”成为一种时尚。晚清还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等口号，“五四”以后逐渐转为只有政治革命才能救中国。知识分子全都成了专业或业余政治家，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固然令人感动，但这种对政治的过分关注，实在不利于正常的文化建设。胡适归国之初，也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目的是“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可不到五年，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好政府主义”的提倡，再到亲自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实在无法抗拒议政、干政的诱惑。表面上是激于政府腐败政客无能，深层原因则是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及道德优越感。
鼓励品学兼优的读书人从政，可以提高政治家的文化素质；然而现代政治的运作，其实与读书人的文化理想关系不大。也就是说，从政的精英能否发挥其所学专长，本身就大可怀疑；更何况这种“政治决定论”对正常的文化建设造成极大的冲击。近百年中国知识者始终对“为学术而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提法不感兴趣，主要不在于这些口号本身学理上的缺陷，而在于其避开“致用”因而无法满足众人“经世”的政治激情。王国维曾批评将学术分为“有用”、“无用”者为“不学之徒”，可“学以致用”乃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潮。真能重求是轻致用，谋学术独立者，实属凤毛麟角，且绝难为社会所理解。陈独秀撰文专论“学术独立之神圣”，但陈氏本人恰恰以政治名家；梁启超主张真学者皆当“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那又近乎晚年一时冲动的忏悔，“明其道不计其功”并非梁氏的一贯作风；至于创造社诸才子的唯美主义追求，更坚持不了几天，很快一转而为革命文学的提倡。动荡不安的时局产生安社稷济苍生的社会期待，再加上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自我定位，便形成了20世纪中国以文化学术为手段谋求政治改良的大思潮。这一思潮的“背面”，是对文化学术自身价值的怀疑。而这，显然不利于没有直接政治功用的精英文化建设。
“革命”，是本世纪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字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 “革命”不只体现在政治上的改朝换代，而且落实为文化上的破旧立新。近百年中国文化思潮，也取“不断革命”的激进姿态，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始终只是极少数读书人所愿意坚持的立场。“六四”以后，知识分子对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有所反省，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却依然故我。1930年代初刘半农曾慨叹社会进步神速，“五四”时“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如今被“一挤挤成了三代上的古人”。这话常被用来论证新文化的突飞猛进，我却于浩歌狂热中见悲凉。文化需要积累，精英需要培育；老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文化建设未必有利。精英文化一方面体现为对传统的维护与修正，一方面体现为对现有规则的反叛，二者缺一不可。既能守旧又能出新，是精英文化保持活力的诀窍。“革命”崇拜使得知识者忙于追逐新潮，决裂过去，唯恐落后于时代。这种心态，有利于激烈的“批判”，而不利于平实的“建设”。从世纪初对叔本华、尼采的青睐，到世纪末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走红，中国知识者似乎对反传统反文化思潮情有独钟；而深刻影响整个现代中国命运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精采的批判哲学。政治上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与文化上的不断反传统，根源于同一种过分求新求变求异的文化心态。
毫无疑问，“反叛”与“批判”作为一种文化姿态，远比“传统”与“保守”有魅力。不论是其洞察世态炎凉人心险恶的深刻性，还是其横扫千军目空一切的人格力量，甚至还有其笔锋常带感情的论辩方式，对天生倾向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有绝大吸引力。“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不认古人”并非故意数典忘祖，而是祈求一个更加尽善尽美的未来。为了实现某种虚幻的文化理想，知识者不惜一次次以今日之我非难昨日之我，实在无心也无暇停下来从事艰苦而平实的文化建设。因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论争与无数激动人心的文化口号，与相对苍白贫瘠的精英文化创造，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提倡通俗文化的文章，拉毛泽东工农兵文艺思想与“五四”先驱的平民文学主张做大旗，这是一个有趣的误会。面对1980年代后期通俗文化的迅速崛起，政治权威和文化精英全都束手无策。喊了半个多世纪的“群众喜闻乐见”，可群众选择的既非“工农兵文艺”，也非“平民文学”，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通俗文化”，这才真叫“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同是追求“通于俗”，各家立场其实大有差异；之所以一下子扯不清，就因为三家打的都是“平民”的旗帜。
“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口号是“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国民文学又称为平民文学，关键在于“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与事实”，于是在逻辑上展开为对白话文以及写实文学的提倡。可“五四”先驱者心目中作为德谟克拉西精神在文学界的具体体现的“平民文学”，既反“贵族文学”，也反“游戏的文学”，因此绝非后世所说的“通俗文学”。1930年代左翼作家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是毛泽东工农兵文艺思想的理论前驱；虽在语言表达等方面设计了若干接近大众的具体策略，可主旨还是用精英文化来教育大众。从郭沫若强调大众文艺“不是大众的文艺”，而“是教导大众的文艺”；到毛泽东主张教育者应该先受教育，大众化的关键是“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对知识分子思想觉悟和社会价值的评估天差地别，但借文艺教化大众这一总的创作意图却没有歧异。198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的通俗文化，既蔑视政治权威教化大众的要求，又抛弃文化精英远离铜臭的洁癖，从不讳言“迎合和媚悦大众”，也不侈谈“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说“大众化”，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化”；此前基本上是文化精英和政治权威竞相轮番“化大众”。
明明是“化大众”，偏要打着“平民文学”的旗帜，自然是托“德先生”的福。当初为了反对“僵死”的文言文学，胡适等人拼命突出“新鲜”的民间文学的审美价值，甚至将“白话文学”和“俗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坚，以及新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可以说，这与1950年代“民间文学主流论”的风行一时大有关系，起码为其作了很好的理论铺垫。后者因过于怪异而早被学术界所遗弃，只是学者难得寻根究源，辨析作为“五四”文学革命支柱的“平民文学”口号本身的理论缺陷。对精英文化价值的质疑以及对大众文化口味的屈从，在“五四”精英对这一口号的阐释中已初露端倪。随着193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迅速左倾，“大众化”成为一种时尚，为了适应一般民众的知识水准和欣赏趣味，实际上不能不“俯就”和“迎合”。精英文化当然可以从刚健清新的民间文化学到许多东西，但这种“学习”不应该是强制性的。将“大众化”作为必须遵循的纪律，不单压抑了学者和艺术家的独特才情，而且使整个社会的文化趣味日渐鄙俗化。
“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都是理想型概念，现实人生中存在的是大量过渡形态。所谓“精英文化的失落”，也只是言其大趋势。或许时来运转，经过这阵经济大潮的冲刷，精英文化还有复兴的希望。若如是，更应认真审察先驱者的足迹，以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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