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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译注及异文校勘序
来源:川大哲学网 作者:罗锦堂 点击:25110次 时间:2013-05-29 17:50:15
 

王书林教授,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便移居到美国夏威夷,将近有二十年之久。在此二十年中,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消磨在中国儒家经典的研究上,尤其对于《论语》一书,用力最勤,创获最多;在此举世思想混乱,儒家学说渐次式微之际,他独自奋然扫除世俗的偏见,终日埋首于诗云子曰的字里行间,引以为乐,实在是值得我们的推许和赞扬。

《论语》一书,自宋代朱熹作《论语集注》以来,此后历代学者,各有所述,有的人用训诂讲《论语》,有的人用微言大义讲《论语》,有的人用春秋笔法讲《论语》,事实上是各说各话,互不相关,因之讲《论语》的书愈多,而读者就愈不容易弄明白它的真义。近人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比较通俗易晓的读物,但仍有若干字句的解释,似是而非,或悬而未决。王书林教授的这本《<论语>译注及异文校勘》,完全用客观的态度,浅近的文句,解释《论语》的真义。对于研究《论语》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读物。

我们中国,早在战国时代,由于高度文化的发展和各家学派的风起云涌,所以就出现了不少学者的语录体散文,藉以说明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或者是学者与学者之间的质疑问难。在这些各家学派之中,最早的学术性语录,便是《论语》。《论语》的主要作者是孔子,他名丘,字仲尼,大约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共活了七十三岁。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及门人,把他们直接从孔子那里听到的话,或间接传闻以及学生之间的讨论,记录下来,以为教学的材料,便称《论语》。因此,《论语》也可以说是孔子的“言行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把《论语》名称的来源,说得很清楚了。又《<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的话道:“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以上所引两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三个结论:一是《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所谓“论语”,就是把学生们接闻于孔子之语,经过彼此的讨论而编纂起来的意思。二是《论语》的名称,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并非后人加上去的。三是《论语》的内容,除了记载孔子所说的话以外,还包括与孔子同时的学人,以及孔子的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言谈。至于成书年代,根据日本学人山下寅次(Yamashita Toraji)的《<论语>编纂年代考》一文,是在孔子卒年至子思卒年之间,约相当于公元前四七九年至四零零年。

《论语》在西汉时,共有三种不同的本子,一为“古论语”三十一篇,一为“齐论语”二十二篇,一为“鲁论语”二十篇。传至隋唐之际,“古论语”及“齐论语”都相继失传了,只有篇幅最少的“鲁论语”,却完整无缺地保存到现在,这或许是鲁国为孔子家乡,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可能较“古论语”及“齐论语”确实可靠的缘故。把“鲁论语”的二十篇,编者以十篇分为《上论语》,十篇分为《下论语》。《上论语》指的是:学而、为政、八佾(yi:古代乐舞的行列)、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下论语》指的是: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在这二十篇语录中,篇篇都是精粹的文字,是我们学写散文的好榜样。例如《为政》篇中孔子介绍自己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篇自传。在短短三十八个字中,把他一生的为学过程及处事态度,描写殆尽了,并不杂有任何神话意味及迷信色彩,与一般人写自传时好夸大渲染,华而不实的手法,完全不同。同时在《述而》篇里,记载叶公沈诸梁,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这件事被孔子知道了,孔子便说:“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又更加清楚地把孔子治学的精神及道德方面的修养,简短有力地记录下来,垂范后昆,妙用无穷。

近人胡适先生,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演讲“传记文学”时曾说:“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这真是一针见血,说得十分中肯的话。

他还说:“《论语》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它是二千五百年来,第一部用当时白话文所写的生动的言行录。”其原因是一个人对“话”的记忆,往往是在潜意识中对“话”的选择,在所听到的话中,只有那些被理解了的,并且打动了自己心灵深处的话,才能被自己记住,才能时刻念念不忘。因而在《论语》中所记下来的孔子的话,大多数是生动精粹的格言式文句,不但是语录体的典范,而且是文学的上乘,,尤其对于虚字的运用,灵活自然,而又富于哲理。

胡适又说:“现在有许多人提倡读经,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诗经》、《论语》、《孟子》当成经看。要把这些书,当成文学看,才可以得到新的观点,读起来,才格外发生兴趣。比方鲁定公问孔子一个问题,问得很笨。他问道:‘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这正如现在我要回到美国,美国的新闻记者,要我以一分钟的时间,报告这次回台湾的观感一样。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孔子的话,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一句话便可以把国家兴盛起来,不会有这样简单的事;但说个差不多罢,曾有人说过,做君上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一个君知道做君上的难,那么不是一句话,就差不多可以把国家兴盛起来么?)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答复道:‘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余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余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孔子的话,译成现代的话,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国家亡掉,不会有这样简单的事,但说个差不多罢!曾有人说过,我不喜欢做一个君。做一个君,只有一件事是可喜欢的,那就是:我的话没有人敢违抗。如果他所说的是好话而没有人敢违抗,那么岂不是一句话便差不多会把一个国家亡掉了么?)我们从孔子和鲁定公这段对话来看,知道《论语》里面,用了相当完备的虚字。用了完备的虚字,就能够把孔子循循善诱的神气,和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出来了。像这样一部真正纯粹的白话言行录,实在是值得宣传,值得仿效的。”由此看来,《论语》一书,其语言精练、含蓄,是它的突出成就,因此为我们留下了概括力极强的文句,如《子罕》章中说: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这是说到一个人处在浑浊之世,才见得能够守正不阿,仅此一句,读来便觉趣味无穷,对一个人坚贞不拔的性格的称颂,使读者发出进取的力量和美的感受,后来中国的诗人、画家,便常以松柏作题材,寄托他们高雅的情操和不肯向压力低头的坚韧性格。例如在《世说新语》中说:“南阳宗世林,与曹操同时而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操作司空,综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了。又在《子罕》章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看了河水的流动不息,感慨光阴之逝,发出令人深省的话,痛快明畅而富有诗意。按诗的最大作用,在于运用比兴手法,而以上所引两条,全用比兴,话在句中而意在言外。像“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仁不让于师”、“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许许多多的格言式的文句,都是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含义丰富,我们只是取一言半语,便可一生受用不尽。又如在《阳货》章中: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子游)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这些文句,全是口语化而又富于启发性,文字上一点也不费解,然却能放大读者的视野,开阔读者的胸襟,把孔子和学生之间幽默、风趣的对话,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尤其“割鸡焉用牛刀”一语,至今我们还是百用不厌的好文句。又在《述而》章中:

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把一个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哲学家、大教育家的形象,写得淋漓尽致。就文义而论,只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就足够完整了,本不必再写,但又忽然加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似从天半飞来,便觉虎虎有生气,犹如跳过了龙门的鲤鱼一样,变化飞腾,神妙莫测,把人的思想,导入了另一个新的境界。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中,解释此节时,以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有画龙点睛之妙。他还引一段故事说,相传清代皇帝乾隆游江南时,路遇雪景,诗兴大发,便脱口咏道:“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这本是胡诌,不算是什么诗,所以以后就接不下去了,但纪晓岚在旁边接道:“飞入芦花皆不见。”这一句,便有画龙点睛之妙,使以上三个死句,全都变得生动了,而且诗境好、诗味浓,虽然平仄、音韵都还谈不上,但可勉强也算得上是诗了。此事有无,不必详考,或许是了解文字的人故意捏造出来以挖苦乾隆皇帝罢了,但我们正好借以说明一段文字,如何才可称为文学,如何不配称为文学之所在了。又如《宪问》章: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胫。

孔子的老朋友原壤,两腿像八字一样张开,坐在地上,孔子骂他小时候不懂礼貌,长大了,对人又毫无贡献,老了还不快去死而白白地消耗粮食,成为一个标准的害人精,甚至骂完了还用拐杖敲他的小腿,把孔子在老朋友面前不失其孺子之心的风趣形象,说得非常真切。另外在《礼记·檀弓》章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说原壤的母亲死了,孔子去帮忙治丧,而原壤却毫不悲伤,竟然站在棺材上唱起歌来了,孔子只好装作听不见。大概原壤是个特立独行的怪人,与庄子的鼓盆而歌,是同一作用的。又如《雍也》章:

子曰:贤哉,回也!一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节把颜渊沉默好学及安贫乐道的精神,描绘得真切动人。全文只有二十八个字,而“回也”二字,重复了三次;“贤哉”二字,重复了两次,但我们读起来,仍然一气呵成,并不嫌其多。如不说破,谁也不会一下看出它有这么多重复的字句;一经说破了,反而觉得它重复得自然,丝毫没有生硬、勉强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文学情趣了。如果按照刘知几《史通》的“点烦”法,在那二十八字中,删去“贤哉,回也”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几句,便只剩下十三个字,写出来是:“一簞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据钱穆先生说,正因为多出了以上删去的那十五个字,始富于文学情趣,而充分表达出孔子称赞颜回的内心情感来。那“人不堪其忧”五字,恰好是称赞颜回的反衬,也是一种加倍的渲染。既然多用了重复字句,又在反面加以衬托,所以才能把孔老夫子内心的一番赞叹的情味,表现出来。若在字句上力求削减,便不够动人了。又如在《先进》章中:

颜渊死,子哭之恸,门人曰:“子恸矣!”子曰:“有恸乎?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钱穆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一段师生间有趣的对话,既曲折,又沉着,使人读来栩栩如生。他说孔子当时自己哭得很悲伤,但不自知,要由学生在一旁劝说,才知道了,其描述的手法,真是高明。往下“子曰:有恸乎?”问得更妙,孔子哭得很悲伤,而自己毫无所觉,学生说了,孔子还是迷迷糊糊,如在梦中。可见孔老夫子,动了真感情。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能表现真感情。能如此,则人生即文学,文学即人生。二者融合,就成为文学的上乘。再往下“非夫人之恸而谁为?”孔子既知哭得过于悲伤了,而还要自我解嘲,说不为颜渊哭成这样,又将为谁呢?更是传神,真是一个长者、恩师的风范。又如《公冶长》章: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子路)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以上“无所取材”四字,解释的人很多,但终究隔了一层,有人把“材”字解释为“剪裁”的“裁”,说是“子路太好勇了,不知道有所剪裁。”也即是不知道自己节制自己、检点自己,也未免太轻举妄动了;有人说“材”同“哉”,是一个虚字;也有人说“材”是“木材”,意思是说孔子以为子路真要到海外去,便说“没地方取得木料”!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显然是赞成后者的,他说:“此章记孔子之慨叹而兼幽默,愈幽默,则愈见其慨叹之深至。重要在临末‘无所取材’四字。朱子解材字作裁字义,说子路修养不够,还须经剪裁。他之此注,未免太过理学气味了。”同时,朱子以为,孔子并非真要乘桴浮海,只是慨叹吾道之不行,但子路认错了,以为孔子真要和他乘桴浮海去,听见孔子称赞他,喜欢得很,实见他的涵养工夫不够,所以孔子说:“由呀!你真好勇过了我,但你这一块材料,还须好好剪裁一番啊!”先生以为朱子的这个说法,并无不通,只是违背了文理。他说作文必先有作意,但作意不能杂,只能把一项作意,来作一篇文字的中心,如此写来,便有一条理路,此即所谓文理。清代大儒姚鼐,曾举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以为衡量一切文章的标准。神是形而上,理是形而下,二者实是一事。本章先是慨叹,下文忽转成教训,短短几十字,就有了两种作意,两条理路,在文理上说就不对了。理路分歧,便引起了神情涣散,不够凝敛。上面正在慨叹,下面忽发教训,慨叹既不深至,教训亦觉轻率,想孔子当时发言,亦不致如此。所以此处“材”字,只应做“材料”之意。孔子说:“你能和我一同乘桴浮海,那是好极了,但我们又从何处去取为桴之材呢?”这一问,只是诙谐语,语意极幽默。孔子此处,本在慨叹吾道不行,而吾道不行,正为其无所凭借,不仅无所凭借以行道于斯世,即乘桴浮海,亦须有凭借,但孔子说:“我们连此凭借也没有呀!”此末尾一句,乃从诙谐中,更见其感慨之深重。先生接着说:“本章文字,全不落笔在正面,初看很沉隐,但越沉隐,却越显露。此是文学中之涵蓄,但涵蓄中要见出得更明显,不能晦,却要深,那是文章难处,亦是文章高处。”钱氏此说,对字句分析得细,对意思贯串得好,真有点像庖丁解牛的手段。他又说:“此章词皆深隐,寄慨甚遥,戏笑婉转,极文章之妙趣。两千五百年前,圣门师弟子之心胸音貌,如在人耳目之前,至情至文,在《论语》中别成一格调,读者当视作一首散文诗玩味之。”这都是说得极为透辟的话,读了它,益觉得《论语》一书之可贵!

前面所谈《论语》,我引用的都是三言两语短文,文虽短而意颇深,使人玩味不尽。以下再引用一些小故事,如《先进》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乎?”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冉有),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公西华),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指祭祀),如(或者)会同(与外国联盟),端章甫(端,古代礼服之名;章甫,古代礼帽之名),愿为小相焉(赞礼之人,即司仪)。“点(曾皙),尔何如?”鼓瑟希(接近尾声),铿尔,舍瑟而作(站起来),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乘凉)舞雩(yu,台名),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赞成)点也!”

在这一段话里,全文共有二百十九字,却描写了五个人物,而且还把各人不同的性格和修养,非常生动地显现在纸上。开头是由孔夫子提出“言志”的问题,显然是想当面考考学生,要他们当机立断,说出自己的理想。性情急躁的子路,便抢先率尔而对,惹得孔子发笑。使我们闭上眼睛,就很清楚看到一个坦白直率的学生和一个循循善诱、平易近人的师长的面貌。接下来便是冉有和公西华的回答,都很谦虚而各有其特色。但最有意思的是曾皙,他先是“鼓瑟希”,造成一种特有的气氛,然后接着“铿尔”一声,才把瑟放下,写得逼真而传神,这时始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他的志向,是“异乎三子者之撰”,出言与众不同,个性显得非常突出。以下便是曾皙的正式回答,说他很喜欢在阳光和暖,风景媚人的暮春季节,穿上单衣,同年轻朋友们成群结队地到野外的沂水旁边洗澡、游泳。洗完了,再到舞雩台上吹吹风,观赏大自然的美景,然后才高高兴兴地唱着山歌回家,而不愿去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从头到尾,好像是一幅载歌载舞的游春图,所以孔子听了,便特别赞赏曾皙的话,以为与他的心境相同。从此可反映出当时的政治黑暗,像孔子那样的伟大人物,在到处碰壁之余,只好如此了。我们又从子路的谈话中,也可看出当时天灾人祸,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于是使子路有下定决心,澄清天下之志。可使“父子晒之”,是笑他不够谦虚,不知道政治环境的复杂,犹如“初生之犊不畏虎”一样。孔子的轻轻一笑,其实里面包藏了许多大道理。近人朱自清,在他所编的《中国歌谣》里,曾转录了一首流行在北方的歌谣,就是歌唱这一段故事,虽然在孔子时代,并无琵琶和《山坡羊》曲调,但文意清新自然,顺便录出:

点儿点儿你干啥?

我在这里弹琵琶。

“碰”的一声来站起,

我可不与你仨比。

比不比,

各人说的各人理。

三月里,

三月三,

各人穿件蓝布衫。

也有大,

也有小,

跳在河里洗个澡。

洗洗澡,

乘乘凉,

回头唱个山坡羊。

先生听了哈哈喜,

满屋子学生不如你。

此与《论语》原文相比,雅俗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好处。另外在微子章中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耦而耕,和子路从而后,以及季氏章中的季氏将伐颛臾,陈亢问伯鱼,阳货章中的阳货欲见孔子等,都是生动优美的小故事,现在分别引录如下: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微子)

孔子本是一个仆仆风尘的救世主义者,他奔走列国,席不暇暖,为的是劝天下行仁政,然而到处行不通,可是他一点也不灰心,因此那些佯狂避世的贤人便讥笑他,说他徒劳无功。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几笔,把孔子的谦恭有礼,和那狂人诡秘的神情,全部刻画出来了。再如: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舆?”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舆?”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同尔)谁以易之?且而(同尔)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耦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wu)然(失意)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舆而为谁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长沮、桀溺,犹如前引接舆一样,只是代名而非真名。曹之升的《四书摭余说》曾解释道:“论语所记隐士,皆以事名之。门者,谓之晨门;杖者,谓之丈人;津者谓之沮、溺;接孔子之舆者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大概可信。孔子因路过他们在水田耕种的地方,遂令子路去问渡口。先是长沮冷冷地而又意味深长地回答了一句“是知津矣”,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孔氏门徒,既然到处走来走去,连渡口在哪里都不知道吗?你们是应该知道的呀!接着是桀溺劝他们不要再到处奔跑了,赶快罢休,归隐山林。其中描写长沮和桀溺对孔子那种轻视的态度,用“耦而不辍”四个字句画出来,便觉沉重有力。又写孔子听到他们的话后,在情绪上的反映,仅用了“怃然”二字,然而蕴藏着无限的深情;接着孔子便感叹地说道,他无法逃入山林,与鸟兽同居,也不愿离开人群而自命孤高,把孔子不能坐视世变,忍心不救的古道热肠,和盘托出,使我们从内心发出对他老人家的无限敬仰。再如《微子》章: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条。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栖栖遑遑,奔走天下的苦心,以及当代贤人对他的责难),(如果)从正面看,好像在讥笑孔子,侮辱孔子,但从反面看,正好衬托出孔子人格的伟大,我们对他当时处境的困难,也就极为同情了。其实这种事情,孔子碰到过许多,他都能轻松愉快地应付过去。例如在《孔子世家》中,说他有一次离开曹国到宋国去,走到半路上,与弟子们在树下休息,同时顺便习习礼仪。可是宋国的司马桓魋(tui),对孔子很不客气,想要杀他,为了示威,就先把那棵大树砍掉了。学生们劝孔子赶快跑,可是他一点也不怕,只是轻松地说了一句:天在我身上生了这样的品德,那桓魋把我能怎么样?(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见述而篇)你看他多么镇定!又一次,孔子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他的人都饿得病倒了,爬不起来。子路很不高兴地去见孔子,说道:“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道:“君子虽然穷,还是坚持着不肯屈就他人,若是小人,一到这时候,便无所不为了。”(见卫灵公章)有一次,子路在鲁国的石门地方,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进城,看守城门的人问道:“你从哪儿来的?”子路道:“从孔家来的。”守门的人说:“就是那位知道做不到,却定要去做的人吗?”(见宪问章)有一次,微生亩对孔子说:“你为什么老是忙忙碌碌呢?不是要表现你的口才吗?”孔子道:“我不是敢来逞口才,而是讨厌那种顽固不通的人。”(见宪问章)又一次,孔子在卫国,一天正敲着磬,有一个挑着草筐子的人恰在门前走过,便说道:“这个敲磬的人是有深意的呀!”等一会又说道:“磬声硁硁(keng)的,可鄙呀!它好像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没有人知道自己,这就罢休好了。水深的时候,应该连衣裳走过去;水浅的时候,不妨撩起衣裳走过去,应该懂得适应当前的环境啊!”孔子道:“好坚决!没有办法说服他了!”(也是见宪问章)水深,是比喻社会的黑暗不明,到了极点,无法挽救,只好听之,任之;水浅,比喻黑暗的程度还不太厉害,尚可以使自己不受感染,便无妨撩起衣裳,免得弄湿。从这些故事里,足见孔子在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艰苦!在李汝珍的《镜花缘》第八十三回“说大书佐酒为歌,唱小曲飞觞作乐”里,把上举子路遇见荷条丈人的故事,以说书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妨录出,可以比照来看:

燕紫琼道:“紫芝妹妹,替我说个笑话,我格外多饮两杯,何如?”紫芝道:“妹子自然代劳。”绿云道:“紫芝妹妹,向来说的大书最好,并且还有宝儿教的小曲儿,紫琼妹妹既饮两杯,何不点他这个?”紫芝道:“如果普席肯饮两杯,我就说大书。”众人道:“如此极妙,我们就饮两杯。”丫鬟把就斟了,紫芝取出一块醒木,道:“妹子大书甚多,如今先将子路从而后至见其二子焉这段书,说给大家听听。”于是把醒木朝桌上一拍道:“列位压静听,在下且把此书的两句题纲念来:遇穷时师生错落,情殷处父子留实。”又把醒木一拍道:“只为从师济世,谁知反宿田家?半山碌碌付天涯,到此一齐放下。鸡黍殷勤款洽,主宾情意堪佳。山中此夕莫嗟讶,师弟暌违永夜。”又把醒木一拍道:“话说那子路在楚、蔡地方,被长沮、桀溺抢白了一番,心中闷闷不乐,迤逦行来,见那道旁也有耕田的、锄草的,老的老,少的少,触动了他一片济世的心肠,脚步便走得迟了。抬起头来,不见了夫子的车辆。正在慌张之际,只见那道旁来了一位老者,头戴范阳毡帽,身穿蓝布道袍,手中拿着拐杖,杖上挂着锄草的家伙。子路便问道:“老丈!你可见我的夫子么?”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下一看道:“客官!我看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识不得芝麻,辨不得绿豆,谁是你的夫子?”老者说了几句,把杖来插在一边,取了家伙,自去耘田了。又把醒木一拍道:“列位!大凡遇见年高有德之人,须当钦敬;所以信陵君为侯生执辔,张子房为圯(yi:桥)上老人纳履,后来兴王、定霸,做出了许多事业。那子路毕竟是圣门高弟,有些识见的人,听了老丈言语,也就叉手躬身,站在一旁。那老者耘田起来,对着子路说:“客官!你看天色晚下来了,舍间离此不远,何不草榻一宵?”子路说:“怎好打扰?”于是老者在前,子路在后,迳至门首。逊至中堂,宰起鸡来,煮起饭来,唤出他两个儿子,兄先弟后,彬彬有礼,见了子路。唉!可怜子路半世在江湖上行走,受了人家许多怠慢,今日饭馔虽然不丰,却也殷勤款待,十分尽礼,不免饱餐一顿,蒙被而卧。正是:山林谁识天伦乐,廊庙空怀济世忧。毕竟那老者姓甚名谁?夫子见与不见,下文交代。众人听了,一齐赞好,把酒饮了。

这是以说书的方式,把论语中的故事,加以渲染扩大,便觉充满生气。另在任半塘的《唐戏弄》里,以论语故事编为戏剧的如《弄孔子》、《夹谷之会》、《陈蔡绝粮》、《泣颜回》等,都是非常有趣的演出,可惜不能尽举,只好读者自己去参看了。现在再看《季氏》章中的《季氏将伐颛臾》一节: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冉有)无乃尔是过舆?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社稷之臣矣。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季孙)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即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si:雌的犀牛)出于柙(xia:古代关猛兽的木笼也用来拘禁罪重的犯人),龟玉毁于椟(du:柜子,匣子)中,是谁之过舆?”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子路)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段文章,章法井然,大有反复回顾之妙,把季氏专权暴敛和蓄意侵略的野心,完全坦白地说了出来。而冉有和子路,便是帮助季氏为虐的主要人。所以孔子多方比喻,反复申说,使他们两人的罪过,更加确定,无论如何,是不能辞其咎的。孔子的态度,十分坚硬,但措辞却很婉转,实在是文学中的佳作。同时孔子还借机说明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他以为一个国家的祸乱,在于财富不均,社会不安。对付远人,主要在于能修文德,而不应随便就动干戈,说得声色俱厉,使冉有和子路俯首认罪,不敢有所折辩了。再如《季氏》章中: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伯鱼)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君子之远其子矣。”

孔子的为人,虽然坦白赤诚,仍免不了学生对他的怀疑,以为他教自己的儿子,较别人要关心一点,但事实却不尽然。另在《述而》章中,有此一段话:“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呀!”你看孔子多光明磊落。像这样光明磊落的人,犹得不到学生的信赖,岂非怪事!我们从陈亢和伯鱼的谈话里,把一个举止端庄、思想深刻的伟大教育家的形象,真切动人地写了出来。虽然着墨不多而涵义深永,使人玩味不尽。再如《阳货》章: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即阳虎,是季氏的家臣,季氏几代以来,都是把持着鲁国的政治,而这时阳货又把持着季氏的权柄,因此他想利用孔子做他的助手,可是孔子不肯,又不便正面拒绝。前面是阳货自问自答,孔子一点也不啃声。直到最后,才勉强说“吾将仕矣”;但这仕是仕于别人,而不是仕于阳货。此文把孔子与阳货二人如捉迷藏似的行动,活跃纸上!

以上所引各节,并没有什么次序,只是就我所想到的《论语》里面的情节,就随手写出来,而这些情节,无论从文章的技巧,或文字的锻炼上说,都是周末最高古的作品,不但《左传》和《国语》有所不及,就是《礼记》中的《檀弓》,也没有它那样简练。宋代陈骙(kui:马强壮)的《文则》一书,其中引用了《论语》的《孟之反》一段,及裨谌草创一段,以为是《左传》和《国语》所不及。《孟之反》,见《论语·雍也》章: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我们参照《左传》哀公三十年的叙述,大意是孔子批评鲁国大夫孟子反,不夸耀自己,在抵御齐国的战役中,左翼的军队溃退了,回来时他走在最后为殿军,将到了城门,自言自语地说道:“不是我故意殿后,而是马不肯走呀!”《左传》的原文,只说:“孟子反(原作孟子侧),后以为殿,抽矢策马曰:马不进也。”缺少了《论语》中的“孟子反不伐”及“非敢后也”两句,使读者的感受一则是文意不全,二则活力欠佳,显然没有《论语》那么神足气畅,读起来就如同见到孟子反打马而行一样。至于裨谌草创,见《论语·宪问》章: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即外交官)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在此二十六个字中,而郑国政府中的四个主要人物的才能,述说得极为中肯,意思是说郑国在办理外交方面,最先由裨谌拟稿,次由世叔提供意见,再由职业外交家子羽删改,最后才由东里人子产作文词上的修饰,始可付诸施行,其过程是相当完备而谨慎的!但在襄公三十一年的《左传》里,就比《论语》冗长得多了。如云: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即《论语》中的世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即子羽)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命。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也。

《左传》此文所讲的过程,和《论语》虽然有些出入,但主题是相同的,我们把它们两相对照,就觉得《论语》的文字,简洁明畅,而《左传》的文字,就有些枝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这句话,实为文章的止境了。我们再从修辞的方法上看,裨谌和世叔,都直述其名,为何偏偏在子羽之上,加上官名(行人),子产之上,加上地名(东里)?这就涉及到作文的技巧问题;因为这段话的主题是说的“为命”之“命”,由于子羽是郑国专办外交的人,负责传达使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四个人中,特别加了“行人”二字,以作说明,加强了他的重要性,这便是文章的修饰工夫。但是在子产之上,却为何不加官名而要加地名?如果在子产之上,不加任何字句,文法上就失去了平衡作用,假使再加以官名,那么以上的裨谌和世叔也得要加,这样一来,就变成机械式的死句了,了无生趣可言,于是经过一番考虑后,才写成“东里子产”,虽然在意思上毫无用处,可是在全章文意上,就得到平衡,这便是文章的润色工夫。由此以见写《论语》的人,真是文章老手,增一字和减一字,都有详细的打算。又如《先进》章: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在这里,孔子对季路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不高兴的,却不能不回答,又不能随便答,于是只好以反问的口气来对付,措词严肃而巧妙,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发挥了教育的作用。在《说苑》里,也有类似的情事:“子贡问孔子:‘人死有知将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也,恐不孝子孙弃死不葬也。赐(子贡)欲知人死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犹未晚。”这也就是孔子聪明的地方,不说正面话,不说肯定话,鬼神、生死的事,由人自己去体会,意在言外。

我对《论语》的评价,就说到这里为止。古今中外,关于讨论《论语》和注解《论语》的书,真是汗牛不能尽载。充栋不能尽藏。据日本学人林泰辅博士(Dr.Hayashi Taisuke)在《论语年谱》中的统计,至少在三千种以上。此外,还有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零星资料,一定不少。可见《论语》的重要性,在中国典籍中,没有第二部可以和它比拟的,就如同西洋人的《圣经》一样。赵普从前对宋太宗赵匡义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这些话,见之于沈括的《梦溪笔谈》,是否可信,尚无定论。不过在《琬琰集删存》一书中,有宋太宗赵匡义亲撰的神道碑,他说:“王(赵普追封真定王)性本俊迈,幼不好学,及至晩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在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又说:“死后……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卷也。”可见赵普好读《论语》,确有其事。我们据《明史·太祖本纪》,说他从出家当和尚起,一直爬到做皇帝,常念念不忘《论语·学而》篇中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几句话,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说他每读《论语》,便不禁手舞足蹈。再就我们的邻国日本而言,在所有汉籍中,传入日本者,以《论语》为最早;远在应神天皇(Ojin Tenno)十六年,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零年,曾向百济(即今韩国)聘博士王仁讲学,王仁便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去。日本学者伊藤仁齐(Ito jinsai,以毕生之力,研究《论语》,称《论语》为“宇宙第一书”,并著有《论语古义》,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日本维新时代的人物涩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自从政到下野,以及转入工商界,经营了七十多种以上的大企业,但每次出门,或在庭院中散步,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论语》,随时阅读,仔细玩味。他常对人说,中国的《论语》,是他一生生活及事业成功的最好顾问。当他去世后,他的亲友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他最心爱的《论语》,重新刻印出来,后人就称之为“正平本”。正平是日本南朝村上天皇(Comuvakami Tenno)的年号,时当公元一三四六年至一三六九年之间,约我国元顺帝至明代初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武兹生(Burton Watson),在其所著《古代中国文学》中说:“一部伟大著作的特征,是它的影响可以超越时空,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读者,都始终具有意义,《论语》就是这样的一部书。它的重要性,在于不仅是当时编写者认为它深有意义,而且连后世读者,也都认为如此。”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论语》不仅在当时有价值,就是在二十世纪的我们,也同样觉得它非常重要。虽然写《论语》的人,并不以文学为专业,普通研究《论语》的人,也只把它当作圣人的经典看,不以为它是文学作品,但就它运笔的灵活,结构的严整,文辞的精粹而言,都为后代散文家取为典范。它往往能够把周密细微的哲学思想,装载于美丽多趣的文字之中,简明和畅,绝没有战国时代文章的锋芒毕露,张牙舞爪的现象。因此在文学上,自有其不朽的价值。

如果读者仔细阅览王书林教授的注解后,对《论语》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不再为那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所迷惑。我们中国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我们就应该珍惜它,研究它,进一步再发挥它博大精深的含义而运用于日常生活的轨范中,提高国人的品德修养和文学的情趣,使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又圆又大的月亮!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夏威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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