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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的“三十年河东”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陈平原 点击:20859次 时间:2012-06-30 20:12:47
  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意是说,时局总在变化,历史不会停滞,世界不可能永远定于一尊。结果呢,可能旁枝逸出,可能异军突起,可能循环往复,也可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12月算起,为论述方便,不求精确年月)。三十年河东,接下来的三十年呢,不见得就一定是“河西”,还可能是“河南”或“河北”,当然也有可能打个盹,依旧还是回到“河东”。因为,黄河九十九道湾,身处不同的弯道,观察的角度及立场不同,努力的方向及效果也可能迥异。
    不说经济、政治、军事,就说大学教育以及我所从事的人文学。身处其中者都深切感受到,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正在转型;至于往哪个方向转,怎么转,则不太清楚。面对此“转型”,人文学者很少能置身度外,区别仅仅在于,自家的生存处境及思考方式,既受制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与本学科乃至本单位的小环境有关。我的建议是,平日里冷眼旁观,明确自己的位置,不怨天尤人;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鼓动“风”朝自家认为正确的方向“吹”,而不是坐以待毙。
    本文以观察、描述为主,略带一点战略性思考。只是限于篇幅,以下讨论的五个问题,大都点到为止。
    第一,日渐冷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文学。反思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人文学”的进路,有人高屋建瓴,有人画龙点睛,有人逻辑推演,有人切身体会,各有各的好处。我倾向于“不高不低”、“不即不离”——即在总体论述与个人体会之间、在隔岸观火与贴身紧盯之间,寻找观察与发言的最佳位置。
    去年(2010)10月,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亚洲人文学与人文学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灵机一动,摘引十八年间自家所撰十文并略加评说:“既看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也谈自家的心路立场,希望借此分析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的演进以及‘人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讨论在政治/经济迅速转型的当代中国,‘人文学’如何在校园内外错综复杂的各种夹缝中挣扎、生存与发展。”(参见陈平原《当代中国的“人文学”》,《云梦学刊》2010年6期)本以为这话题到此为止,可今年(2011)三月,上海哈佛中心召开“人文学与高等教育”工作坊、五月间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社组织“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学术研讨会,我只好重做冯妇。这回纽约大学演讲,希望把思路理得更清晰些。
    所谓“校园内外”,“外”指向大学与社会之隔阂,“内”则是大学内部各学科间的竞争。前者关注的人多,后者则往往被忽略。几年前,我发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2007年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此文本有副标题——“从‘文化的观点’看‘大学’”。之所以如此自我设限,是因为意识到你我都可能因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而产生学科偏见:“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像。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带入“学科文化”的眼光,观察最近这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命运,当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所谓“学问”,是由诸多学科构成的;不同学科之间,既互相支持,又相互竞争。六年前,我曾谈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有关。“以前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九十年代,一度被扼杀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重新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这跟以前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包打天下,大不相同。”(参见陈平原《大学何为》2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在我看来,英国学者C.P.斯诺的“两种文化说”早就过时了。当下中国,“科学”与“人文”之争不是问题;需要关切的是同属“文科”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隔阂。说夸张点,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与研究金融、管理、法律、政治的,趣味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彼此之间很难进行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若谈“舞台”与“掌声”,可以大略这么区分:第一个十年,那是人文学的黄金时代,社会科学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第二个十年,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内外受困(政治突变与经济大潮);第三个十年,社会科学占压倒性优势,人文学日渐边缘化。我的立场是:庆幸中国社会科学之突飞猛进,但更关心人文学在当下以及日后如何自我更新、自强不息。
    去年秋天,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我在《“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文史知识》2010年10期)以及《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新京报》2010年10月9日)中,根据思想潮流、社会需求、学生择业,以及人文学者自信心的恢复,做出一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这里所说的“触底反弹”,不是重唱八十年代那首《在希望的原野上》,而是认准这些传统学科正从前一阶段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走出来。当今世界,无论“语言”、“文学”,还是“历史”、“哲学”,都不可能成为门庭若市的显学;但中国的人文学科正逐渐走出低谷,且有可能“贞下起元”,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二,官学与私学之兴衰起伏。1994年4月,就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我与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渡边浩先生有过三次长谈,在岩波书店那一次,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刊《思想》1995年7期)。谈话一开始,渡边先生就问我为什么要办《学人》集刊,我的回答是:“如果对1950年代以来中国报刊、书籍的生产方式有所了解,不难明白《学人》作为独立的集刊出现的意义。在基金会及出版社的支持下,学者独立办刊,这与此前只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组稿、审稿的运作方式大不相同。现在中国国内此类学术集刊逐渐多起来,我以为是大好事。也有一些名义上有挂靠单位,但基本上由学者独立操作的。这是近年中国思想、学术日趋多元化的前提。”(参见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发表”及“出版”本身不是“学术”,属于辅助性工作;但却反过来严重制约着学者们的思考与创造。熟悉“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之类论述的,当能明白此“纪律”可能扼杀各种不合时宜的独立思考。长此以往,即便政府不明说,也会形成许多不成文的“禁区”。
    稍微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政治的剧变,对当时人文学者的“幻灭”、“动摇”与“追求”(套用茅盾的《蚀》三部曲),多少会有所体会。作为“追求”的一部分,我和王守常、汪晖合作,在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的鼎力支持下,主编人文学术集刊《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刊行)。此集刊1991年创办,2000年停刊,十年间共发行了十五册。无论作者名声、论文质量,还是民间学刊的象征意义,《学人》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都有其地位。正因此,近年不断有人建议我重出江湖,复办《学人》,我都谢绝了。不是经费问题,也不是政策问题,困难在于,到哪里去找好文章。一个没有“刊号”、并非“官办”、不算“分数”的学术集刊,很难吸引优秀的学术论文。“友情出演”,一次可以,多了做不到。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民间学术的路子基本上已被堵死。
    《学人》第二辑(1992年7月)上,刊有我撰写的专业论文《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其中特别提及章太炎对于“学在民间”的自信。某种意义上,那也是当初我们的心态与立场。此文与前一年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学人》第一辑,1991年11月),以及后一年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共同构成了当年我对人文学者命运及责任的思考。后者的结尾是:“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33页)这三句“悲壮”的大白话,明显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在“拒绝崇高”的九十年代,或读书人争相标榜“底层写作”的新世纪,都显得不合时宜。我明白这些,但不改初衷。虽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且最早在北大开设“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专题课,还是“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但无论文学趣味还是文化立场,我都不够“大众化”。承认自家局限性,好处是敢于坚持,不随风转舵。而这一立场,既针对人多势众的“大众”,也针对财大气粗的“官府”。
    传统中国讲究“学为政本”,照张之洞《劝学篇?序》的说法,“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问题在于,引领或制约一个时代学术风尚及士林气象的,到底是官府还是民间。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你可以“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即不追随潮流、不寻求获奖、不申报课题、不谋求晋升,全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但这只能算是“自我放逐”,其结果必定是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第三,为何人文学“最受伤”。既然中国社会在转型,各学科都须重新定位。我关心的是,在这一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为何“人文学”所受的伤害最深?最近十几年,中国教育界及学术界喜欢避“虚”就“实”,不断呼吁政府加大投入,而很少思考制度上的改良以及精神上的提升。随着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加大,强化引导与管理是大趋势。管理者的策略很明确:宽猛相济,王霸杂用,奖勤罚懒,扶正驱邪。在这一切分蛋糕的过程中,人文学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比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人文学评价标准不一,其成果很难量化。所有的“数字”——包括排行榜、影响因子、引用率、获奖著作等,用来衡量人文学,都显得有点可疑。确定一个物理学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相对容易,确定一个人文学者的“价值”则很难——后者容易受政治立场、社会风潮及个人趣味左右。
    对于管理者来说,人文学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标准”模糊,二是“用处”不大(虽然不好公开说出来)。分配资源时,必定往“有用”的社会科学倾斜。经由十几年磨合,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转过弯来了,因应时局变化,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显得非常“有用”——其实用性一点都不比社会科学差。比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则有“世博会研究中心”,不少人文学者借此完成华丽转身。至于申请“重大课题”,更是一门学问,需要编造激动人心的故事。比如,若编纂大书,非论证“乱世扬武,盛世修典”不可;若研究西藏佛教,从维护祖国统一说起;若探讨西域历史,则强调“东突”的危害性;至于谈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甚至扯到了南海主权问题……。表面上是权宜之计,目的是拉大旗作虎皮;可实际上,一次次编撰申请材料,不知不觉中,已经在移步变形了。为了获得政府资助(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涉及晋升职称等),不少人文学者扭曲自身的学术思路及价值观念,努力向“有用”的社会科学靠拢。
    我曾戏称当下中国人文学面临“三座大山——政治权威、市场经济、大众传媒。其实,还应该加上社会科学的思路、方法及趣味。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原本心高气傲、思接千古的人文学者,如今远离“文辞”、“趣味”与“想象力”,彻底摒弃老辈学者的“文人气”,恨不得马上变成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
    对所有学者来说,过于急功近利或片面追求科研项目,都不是好事;但人文学最容易受伤。为什么?梅贻琦、潘光旦在《大学一解》中,努力阐述大学需要“闲暇”,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现在的状态,即便是幽雅的北大校园,也都极少“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借用卢梭书名),更多的是步履匆匆,像在赶地铁。如果连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教授及学生都没有“闲暇”,没有不讲功利的思考,没有“脱离实际”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
    近年的中国大学,还有若干抗争,过了这个震荡期,那些崇信“为己之学”的老派学者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将很快适应新的游戏规则。那个时候,充分职业化的人文学者,再没有那么多胡思乱想,一心一意争项目、做课题、谋晋升。至于人文学本该有的诗意、豪情、侠气与想象力,很可能难觅踪影。唐人杜甫有“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的感叹,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将其铺排成一首七律:“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千金结客浑闲事,一笑相逢在此时。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赠宫崎寅藏》)此等侠气与豪情,不仅属于革命家,同样属于志向远大、独立不羁的人文学者。我担心的是,随着人文学的“项目化”,绝大部分人文学者将变得越来越平庸,越来越猥琐,越来越没有“气象”。
    第四,能否拒绝“大跃进”。最近十五年,大学扩招、经费猛增以及数字化管理,三者合力,共同促成了中国的“学术大跃进”。教育部对此沾沾自喜,我则忧心忡忡。2011年3月29日《环球时报》刊《英报告称中国将于2013年超美国成超级科研大国》,说的是英国皇家学会3月28日发布了题为“知识、网络、国家:21世纪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的科技调研报告,称中国有望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出版物数量最大的国家。诸如此类的“好消息”充斥各种报刊,让人应接不暇。从事专业研究的人都明白,数量与质量并不同步;而英美大学校长之所以热衷于表彰中国大学“进步神速”,并非想“捧杀”,主要是说给本国政府听,以争取更多办学经费。
    四年前,我在新加坡旧国会大厅做题为《解读“当代中国大学”》的演讲,选择十个关键词(keywords),建构起我对这十五年中国大学的叙述思路与阐释框架。我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大学扩招”。这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措施,是谈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乃至政治、经济等,都必须顾及的“背景”。中国大学生毛入学率,1998年是10%,去年是26.5%,教育部希望2020年达到40%。如此迅猛的“扩招”,除了使大学生及研究生面临越来越严酷的就业市场,再就是中国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平及教学质量明显下降。而我更关心的是,此举背后那个“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不愿夯实基础,步步为营,而是希望一路快跑,多快好省,主政者似乎忘了当年“大跃进”的教训(参见陈平原《大学?文学与文学教育》7—38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0)。
    不否认近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神速(尤其在硬件设施及科研经费方面),我担心的是走得太快、太急,方向不明确,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评价体系,也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此“大跃进”,必定留下无数隐忧。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在一段时间内,不谈三七二十一,先竭尽全力“把饼做大”,有问题以后再说。结果怎么样?做得好叫“广种薄收”,做不好则是“劣币驱逐良币”——就看你的立足点及视野了。提倡者称,原本招一百个学生,现在扩大到一千,那一百个肯定还在其中;原来只需一百名教授,现在扩大十倍,理论上那一百名也在里面。即便很多毕业生不合格,但好学生总是有的吧?反对者则担心风气不正,那一百个优秀学生被挤到了边缘,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以中文专业为例,最近这些年,每年培养一千多名博士。这些博士将来是要当教授的,说不定还要当系主任、院长或校长,若他们中有30%甚至60%不合格,日后将是何等局面?中文专业底子厚,还不太离谱;很多“新兴学科”步子迈得更大,真不知日后如何收场。
    与“大学扩招”相呼应的,是各种各样的评估与奖励。人文学本讲究“博学深思”、“沉潜把玩”,是寂寞而又有趣的事业。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做学问就像江湖卖艺,敲锣打鼓,热火朝天。三分学问,七分吆喝,场面上很好看,但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学术上没有明显推进。可你不服气还不行,人家每一步都踩到鼓点上,紧跟评价指标做学问,属于数字化管理时代的“当代英雄”。
    当下中国学界,因权威的缺失,对具体学者的评判,除了科研经费,就是论文数量。后者间接鼓励粗制滥造,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大家都明白。前者呢?工科院系的研究水平,或许真的钱多钱少见分晓;社会科学若做大型社会调查,对经费也有很大的依赖性;人文学并非如此——除非你是编纂性质,需要拉一杆大旗,集合大批人马,否则,千里走单骑,头脑是第一位的。现在可好,各大学全都买椟还珠,不看成果,单看科研经费。
    既然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教授及研究生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你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所不惜。记得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曾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特立独行的,希望早出成果,惹得傅先生很不高兴。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这么做有他的道理,那就是逼着你认真读书,沉下心来做学问。我在北大读博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必发论文。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文章的。因为在学这几年,你可以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不一样,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全变了。
    以前我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发表文章。现在不行了,扛不住,因为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出自名教授门下,质量肯定有保证,这样就行了。现在各大学为“公平”起见,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管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发在哪个级别的杂志上。在国外,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允许提前发表;在中国则相反,答辩前最好先刊出若干章节。可这不等于把评鉴论文、发现人才的重任,交给了杂志社的编辑?
    这是个恶性循环:管理者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无法判定学者学术水平之高低,只好数字里出英雄;而一旦数篇数成风,必定催生很多滥竽充数者。除非你是名家,否则,不随波逐流,就可能会被淘汰出局。怎么办?一方面,敦促教育主管部门调整评价体系,以治理中国学术之“虚胖症”;另一方面,学者自觉追求“减产增效”——少写文章,写好文章,写大文章。
    第五,一代人的情怀与愿望。所谓“三十年”,学术史上明显就是一个世代。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舞台的,如今正陆续谢幕。下一个“三十年”,不属于今天活跃在台面上的人物。又到了转折关头,只好先“瞻前”,再“顾后”。
    回头看八十年代登台的这一代学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闯出一条新路,确实有贡献,但专业成绩并不理想,起码不像媒体渲染得那么“伟大”。
    去年,北大中文系为百年庆典而编写了《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青春》等六书,让我得以对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有更多体认。上面两代学人,因多年战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浪费了很多年华,在学术上是有遗憾的。而最近三十年,基本上是承平岁月,政治运动少,出版条件好,教学任务比较轻,出国开会或进修更是相当便利,我们这代人可谓“躬逢其盛”。虽有如此好条件,反躬自省,仍不敢说在学术上全面超越前辈。以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专业为例,按年龄排,比起已去世的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林焘、徐通锵等,现有的教授虽然也很努力,但很难说已经超越前贤。是什么原因妨碍我们成为像王力、魏建功那样的大家呢?小时学术环境不好,国学底子薄或西学修养不够,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心境与情怀——要说对学问的极端执着、志存高远且心无旁骛,我们这一代明显不如前辈。
    一代人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不只取决于其知识结构,更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思想潮流、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中国人喜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是一种恭维,当然也是鞭策。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不一样,我们这一代没能超越在颠沛流离中治学的民国学人,实在很遗憾。那么,下一代呢?人们常说现在的年轻教师很幸福,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虽然还不尽如人意),求学路上也没有碰到大的障碍(不像我们这一代深受十年文革的荼毒)。我很怀疑这种说法。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机遇不一样。现在的年轻博士要出头,比我们当年难得多。我是77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只要有才华,肯努力,就有机会“站到前排”来。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能感受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要想取得“革命性”的突破,谈何容易!
    前面提及,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容易适应,人文学则很受伤害。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稍微年长的,或足够优秀,或“死猪不怕开水烫”;40岁以下的副教授或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人文学需要厚积薄发,很难适应眼下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的“时代潮流”,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大概是念现代文学的缘故,我相信前路茫茫,既是坟墓,也有鲜花。在座诸君,肯定有毕业后愿意申请中国大学教职的。我先表示欢迎(北大中文系连续好几年都有欧美大学博士入职),再打预防针,告诉大家,在中国,人文学及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机遇”与“陷阱”。有此心理准备,碰到难题,不至于大起大落或仓皇失措。
    诸位既然选择了人文学,也就选择了独立思考。因此,我专门挑胡适的一段话,作为此次演讲的结语,也算是一种临别赠言。记得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曾引晚清维新志士、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照《贤者之责》的末段:“朋友朋友,说真的吧!”然后大加发挥,称生活在今日社会,在古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不怕“落伍”或“笨拙”的讥笑,方能有属于自己的选择;只要认准了,就一直往前走。我不是教育部长,也不是北大校长,既不负责宣讲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也无权力当场拍板招聘人才。作为一个任职北大且关注中国教育的学者,我只能剖析当代中国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至于接下来的“三十年河西”,题目如何定,文章怎么做,拜托在座诸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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