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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