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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强国梦与宪政之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袁伟时 点击:24882次 时间:2013-12-02 17:11:55

 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

   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藉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方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5月5日宣布自任凇沪商埠督办,而请著名学者丁文江出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实行这一计划。丁文江实际任期只有8个月,其出色建树之一,是亲自与上海领事团的代表——英、美、日领事反复谈判,于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一举把租界当局属下的会审公廨收回,成立江苏管辖的上海临时法院。 总之,除了汉口、九江租界由群众自发行动收回的特例(时间也是在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之后的1927年1月5日和6日),无论执政的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通过谈判逐步收回主权的,情况并无二致。

   又以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为例,1925年10月26日开始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至11月19日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条件是中国政府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就在这时,实际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战败,政局动荡,会议停开。26年2月复会,4月20日直系和奉系军阀联手又把段祺瑞赶下台,谈判又被迫中止,功亏一篑。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终于在1929年2月起实现了关税自主。

   这些外交成就是历届政府和颜惠庆、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政府。

   更令美、英和国民党政府尴尬的是,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使他们不能不改变留待战后再行解决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

   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经过她的交涉,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保证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忝陪四强末座,从而为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多次会谈。《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不过,在表面的光华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美英(主要是美国)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抬高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们不放心也看不起,内心充满鄙夷。

   罗斯福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极为不满。开罗会议期间,他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而邱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会议期间,蒋介石狮子开大口,要求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贷款。而1942年,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蒋提出这个过份要求后,美国财政部长私下大骂蒋是“他妈的骗子”,“让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 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什么人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当美国官员将实际情况通知蒋介石时,蒋氏居然称若得不到及时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内将垮台,并以不派远征军赴缅甸和不修机场等威胁。美国国内一片骂声,说蒋的行为无异于勒索敲诈。

   由于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的蒋介石政府不能承担重任,为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达美英苏首脑会议上,他们又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无他,因为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国民党军大溃退,日军横扫湘、桂,直逼贵州,美国政府干脆旧话重提,让美国将军统率全部中国军队!那里还有什么“四强”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欧洲法西斯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前进。同盟国如日中天,唯独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宪政之路

   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蒋介石摇头不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一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 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 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 “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 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以德、苏为师与官僚经济

   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的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 ,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

   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三民主义提出来开始,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要由政府来办,甚至还包括土地国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土地国有等政策,后来也有所动摇。把公有作为理想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反映——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的社会存在很多弊端,穷富差异、种族问题、妇女的权利等等一再困扰人们,侵犯公民自由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何去除这些弊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思想家解决不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关系到中国建国的选择问题。而这时候苏联大张旗鼓地宣扬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国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吸取苏联的那一套。

   就蒋介石来说,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

   他早就对法西斯理论甚感兴趣。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决定国家大计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形式互异,而统治理论不外三种。中国应该选择什么呢?他说:

   “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在如此明确的号令下,他的追随者们便掀起了鼓吹和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于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大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德国顾问包括柏林警察总监则请进来盘踞军政要津;决心贯彻法西斯主义,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力行社、复兴社等组织纷纷成立,而在这些组织推动下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如雨后春笋。《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与国社党》及法西斯蒂小丛书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著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执笔者和组织者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的要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更令蒋介石赞慕不已。用蒋介石给希特勒密信中的话来说是:“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 蒋氏对德国顾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建议言听计从。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请以翁文灏、孙越崎等知识精英作智囊。这些技术官僚满腔热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便与德国合作,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而以原料偿还。他们的建设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办企业。

   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客观上对官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的结果是发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经济。这也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为国民党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

   当时,马寅初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非常愤慨,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出于爱国、爱党,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逮捕他。爪牙们想出一个办法,“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实际把他关押起来,其后被转送贵州息烽集中营。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后来才被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还是不准他发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报告。直到1944年这些禁令才被冲破。讲富强,却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政治、经济是密切联系、很难割断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富强自然只能是黄粱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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