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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为什么长期贫困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吉 点击:466次 时间:2016-02-23 23:28:33


   要解决中国农民贫困问题,必须首先找到农民贫困的原因。

   

   “农民负担太重”,是呼喊了许多年的问题。而负担太重似乎又集中在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的“苛捐杂税”。中央为此一再采取措施,三令五申加以解决,应该说不断有所改善,但似乎也没有最终解决问题。许多农民仍然贫穷。因此,对农民负担问题还需认真分析。

   

   1.三类城里人想不到的负担

   

   农民有负担,除了地方政府违背中央政策层层加码的“费和税”,还有其它一些负担是城里人想不到的。特别是下列三类负担:

   

   (1)礼仪性消费。

   

   姑且不说过年过节、各种婚丧喜事时的大吃大喝。生了儿子要吃三朝酒、满月酒、周岁酒,老人做寿,甚至死去的老人还要做阴寿。乔迁新居、升学、参军等等都是喜庆,都要请客送礼。这类名目多达几十种,礼金少则30-50元,多则100元以上。据报载,福建有的地方连母猪下仔,竟也广邀亲友贺喜,送礼也达10元!

   

   由于中国农村是家族群居,不同族姓之间也多已联姻成表亲,就是邻居也是世代老邻居,总之都是亲友,所以每家每户隔三差五就接到请柬。礼仪、吃喝的规模也特别大。农民说“人情大过债,砸锅当铁卖”。

   

   (2)愚昧性消费。

   

   农民崇祖,如果只是清明、腊月上坟,那是人之常情;但一些人在重修祖坟时,互相攀比“孝心”、“体面”,少则几百上千元,多则几千元,有的祖坟修得比住房还漂亮,则有过之嫌了。近年又刮起了编修家谱修建祠堂之风,每户都在几百元。至于孝敬什么“大仙”、“神婆”之类,也是时有出现。这类消费真是层出不穷。

   

   (3)腐败性消费。

   

   农民缺少正当的娱乐,往往赌博成风。民谣:“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赌钱”。黄碟、脱衣秀乃至“裸舞”,在城市已严禁,可是在许多乡镇堂而皇之演出,一些村民甚至集资邀请。加上农民进城打工,不肖之徒吸毒、卖淫嫖娼,又把这些消费带到乡镇农村。据报载:云南、甘肃、河南等贫困的西部省份,农民吸毒的情况非常严峻,更因卖淫嫖娼和吸毒而广泛传播艾滋病等等(因卖血和输血而染上艾滋病者除外)。真是令人惊叹!2003年中国艾滋病患者84万,谁能想到80%以上在农村!

   

   我决无意说那些“苛捐杂税”有理,但可以说在许多农村这三类消费负担恐怕远远超过了上述所说的“苛捐杂税”。

   

   2.农民负担过重之外的贫穷原因

   

   农民贫穷的原因更多还在于负担过重之外。

   

   一是人口增长问题。

   

   越是贫困的地区,计划生育越得不到认真贯彻。贫困户许多是“超生游击队”。家庭人口盲目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超过了生产力发展,怎能不贫穷?超生要罚款,但那些罚得款,往往成为一些村乡干部的一项额外收人,所以超生者反而受到某些乡村干部的默许。人口盲目增长还带来森林、牧场的破坏,导致农业生态失调。然而,更严重的潜在威胁在于社会稳定。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期性人口过度增长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崩溃。

   

   二是农村医疗条件和保障问题。

   

   农村卫生条件差,又缺医少药,加上贫困农民小病不看,往往酿成大病。一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一个病人可以拖累二、三个人至赤贫。据一位县领导对农村贫困户的调查显示,56%是由于家庭成员生病治疗,特别是主要劳动力重病或死亡,欠下还不清的巨额医疗费所致。

   

   三是农村基层干部太多。

   

   建国前,一个乡的干部不超过10人,县政府干部也不过30-50人。而现在,一个乡镇干部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人以上,而县里干部最少也是几百人。虽说是社会发展了,但无论如何,人浮于事也是一大“农村病”;虽说是国家财政养着,但它正是农村许多“苛捐杂税”之源头。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事。

   

   农民贫困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应从农业生产机制中去找。农业生产如果不是农民唯一的收人,也是农民最主要的收人。农民苦干一年,扣去成本,每亩农田收入不到一二百元。更不要说遇到灾年了。在这种低价值的农业下,农民如何不贫穷?

   

   那么,怎么改变这种低价值农业呢?必须求因才能治本。

   

二、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中国农村发展是不平衡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郊区农业,与广大中西部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从农村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看,可以说基本上还是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农村社会,中国农村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之深之广是决不可低估的。

   

   长期以来,我们以为经过土地改革,地主阶级已被打倒和消灭,农村已遍布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我们的农村已是社会主义农村了,要说封建主义也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残余。然而,正是这种估量和思维定势,阻碍了我们正确地认识农村问题,从而有效解决农村问题。

   

   1.从产业结构讲

   

   从产业结构讲,已如前述不仅没有农艺的分工,有些地方甚至连社会分工也很初始,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很不发达,还是一个小农经济。与之相应,生产方式仍是一家一户几亩土地的小生产方式。

   

   过去,从苏联引来一句名言:“小农经济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把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当作资本主义温床。其实这一理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从生产力讲是铁器工具和人畜动力,从生产关系讲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与依存,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阶级,同时它们彼此不可分割地依存在土地上,没有地主阶级也就无所谓农民阶级,反之亦然。这就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

   

   农民阶级虽然受剥削受压迫,但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与地主阶级是统一的(基本相同或本质都是封建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农民的最高理想可能就是能有自己的土地,进一步发家致富成为地主。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不断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大多农民反抗或起义的目标是打倒地主后自己当地主,推翻皇帝后自己当皇帝,建立的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我国历史上从亭长刘邦到雇农朱元璋都是如此。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是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产生封建主义。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封建主义也就完全被消灭了。

   

   资本主义是由商人、作坊主领导“第三等级”革命实现的。创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与依存。资产阶级运用分工协作的大机器工厂的商品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历史从小生产农业社会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

   

   工业化需要自由劳动力,于是从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到美国的“解放黑奴”战争,本质上都是软硬兼施把农民赶到城市成为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相应的工业社会的建立,不仅是通过政治暴力消灭地主阶级,而且通过小农生产的农村经济向大机器工厂的城市经济的转变,消化了农民阶级。所谓城市化就是这一消化过程。

   

   当然,人要吃粮食和消费其它农产品,工业也需要农产品原料,农业是不可消灭或消化的。但是,工业社会的农业也在社会分工协作和科学技术改造下,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了。

   

   为数不多的人口从事现代农业,本质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业工人。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欧洲经济发达国家只占5%左右,即使日本、韩国现在也降至10%以下了。然而,今日中国农村人口仍占60%以上,又是小农经济,又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正是封建主义坚实的温床。

   

   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彻底挖掉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

   

   2.从社会结构讲

   

   从社会结构讲,封建社会农村是以家族群居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家族通过血缘认宗的意识形态,通过家谱、祠堂、族规、以及各种祭祖和其它社会活动等而凝聚起来。

   

   名门望族,在它所在的村乡中有着成文和不成文的、实际的和精神的统治权。今日中国农村,虽然有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但家族群居及其巨大的宗法影响力依然存在。

   

   一些农村党和政权基层组织往往成为家族成员集团。某些族长或老辈人物的话甚至比党和政府的政策还管用。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是与政权紧密结合的,结果这种家族宗法关系与影响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会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加强。

   

   因此,不彻底瓦解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封建主义是断然无法彻底消灭的。瓦解这种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农民离土离乡走向城市、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

   

   3.从文化结构讲

   

   从文化结构上讲,各种神权文化及其有形无形的组织在农村仍广泛存在。现代教育本是传播现代科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但由于中小学教育的领导权下放给乡镇乃至村,各种封建意识形态也就潜移默化地在校园内外传播。要消灭这种封建文化结构及其影响,从根本上讲只有改变上述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才有可能。然而,普及和提高农村现代教育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途径。

   

   由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前述导致农民贫困的各种原因了,原来都有着其深厚的封建主义基础。巨额的礼仪消费、愚昧消费和腐化消费无不打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人口盲目增长等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封建主义传统的一种体现。

   

   由以上分析,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农村中会有《中国农民调查》所调查以及大众传媒时有揭露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恶霸”干部了。一个村长、一个乡镇干部,何以能够如此胡作非为地欺压农民?

   

   一定是以“名门望族”为依托,或者是家族人多势众,或者有叔舅儿侄之类在县里当官。加上“天高皇帝远”、“强龙难敌地头蛇”这类封建主义的社会背景,产生某些“恶霸”干部就自然难免了。

   

   即使党纪国法惩治了一批,这块封建主义土壤仍然还会长出新的“恶霸”来。就是那些为农民做了好事、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村镇干部,有的也是霸气十足,权力还传宗接代,堪称“善霸”。由“善霸”变为“恶霸”的典塑事例就是大邱庄的禹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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