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巨大的变化。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连续三年利用春节返乡机会撰写回乡记，2013年写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写100多篇。
从中心师生连续三年所写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所写主题也不同，但所有回乡记都自然而然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
1.
在阅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左右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巨变，有趣的是，他们所记忆的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状况，竟然与我小时候的家乡十分相像，这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然而2000年之后，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留下老幼病残，普遍出现了空心化。
将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感觉诉诸统计数据就更有说服力了。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36%，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4%，短短十几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十多年时间，超过1/4的农村人口进城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从城市获得收入，主要时间都在城市度过。相应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对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不重要。
也就在这个世纪初，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
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提取资源，皇粮国税不可免，2000年之后，国家逐步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巨大转型。
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松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
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上述三个层面的巨变当然不是在世纪之交突然开始的。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循环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走上了巨变之路。这样一个巨变发生在各个方面，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时，农村仍然居住着70%的中国人口，农村社会仍然相对封闭，农村社会结构仍然稳定，一切都好像在变又未变。
到2000年左右，农村变化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猛然间加快了速度，形成了令所有观察者震撼的能量，以至于相对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过去数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
2.
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巨变，最显著的是大多数农村青壮年离开农村。这样一个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
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有很大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
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
据我们的调查，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这样一种家计模式可以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可以让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
但是，这样一种半工半耕也必然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瓦解。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正好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广覆盖的新农合、新农保，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同时，国家也在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投入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存在的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在传统的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体，而又没有别的力量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遍地这种具体事情上，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赌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等方面，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正是这些问题聚集起来，呈现出让人震惊的乡村图景，触动了每一个春节返乡的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
3.
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重建乡村生活的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持。但是，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不能仅仅是把资源输送到农村就完事，还应当让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结合起来。
资源下乡若没有带来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却让农民形成了依赖思想，农村组织能力更弱了，这样的资源下乡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变得更加繁荣。
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成了企业家；大部分村民可以在当地务工，获得养家糊口的收入；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而准备回自己家乡消费。
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化，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分化。
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这些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大约占农户总数10%～20%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家庭结构完整、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所谓“中农”家庭。
这样的“中农”加上留守农村的老人、孩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形成提供了可能。
国家可以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国家很难解决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水利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通村公路的“最后一公里”、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等等，它们主要不是工程问题或国家投入问题，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够的问题。
基层村社组织很重要，因为农民有大量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的事务。这些事务不仅涉及生产生活，也涉及村风村貌。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孝道不彰、人情竞争失控等问题的发生，固然有城镇化、市场化大潮影响的背景，但缺乏组织的原子化的乡村对这些冲击缺乏抵抗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亲族关系密切的农村地区，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往往能给予正面的回应，如通过族人协商，达成共识，有效地避免人情支出的恶性膨胀。
这给我们以启示，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当是基层组织建设。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与国家资源下乡有机结合，才能回应农民对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需要，才能抓住巨变时代乡村建设的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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